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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一般是历史形成的，村庄各户之间大多利益相关、文化相连、血缘相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
特别是自然村落之间土地、财产、人口等界分清晰，即便历经变迁也很难混淆。
我国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国家治理乡村的主要目标是获取税赋和实现疆域稳定。
但在历史上“皇权不下县”，乡村秩序主要依赖村规民约、宗法伦理、道德礼俗等非正式制度与乡绅精英维系。
家族和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组织形式，以亲属和血缘关系构成人际关系网络，凭借族长、族规、祠堂等形式，对乡民施行伦理教化和治理。
清代后，保甲制度作为国家正式组织，成为维护地方统治的主要工具。
我们党百年乡村治理实践大致经历了“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三治合一”等发展阶段。
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我们党都始终重视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注重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经济凋敝，传统乡村治理难以为继，为重构乡村治理秩序，我们党通过政权建设和党组织建设加强了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经过了曲折的发展路径。
1950年起建立乡政权，乡和行政村作为本行政区域行使政府职权的机构；1954年撤销行政村建制，县以下统一设置乡、民族乡、镇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1959年后，逐步推行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将几乎所有生产、经营、居住及迁徙活动都掌握在手中，主要的农业资源及其分配由基层政权支配。
在国家权力主导下逐步建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经济上由农民家庭私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公社、大队和小队等各层级的集体，既是一级生产单元，也是一级行政管理单位。
村社组织的行政化，建立起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强”控制秩序。
在强有力的政府管控下，维系传统乡土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被削弱。
改革开放后，在全国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
家庭经营制度的回归，直接动摇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促进农村乡土文化保护一、背景介绍自古以来，农村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是最为基层的劳动者。
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农民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包括民歌、民俗、传统技艺等。
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乡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因此，促进农村乡土文化保护势在必行。
二、意义与价值1. 传承中华文化传统。
农村乡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乡土文化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2. 增进农民身份认同感。
乡土文化是农民的精神家园，通过加强乡土文化保护，可以增强农民对自己身份和文化的认同感。
3.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乡土文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保护好乡土文化有助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壮大。
三、挖掘与保护1. 收集和整理农村乡土文化遗产。
建立农村文化遗产档案，记录和保留农村乡土文化的各类实物和资料，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提供参考。
2. 组织乡土文化保护队伍。
鼓励并培养乡土文化爱好者参与保护工作，组成志愿者队伍，共同保护和宣传农村乡土文化。
3. 举办乡土文化活动。
定期举办各类乡土文化节庆活动，如民俗表演、传统技艺展示等，吸引更多人参与乡土文化保护。
四、教育与传承1. 加强农村乡土文化教育。
将农村乡土文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加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对乡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
2. 发扬农村文化传统。
在农村学校设立传统文化课程，教授传统技艺、民俗等内容，鼓励学生参与相关活动，传承农村乡土文化。
3. 建立传统技艺培训基地。
在农村地区建立传统技艺培训基地，向青少年传授传统手工艺技能，激发他们对乡土文化的兴趣。
五、保护与文化产业1. 发展农村文化创意产业。
利用乡土文化资源，开展相关创意设计和手工艺品制作，打造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产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2. 建立农村文创园区。
在农村地区建设文创园区，为乡土文化保护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创作和展示平台。
3. 引导旅游资源开发。
通过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将农村乡土文化融入旅游体验中，提升农村乡土文化的知名度和价值。
乡村振兴政策解读与解析乡村振兴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旨在推动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针对乡村振兴政策，本文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与解析，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政策并为其实践提供指导。
一、政策背景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农业模式面临许多问题，如农村人口外流、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
二、政策目标乡村振兴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
具体来说，政策旨在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三、农业供给侧改革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乡村振兴政策致力于打破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
此外，政策还鼓励农民进行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
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政策提倡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通过扶持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村企业创新发展等方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政策鼓励农村开展多元化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等新型产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乡村振兴政策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包括农村道路、供水供电、农村通讯等方面的改善，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发展条件。
六、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乡村振兴政策着力推动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重点包括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
政策鼓励农村学校提质增效，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推动农村文化建设，保护和传承农村传统文化。
七、政策实施路径乡村振兴政策实施的路径并非一蹴而就。
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振兴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支持力度，引导资本和技术向农村流动，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社会治安】2021 年 3 月第 2 期 March 2021No.2北京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Beijing Police College收稿日期：2020-10-11作者简介：张玉琢（1994—），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安管理、社会治理； 韩春梅（1974—），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安管理、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首都社区治安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JDGLB010）“警察下乡”：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性逻辑与方法论张玉琢，韩春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摘 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力量，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警察下乡”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理性逻辑，肩负着国家治理与乡村治理整合、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协同、城市张力与乡村压力调和的使命担当。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重处理好警察与村庄、警察与村民、警察与乡村文化的“三大关系”，为警察“合法合理合情”融入乡村提供基础环境。
面对当前“警察下乡”中出现的不兼容困境和治理悖论，应通过“因地制宜”的警察下乡思维、“按需分配”的警察下乡标准、“亲缘介入”的警察下乡纽带为基础进行不断优化和改进，为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提供基础性服务。
关键词：警察下乡；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58（2021）02-0026-07DOI：10.16478/ki.jbjpc.20210111.001新时代对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期待。
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基础的结构性力量，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纵观国家治理嬗变历程，国家曾通过党政下乡、政策下乡、服务下乡等多种资源下乡方式对乡村治理进行介入和动员，力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优秀乡土文化传承的路径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振兴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容。
乡村振兴意味着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激发农村地区的活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文化的积淀和表现。
乡土文化传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因此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承和弘扬乡土文化，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路径一：弘扬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这些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
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以及各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习俗，都是当地乡土文化的重要体现。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以通过举办各种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民俗文化展示等方式，激发农民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增强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路径二：发展乡村艺术和民间艺术乡村艺术和民间艺术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乡土情感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在乡村振兴中，可以通过支持乡村文艺团体和文艺活动的发展，培养和挖掘乡村艺术人才，推动乡村艺术创作和传播，让乡土文化在艺术上得到更好的表现和传承。
路径三：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每个乡村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是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
在乡村振兴中，可以通过对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保护和开发利用，让乡土文化得到充分展现和传承。
可以建设乡村博物馆、文化广场等载体，展示和宣传乡村历史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乡土文化的价值。
路径四：推动乡村教育和文化传承乡村振兴需要培养一支懂乡土文化、热爱乡村的文化传人队伍。
在乡村振兴中，可以加大对乡村教育和文化传承的投入，改善农村的教育条件，加强乡村教育的文化教育内容，培养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人才，让乡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路径五：加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需要产业的支持，而文化产业是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在乡村振兴中，可以通过支持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引导和支持农民从事与乡土文化相关的产业，如手工艺制作、旅游服务、文化产品销售等，让乡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和传承。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乡土中国》读书笔记1花了二十来天才看完这本《乡土中国》，而也是这本书，让我对自己的阅读量和阅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反思。
今天这次写读后感，可能更多地却在对自己读书上的反思了。
无论怎样，还是先得说正题。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值得并且需要读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的。
我习惯读一本书的时候先了解作者作这本书的年代和时代背景，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其背景对其影响一定是很重要的，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上的小__所综合的，时代背景是处于极度艰难的抗战时期。
而也恰巧是研究之艰难，信息流通之不便，也使得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结果具有很鲜明的个人特点和创新的视角。
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他所著《乡土中国》，估计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时候能够比起那个时代更乡土的了。
《乡土中国》一书还是比较全面的讲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的。
费孝通先生言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总结，加之后面的各项阐述，很具有总结性。
不仅在那个年代，即便是现在，所谓的现代化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了，我认为，中国社会乡土性的烙印还是很深的，现在的内陆地带，现在的农村，还是有很多保持着一贯的乡土性。
而中国人的很多性格也是乡土性而造成的。
人制与法制，究竟哪种更适合？社会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想必很多人觉得该依靠法制，但是对于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这一点上肯定会有很多争辩。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
比之于西洋几乎可以用诉讼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社会是很少想到用打官司的方式解决问题的。
西洋遇事，可能很快想到诉讼，而中国人却往往只会在其他所有办法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会去打官司。
因为，在西洋人看来，打官司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而为被告为原告也都很可以理解，成为被告的不一定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中国就不一样了，即便是在现在，打官司的被告基本首先就会给人以坏形象的印象，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很多谴责的，而原告也不一定好运，人们也可能会说“破大点事就打官司，难道没有别的解决方式了吗？”。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孔德永（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7）［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
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
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
“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儒学下乡；乡村治理；治理体系；乡村建设［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6）05－0055－06DOI:10.15981/ki.dongyueluncong.2016.05.009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试图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
八十多年以后，从2012年12月开始，牟钟鉴、王殿卿、颜炳罡、赵法生等专家学者仿效梁漱溟先生当年的做法，在山东泗水、曲阜、茌平、肥城、德州、青州等地开设了乡村儒学讲堂，开展了“儒学下乡”活动，并形成了独特的山东民间儒学现象，这一做法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热议，人们对“儒学下乡”怀着一种复杂的感受：既有赞许的呼声，也有质疑的目光，同时还有反对的声音。
对本轮“儒学下乡”进行客观的评估需要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当今的“儒学下乡”与历史上的“儒学下乡”有什么关联？“儒学下乡”的功能与边界在哪里“儒学下乡”如何与现代乡村治理相对接？一、近代以来的“下乡”回顾与评述近代以来，我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下乡”活动来整合乡村社会，例如，“文字下乡”、“法律下乡”、“文化下乡”、“服务下乡”、“资本下乡”、“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政策下乡”、“行政下乡”、“宣传下乡”、“民主下乡”、“财政下乡”等等。
“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徐 勇[内容提要]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孤立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
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强化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
但农村社会并不完全受中央政策所支配,随着社会发展,地方性“土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给政策整合带来复杂的影响。
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治理政策取向将表现为多样化的态势。
除了统一的中央政策以外,也需要在中央政策精神之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对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
[关键词] 政策下乡 乡土社会 政策整合[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505(2008)0120116206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将农村的发展归结为“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政策作为国家、政党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活动计划和行为准则,只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特别是“政党下乡”才进入农村社会生活中,成为影响农民日常生活和命运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而又散漫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对其行为加以规范,进行制度性整合。
但在当下,农村社会愈来愈受两种政策的支配和规范,一是来自于中央的政策,二是来自于地方的政策,有时又称之为“土政策”。
政策整合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需要深入探讨。
一、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 自由散漫作为传统农民的天性是由其生产方式决定的。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农民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与外界的联系很少。
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主要是与国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主要局限于为国家提供赋税、兵役,除此之外,很少与国家打交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农民的行为是自由随意的。
他们对自然的依附远远强于对社会的依附,“天命”高于“人事”。
这是传统中国农民与中世纪西欧农奴的不同之处。
所以,费孝通先生说:传统国家的权力“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①。
尽管出于国家统治的需要,统治者也进行一些“劝农”之类的宣教活动,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国家政策并没有全面深入地渗透到农民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在古代中国,只有“政”和“策”两个分立的词,“政”是统治和治理,“策”主要指为统治者提供计谋和主意,如出谋划策。
政策作为一个完整词汇是近代从日本引入的。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通过解决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政治整合的过程。
为了建立一个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现代国民国家并进行政治动员,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扶助农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张,以此解决当时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
但是,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是一个悬浮在城市上层的政权,其统治能力未能真正延伸到广大乡村田野。
尽管国民党政权为了缓解农村危机,成立了农业复兴等机构,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举措,如土地清查和整顿,减租和农村复兴等,但由于缺乏基层政权和组织的落实与贯彻,这些政策未能延伸到农村,也没有发生实际作用。
国家政策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仍然是一个十分陌生而遥远的名词。
在中国,“政策下乡”是“政党下乡”的伴随物。
政策是指国家、政党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活动计划和行为准则。
政策的特点是通过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决定将不同的人组织为一个整体并规范人的行为活动。
现代国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政党进行设计和构建的。
政党要构建国家,必须进行政治动员,将更多的人吸纳到自己的领导之下。
国民党虽然提出了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纲领,但一直未能作为一项具体政策加以实施。
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是以工农大众为阶级基础的,其优势在于“政党下乡”,将政党组织的力量延伸到广大的农村领域。
而政党的活动及其社会影响则主要依靠政策,通过各种具体的政—611—《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1期策将政党意志贯彻渗透到社会,从而将社会吸纳到政党可支配的范围内。
1984年3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发表《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依法办事》的讲话。
他说:“在战争时期,党也好,军队也好,群众也好,注意的是党的政策。
一件事情来了,老百姓总是要问,这是不是党的政策?”“当时,农村根据地长期被敌分割,交通不便,党中央给各地的,概括起来可以说就是政策。
”“在整个革命队伍(包括军队)里,党的政策也就是‘法’。
”②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政策的作用,并在不同时期为实现不同的目标而制定了不同的政策。
毛泽东特别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③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还专门写了《论政策》一文,强调要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制定和调整政策。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而随着抗日政权的建立,党的政策领域更广泛,包括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等。
可以说,在未取得全国性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政策与农村社会发生联系,通过各种政策动员、组织、教育、规范农民,从而将广大分散的农民集聚在党的旗帜下。
政党组织不断向农村延伸,也是政党政策不断地向农村社会渗透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组织的力量实施其政策。
特别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党主要是依靠政策治理国家,改造社会,政策领域更宽泛,政策的渗透能力更强大。
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专门成立了政策研究机构。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再到人民公社时期及其农村改革,执政党不断地制定和调整农村政策,以此解决农村问题,动员、组织农民,改造农村社会。
其主要形式有:一是下发党的文件。
受革命战争时期的影响,党的文件长期以来是指导党的行动和影响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如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953年2月15日正式通过。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从1982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五个有关解决农村问题的“1号文件”。
2006、2007年,中共中央又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连续下发两个“中央1号文件”。
由于文件大多是以红颜色字体打头,所以又俗称为“红头文件”。
二是党组织和领导人的指示。
党的文件比较规范。
为了迅速灵活处理问题,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经常就一些农村问题发布指示。
这些指示同样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
1947年正处于决定国内革命战争胜负的关键时刻,为了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因是5月4日通过的,从而简称为“五四指示”),这一指示确定的方针政策成为后来土地改革的主要依据。
农业合作化涉及到对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党组织和领导人下发的指示更多。
即使进入人民公社体制的相对稳定时期,党组织和领导人也经常发表指示。
直到农村改革以后,党组织和领导人通过下发指示来领导农村工作的现象才相对减少。
这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和领导方式的转变有关。
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下乡”,将政策输出到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对高度分散的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一,“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
从根本上说,政策是一种统治或治理手段。
它由具有一定强制力和影响力的机构所制定和实施,具有权威性。
H1K1科尔巴奇在《政策》一书中认为:“统治被看成是始于拥有权威的领导者的决策。
”“政策被看成是关于某一特定领域之内将要做什么的权威决定,所以无论是同一组织的不同部门还是广泛的‘统治框架’下的不同组织,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并非各行其是。
所以政策过程关系到确保一个单独的行动过程得到认可。
这种认可是通过‘政府’以及‘权威(们)’和‘国家’来完成的,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公共权威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们决定了行动以及沟通的自上而下路线。
”④传统国家虽然有重农抑商的思想,但其政策影响范围只限于统治者内部,未直接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并自上而下影响农村社会。
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以后,注重民生,从农民最紧迫的土地需要入手进行政治动员,其具体措施就是制定土地政策和与此相应的阶级政策。
其后的一系列农村政策都与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走入千农万户。
同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包含着政治权力的支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人们服从政策归根到底是服从权力。
如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是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支持下制定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由国家强制力所支持。
因此,政策下乡的结果是原来散落于乡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向统一的组织性的权力中心集中,同时这又是权力中心将其意志输入并影响农村社会的过程。
如刘少奇所说:—711—社会学研究“制定政策是集中起来的过程,执行政策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⑤毛泽东1947年5月4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
”⑥由此可看出,党是政策源。
党制定和实施政策,同时也支配着农村社会和农民的日常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政策决定命运。
不同的政策导致不同的生存状态和命运。
在长达数十年的政策下乡过程中,农民形成了服从政策的意识。
如在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中,农民经常说的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如果收成好,所说的则是“政策好,天帮忙”。
地方和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是落实中央政策。
正是通过直接涉及到农民生产、生活直至人口生育的各种具体政策,将中央、地方政府与农村社会联结起来,形成统一的权力中心,并强化着权力中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
其二,“政策下乡”是构建农民行动的过程,促进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
在H 1K 1科尔巴奇看来,政策“与秩序有关。
政策暗示着系统和一致性。
行为并不是专断的或者任意的:它受制于已知的普遍应用的规则”。
“政策把一系列行动划入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我们不仅仅要惩罚那些不守规则的学生,还要使用一种纪律政策。
”⑦在传统社会,国家的渗透能力弱小,农村社会处于分散状态,重要原因就是国家的权力触角难以通过各种政策传递到乡土社会之中,并对农民的行为加以统一规范。
因此,农村社会的特性是自由、散漫而随意,只是一个生活共同体,而不是政治共同体。
伴随政策下乡,一方面是政党和国家意志进入到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是对农民的行为加以统一规范。
因为,政策具有统一性,并有相应的机构加以实施。
政策的贯彻实施过程也是行动的建构过程。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政策的统一规范功能。
毛泽东曾经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
”⑧政策作为政党行动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当其进入社会之时也必然发挥着统一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