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对现代刑事法治基础的启迪

情与法的博弈:“亲亲相隐”传统的启示摘要:亲属、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对亲属犯罪行为的隐匿是人的本性使然。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但当代中国过多地强调“大义灭亲”的法律思想,亲属间对于犯罪行为要相互揭发、作证等规定触击着人的道德底线和人伦常理,使亲属们在“情”与“法”之间难以取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规定了“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这再次将“亲亲相隐”这一儒家传统法治思想引入法学界的视野。

基于“亲亲相隐”传统思想的有限容隐制度对当代中国的刑事立法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论证了“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的利弊基础上,分析了有限容隐制度设立的可行性,最后提出有限容隐制度在刑事立法中的重构。

关键词:亲亲相隐;有限容隐;刑事立法“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

”——《盐铁论.刑德》一、情与法的困境:“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抉择当你的亲属犯罪后你该如何抉择?是割舍了情选择大义灭亲,还是顺从情而隐匿亲人?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中,似乎两种方式的结果都不尽人意。

选择大义灭亲的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内心也必然受到情感的谴责;而选择隐匿亲人的,又会受到了法律的惩戒。

法不容情的法律体系使得人们在情与法的博弈中难以抉择。

1、我国法律现状建国以来,我国当代法律体系中一直推崇的是“大义灭亲”的法制理念,宣扬国家利益至上、法律至上的思潮,“亲亲相隐”被认为“以礼乱法”,因而被刑事立法体系所摈弃。

我国目前刑法完全禁止亲属相互容隐,如伪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窝藏罪、包庇罪等罪名都将犯罪人的亲属包括在犯罪主体以内。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这一修订冲破了“大义灭亲”思想的一统天下,再次将“亲亲相隐”这一儒家传统法治思想引入法学界的视野。

从“亲亲相隐”制度中得到的启示?法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对法律本身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因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经验，了解我国的传统法律制度，进而完善今天的法律和社会。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内涵、产生原因?“亲亲相隐”制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儒家创始人倡导仁义孝行、父子相隐，以便建立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

而后历代各朝都对其予以继承并不断发展完善。

至中华法系形成之时，“亲亲相隐”制度已经臻与成熟。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1.亲属有罪相隐不予论罪或减刑；2.控告应当相隐的亲属要处刑；3.部分罪行不适用此制度。

?产生这一制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国的封建文明是建立在以农为本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缺乏互通有无的根基；其次，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同时以血缘为纽带的群居生活更加巩固了同宗同姓而居的习性。

所以在违法犯罪情形出现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仍注重维系封建伦常和家族和睦，以便实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共赢以及法的社会作用。

因此，这种制度就随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一起存在了两千多年。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消亡?近代清末变法修律在大量引进西方法治思想的基础上同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保留。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儒家文化成为了众矢之的。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全面认同但是对民族文化全盘否定。

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根基的“亲亲相隐”制度不可避免的也就被视为封建糟粕，尤其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鼓励亲友之间相互揭秘和告发，使得这一制度得以存在的根基荡然无存。

?到了现代法制时期，我国在立法上倾向于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为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国家公权力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对公民的私人生活关系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

例如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证人具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一切证人原则上必须出庭接受质证，即便是亲属之间也不例外。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倡导作者：申倩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0期摘要“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法律制度，曾为历代法律所传承。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却销声匿迹了。

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在阐明“亲亲相隐”制度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引入“亲亲相隐”制度的构想。

关键词亲亲相隐和谐社会合理性刑事立法化作者简介：申倩，西北政法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233-02所谓“‘亲亲相隐’是指对于一定范围的血亲之间相互隐瞒罪行的行为，不予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刑罚制度，这是礼法结合的重要表现。

”①“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

本文旨在简述“亲亲相隐”的历史演变以及论述其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刑事立法化的浅显的建议。

一、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演变最早提出“亲亲相隐”的是主张“仁孝”的孔子，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认为父子相隐，有其伦理上的正当性。

然而，这一时期的“亲亲相隐”只存在于理论之中，真正确立“亲亲相隐”制度是在西汉时期。

“《汉书·宣帝纪》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这一诏令使孔子所提倡的‘亲亲相隐’原则，真正在司法上得到落实和承认，是汉律引礼入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②自此，亲亲首匿思想成为正式的法律规范。

“亲亲相隐”制度刑事立法的完善是在隋唐时期。

唐律继承汉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将亲亲相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

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一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③可见唐律增加了“同居相隐不为罪”规定，凡属四世亲族，可以相互为隐，仅大功以上与小功以下适用有区别，此外，部曲与奴婢也可以为主隐。

传统刑法中“亲亲相隐”原则之嬗变及其对现行刑事法律的若干启示毛冠楠内容提要:根据对传统刑法中“亲亲相隐”原则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的考察,探寻其现实意义及对现行刑事法律的启示,为完善现行刑事法律提供借鉴,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　原则　嬗变　启示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5)05—0087—04一、“亲亲相隐”原则之产生和演变“亲亲相隐”是由“亲亲得相首匿”与“同居相为隐”这两项传统的刑法制度融合而成的。

“‘亲亲得相首匿’指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对隐匿者减免刑罚。

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孔子。

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汉代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之后,‘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为一尊之后,‘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的一项原则。

”①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诏书,“首次从人类亲情的本性出发解释容隐制度的立法理由;并首次用容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规定并肯定了卑幼首匿尊亲长在法律上的正当性”②,即不负刑事责任,以及“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的权利。

这一原则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③。

至唐朝时,唐律关于容隐的规定,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

在《名例律》中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对“亲亲得相首匿”作了进一步发展,扩大了适用范围,其内容是:“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其事,及　语消息,亦不坐。

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④其意思是:“凡是同财共居者,不论是否同一户籍,也不论有无服制关系,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皆可相互容隐其犯罪,部曲、奴婢可为其主人隐罪,但主人不为他们隐。

即使为犯罪者通风报信,使之得以隐避、逃亡,也不负刑事责任。

“亲亲相隐”原则之现代化思考“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曾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今，在刑事立法中，应对“亲亲相隐”原则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做法，吸收其合理成分，缩小我国刑法中包庇罪的犯罪主体范围，使我们的刑法更具人性化。

标签：亲亲相隐；窝藏、包庇罪“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

然而，当前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它的消极影响，把它当作封建社会的糟粕予以彻底否认。

对于“亲亲相隐”这项传统的法律原则，我们是应当有批判性地予以吸纳借鉴，还是应当完全否认?如果答案是前者，如何在现行刑法中体现该原则?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本文以现行刑法中的窝藏、包庇罪为视角，通过对该原则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其在现行刑法中的可借鉴之处。

一、“亲亲相隐”原则之涵义解说“亲亲相隐”又称“亲亲得相首匿”，它源于《论语》的记载，孔子说过：“吾党有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张晋藩教授认为“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

”也就是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并且不会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它包括长亲属隐匿卑亲属和卑亲属隐匿长亲属。

“亲亲相隐”到西汉时期在法律上首次得到确认，发展到唐朝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以后各朝关于“亲亲相隐”的制度规定大体与唐朝相同。

“亲亲相得首匿”制度的隐匿对象为“亲属”，容隐的亲属范围在不同朝代受因各个朝代法律政策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亲亲相隐”的隐匿范围在中国封建社会随着朝代的变迁越来越广泛，其容隐范围由孔子提倡的父子之间的互隐，发展到汉朝的父子互隐。

夫妻互隐，祖父母与孙互隐，最后发展到唐代规定了“同居相为隐”，即同居者可以相互隐匿。

所谓“同居”：指“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异同”，即只要共有财产，共同生活，不管户口是否相同。

“虽无服者，并是”，即使彼此已无服制关系，也可互相容隐。

由此可见，“亲亲相隐”作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一项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日益成熟，其隐匿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

“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律价值及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以包庇、窝藏罪为视角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亲情关系应该是相互关爱、守护的纽带，家人之间的感情应该是最密切的。

但是，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和犯罪手段的变多，许多犯罪分子都会利用亲情关系进行犯罪活动。

这就引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包庇、窝藏犯罪中，如何权衡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刑法中，包庇、窝藏罪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罚则也比较严厉。

在判定包庇、窝藏罪时，亲情关系在判定上是被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如果过于重视亲情关系，势必会对司法正义产生一定的干扰。

因此，本文从包庇、窝藏罪的视角出发，探讨“亲亲相隐”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价值，将重点放在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权衡上。

并且，本文将从主流法律体系的角度出发，借鉴国外法例的有益经验，总结我国应对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冲突的策略。

二、研究现状目前，在研究包庇、窝藏罪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其中，对于包庇、窝藏罪的法律规定和判定标准，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和明确的规定。

但是，在研究“亲亲相隐”问题上的研究较少，且较为普遍的研究集中在探讨该问题在古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此外，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主。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本文研究内容为“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律价值及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以包庇、窝藏罪为视角。

本文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包括法律法规、案例和学者文章等在内的文献资料，对包庇、窝藏罪的法律规定和判决标准进行深入了解，并寻找国外相关法例的借鉴之处。

（2）比较研究法：对国内外相关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剖析其异同之处，有助于深入探讨在我国如何处理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

（3）实证研究法：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研究包庇、窝藏罪的具体问题和典型案例，有助于分析如何处理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现代法律价值法律史 100402019 李晨摘要：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有利于对亲情和人权的保护，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

尤其是在今年的8月24日，刑诉法修改稿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这使得亲亲相隐制度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本文仅对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阐明该制度包含的合理的法律价值。

关键词：容隐亲亲相隐拒绝作证权社会互信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法学词典》中的相关表述为：“亦称‘亲属容隐’。

”在古代刑律中是主要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其主要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处罚或减刑处罚；第二，控告应当相隐的亲属，要处以刑罚；第三，国事重罪例如“十恶”，不适用亲亲相隐制度。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既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又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表现，同时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

1中国的亲属相隐思想可能始于春秋。

2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 ，卫大夫元口亘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诸侯各国的盟主晋文公之庭, 周襄王劝阻晋文公受理此案。

他以为:“夫君臣无狱。

今元口亘虽直,不可听也。

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3应该是有记载以来首次表达“父子不得互相告诉”思想。

《礼记·檀弓》也有礼法原则:“事亲有隐无犯”。

4以上文献显然包含了亲属相隐的观念。

最先明确提出容隐思想的是孔子。

根据《论语·子路》的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伍党之直者异于是。

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

”5《吕氏春秋》中记载，“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揭之上。

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

告吏曰：父窃羊而揭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6孔子曰：一父而载取名。

从伦理豁免看“亲亲相隐”对中国大陆法制改革的启示虽然不同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形式有所差异,但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亲亲相隐”制度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存在的基础都是最基本的亲情伦理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陆地区舍弃了这一制度。

但这种以伦理亲情为价值导向的法律制度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从伦理豁免的角度分析“亲亲相隐”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及改革的启示。

标签：伦理豁免;亲亲相隐;法制建设;启示一、伦理豁免豁免在法律上是指“不受某些法律后果的约束或不适用某些法律规则”,“免除法律、习惯或政府规定的义务”。

其原因是如果一般地按照法律规定,人们就必须履行特定的法律义务,但特殊情况下,若死扣法律条文,拘泥法律义务,则不同程度上会破坏伦理乃至社会的和谐,危及比法律更重要的亲情伦理价值甚至法律的终极价值。

当此两难,法律上应合法地免除特定主体在特殊情境中的特定法律义务,使之保持基本权利、正常地位。

在内容上,豁免包括法外的允许、责任豁免、罚责豁免、义务豁免等。

伦理豁免是在一定的伦理尤其是亲属关系中,当人们在对亲属朋友履行一定的伦理的义务,还是对国家履行法律的义务之间,陷入紧张冲突甚至两难之际,法律赋予一定特殊的权力,使得依法免除特定的义务、责任。

伦理豁免贯穿中华伦理、中华法系、横穿“作证豁免权”等当代法律制度,融伦理和法律关系、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于一体,渊源深、土壤厚、生命力强。

伦理豁免从消极防御、积极建设两方面直接维护伦理,从而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为法治培育优良因子。

它针对生活中常有的困境:同一主体在一定的伦理尤其是亲属关系中,按伦理要求,须履行一定的伦理义务。

按事实情况则只能守伦理义务而放弃法律义务;或履行法律义务却忽视伦理,因不能两全而陷入两难。

此两难对国家社会也存在。

为解决两难,特定伦理中的主体被赋予一定特殊的权力,对依法必须履行但如硬性履行则损害伦理的法律义务,部分减轻或完全豁免,甚至对因履行伦理义务、维护伦理而不同程度上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也适度豁免。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倡导所谓“‘亲亲相隐’是指对于一定范围的血亲之间相互隐瞒罪行的行为，不予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刑罚制度，这是礼法结合的重要表现。

”①“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

本文旨在简述“亲亲相隐”的历史演变以及论述其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刑事立法化的浅显的建议。

一、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演变最早提出“亲亲相隐”的是主张“仁孝”的孔子，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认为父子相隐，有其伦理上的正当性。

然而，这一时期的“亲亲相隐”只存在于理论之中，真正确立“亲亲相隐”制度是在西汉时期。

“《汉书?宣帝纪》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这一诏令使孔子所提倡的‘亲亲相隐’原则，真正在司法上得到落实和承认，是汉律引礼入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②自此，亲亲首匿思想成为正式的法律规范。

“亲亲相隐”制度刑事立法的完善是在隋唐时期。

唐律继承汉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将亲亲相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

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一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③可见唐律增加了“同居相隐不为罪”规定，凡属四世亲族，可以相互为隐，仅大功以上与小功以下适用有区别，此外，部曲与奴婢也可以为主隐。

但是对于直接危及国家统治的重大犯罪，唐律禁止亲属间相互隐罪。

该制度一直在封建专制法制建设中延续了几千年，后代除了在适用范围上稍作修改，无一例外的继承了该制度。

二、当代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缺失与反思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将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摒弃，于1997年制定了新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亲亲相隐”自然也惨遭抛弃。

从实体法上看，根据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亲亲相隐”制度的渊源及其当代司法价值“亲亲相隐”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最早提出的思想主张,随着汉代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它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刑法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制度。

作为儒家伦理、法律思想的直接体现,“亲亲相隐”不仅有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法律价值,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标签：亲亲相隐拒证权现代司法一、“亲亲相隐”的历史沿革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注重伦常纲纪的社会,“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中均有体现。

“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至西周。

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

“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

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继承。

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汉宣帝地节四年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从而开创了长达2000余年以“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

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

到唐宋时“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

《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亦有“亲亲相隐”的规定。

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和三等亲以内的姻亲。

新中国成立后,把“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绝对化,延续了2000多年的“亲亲相隐”制度被抛弃,从而使主导了中国2000多年的“亲亲相隐”制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评价1.亲亲相隐制度能够充分体现对人性的尊重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基于血缘婚姻构成的家庭是人类基本生活方式,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形成的成员之间的关爱之情也可以说是人性的典型表现。

亲亲相隐如何在当代生根作者：刘璐来源：《学习导刊》2014年第07期内容摘要：通过对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考察，发觉他的人性根基，论证在现代立法中应当理性审慎的思考亲亲相隐的丰富内涵，提出在我国立法中借鉴亲亲相隐思想的立法可能。

关键词：亲亲相隐人性立法理念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指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亲亲相隐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

而纵观我国法律制度，实体法上，刑法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程序法上，刑事诉讼法48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 ]都没有规定“亲亲相隐”。

可是，如果换位思考，当我们自己面对这类情况时，你是否会“出卖”亲朋？所以，我想说的是，古代尚且如此，那么现代立法理念是否也应遵循对人性的关注呢？如果说长时间以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立法者，那么现代立法理念则要更多的关注立法受体。

同时，现代立法理念应包括人性之外，还应包括人权，效益，法之可能等内容。

（一）人权人权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入宪表明现代立法理念必须包含人权，因为立法要以宪法为指导，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

人权的类型颇多，根据人权与人本身关系密切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习惯人权，法律人权，道德人权等。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当代立法的重要使命是，将越来越多的道德人权转化为法律人权，并进一步促成法律人权向习惯人权的转化。

在此过程中，道德人权的筛选至关重要，而“亲亲相隐”在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同时，也透漏出人权的内涵，特别是亲权。

家庭亲属之间的爱是一切爱的起点，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根基。

[ ]正如有人指出：“亲权是人的极其重要的权利。

”现代立法决不能不顾社会基本单元的稳定性，和谐性，而一味追求一种假想的，空中楼阁式的亲情关系，并想当然地认为这种亲情关系是与国家关系，社会关系相协调的。

浅析亲属相容隐思想对现代司法实践的影响戴隆芸#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系$天津%&&’(’)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亲属相容隐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一部分，自西汉宣帝颁布诏书使其法律化以来，经魏、晋、南北朝、隋一直加以保留并得到一定发展，至唐朝时其制度最为完善健全。

后经宋、元、明、清，至’(%!年的《中华民国刑法》仍予以保留，有些规定至今在台湾地区仍有沿用，可见其生命力的旺盛。

此制度的长久存在，证明了自统治者到平民百姓对这个制度的赞同和认可，其生存土壤深厚，空间广大。

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项制度已被彻底废除，但其在几千年的存在与发展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它有合乎人情伦理的一面，也有破坏法治的一面，对当今法律的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影响，因此对它的剖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亲属相容隐的形成“亲”自古有二种含义，一是亲密、亲近之意，二是指父亲。

从第二种含义又引申出亲戚、亲族之意。

“属”《说文》曰：“属，连也”，李贤注：“五属谓五服内亲也”。

亲属一词古代很早就有，《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

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

”又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也”$可见亲属在当时仅指五世之内的血亲，不包括其他亲属。

后来亲属范围逐步扩大，到明清时律定本宗九族五服图，九族专指父宗形成了定制。

“容”有容受、收留之义，“隐”有隐藏，隐瞒之义，容隐就是包庇、隐藏、掩护的意思。

以此项制度最为完善的唐律为例，亲属相容隐的内容是：亲属之间可相互隐匿犯罪不得告发，包括可以为犯罪亲属通风报信，令其隐匿逃亡。

可容隐亲属的范围包括：’0同居即同财共居者，"0父子、祖孙、兄弟姐妹，%0外祖父母、外孙，但不及曾、玄，10孙之妇、夫之兄弟、兄弟妻。

亲亲相隐对现代证据的启示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呕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在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这是出自《国语•周语》的一个典故。

从中可看出，文中记载了周襄王主张父子之间不可相互告发，否则就是有罪。

这是可追溯“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的萌芽。

然而最早提出且使诸国将之付诸实践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

《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父子之间有着最亲最融厚的血缘关系，是天性之爱，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呢！所以，对于崇尚周礼的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父子之间相隐是理所当然，符合人情伦理。

从此容隐首先在理论上得到了儒家的肯定和倡导。

中国历代各朝倡导以孝治天下，孝忠礼义廉，孝为首。

亲亲相隐正好符合了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

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历代各朝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又有所改善。

到了汉朝，“亲亲相隐”制度扩大了适用范围。

“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毋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由此可见，在汉朝除了在尊亲属隐匿卑亲属时对死刑案件有所限制外，其余类型的案件亲属之间都可以隐匿。

后来的历代律法多以此为蓝本，以《唐律疏议》最为典型。

除了谋反、谋大逆和谋叛等重大犯罪外，亲属和同居者可以相隐不告。

历代立法者多肯定亲亲相隐的原则，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以减轻处罚。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衍生和发展，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然而在如今的文明发达的21世纪，我们是应该对旧时代的“亲亲相隐”如糟粕弃之如履，还是应该将之加以改造，取之精华，融入到刑法制度中，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出一份力呢？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尽管古代的中国和新时代的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在经济抑或是立法理念上，都不是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继承和发扬着一直从以前到今的文化思想，就是百善孝为先。

亲属相隐是指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亲属之间的相互遮掩、隐匿行为。

在刑事法治建设中，亲属相隐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法律和社会角度来看，亲属相隐对当前刑事法治建设的影响和启示有以下几点：1. 依法举证原则在刑事案件中，亲属相隐往往导致案件的举证困难。

由于亲属之间的关系复杂，一些亲属可能会出于私情而选择隐匿真相，甚至作伪证。

这对于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

依法举证原则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应当更加注重完善相关证据的收集和审核机制，确保案件的审理公正、客观和及时。

2. 个人隐私权和公共利益的协调亲属相隐也引发了关于个人隐私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博弈。

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如果亲属相隐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责任，就会涉及到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但与此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也需要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和打击。

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应当在尊重个人隐私权的前提下，强化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实现个人隐私权和公共利益的协调和平衡。

3. 法治观念和家庭教育亲属相隐也折射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亲情、家庭和社会的看重。

在刑事法治建设中，需要加强对法治观念的宣传和教育。

家庭是培养公民法治观念的重要基地，强化家庭教育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法治素质至关重要。

只有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出尊重法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良好公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4. 法律制度完善和执行机制的健全亲属相隐的问题也凸显了当前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在刑事案件中的不足之处。

现有法律制度对于亲属相隐行为的惩治和防范还存在一定漏洞，执行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应当加大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刑事案件执行过程的监督和评估，提升执行机制的有效性和效率。

5. 文化传承与社会价值观念亲属相隐也与文化传承和社会价值观念息息相关。

在传统文化中，亲属之间的相互关怀和保护是一种美德，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亲情也可能导致对法律的忽视和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