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对赌协议”无效案上诉至最高法 IPO退潮PE投资陷尴尬

对赌协议的20个致命陷阱对赌协议，这是PE、VC投资的潜规则。

作为“舶来品”，对赌在引进中国后，却已然变味。

企业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签订“不平等条约”。

于是，越来越多投融资双方对簿公堂的事件发生。

当你与PE、VC签订认购股份协议及补充协议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否则一不小心你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赌协议，这是PE、VC投资的潜规则。

当年，蒙牛VS摩根士丹利，蒙牛胜出，其高管最终获得价值高达数十亿元股票。

反之，也有中国永乐与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对赌，永乐最终输掉控制权，被国美收购。

作为“舶来品”，对赌在引进中国后，却已然变味。

企业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签订“不平等条约”。

于是，越来越多投融资双方对簿公堂的事件发生。

当你与PE、VC签订认购股份协议及补充协议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否则一不小心你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条，我们将逐条解析。

1. 财务业绩这是对赌协议的核心要义，是指被投公司在约定期间能否实现承诺的财务业绩。

因为业绩是估值的直接依据，被投公司想获得高估值，就必须以高业绩作为保障，通常是以“净利润”作为对赌标的。

我们了解到某家去年5月撤回上市申请的公司A，在2011年年初引入PE机构签订协议时，大股东承诺2011年净利润不低于5500万元，且2012年和2013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均达到25%以上。

结果，由于A公司在2011年底向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PE机构在2011年11月就以A公司预测2011年业绩未兑现承诺为由要求大股东进行业绩赔偿。

另一家日前刚拿到发行批文的公司B，曾于2008年引进PE机构，承诺2008-2010年净利润分别达到4200万元、5800万元和8000万元。

最终，B公司2009年和2010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仅1680万元、3600万元。

业绩赔偿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赔股份，另一种是赔钱，后者较为普遍。

2. 业绩赔偿公式T1年度补偿款金额=投资方投资总额×(1-公司T1年度实际净利润/公司T1年度承诺净利润)T2年度补偿款金额=(投资方投资总额-投资方T1年度已实际获得的补偿款金额)×〔1-公司T2年度实际净利润/公司T1年度实际净利润×(1+公司承诺T2年度同比增长率)〕T3年度补偿款金额=(投资方投资总额-投资方T1年度和T2年度已实际获得的补偿款金额合计数)×〔1-公司T3年实际净利润/公司T2年实际净利润×(1+公司承诺T3年度同比增长率)〕在深圳某PE、VC投资领域的律师眼中，业绩赔偿也算是一种保底条款。

北京一中院审结一起私募基金“对赌协议”案-;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北京某投资中心诉曹某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是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对赌协议第一案后，该院涉及对赌协议案件的首例判决。

; 本案中，曹某某作为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股东，以首次上市公开发行股票为业绩目标向某投资中心等私募基金进行融资。

该投资中心投资入股后，由于目标公司的IPO目标无法实现，各方签署退股协议，约定曹某某于协议起订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按照年6%的溢价回购某投资中心所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

到期后，曹某某未依约履行回购义务，投资中心起诉至北京一中院。

; 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各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均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目标公司无法按照预期获准合格IPO，曹某某有义务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购投资中心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

曹某某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还应当赔偿利息损失。

北京一中院依法判决曹某某给付投资中心股权转让款5135.4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

; 对赌协议并不是简单的赌博合同，而是近几年来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新兴的一类以估值调整机制为基础的融资方式，其核心条款是对于目标公司是否可以实现某种业绩或目标，做出正反两种或然性的约定。

即当目标达成时，投资方将继续持有股份，融资方分得投资带来的高额回报；相反假如目标没有实现，则融资方需溢价回购投资方股权作为对投资者的补偿。

对赌协议的产生一方面为作为投资方私募基金的投资安全提供了保护伞，另一方面则对于目标公司的经营者起到了充分的激励作用。

由于其具有射幸合同的性质，故被形象的称为对赌协议。

; 在本案受理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被称为对赌协议第一案中认定了无效情形仅限于以目标公司为主体的回购和补偿条款，而对于股东与投资方签订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

甘肃高院关于PE投资中“对赌协议条款”有效性的判决书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陆波公司增资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甘民二终字第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亦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计静怡，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涂海涛，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赓，甘肃德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香港迪亚有限公司（WISDOM ASIA LIMITED）。

法定代表人：陆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赓，甘肃德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波，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孙赓，甘肃德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富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恒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亚公司）、陆波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兰法民三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海富公司委托代理人计静怡、涂海涛，世恒公司、迪亚公司及陆波委托代理人孙赓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1日前，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星公司)作为甲方、海富公司作为乙方、迪亚公司作为丙方、陆波作为丁方，共同签订一份《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其中约定：甲方注册资本为384万美元，丙方占投资的100％，各方同意乙方以现金2000万元人民币对甲方进行增资，占甲方增资后总注册资本的3.85％，丙方占96.15％。

依据本协议内容，丙方与乙方签订合营企业合同及修订公司章程，并于合营企业合同及修订后的章程批准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将认缴的增资款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

中国对赌协议第一案的解读与启示作者：来源：《现代工商》2013年第06期对赌协议就是收购方（包括投资方）与出让方（包括融资方）在达成并购（或者融资）协议时，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一种约定。

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如果约定的条件不出现，融资方则行使一种权利。

所以，对赌协议实际上就是期权的一种形式。

一、案情回顾2007年11月1日前，甘肃众星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海富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迪亚公司（以下称原股东）、陆波共同签订一份《甘肃众星铸业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约定：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384 万美元，原股东占投资的100%。

各方同意投资人以现金2000万元人民币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占目标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3.85%，迪亚公司96.15%。

增资协议第七条第二项就业绩对赌特别约定：如果目标公司2008年的净利润低于3000万人民币，投资人有权要求目标公司予以补偿，目标公司未能履行补偿义务时，由原股东履行补偿义务（下称“对赌条款”）。

2007年11月2日，投资人依约向目标公司支付了人民币2000万元，随后目标公司完成了相关的商务部门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因目标公司2008年的净利润仅2.6万余元，未到达前述对赌条款约定的业绩目标，投资人于2009年12月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目标公司、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陆波按照增资协议支付补偿款1998.2095万元并承担诉讼费及其它费用。

投资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上诉。

二审判决下达后，目标公司向最高院申请再审。

二、法律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条例所称合营企业协议，是指合营各方对设立合营企业的某些要点和原则达成一致意见而订立的文件；所称合营企业合同，是指合营各方为设立合营企业就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一致意见而订立的文件；所称合营企业章程，是指按照合营企业合同规定的原则，经合营各方一致同意，规定合营企业的宗旨、组织原则和经营管理方法等事项的文件。

“对赌协议〞——八大失败经典案例解析民营企业是否应该引入风投?引进风投终究是“引狼入室〞还是找到了好帮手?风投是否应该投资企业?投资企业终究是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还是作了“接盘侠〞?企业与风投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矛盾与风险，永远都不会消亡；企业在实体经营过程中所面对的市场风险与未知因素，也不会因一纸“对赌〞协议而化解。

本文通过对企业风投融资“对赌〞失败的案例分析，提醒包括法律风险在的融资对赌风险，以飨读者。

一、晓与摩根士丹利及鼎辉对赌输掉永乐电器2004 年家电连锁市场“市场份额第一位、盈利能力第二位〞的竞争格局下，跑马圈地的能力取决于各自的财力。

相比而言，国美与宁先后在港股及A 股实现上市，打通了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因而有力支持了各自的市场扩。

而未实现上市的永乐电器在资金供应上那么困难多了，为了配合自己的市场扩，晓转而开场寻求私募股权基金(PE )的支持。

经过大半年的洽谈，永乐电器最终于2005 年1 月获得摩根士丹利及鼎晖的5000 万美元联合投资。

其中，摩根士丹利投资4300 万美元，占股23.53% ;鼎晖投资700 万美元，占股3.83% 。

正是这次融资，让晓与包括摩根士丹利及鼎晖在的资本方签下了一纸“对赌协议〞，规定了永乐电器2007 年净利润的实现目标，晓方面那么需要根据实现情况向资本方出让股权或者获得股权。

晓要想在这场赌局中不赔股权，意味着他2007 年至少要完成6.75 亿元的净利润指标。

问题是，摩根士丹利设立的利润指标是否合理?永乐电器2002 年至2004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2820 万元、1.48 亿元和2.12 亿元，显然这个盈利水平与6.75 亿元的目标还差得太远。

而摩根士丹利的理由是，永乐电器过去几年的净利润增长一直保持在50%以上的速度，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2007 年实现6.75 亿元的目标不存在太大的困难。

获得融资之后的晓，明显加快了在全国扩的步伐。

一方面强势扩自营连锁店，另一方面大肆收购同行。

甘肃现首起PE对赌协议无效案例源于信息不对称中国文化对“赌”字非常敏感，或“一夜暴富”或“一输到底”，种种诱惑让人欲罢不能。

商业上也不乏此类故事：蒙牛、深南电、中华英才网、华润集团、碧桂园、太子奶、腾讯等，这些签署了“对赌协议”的企业，不仅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和损失，甚至面临着“改朝换代”的风险。

然而，就在此前，甘肃省法院的一起判例引起PE业内关注。

对于海富投资和被投公司甘肃世恒的对赌条款，法院一审、二审均判定无效。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PE对赌协议无效的首个案例。

中国虽然不是判例法系，但如果判例对赌协议无效，依然会对其他类似的判决构成影响。

如果判例不支持协议双方履行对赌条款，将对VC/PE行业以及需要融资的很多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易凯资本CEO王冉称。

作为一种控制风险的手段，PE投资企业时普遍采用对赌协议。

然而，对赌协议好似“带刺的玫瑰”，在芳芬美丽的外表下，也可能隐藏着难以预料的风险。

带刺的玫瑰同为对赌协议，后果却千差万别——一些人借助了PE的东风，一些人却落得一无所有。

典型案例莫过于蒙牛与摩根士丹利，太子奶和高盛、英联以及摩根士丹利对赌的经典之役。

2002年，蒙牛获得了摩根士丹利的A轮投资，其中即带有对赌条款——如果2003年蒙牛业绩达到设定目标，则实行股权转让。

2003年蒙牛业绩达标后，通过条款的兑现，摩根士丹利的股权从9.4%上升至51%，实现了对公司的控制。

2004年，蒙牛获得摩根士丹利、鼎晖等机构的B轮投资，其中亦附带有新的对赌条款——2004到2006年的三年中，如果蒙牛的年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50%，将获得投资机构一定股份的受让，如果不到50%则要将额外股份出让给机构投资者，或支付相应现金。

实际上，蒙牛的发展状况远远超过了对赌协议的目标，2004年蒙牛的销售收入增幅高达77%，净利润增长超过90%。

2005年，蒙牛和投资机构提前终止了对赌协议，并兑现约定承诺。

蒙牛的案例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例成功的对赌交易。

对赌协议性质和效力的法经济学分析作者：王振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02期[摘要]对赌协议在国外私募股权基金中应用已较为普遍，在国内亦是如此。

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化，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和效力尚存在较大争议，国内首例对赌协议案的尘埃落定更是引发了不断的争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构成要素进行经济分析，可以认为对赌协议不属于一般的赌博协议、射幸合同，而是更类似于附条件生效的合同。

根据意思自治原则、等价有偿原则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对赌协议应当合法化。

[关键词]对赌协议；经济学；法律性质；信息不对称[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2-0033-05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探讨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以及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效力问题。

对赌协议（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也叫做“估值调整协议”，是私募股权基金中投资方与投资对象就未来的不确定情况进行的一种约定。

当约定条件出现时，投资方将向投资对象行使一定的权利，而投资对象将产生履行约定的义务；反之亦然。

目前在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对赌协议的应用十分普遍。

在国内，尤其是对欲申请IPO的企业来说，投资机构和投资对象之间也经常签署对赌协议。

由于法律对此未做出明文规定，因此其在法律性质的认定上存在着不少争论。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并由此对其效力问题进行剖析。

一、国内首例对赌协议案简介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如果PE和投资对象能够积极地履行合同①，则关于对赌协议的纠纷和法律认定争论较少。

而一旦发生纠纷，对赌协议法律性质的认定和效力问题将至关重要。

我国首例对赌协议纠纷是海富投资诉甘肃世恒案②。

2007年，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恒、香港迪亚签署对赌协议。

协议约定海富投资向甘肃世恒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而甘肃世恒需在2008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如果甘肃世恒2008年实际净利润低于3000万元，甘肃世恒需要向海富投资公司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1-2008年实际净利润/3000万元）×2000万元。

对赌协议的规范分析与适法路径作者：张群辉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19年第07期摘要：对赌协议在实践中尤其是上市公司领域内被广泛运用，但却纠纷四起，法院对其也是持质疑态度。

对赌协议是投融资双方为合理分配资本市场投融资时的风险和收益、解决企业估值困境、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不完全契约关系等问题，理性设计的一种投融资途径，是商事实践理性的体现。

通过合同法或者公司法路径分析对赌协议，改良对赌协议并提高其在中国的适应性。

充分尊重商事自治和法律强制，借鉴Earnout条款和ThoughtWorks 案，通过分期投资、股权的合理运用、更加重视合同的履行性完善对赌协议。

关键词：对赌协议;法经济学;规范分析;完善路径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9）07-0040-06DOI：10.19647/ki.37-1462/f.2019.07.0052017年通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成都新方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再审一案，最高院审理认为股东之间签订的对赌有效，而公司为股东的对赌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由于未经股东（大）会决议而无效①。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与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陆波增资纠纷案②——被认为是司法界的对赌协议第一案。

该案历经兰州中院一审、甘肃高院二审和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三次审理围绕着对赌协议的效力展开，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一锤定音，认为海富公司与目标公司世恒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因损害公司和公司债权人利益而无效，但与目标公司股东迪亚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而有效。

对于最高院的裁判，学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

支持者认为认定投资公司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无效，体现了公司法要求的法定资本制度，有利于公司的资本维持，从而更好地保护公司和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俞秋玮和夏青，2014）。

退出占20.4%，公开市场退出仅占17.43%，且该比例在近三年几乎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回购退出比例之高。

前述数据仅是回购成功的案例，司法机关裁决需要回购但无力回购而让创始人陷入困局的数量更为惊人。

三年前，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因为回购条款背负了6亿元的债务，其一度被“限高”。

他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还清债务，到2022年年初，其“限高”被解除。

然而2023年9月，据媒体报道，部分投资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罗永浩履行回购义务，金额约6亿元，他一旦败诉而无力还款，其将再次进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俗称“老赖名单”）并被“限高”。

曾投资拍摄诸如《武林外传》《我是特种兵》《黄金大劫案》等多部脍炙人口影视剧的小马奔腾，其创始人李明意外离世后不能如期上市。

随后，投资人将李明遗孀金燕告上法庭，要求其为李明近2亿元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判决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李明遗孀负有偿还义务。

号称“中国最惨创业者”的杭州雷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郭建，在被合伙人、联合投资人踢出公司后，却因为当年的IPO回购条款，2020年5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应支付回购款3800万元，郭建因此陷入生活困境。

近年来，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条款的大量触发并引起的法律纠纷层出不穷，因其打破了传统的公司风险和利益分配格局，如何使之在履行中能够经受资本维持原则的检验，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以IPO 为条件的回购条款有效性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风险投资的本质，有别于银行贷款，是在了解初创企业具有高度风险的情况下，看中企业的高成长性，以期未来能够实现IPO或者高溢价出售而进行的投资。

所以，投资的成功非常仰赖创始人的创新能力和增长激励。

通过“对赌”“回购”将创始人个人及其家庭绑定无限连带责任的做法，有悖于风险投资的初衷和本质，用“贷款”的风控思维去做风险投资，必然会扼杀创始人的创新与创造力。

IPO路径依赖罪与罚：PE龙头“变形”吸金纾困A股堰塞湖之下，市场情绪时刻被消息面左右，对于依靠IPO 退出的PE类机构来讲，这一轮严冬过于漫长，过多的排队企业压顶，何时入春似乎遥遥无期。

随着IPO预披露涌现，潜伏其中的众多PE资本也浮出水面。

iF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15日已预披露的328家IPO企业中，潜伏了逾500只PE基金。

仍然潜在水下的PE投资项目数量如果曝出，或将令市场更加瞠目。

监管层先后推出中小板和创业板，成就了无数的造富神话。

5月16日，北京某PE投资总监向21绿靴记者表示。

高昂的利润诱惑下必有勇夫，按照其逻辑，在市场景气期埋伏进入的项目，无论是资金成本，还是项目投资成本均十分高昂。

通过A股IPO之后高溢价退出，几乎成为收回成本的唯一路径。

特别是因为近年来约定收益产品盛行，PE多引入信托产品激励模式，由于投资期限较长，积累的待支付货币成本高昂，而且退出模式远没有信托的短期限投资便利。

也是在这一背景下，PE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尽管不少信息支离破碎，却可以成为现阶段管窥PE行业重要的线索。

(张金高) 长久以来依赖于IPO路径的PE们，已经感受到了阵阵寒意。

按照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此前九鼎获得多家商业银行数十亿元的授信额度，这笔额度成为撬动各类中小投资公司为其项目募资的一个抓手。

21绿靴记者了解到，相关产品经包装成为类固定收益市场产品，投资标的包括债券等固收标的，使用约定利率最终兑现投资人收益。

在另一个维度，一些PE优质项目放弃IPO计划，则让部分大型PE落得一地鸡毛。

IPO退出机制不顺畅，抛给不少PE掌门人的转型路径显然多是一纸空谈。

上下层路线找钱模式延长链条风险丛生事情曝光起源于北京一家私募基金发行的一款私募投资产品，按照其说明，最终的标的为九鼎投资、鼎晖投资、暖流资产等国内知名投资管理机构旗下的类固定收益市场产品。

按照产品的说明，产品预计募集5000万人民币，预期收益率11%。

对赌协议效力之争：PE投资者利益如何保障？——中国最高法院一起诉讼引发多方关注文/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彭卿郑厚哲对赌协议，又名估值调整机制，指投融资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情况进行的一种约定。

对赌协议具有既激励融资方实现盈利目标，也降低投资方信息不对称风险的优点，在PE投资中运用广泛。

投融资双方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期一致，才会达成对赌协议。

但市场风险很难预测，原有预期如果无法实现，则争端不可避免。

一旦涉诉，对赌协议效力问题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诉争焦点。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卿律师指出，世界经济波动加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PE投资纠纷势必增多，大多会涉及对赌协议效力问题。

目前很多对赌协议直接从国外移植，在中国相对严格的金融体制下，这些舶来条款是否有效争议极大。

最近，作为专注中国高端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专业律所，天同关注到中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件，即涉及对赌协议效力问题。

市场期待难兑现补偿条款酿纠纷在这起案件中，投资方与融资方及其原股东三方签署增资协议，约定投资方以相当于增资20倍的溢价认缴融资方增加的注册资本。

协议约定了融资方的利润目标，如未达标，投资方有权要求融资方补偿，如融资方未能履行补偿义务，投资方有权要求原股东补偿。

因融资方利润远未达到预期，投资方向法院起诉，要求融资方及其原股东支付补偿金。

针对补偿条款效力，诉讼双方争辩激烈：投资方主张依约补偿，融资方认为补偿条款属于保底条款，因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补偿条款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应认定无效，投资方无权请求补偿。

二审法院则认定，补偿条款违反投资风险共担原则，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应认定无效，投资方溢价投入的资本，应予返还。

两审法院裁判结果迥异，但均认定补偿条款违反风险共担原则而无效。

融资方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

截至本文发稿，该案尚在最高法院提审过程中。

违反风险共担？还是利益对赌？PE投资中，常见的对赌协议多约定业绩达标时融资方行权，业绩未达标时投资方行权。

2012年中国PE行业十大事件作者：张岩铭| 发表时间：2012.12.27刊发于总1992期《中国经营报》[机构]版0条评论被16次查看收藏一、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发布行业统一标准和规则《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指导原则(2012年第二版)》于今年9月正式发布。

二、中概股退市风潮2012年8月，分众传媒完成私有化交易。

1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支机构，一些中概公司在遭遇做空袭击后最终退出美国资本市场。

三、创业板泡沫破灭今年以来随着各国证券市场持续委靡、国内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持续进行，新股发行泡沫逐渐被挤出，“三高”明显消退。

四、首例PE对赌协议被判无效2012年7月，甘肃省法院判定对赌条款无效，成为国内首个针对PE对赌协议的明确司法判例。

五、GP构成日趋多元化，LP中机构投资者增加2012年9月、10月证监会相继发布新政，加快公募基金、券商直投涉足PE投资。

此外，不少大型国企、上市公司相继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或母基金。

六、PE/VC行业遇冬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下，国内PE/VC也普遍面临“融资难、投资难、退出难”的多重难题。

七、赴美上市窗口关闭八个月2011年以来，连续八个月没有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

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资本市场持续遭受冷遇。

八、PE浮盈税征缴传闻引发热议2012年4月，有关国家税务总局对PE征收账面浮盈税的传闻四起，投资人普遍认为，浮盈税的征收将大幅增加PE基金投资成本。

九、雷士照明控制权争夺2012年5月，雷士照明创始人与投资人就公司控制权展开一场为期4个月的争斗，最终以和解收场。

十、退出渠道日趋多元化6月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机构联合发起“中国PE二级市场发展联盟”，9月新三板扩容拉开帷幕，并购在年内持续升温。

第一个司法判例：PE“对赌条款”无效！21世纪经济报道 2012年5月7日本报记者潘沩上海报道2012年4月下半旬，PE界上空的“浮盈税”疑云刚散开些，又陷入另一重隐忧：PE机构与被投资公司因对赌纠纷闹上法庭，一审二审都已判对赌条款无效——这是首例。

这一纠纷现正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中。

PE机构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富投资”）与被投公司甘肃世恒（全名“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为五年前投资合约中的对赌条款，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虽然仍无定论，但海富投资董事长张亦斌明确告知，目前是甘肃世恒不服二审结果，才上诉到最高院。

甘肃世恒的对赌条款被判无效，几乎已成定局。

据了解，这是我国首个对赌被判无效的司法判例。

我国不是判例法系，但若最高法院判对赌无效，那么等于司法实践表明：法律不支持“对赌条款”。

这将打击大量手执对赌条款的PE机构，并对PE行业未来的走向造成深远影响——目前，对赌是PE 基金，尤其是人民币基金重要的保护自身权益的措施。

海富投资看起来寂寂无名，其实不然。

张亦斌为上市公司新海宜（002089.SZ）大股东及董事长，和妻子马玲芝一起两上胡润百富榜。

不仅如此，海富投资、张亦斌担任LP或是投委会委员的其他PE机构，都有不止一起成功退出案例。

可以说，张亦斌在实业和A股市场的履历之强，不亚于绝大多数一线PE基金的合伙人。

张亦斌表示，现在最大的希望是拿回投资款，对赌条款是否执行他倒是没那么在意。

承诺的3000万利润变成了2万多海富投资成立于2007年9月，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皆为5000万元，张亦斌出资500万元，任法定代表人。

海富投资共17位股东，主要股东为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苏州市青年商会。

2007年10月，海富投资决定投资甘肃世恒（当时名为“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最终与甘肃世恒、陆波（为甘肃世恒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香港迪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迪亚”，甘肃世恒为其全资子公司）签订合约：海富投资以现金2000万元人民币对甘肃世恒进行增资，占甘肃世恒总注册资本的3.85%。

PE对赌成IPO审核雷区五类对赌协议明确遭禁2010-11-08证券时报杨冬关键字 : PE,对赌,IPO,对赌协议证券时报记者获悉，监管层目前正密切关注拟上市公司存在的PE对赌协议问题，并要求保荐机敦促发行人在上会之前须对PE对赌协议进行清理；具体而言，上市时间对赌、股权对赌协议、业绩对赌协议、董事会一票否决权安排、企业清算优先受偿协议等五类PE对赌协议已成为IPO审核的禁区。

PE对赌协议正成为A股IPO审核过程中的高压线。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监管层目前正密切关注拟上市公司存在的PE对赌协议问题，并要求保荐机敦促发行人在上会之前须对PE对赌协议进行清理；具体而言，上市时间对赌、股权对赌协议、业绩对赌协议、董事会一票否决权安排、企业清算优先受偿协议等五类PE对赌协议已成为IPO审核的禁区。

在此政策要求下，部分发行人的PE对赌协议得到了有效的清理；但也有投行在说服发行人PE股东失败后无奈“顶风而上”。

PE对赌成IPO审核“雷区”监管层曾在今年多次的保荐代表人培训中明确指出，“对赌协议在上会前必须终止执行。

”对此，某资深投行人士认为，监管层希望发行人股权是相对稳定且明确的，但对赌协议的存在，可能导致股权的调整；监管层或许同时由于担心现金对赌的存在，在发行人上市融资成功后，资金的用途或会被控股股东拿去偿还PE，从而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此外，在对赌协议中通常存在盈利预测条款，这和上市的目的相冲突。

年以来，已有部分发行人执行了上述监管思路而成功过会。

以金刚玻璃为例，相关资料显示，该发行人曾于2007年12月与天堂硅谷、保腾创投等PE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内含股权对赌条款以及董事会一票否决权安排，但该发行人上会前分别与上述PE股东达成废止相关对赌协议的协定，最终该发行人于今年7月份成功登陆创业板。

再以江苏东光为例，相关资料显示，该发行人在成功清理了与PE股东中比基金股权对赌、业绩对赌、上市时间对赌等对赌协议后于今年9月底成功过会。

突破“对赌协议”第一案“经过近一年的等待，5月26日我们终于收到了贸仲送达的裁决书，裁决书不仅认定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大股东之间的对赌协议合法有效，还认定投资人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也合法有效。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裁决，突破了2012年最高院再审海富投资对赌协议案的裁判规则。

在股权投资领域，这或许可以成为司法实践中对赌协议效力认定转变的起点。

”8月3日，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浮充满激情地说。

陈浮所言的贸仲是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以仲裁的方式，独立、公正地解决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经济贸易等争议的常设商事仲裁机构，陈浮承办的对赌协议案就在贸仲结案。

陈浮深信，此案对对赌协议效力的认定对于整个股权投资领域都会是一个利好消息。

参悟中国式“对赌”近年来，对赌协议在我国投资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逐渐成为PE\VC投资的普遍规则。

但在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对赌协议做出明确的定义，实践中对此也都有不同的理解。

对赌协议为舶来品，国外称之为估值调整条款(Valuation Adjustment Agreement)，其主要是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未来一种不确定的情况进行约定，根据约定条件的实现与否，由投资方或者目标企业实现一定的权利或者义务。

传入我国之后，由于估值调整机制的设置通常基于对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测，因此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为估值调整条款蒙上了“赌博”的色彩，中国人便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对赌协议。

据陈浮介绍，对赌协议一般包括现金补偿条款和股权回购条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对赌协议中都包含这两个条款。

这种条款虽然被称之为“对赌”，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以赌博的方式获取更多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投资交易的合理与公平，减小股权投资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巨大风险，从而在投资之后对交易价格进行调整，使之回归正常水平。

在海外，对赌协议很常见，是PE、VC在股权投资时与目标企业或目标企业大股东签订的维护自我利益的保障性条款。

I P O上市失败案例Credit is the best character, there is no one, so people should look at their character first.案例情况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府1988232号”第六条的规定,特区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均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深府1988232号文第八条的规定,对从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生产性行业的特区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2001年3月,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第三检查分局根据上述规定,以深圳市海普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申请减免企业所得税的复函深地税三发200179号同意公司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2006年4月,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以确认深圳市海普瑞药业有限公司获利年度的函深地税三函2006225号确认公司第一个获利年度为2000年,同意公司自获利年度2000年起,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公司于 2001年12月31日被深圳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S2001095.根据深府1988232 号文第八条的规定,属于基础工业和经深圳市人民政府确认为先进技术企业的,第六年至第八年减半征收所得税.2006年4月,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以深圳市海普瑞药业有限公司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复函深地税三函2006206号,同意公司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期满后,从2005年度起,给予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根据上述文件,公司2000年、2001年免征企业所得税,2002年起至2007年减半按%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2000年至2007年及子公司多普生生物技术2003年至2006年依据深府1988232 号文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但该优惠政策没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作为依据,公司存在因前述税收优惠被税务机关撤销而产生额外税项和费用的可能.公司控股股东乐仁科技和金田土科技已出具承诺函作出承诺：如今后公司或深圳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前述税收优惠被税务机关撤销而产生额外税项和费用时,将及时、无条件、全额返还公司或深圳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补缴的税款以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税暂行条例国发198519号、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5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25 号以及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的相关规定,公司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为计税依据,分别按照适用税率1%和 3%来计算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报告期内,公司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金额共计万元.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为计税依据,未包括增值税免抵税额,与财税〔2005〕25号文的规定有差异,存在被税务主管部门追缴的风险,为此公司股东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金田土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承诺函作出承诺：如今后海普瑞因前述税务事宜被税务机关追缴而产生额外税项和费用时,乐仁科技和金田土科技将及时、无条件、全额返还海普瑞补缴的税款以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发行人律师认为,公司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做法尽管不违反行政法规,但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存在被追缴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风险；鉴于上述处理方法系深圳市税务主管机关认可的通行做法,且公司的主要股东已就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向公司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因此,上述情况不构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认为：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为计税依据,分别按照适用税率计算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是深圳市税务局的税收执行惯例,适用于深圳市的所有企业,但是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25号存在差异,即计税依据不含增值税免抵税额,存在被税务主管部门按照财税200525 号文的要求追缴的风险,为此公司股东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金田土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承诺函,作出了“如被追缴,全额返还”的承诺,因此,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南山区地方税务局于2009年5月21日和2009年5月28日分别出具了无税收违法证明.2008年,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到期.根据2008年1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 5 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享受企业所得税15%税率的企业,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 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2009年6月,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0079,认定有效期为三年2009－2011 年.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政策,本公司自认定当年起三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已向主管税务机构办理减税手续,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案例关注1、深圳拟上市企业还是有很多特殊政策的,尽管与国家政策不符存在违规嫌疑,但是会里一般还是没有重点关注了.如常见的公积金交纳问题,以及今天的税收优惠问题等.2、最新审核政策已经明确,如果是与国家政策不相符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当地政府能够证明不属于重大违规行为且金额并不大的话,是不构成首发上市的实质性障碍的.3、另外,会里在反馈意见中没有关注所得税税收优惠问题而是关注了城建税和教育附加税缴纳不合规的问题,值得关注.其实这两个税种一般在实务中一般并不受关注,在此至少是提个了醒.案例情况一、浙江万马：董事和高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经典解释1、发行人报告期初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2、发行人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期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2006年12月,公司原任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到期后,为规范公司运作,加强公司独立性,并为拟进行的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时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设置提前作出安排,在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公司聘用控股股东电气电缆集团总裁顾春序、副总裁夏臣科分别担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盛涛改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此外,为满足公司人才需求,公司聘任刘焕新担任副总经理,主管公司技术工作,并因此调整钱宏工作,钱宏改任公司电力电缆研究所所长.前述人员安排构成了公司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时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设置的基础.2007年1月,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选举产生了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并由第一届董事会聘任了公司新的高级管理人员.该等人员相对于2005年初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变化情况分别为以下几种情形：1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有5名留任七名留任五名变化不算重大上述留任的5名公司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占公司原7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总人数中的绝大多数,因而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团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2名,分别为陆珍玉和马生海.其中陆珍玉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德生之配偶,其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一职是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降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力,使更多的专业人士和职业经理人进入董事会；马生海因担任万马高分子副总经理,鉴于公司与万马高分子存在经常性的购销关系,为规范运作,其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一职.1为充实和加强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团队的力量,新增7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纯的增加一般都会被认可1、潘水苗：2006年6月起担任万马集团董事、总裁.2007年1月起,兼任电气电缆集团董事、总裁,全面主管电气电缆集团业务,包括电气电缆集团下属的电力电缆业务.因潘水苗曾担任上市公司的副董事长、总裁,并具有深厚的电力行业背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为此,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选举其担任公司董事长,以进一步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2、顾春序：1998年2月进入万马集团工作,从005年初起担任电气电缆集团董事、总裁,现兼任电气电缆集团董事.电气电缆集团系控股管理型公司,顾春序在担任电气电缆集团总裁期间的主要工作为主管电气电缆集团下属企业的发展战略主要涉及电力电缆和高分子材料业务,并代表电气电缆集团在下属子公司的股东会上行使表决权以决定子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而发行人系电气电缆集团属下最重要的控股子公司,因而顾春序基于其上述工作内容的特点非常熟悉发行人的行业背景、业务模式和经营发展战略.因此,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决定聘任其担任总经理,由其负责发行人的具体运营管理工作.3、魏尔平：2004年7月进入万马集团,现兼任万马集团副总裁、董事；主管万马集团财务和审计工作.4、张丹凤：1993年10月进入万马集团,现兼任万马集团副总裁；主管万马集团战略和投资工作含电缆业务.5、赵云：1998年8月进入万马集团,原任公司监事,现兼任万马集团财务部副经理.6、夏臣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8月进入万马集团,曾任电气电缆集团副总裁.7、刘焕新：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主管公司的技术工作.其作为高级技术人才由公司于2006年引进.上述新增为股份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其原工作与发行人的电缆业务紧密相关,熟悉发行人本身的经营管理和电缆行业的业务特点或技术管理,适应公司长期发展的需要,因而由于该等人员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引起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适当变化或职位调整并不构成对公司经营管理的不稳定因素；相反,该等变化是对公司原有经营管理团队的人员充实和人才结构完善,更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其管理决策水平.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团队任职后,公司经营稳健、业务发展良好,充分体现了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在管理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3为满足上市规则要求,公司新增3名独立董事和1名董事会秘书3、2007年1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2007年1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盛涛因担任万马电子总经理而于2007年9月辞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外,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生变化.4、最近三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对公司影响的分析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三年的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一直未发生变更；同时公司最近三年的核心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人员也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经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后认为,公司新的经营管理团队是在之前的经营管理团队基础上进行充实和适当调整而组建的,一方面保持了公司经营管理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完善了公司经营管理层的人员结构,这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和能力,确保公司在经营上的稳定性和发展战略上的连贯性,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发展.5、本所律师的结论意见律师认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规定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立法本意是为防止发行人最近三年内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对公司原有的重大决策机制和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经营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或不确定性因素.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内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是对公司原有的经营管理团队进行充实和适当调整而发生的,也为符合上市规则之需要；公司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的大多数成员没有发生变动.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公司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熟悉发行人的经营管理、业务模式或技术管理,一方面可以确保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完善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人才结构,进一步提高决策管理水平和能力,最终促使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人在最近三年内发生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是为适应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符合上市规则的需要,是适当的和必要的.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内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没有构成重大变化,进而不会构成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三、双林股份：董事兼职过多是否能够保证客观公正的解释发行人董事长邬建斌同时兼任控股股东双林集团董事、总经理,控股股东的股东致远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全资子公司重庆旺林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双林模具监事,控股子公司苏州双林、天津双林、上海崇林、青岛双林董事长,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上海天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发行人董事赵立同时兼任控股股东双林集团副董事长,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浙江省建德乌龙山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盛林电子有限公司、宁波申达能源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连云港海鸥可可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天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天津双林、上海崇林董事,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深圳建林董事.发行人董事邬维静同时兼任控股股东双林集团董事、副总经理,控股股东的股东宝来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控股子公司上海崇林、苏州双林董事,全资子公司鑫城汽配董事长,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双林电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宁波恒林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建林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双林塑胶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上海天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事.请发行人说明邬建斌、赵立、邬维静如何保证客观、公正、独立地履行职责,如何维护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如何确保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的独立性.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发表意见.1、经核查,兼职,邬建斌、赵立、邬维静已作了如下调整：2、经核查,邬建斌、赵立、邬维静兼职的上述企业中除了发行人子公司重庆旺林、双林模具、苏州双林、天津双林、上海崇林、青岛双林、鑫城汽配以外,其他兼职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3、经核查,发行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制度.目前,邬建斌除了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担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外,赵立、邬维静除了在发行人担任董事外,未在发行人担任其他职务.邬建斌、赵立、邬维静三人主要通过参加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参与发行人管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共召开了22次董事会和18次股东大会,邬建斌、赵立、邬维静三人出席了发行人全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经核查,自三人开始担任发行人董事至今,发行人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相关职责,邬建斌、赵立、邬维静三人的兼职行为没有影响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一直正常.4、经核查,发行人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制度,以及独立董事对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向董事会发表独立意见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与制度进行了规范,在制度安排上形成了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利益的监督约束机制.正如律师工作报告与法律意见书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具有合理的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对于发行人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5、邬建斌、赵立、邬维静作为发行人董事,已出具承诺：“1、在担任双林股份董事期间及辞去职务后六个月内,本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双林股份构成竞争或可能导致与双林股份产生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双林股份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2、本人愿意承担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双林股份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邬建斌、邬维静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1、本人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被确认为双林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期间,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双林股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双林股份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双林股份产品的业务活动；2、本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双林股份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本人将立即通知双林股份,并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双林股份；3、本人承诺不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双林股份经营、发展的业务或活动.”6、核查意见：综上所述,锦天城律师认为：邬建斌、赵立、邬维静的兼职不会影响其客观、公正、独立地履行董事职责,不会对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的独立性.三、鸿路钢构：高管频繁变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发行人2008-2009年高级管理人员变化频繁的原因以及该变化对公司经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的核查意见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工商登记档案、高管人员简历及相关离职手续,2008年-2009年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2009年2月20日,鉴于汪德泉辞去总经理职务,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聘任商晓波为总经理；鉴于商晓红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聘任开金伟为副总经理.2009年9月10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何的明为董事会秘书.其中：汪德泉自2006年7月起任职于发行人,2007年12月被聘任为总经理,2009年2月因个人原因辞去总经理职务,担任总经理的时间较短；商晓波自有限公司设立起担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因汪德泉辞职,被聘任为发行人总经理；商晓红自有限公司设立起担任有限公司监事,2007年12月发行人创立大会选举其为董事,后因发行人高管人员变动,为符合相关监管要求,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开金伟曾先后担任过多家钢结构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职务,具有钢构行业丰富的管理经验,自2008年8月起任职于发行人,2009年2月被聘任为副总经理；何的明原为执业律师,自2003年起担任发行人的常年法律顾问,2009年9月被聘任为董事会秘书.2、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07年12月发行人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后,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证监会的要求,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任职与议事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重大财务决策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董事会授权权限的规定等各项法人治理制度,该等制度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管理中得到有效推行.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上述人员变化均为正常原因变化,履行了相应法律程序,变动1名副总、增加1名董秘,系发行人为加强内部管理、改善公司治理采取的有利措施,不属于重大变化,高管人员能够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工作细则及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定的规定,履行相应的职责,高管人员变动对发行人经营及公司治理未产生不利影响.四、网宿科技：高管变动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解释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内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出具明确意见.一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二发行人最近两年内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两年内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如下：2007年12月3日,上海网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聘任黄琪为财务总监；2008年5月28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黄琪为董事会秘书.2009年3月15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聘任洪珂为副总裁.三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满足上市规则要求,新增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职位,故分别于2007年12月和2008年5月聘任黄琪为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洪珂自2004年进入公司以来历任公司首席技术管、厦门网宿总经理,厦门分公司总经理、副。

ipo前和投资人有关业绩对赌协议司法判例在IPO发行过程中，投资人和上市公司之间往往会签订业绩对赌协议，以约束上市公司在未来的经营中达到一定的业绩目标。

业绩对赌协议是一种保障投资人利益的合同，一旦上市公司未能达到约定的业绩目标，那么上市公司就需要向投资人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或赔偿金。

在实际操作中，业绩对赌协议的内容往往较为复杂，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涌现了一些相关的判例，下面我们将结合实际案例来探讨业绩对赌协议的相关法律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业绩对赌协议？业绩对赌协议是指在一定的期限内，约定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目标并与投资人进行赌约，如果业绩未达到约定目标，上市公司要向投资人支付一定的费用作为赔偿；如果业绩达到或超过约定目标，那么投资人则无法获得额外的赔偿。

业绩对赌协议一般是在IPO前后进行签订，以确保上市公司能够按照约定实现一定的经营目标，同时也为投资人提供了一定的投资保障。

业绩对赌协议的签订是由于投资人对公司的经营能力或未来发展前景表示怀疑，通过签订协议来对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进行押注，以此来增加对公司未来盈利的信心。

同时，业绩对赌协议也有助于激励公司管理层积极开展业务，提高公司的绩效表现，从而帮助公司实现预期的经营目标，提升公司的价值。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业绩对赌协议的签订和执行往往会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

首先是约定的业绩目标是否合理和可衡量的问题。

由于业绩目标的设定可能会受到市场环境、行业发展、公司规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签订业绩对赌协议时，需要对业绩目标进行科学的测算和评估，以确保其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同时，投资人和上市公司在签订业绩对赌协议时需要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协议的履行方式和标准，以免发生纠纷。

在实际操作中，业绩对赌协议的履行往往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由于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变化，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业绩表现；或者是由于公司管理层的管理能力、经营决策等内部因素的不足，也可能导致公司未能达到约定的业绩目标。

【案例】蒙牛——一赌成名1999年1月，牛根生创立了“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

后更名为“内蒙古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牛乳业）。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蒙牛迅猛发展，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大关。

快速扩张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资金缺口，而此时，行业内的企业，伊利股份（600887）、光明乳业（600597）、三元股份（600429）先后登陆A股。

在国内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的情况下，2001年底开始与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等国际机构投资者接触。

2002年6月，蒙牛在英属开曼群岛和毛里求斯分别成立了一家用以承载蒙牛上市任务的壳公司。

其中，开曼群岛公司由蒙牛发起人、业务联系人以及雇员等蒙牛相关人士控制。

开曼群岛公司100％控股毛里求斯公司，毛里求斯公司又通过认购蒙牛普通股等方式，获得蒙牛控股权。

毛里求斯公司认购蒙牛股份的资金，就来自上述三家机构投资者。

2002年9月，三家机构投资者以认购开曼群岛公司股份的方式，注入2 597.4万美元（约2.16亿元人民币）。

一年之后的2003年9月，经过内部的股权转换和计算，三家机构投资者持有开曼群岛公司49%已发行股份，剩余51%由蒙牛管理层及相关人士持有。

此间，毛里求斯公司用注入资金购得蒙牛66.7%的股份，蒙牛由此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并成为这个上市运作系统末端的一间子公司。

2003年10月，三家机构投资者对开曼群岛公司进行了第二次注资。

此番是通过认购开曼群岛公司每股面值0.001美元的可换股票据的方式，注入3 523.4万美元。

这些可换股票据可以在蒙牛乳业招股完成一年后转换完毕。

“可换股票据”实际上是股票的看涨期权。

不过,这种期权价值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蒙牛乳业未来的业绩。

如果蒙牛乳业未来业绩好，“可换股文据”的高期权价值就可以兑现；反之，则成为废纸一张。

为了使预期增值的目标能够兑现，摩根士丹利等投资者与蒙牛管理层签署了基于业绩增长的对赌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