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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杜鹃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经历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最终走上了翻译生涯，将近半生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
周作人一生著译约一千五百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怕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
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可追溯到1904年，译作有《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天鶓儿》。
其中《侠女奴》译文序基本上反映了他早期激进的翻译思想，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热情，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和晚清小说翻译，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于此相比之下，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多出了某种超越成分，他提出了“学以移情”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纪元。
翻译文体逐渐丰富，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
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周作人也意识到古文译书会行之不远，他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的开拓者。
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他的白话写作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
继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
浅谈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摘要：五四时期作为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其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本文旨在通过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主体的构成和姿态三个方面浅谈五四时期翻译的特点。
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翻译选材；翻译主体abstract：as a typical period，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lso special in the period of may 4 th .this article is to talk about the characters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era，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and the composing & attitud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in body.in the author’s opinion，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the period of may 4 t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key words：the period of may 4 th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 ；main body；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2一、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中国翻译从佛经到科技著作再到文学作品，翻译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从“案本而传”到“忠实”、“对等”再到“文化转向”，翻译标准的重心也多次演变。
无论是翻译的文本还是评判的标准都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翻译的时代性也因此而得以突显。
从译者身份认同看“五四”时期翻译论争作者：戚健来源：《速读·中旬》2020年第02期摘要：“五四”时期的译者身份认同表现出较强的歧异性与复杂性，导致了翻译规范的多元化以及各种翻译论争，其中最重要的有新文化派对林纾的讨伐、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交锋以及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论争。
《新青年》双簧信及林纾的落败可以归因于新文化派的西方认同与林纾的身份认同危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对垒源自新文化阵营内部身份定位的歧异，而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抗衡则体现了两大阵营文化认同的冲突。
关键词：身份认同;“五四”时期翻译;翻译论争一、引言在“古今中外”激烈冲撞的“五四”文化场域中，译者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必然或隐或现地体现在他们的翻译思想与实践当中，决定了这一时期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本文选取这一时期三次重大论争即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对林纾的讨伐，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交锋，以及新文化运动晚期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论争，展示五四时期各种翻译规范的冲突及对中心地位的争夺，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和解释这些论争的根源、性质及意义。
二、《新青年》的双簧信——新文化派的西方认同与林纾的身份认同危机1915年9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新青年》创刊，打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但未激起多大反响，为了造势，1918年3月钱玄同、刘半农二人在《新青年》上自导自演了一场“双簧信”：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颂扬林纾，赞林译小说具有唐代小说的神韵，译笔雅健、译名香艳。
刘半农发文逐条予以驳斥，对林译小说痛加贬抑：一是所译之书选材不精;二是谬误太多，随意删改;第三也是最大的病根是“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刘半农指出，“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鲜明地表达了新文化派的译介观。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给中华民族进行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而外国文学则像一缕清风，吹醒了中国的有志之士，而这些外国文学也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产生影响。
标签：外国文学；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不断摸索适合的发展道路来挽救处于危急之中的中华民族，翻译外国文学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是人们研究的重中之重。
然而，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正处于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先进的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不仅使国人了解了西方，还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学的建设。
下面通过结合当时的翻译状况来分析一下外国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1 外国文学翻译的概况在“五四”期间，各路知识分子纷纷做出了“思想救国”的尝试，由于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的局限性，本身已无力担起挽救中华民族亡族灭种的命运，而先进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则能给人们一种思想上的启迪。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五四时期既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告别旧文学、倡导新文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倡导新文学，就需要学习西方。
这时候，翻译活动则显得异常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
茅盾曾说过“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的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陈福康2000：73）。
从翻译的题材上看，“五四”时期与近代前几个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洋务运动时期，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大多出于晚清军事、外交的需要，对当时的文学贡献微乎其微；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在严复的率领下，维新派和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学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详细阐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时期，不仅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格，也在文学翻译方面有了重要的进展。
在这个时期，儿童文学也开始受到重视，并有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
本文将探讨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情况。
首先，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个时期，翻译者开始把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这些作品多来自英国、美国和俄罗斯。
而这些作品的特点是语言简单易懂，寓意深刻，适合儿童阅读。
翻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注重翻译的准确性，同时也保留了原作中的文化特色，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其次，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涉及哪些作品？五四时期翻译成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很多，比如美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镜中奇遇记》，英国作家卡洛琳·福尔斯贝格的《小公主》和《小公主的秘密花园》，俄罗斯作家谢里亚申的《红军宝贝》等等。
这些作品在国内被广泛传播，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有什么影响？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推广了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的儿童文学资源。
这些作品不仅使孩子们能够接触到外国的儿童文化，而且对他们的阅读和认知能力的提高也有积极作用。
同时，翻译者们的努力也推动了中外文学交流和翻译事业的发展。
作者： 郭宁
作者机构： 兰州文理学院外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出版物刊名：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页码： 36-38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3期
主题词： 翻译文学;多元系统理论;五四时期;翻译策略
摘要：埃文·佐哈儿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创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研究。
翻译由于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不断变化。
翻译文学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的特殊过程。
多元系统理论关注了隐形的社会文化力量,将翻译文学引入一个更宽广的文化领域。
华 中 师 范 大 学研 究 生 课 程 论 文论文题目 五四时期俄国文学翻译探究完成时间 2017年2月3日课程名称 副刊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任课老师 员怒华老师专 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___年 级 2015级 ___成 绩评卷人姓 名 周姝 学 号 2015111183五四时期俄国翻译文学探究摘要：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真正产生重大的影响，俄国文学的译作数量明显地增加，俄国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俄国文学热情高涨的原因主要是：两国基本国情与民族精神内涵的相似，俄国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特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两国文学社会作用的相似和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契合。
同时，俄国文学对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五四，俄国,翻译文学1 引言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自1917—1927 年，国内出版的翻译作品200 种，单行本187 种，其中俄国文学有65 种，法国文学31种，德国文学24 种，英国文学21 种。
这恰好与前一阶段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表明，以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契机，中国文学界开始把介绍外国文学的重点从西欧转向了俄国。
1921 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号。
《晨报副刊》中也有多篇关于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
比较著名的有：李开先翻译的《俄国小说家果戈里论》，毕树堂翻译和介绍的《俄国文豪高尔基论》，徐志摩翻译的《高尔基记契诃甫》和创作的《一点点子契诃甫》，焦菊隐译述的《莫尔斯基论屠格涅夫》；另有《托尔斯泰同时的俄国文学家》等多篇都或多或少与现实主义有关。
上面介绍的这些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们虽然风格角度、批判立场各有不同，“托尔斯泰站在宗法制小农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的作品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契诃夫站在平民知识分子进步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朦胧地看到了新的社会力量，指出了旧制度不可避免地毁灭”。
但是如实反映俄国社会冷酷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社会和批判社会的意识是一致的，所以说他们遵循的基本原则都属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克鲁泡特金在《俄国小说家果戈里论》一文中说:“果戈里不是一个深奥的思想家，但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他的艺术，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但是没有了为人类谋幸福的思想。
”他还介绍了《外套》、《巡按》和《死魂灵》这几部果戈里的代表作品。
在焦菊隐的译文中曾描述屠格涅夫说:“当时的批评家以为小说家应将其环境中的事情，综合而表现于作品之中……小说家应是现实历史的撮要者，而屠格涅夫遂以良心所迫，担任了这种工作了。
”高尔基在评论契诃夫时也说:“谁也没有契诃甫看得透彻，这生活的庸烦的悲惨，在他以前从没有人曾经这样不含糊的披露给人们看这幅可怕可耻的生活画……”由此，俄国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延续就清晰可见了。
2 翻译界与出版界对俄国文学的热情高涨的原因2.1 基本国情与民族精神内涵的相似旧俄专制的国情与中国传统社会颇为相似，中俄两国都是亚洲国家，都具有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形态，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的文化圈内，缺乏一种积极改造的意识，习惯于维持现状和随波逐流。
两个民族由于地域上的亲缘关系和经济、政治特征的相我国人民所饱受的残害和压迫与俄国人民的遭遇相同，这就使得两国作家具有相似的思想倾向和肩负着相同的历史任务。
中国启蒙先驱者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获得鼓舞，确认了由文学启蒙到思想革命对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俄国文学的译介，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促使中国文学贴近现实，贴近人生。
中国作家把文学当作武器，担当起唤醒民众的重任，开始创建新文学，以适应现实需要。
2.2 俄国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特点俄国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特点是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
俄国文学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好与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寻求民族解放的现实要求相吻合，最让中国人感动。
“为人生”的艺术要点有二，一是要使文学与人生相结合，二是宣扬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专制。
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俄国文学自普希金以来一直保持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这包括强烈的入世精神，悲悯的情怀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
如果说普希金是“文学接近生活”的第一人，那么果戈里则就是将文学引向心灵深处，以文学表现人类沉痛的心灵，高尔基更是直截了当地把文学称做人学。
由此可见，俄国文学发展的趋势就是解放生活和人类。
因此，俄国文学总是与现实生活合一，生活也就推动文学蓬勃地发展。
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专家升曙梦所说在国民性上，在思想的特质上，这两个国家是非常类似的。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说中国乃是东方的俄国，俄国乃是西方的中国，似乎也决非过甚之词。
所以，俄国文化，比之世界任何一国，我相信在贵国是最能接受并能正当地理解的。
2.3 文学社会作用的相似文学在中俄两国都缺乏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传统，文学的很大一个作用是教化民众，社会功用色彩浓厚。
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带有普遍的道德主义倾向，而中国文学在孔子时就倡导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一直有“诗言志”的文学传统。
俄国文学中的道德色彩和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观念实际上都削弱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夸大了文学的社会作用，这样使得“五四”时期力图以文学改造社会的作家都特别青睐道德色彩浓厚、救世思想强烈的俄国文学。
2.4 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契合中俄两国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意识和深重的社会责任感，拥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
他们寻找民族出路的思路是一致的渴望引入欧洲的先进文化，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
他们都把西方文化作为改造传统文化的养料，而且最终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加以遵从。
这一时期俄国文学的译介者们并不是纯粹的职业译者，他们往往兼作家、社会改革家于一身，置身于时代的潮流，力图以自己的文学活动来推动社会生活的进程。
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更是把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当作自己的路标，期冀经由此路迎来国富民强的未来社会。
3 俄国文学对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影响3.1 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俄国文学无疑拓宽了当时中国文坛狭隘的视野些域外文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学革命初期文学创作上的不足，为这些青年情感的抒发以及他们在创作中的尝试提供了一片广阔天地。
五四时期有名的译者，像周作人、郑振铎、耿济之、沈泽民、瞿秋白、蒋光慈等，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
最大优势在于他们拥有开阔的视野，具备了现代的审美观念，精通外语，同时掌握了白话语言工具。
他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顺应了中国思想启蒙的内在需要，推动了人生派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五四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2 拓展新文学艺术表现空间在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对俄国文艺理论著作的译介也开始以较大的规模展开。
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和译著，有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耿济之译的托尔斯泰“艺术论”，张邦绍、郑阳的“托尔斯泰传”，沈雁冰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和中国”，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郭绍虞的“俄国美论及其文艺”，沈泽民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论”等。
这些论著，对于帮助中国作家和读者深入了解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和价值，掌握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遗产，乃至确立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原则、审美规范，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俄国文学的启迪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与艺术形式得到极大的拓展。
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走上文学舞台，个性与人性得以自由的伸展，心理世界得到深邃而细致的发掘,景物描写成为小说富于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审美打破中和之美至上的传统理想,呈现出气象万千的多样风格。
3.3 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国内文艺界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是苏联文学思潮的影响开始突现和加强。
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沈泽民等，在1923 年到1924 年通过《新青年》季刊等杂志，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文艺观点建立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可以看出他们从鼓动革命的目的出发，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阐明文艺的性质，强调文艺的战斗作用。
相比之下，茅盾1925 年参照高尔基的文章写成的“论无产阶级艺术”，在坚持阶级立场的同时能够比较充分地尊重文学的特点。
这篇文章显示茅盾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偏重于高尔基这样比较积极的作家，也说明他更多地是从中国新文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吸收苏联文学经验，思考无产阶级文艺及其前途的。
从1924 年到大革命前夕，苏联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逐渐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注意，开始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中国，从而引发了国内文坛对新文学前途的重新思考。
一些作家和理论家就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时代、文学的阶级性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纷纷发表看法，提出了“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为大革命以后文学思潮的转变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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