关于拓展环境侵权制度的追问

关于拓展环境侵权制度的追问吕忠梅发布日期：2005-12-11侵权法在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已发生了许多的变迁，司法实践让被誉为“权利守护神”的侵权法出现了一次次的危机，环境问题对于传统侵权法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侵权法以建立特殊侵权制度的方式对包括环境侵权在内的新型侵权行为进行了回应，环境侵权进入了侵权法领域，建立了以环境污染为中心的环境侵权制度。

但是，一些新型案件的出现对于现行的环境侵权制度提出了疑问，已有的环境侵权制度与环境保护尤其是生态保护的要求不适应的问题凸现，使环境侵权制度面临着新的危机。

本文以新近发生的“梨锈病案[1]”为线索，对环境侵权制度构造中的问题进行探索，以期为我国环境侵权立法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环境侵权制度拓展的现实需要：“梨锈病案”的追问2004年，中国中部某省发生了一起非常有意思的案件，该案对司法实践与环境侵权制度提出了双重挑战。

（一）“梨锈病案”基本案情原告：2227户梨农被告：某市交通委员会、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市公路管理处、区公路管理所、区国道路段收费站、区交通局、区公路管理段等七个单位。

诉讼请求：立即清除国道沿线栽种的桧柏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赔偿诉讼费开支。

基本案情原告诉称，他们为居住在某市农业区内的农民，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靠种植梨树为生。

该区作为省水果生产基地，梨子的产量一直位居全国的前列。

但在1997年，被告所属的公路部门在穿越该区的国道两旁种植了桧柏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1997年以来，该区的梨子产量逐年下降，到2003年春末夏初，由于爆发了大面积的梨锈病，13706.35亩约115.13万株梨树全部绝收。

给原告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经省内外专家考察后认定，该灾害系因国道栽种的桧柏所致，且经此严重的梨锈病侵害，该地区的梨树2004年依然绝收，对2005年产量仍将产生影响，以后必然再次爆发此种灾害。

梨锈病并非自然灾害，而是由于被告大量栽种桧柏破坏了原有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所致。

被告作为公路主管部门和国道的管理者及维护者，在对公路行道树实施改造时，不经科学论证，不考虑对周围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盲目栽种与梨树有天敌之称的桧柏，造成了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请求法院：法判令被告立即清除国道沿线栽种的桧柏树；依法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并承担诉讼费开支。

被告方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但提供了相关证据，其主要观点为：首先，交通部门在公路两旁种行道树是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因为公路法规定要在所修公路的两旁种树；其次，在公路两旁种植桧柏不是自己的独创，这种树不仅仅是在该省种植，全国都在种植，在公路两旁种植桧柏是交通部门的通行惯例；再次，自己所种植的桧柏是优良品种。

梨树减产与桧柏有无必然的联系现在还无法证明。

最后，梨树减产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并且梨锈病是可以防治的病害。

受案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委托鉴定结论、以及依职权进行的调查进行了庭审质证，经审理查明的主要事实为：1995年11月到1998年2月间，被告方在国道路旁种植了桧柏。

2003年原告所在区域大部分梨园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梨锈病，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1）桧柏的存在；（2）气候因素，梨树开花和展叶期遇到罕见的连阴雨气候，为梨锈病菌从桧柏侵染到梨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且给药剂防治带来了困难；（3）梨园部分梨树老化、衰弱、树体抵抗力下降，加重了发病程度。

同时还查明了其它相关事实。

本案经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其理由为：桧柏只是梨锈病的发生条件之一，仅有桧柏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梨锈病的发生。

被告方中区交通局、区公路管理段虽然是桧柏的种植者、管理者，市交通委员会、省交通厅公路局、市公路管理处因行政隶属和行业管理关系，对涉案路段负有一定职责，但他们的行为与原告之间的损失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原告请求赔偿数额的依据不能成立；区公路管理所、区国道路段收费站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故原告要求上述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请求均不能成立。

该案件发生以后，引起了学界和理论界的许多关注，有的网站还对本案展开了大讨论。

（二）“梨锈病案”引发的司法与立法问题从简要案情可以看出，该案与通常的民事案件有许多明显不同，如果按照一般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会遇到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

该案的直接诉因为梨锈病，原告方认为距离其梨树一定距离的桧柏是导致梨锈病爆发的原因，因桧柏是交通部门所种，于是就以交通管理部门为被告。

如果我们不以梨农的诉讼请求为限，从法律关系方面来思考，本案原被告之间能否形成法律关系以及形成何种性质的法律关系，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1．国道属典型的公共产品，其所有权及使用权都不同于一般财产，在该案中，市交通局、区公路管理处按照国道建设规程要求的植树行为属于何种性质，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市交通委员会、省交通厅公路局、市公路管理处与本案的诉讼标的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何种性质的关系？区公路管理所、区国道路段收费站与本案的诉讼标的又是何种关系？2．种植桧柏的行为，并非直接对原告方实施，梨锈病的发生实际上梨锈病菌寄生于桧柏加之气候等多种因素形成的，这种由于生态联系而形成关系能否成为法律上的关系？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形成法律关系以及形成何种性质的法律关系？进而言之，法律上有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明确规定，或者植树行为是否负有法律上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3．梨农提起诉讼依据实体法上的何种权利？我国目前并无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立法。

虽然《宪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环境保护法》第1条规定的立法宗旨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农业法》第4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农业更好地发挥在提供食物、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

”但十分明显的是，这些立法均是从国家职能的角度作出的规定，从这些规定中能否得出梨农享有环境权或生态安全权的结论？4．本案的事实应采取何种方法进行认定？这与侵权行为的性质认定直接相关，如果是一般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原则，如果是特殊侵权行为，则会出现是适用过错推定、无过错还是公平原则的问题，不同的归责原则，会带来一些不同的问题：原告与被告举证责任应如何分配？因果关系是认定还是推定？适用何种证明标准？5．本案如何适用法律？《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这些都十分清楚的表明，环境侵权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后果是“环境污染危害”，本案中种植桧柏是“污染环境”的行为吗？梨锈病爆发是“环境污染危害”吗？如果不是，即使认定了侵权行为及其损害后果且确定了损失的具体数额，法官依据什么法律条款作出判决？其适用法条的理由是什么？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该案的形式上是梨农的财产利益能否得到填补，但由于该财产损失系由生态原因引起，从而演变成为了生态利益能否得到保护以及如何得到保护的问题。

进而言之是在现行法律没有直接规定的情况下，法官是否要将生态安全纳入该案的利益衡量范围。

如果不考虑生态安全，该案的一审判决就应该得到支持。

如果进行生态安全考量，该案的利益衡量范围、事实认定方法以及法律适用，都将出现重大变化，案件的审理结果也必然随之改变。

本案的判决最终将由法官通过一定的司法技术去完成，但它带来的问题却不是法官能够回答的，我们的思考应该更加深远：该案的基本事实是有种植桧柏的行为，有梨锈病爆发，且两者之间存在的生态联系不为科学结论所否定。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事实能否形成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或者说，由于生态联系而形成的关系能否构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显而易见，该案的实体法问题只有一个——生态破坏行为能否构成环境侵权行为？如果是，应如何确立其侵权责任？如果不是，理由何在？二、环境侵权制度拓展的困惑：立法实践的追问如前所述，在我国现行立法中，环境侵权是指因环境污染而造成他人损害或危险的事实，《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以及各种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对环境侵权的具体规定，都将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界定为环境污染行为。

进一步的观察还可以发现，以环境污染行为为中心对环境侵权进行界定并不是我国立法的创举，似乎是现今的立法通例，例如《日本公害对策基本法》[2]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之公害，是指事业活动及其他人为活动附随产生范围相当广泛的空气污染、水质污浊、土壤污染、噪音、振动、地层下陷以及恶臭等，并因而损害国民健康或生活环境者。

”[3]1990年的《德国环境责任法》也是仅对污染行为作出了规定[4]。

在其他西方国家基本也是如此。

虽然我们在西方国家的教科书上看到有关环境侵权的定义包括了“对环境的损害”与“对人的损害”两种，但在我们的阅读范围内没有发现从侵权法上确立生态破坏行为的立法例。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立法实践以污染行为作为环境侵权制度的中心，而忽略了生态破坏行为？的确，在现实中，环境侵权大多是由于环境污染行为所引起的，但仅以环境污染行为为中心对环境侵权展开界定导致的结果是使诸如“梨锈病案”等因生态破坏而引起的环境侵权游离出了环境侵权的框架，当实践中这类案件发生时，将使受害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及时的保护。

这一案件的发生，对以环境污染为中心的环境侵权立法提出了责问。

但是，一个案件显然不能使我们得出当然应将生态破坏纳入环境侵权制度的结论。

对于这个问题，少有学者作出过回答，尽管有学者注意到了环境侵权法理论与立法实践的差异[5]。

却也无法回答为什么立法实践不接受理论指引的问题，由此看来，我们还有许多谜团需要揭开。

（一）生态破坏行为与环境污染行为有何异同1、生态破坏行为与环境污染行为具有成为环境侵权行为的共性特征通说认为，环境侵权是因为人们对环境的开发利用活动而引起的特殊侵权，其原因行为、损害方式、价值判断具有与普通侵权行为不同的特征，适用不同于普通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与填补方式。

我们知道，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行为可以分为两类——生产性利用与生活性利用，其产生的问题也有两类——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这两类问题正是环境法的课题——如何将人的行为控制在不造成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的范围以内？对于已经造成的损害如何进行填补？就此意义上讲，环境侵权制度将环境污染行为与生态破坏行为纳入其调整范围是理所当然的。

（1）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都是利用环境而产生的后果。

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都是对环境的利用，是人们因生产或生活活动而造成对环境不良影响、进而损害他人生命健康与财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