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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和经济学解释引言利他行为是指个体为了他人或整个群体的利益而采取的行为，而不是只追求个人的利益。
这种行为在生物学和经济学中都被广泛研究和讨论。
本文将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利他行为的解释，并进一步分析其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重要性。
生物学解释在生物学中，利他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个体或物种适应环境和生存策略的结果。
以下是一些生物学解释：1. 社会进化理论社会进化理论认为，利他行为可以促进遗传基因的传递和存活。
通过帮助他人，个体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加自己的繁殖成功率以及保障自己的后代存活。
因此，利他行为在物种中得到保留和传承。
2. 亲属选择理论亲属选择理论认为，个体会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个体，因为通过帮助亲属，个体可以促进自己的基因在后代中的传递。
这种利他行为的出现可以解释为亲属选择的结果。
3. 合作演化理论合作演化理论认为，个体之间的合作和互助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生存和繁殖成功率，并且可以促进群体的整体生存能力。
合作关系可以通过提供互利的资源交换、食物分配和分工合作来实现。
经济学解释除了生物学解释，经济学也提供了对利他行为的解释。
以下是一些经济学解释：1. 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信任可以为个体和群体带来经济利益。
利他行为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积累信任资本，这些资本可以促进经济交易和合作，进而提高群体的整体福利。
2. 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利他行为可以促使个体投入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维护。
公共物品是指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但无法排除其他人使用的物品或服务。
个体通常不愿意自愿承担公共物品的成本，因为他们可以免费享受公共物品的好处。
然而，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自私的行为，公共物品可能无法被提供。
因此，利他行为在确保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3. 社会规范理论社会规范理论认为，个体在决策时会考虑到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
这些规范和标准可以对利他行为产生影响并导致其发生。
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叶航汪丁丁罗卫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310027）内容提要：现代经济学与现代生物学对人性的看法相当一致，都把自利看作人类行为的基本前提。
但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最新研究证明，在人类进化早期阶段，利他行为作为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在维持个人之间的合作劳动、有效提高族群生存竞争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ESS基础上提出一个演化均衡模型，进一步解释了利他行为的进化优势以及合作剩余导致利他偏好内生的机制。
关键词：利他行为利他偏好内生化合作剩余演化均衡一、传统：一个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回顾1. 经济人假设与理性人假设现代主流经济学把自利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前提，从而本质上排斥了利他行为①对经济研究的意义（张五常，2001；田国强，2005）。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所谓的经济人假设。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确立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奠定了分析生产者行为的基本范式（Smith，1776）。
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确立为经济分析的另一个出发点，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奠定了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基本范式（Gossen，1854；Jevons，1871；Menger，1871；Walras，1874）。
这两个范式内在地统一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帕累托把具有这种行为倾向的人概括为“经济人”，并认为它是全部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Pareto，1896）。
由于这个假设隐含着一种对人性自私的肯定，一经面世就引发了众多批评，其中也包括来自经济学内部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济人假设逐步被理性人假设取代，这种取代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持续批评，使许多经济学家，也许他们并不赞同这些批评，但为了避免怀疑和争论，不得不在表述时使用一些更抽象的术语，比如最大化行为、最优决策、理性选择等，从而导致了“理性人”这一概念的流行（杨春学，1998）；第二，20世纪30-50 年代，萨缪尔森出于经济学数理化的需要，对许多传统经济学概念进行了重新表述，而效用* 本文得益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与美国桑塔费研究院（SFI）的学术交流，特别是Samuel Bowles教授、Herbert Gintis教授与我们的深入讨论。
利他行为生物学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
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
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
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
（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
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很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
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
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
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
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
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
（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
有人以前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
(Tullock，1983）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
Altruism利他主义法语“利他主义”（“altruisme ”）一词，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830—1842年间首先用来表示对他人福利的献身精神，尤其是作为一种行为的准则。
它和善行、无私等概念有密切联系。
长期以来，它吸引着道德哲学家们的关心（参见内格尔（Nagel ），1970年；米洛（Milo ），1973年；罗伯茨（Roberts ），1973年；科勒德（Collard ），1978年；马戈利斯（Margolis ），1982年）。
雷施尔（Rescher ， 1975年，第11页）把它分类为无私的“形态”（modalities ）之一。
利他行为有助于保证人种和基因的生存，因此，包括社会生物学在内的许多领域的众多社会科学家对它深感兴趣（贝克尔（Becker ），1976年；科勒德，1978年，第5章）。
而某些经济学家已参与这项研究，更多的人当然就专心于利他主义对经济成果的意义，特别是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意义。
利他倾向和效用 一个简单的模型足以抓住利他主义所提出的大部分问题。
设模型中有n 个人，每个人消费一种可转让商品，设想是希克斯（Hieks ）的复合商品，因为相对价格不变。
于是，经济配置可以用n R +空间中的一个收入分配向量y 来描述，其代表性非负元素代表个人i 的收入。
若i y 代表财富，而资本市场又是完全（竞争）的，不发生影响实际利率的转移，并且不管由于时间范围和个体数量的无限带来什么特殊问题，几代人之间的利他主义仍可用这一框架进行研究。
如果个人i 有自私倾向，则当且仅当'i i y y >， i 有更多收入时，收入分配y 优于y’。
但即使'i i y y <，只要另一个人j 得到的利益'j j y y -大到足以补偿而有余，利他倾向便允许y 优于'y 。
因此，利他倾向完全能够表达为n R +上的一个一般的（完整和可递的）排列i ~>。
利他主义的科学诠释与文化传承作者：刘鹤玲陈净来源：《江汉论坛》2008年第06期摘要：在自然选择作用下进化出来的人类心智和人类行为不仅与自私心相容，同时也与利他心相容。
利他主义是人性的一部分，不需要违背人性去凭空创造，只需要良好的文化氛围去发掘，让其发扬光大，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因此，当今社会不仅要大力提倡利他主义美德，还要科学诠释利他主义的内涵和有效的传承机制，突破利他主义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框架，树立利他主义的新理念，以推动社会规范的调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化解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困境；利他主义；科学诠释；文化传承中图分类号：B80-0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8）06－0032－04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人本善与人本恶的争论由来已久。
无论人性本质是善是恶，社会普遍存在的友爱、关怀与舍己为人的美德是不争的事实。
19世纪孔德（Auguste Comte）创造利他主义(altruism)一词，正是为了颂扬为他人做出牺牲的高尚品德和情操，并以此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准则和评判人性善恶标准的伦理学基础。
之后，利他主义在抑制极端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进一步膨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行为价值观。
但是，传统利他主义的道德观片面强调为他人做出牺牲，完全忽视个人利益而陷入道德与利益的困境。
本文从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利他主义及其传承机制，阐述利他与利己、利他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改变利他仅仅意味着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观念，强调在与他人合作的基础上追求自身利益也是正当和道德的行为，是利他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此超越利己与利他纯道德的善恶评判标准，树立利他也是为了更利己的新理念，使利他主义走出伦理道德的困境。
一、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主义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主义是指个体牺牲自身适合度而提高其他个体适合度的行为，适合度是指个体的存活能力和繁殖能力。
关于生活中的一些行为经济学现象生活中有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这些行为背后多少涉及到一些经济学现象。
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例子：1. 市场竞争：购物时，我们往往通过比价来寻找最优惠的商品，并且不同的商家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这表明市场竞争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机会成本：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学会权衡利弊，考虑做出某种决策的机会成本。
例如，如果选择看电影，那么不能去逛商场，因为时间和金钱都是有限的。
3. 利他主义：有时，我们会帮助朋友或者陌生人，这种行为被称为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减轻社会负担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4. 媒体效应：社交媒体的盛行使得信息传递变得极为方便，这对商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营销途径。
通过晒照片、推广信息等方式，商家可以更好地把商品和服务推销出去。
5. 性格特点：某些人可能更倾向于节约，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消费。
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控制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有助于维持个人经济状况的稳定。
6. 非理性行为：生活中有些消费选择是非理性行为，比如购买不必要的商品、过度消费等。
理性的消费行为有助于控制支出，增加储蓄，提高生活品质。
7. 逆向心理：逆向心理是指通过反着来劝说他人达到某种目的的技巧。
例如，商家通过设置限时特价，促使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
适当运用逆向心理，有助于商家提高销售量。
8. 边际效应：边际效应是指做某件事情的收益随着时间、金钱和精力等的投入逐渐减少。
因此，在做某个决策前，我们需要精算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比较，以便在边际效应最大化时停止投入。
这些经济学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对于我们自身和社会的发展都有深刻影响。
因此，了解这些现象，合理运用它们，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轨迹。
西方对利他主义的理论研究及内格尔视野中的“利他”1853年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古斯都▪孔德(A. Comte)在他的《实证政治体系》一书的第一卷中创造了“利他性”(altuisme)一词，并首次明确地把它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引进伦理学体系。
[1] 但早在“利他”概念被明确创造出来之前，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对于“利他”概念的思考与探索。
当时所探讨的“利他”，一般被冠之以诸多其他的名义。
如“仁”、“兼爱”等。
大都体现了“利他”的本质所在。
一般而言，这一阶段中有关“利他”的阐述，被视为“利他”的思想文化渊源，具体主要表现为哲学思想方面。
一、哲学思想中的“利他”主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利他性或共享美德(Sharing virtuous)，和道德一样不仅仅是个体快乐或传统利益的束缚，它们是人性中的发展。
”现代哲学家康德推进了关于利他性的可能性的研究传统。
康德的“责任论”观点将人的利人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去帮助他人；另一类则是单纯从责任出发，完全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去帮助别人。
“在康德看来，只有出于职责的无私行为才可以称为责任”[2] 。
虽然在康德的笔下并没有直接出现“利他”这一概念，但是这种“利人”、帮助他人的叙述，近似于“利他”的概念，并且其对于为己利人和无私利人的划分与现代“利他”科学研究中对于“利他”的类别划分不谋而合，都是在共同强调“利他”行为的“利他”动机与利己动机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分类。
康德对于无私利人的推崇，更直接地体现在其对于促进他人幸福的阐述之中。
“我应该努力提高他人的幸福，并不是从他人幸福的实现中得到什么好处。
不论是通过直接爱好，还是间接理性得来的满足，仅仅是因为，一个排斥他人幸福的准则。
在同一意愿中，就不能作为普遍规律来看待。
”[3] 进一步而言，在康德的“责任”哲学中，所谓的“利他”必须是，也只能是出于无私的责任所产生的帮助他人的态度与行为。
那些为了个人的利益，哪怕是内心的情绪满足这样的隐性利益，也是不符合其所推崇的“利他”概念的，也就是所谓的绝对“利他”主义的观点。
利他行为生物学经济学解释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
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
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
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
（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
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
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
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
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
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
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
（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
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
(Tullock，1983）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
Altruistic Behavior 利他行为个人出于自愿而不计较外部利益帮助他人的行为。
利他行为者可能需要做出某种程度的个人牺牲，但却会给他人带来实在的益处。
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利他行为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们在一般社会交往中的利他行为；二是人们在紧急事件中的利他行为，即旁观者介入行为。
在非紧急情况下的一般社会交往中，社会规范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实验表明这种遵循社会规范的行为在人与人之间是互相的，而且在程度上也是相应的。
社会规范的制约作用还表现为在遇到有人需要相助时，会自觉地将提供帮助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交往情景中的榜样作用也是影响利他行为的重要因素。
实验证明，人会不自觉地按照情景中榜样的行为方式行动，或采取利他行为，或在一边袖手旁观。
除上述环境因素外，个人内部的心理状态，如个人的认识评价，对产生利他行为也有影响。
此外，人在交往中因伤害他人而产生的内疚感也可以成为他采取利他行为的动力。
所谓“利他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中一般是这样来定义的，即：一个人所作出的行为对他人是有利的，而对自己则并没有明显的利益。
或者是一种无私的行为，只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因而，在社会心理学的文献中，与利他行为相近的术语还有“助人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等。
社会学奠基者孔德曾对亲社会性的利他行为进行过最初的描述，用来涵盖所有与攻击、欺骗、谋害等否定性行为相对立的一类行为，如同情、协助、善举、分享、捐款、救难、自我牺牲等。
人类亲社会行为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从一般性的有益他人的行为到做出自我牺牲。
通常，社会心理学家把亲社会行为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不期待外来酬赏，给他人带来利益，自发自愿，自动自选进行的行为，通常称为利他主义行为(简称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可能出现在一般情景下(或称非紧急情况中)，也可能出现在紧急情况下。
在一般情况下出现的利他行为，如在公共汽车上让座、主动打扫公共卫生、为残疾人服务等等，这些利他行为通常是利人不损己的。
1. 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2.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三个层面： 1.社会层面 2.个人层面3.人际层面。
3. 印象形成：对他人印象形成的过程叫印象形成，指人们把他人若干有意义的人格人格特征进行概括、综合，形成一个具有结论意义的特性的过程。
4. 心理学家阿什最早对印象形成做了最早的研究。
在研究中，阿什把人格特性分成中心特征和边缘特征。
结果发现人们对他人的印象形成主要是依照中心特征，边缘特征起的作用不大。
5. 个体知觉中的偏差有晕轮效应和正性偏差。
6. 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是指评价者对一个人多种特质的评价往往受其某一特质高分印象的影响而普遍偏高，就像一个发光体对周围事物有照明作用一样。
与其相对的是负晕轮效应。
7. 正性偏差：也称慈悲效应，是指人们在评价他人时对他们的正性评价超过负性评价的影响。
8. 自我提升：也叫做自我美化。
它是指个体以一种有利于对自己做出正面评价的方式收集和解释有关自我的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看，自我提升实际上是一种自利偏差。
9. 自我确认：指个体寻找和解释情景，以证实自我概念的过程。
10. 自我表演：也叫自我展示，指人们在他人对自己印象形成事所做的显露。
11. 自我知觉障碍：是指人们提前准备用来解释自己预期失败的一系列行为，使用这种策略如果失败了就可以使得他们不把我们的失败归结于我们缺乏能力。
而如果成功了就更可能做出能力的归因。
12. 分类：在认知他人的时候，人们并不是把某个人当成独立的的个体，而总是立即并自动的降至轨道某一类当中，这个过程就是分类。
13. 图式：是指一套由组织、有结构的认知现象，包括对所认知物体的知识、有关该物体各种认知之间的关系及一些特殊的事例。
14. Weiner 的归因理论：该理论要说明的是归因的维度及归因对成功与失败行为的影响。
他认为内因和外因的区分只是归因的维度之一，在归因时人们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及稳定与不稳定的角度看待问题。
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和经济学解释股票 2009-08-23 01:23 阅读39 评论0字号：大中小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
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 altruism）。
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
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
（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
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
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
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
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
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
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
（Hamilt on，1964）在这方面, 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
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
(Tullock，1983）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
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 altruism）。
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
(Wilkinson ，1984) 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
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
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 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
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 ga 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
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
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
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
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
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
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
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
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比如劳伦兹（K·Lorenz）、威尔逊（E·Wilson）、爱得华兹（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们的理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群体选择理论”。
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
（Wilson，1975）但“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保存下来。
因此，在主流生物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与之对立的“个体选择理论”。
“个体选择理论”认为，“纯粹利他”行为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为代价向同伴报警的汤姆逊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为却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正比；一个利己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征的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后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掉。
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道金斯，1998b）但“个体选择理论”并没有解决由汤姆逊瞪羚所引起的深层矛盾，我们不仿把它称为“汤姆逊瞪羚悖论”：一方面，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相对恒定的基因库，所谓进化是生物种群的进化而不是生物个体的进化；（陈阅增，1997a）因此，“纯粹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符合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在生物长期演进过程中保存下来是符合进化论自身逻辑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的实证研究似乎都证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有利于个体生存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传进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断强化；而与个体生存适应性无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状，其有效信息最终都会在遗传进化中丢失和湮没；因此，“纯粹利他”行为是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得到解释的。
(道金斯，1998c）“汤姆逊瞪羚悖论”给解释“纯粹利他”行为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1、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保存下来？2、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必要补偿和激励？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经包含在现存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之中。
“个体选择理论”显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生物的遗传性状与遗传介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但我们不能不设问：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间接的、非对称的遗传关系？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已经观察到许多非对称的遗传现象：两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状，通过同一基因介质实现遗传；随着其中一种被自然选择，另一种也同时保留下来。
最著名的例子是引发镰状红细胞贫血病的隐性基因：镰状红细胞贫血病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的生物性状，但生物学家发现，带有这一基因杂合子的人却具有较强的抗疟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恶性疟疾流行地区，这一隐性基因的出现频率就很高。
（陈阅增，1997b）以此推论，“纯粹利他”行为虽然对生物个体是非适应性的，但它对生物种群却具有很高的生存价值；因此，在生物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与某些利己行为一起借助于同一个基因介质以“隐性遗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物性状对生存环境高度的适应性。
为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遗传模型来说明这一假说：假设AA与Aa为利己型基因，aa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为显性的等位基因，a 为隐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为的生存适应力低于利己行为，那么根据自然选择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隐性的a，它并没有随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当Aa 型基因与Aa型基因通过减数分裂进行繁殖时，根据“哈迪-温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复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种类型的基因，从而实现利他行为的隐性遗传。
“纯粹利他”行为在“非零和博弈”条件下对生物个体生存适应性的损益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般推断，两个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生物个体更容易营造一种协作氛围；与两个只有利己倾向的生物个体相比，它们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适应性。
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博弈方阵来解决“纯粹利他”行为的补偿和激励问题（叶航，2001a）：--------------------------------------| |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利己主义者|-5，-5 |12，-2--------------------------------------|利他主义者|-2，12 | 5，5如果我们以X代表利己主义者，以Y代表利他主义者；根据以上假定则利己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5X+1 2Y，利他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2X+5Y；当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为7：3时，每个个体的适应性都是一样的（-5X+12Y=-2X+5Y → X：Y=7：3）；如果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大于7：3，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减少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增加；反之，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增加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