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提到官僚制，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官僚主义。或者说，很多人会直接地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等同。其实，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是指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而官僚主义则有不同的定义。［1］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更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现象。就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一样，官僚主义揭示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官僚主义与组织和制度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2］官僚主义是组织和制度在结构上以及运行中的功能性变异。最常见的表现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等。所以，从含义上看，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就是不同的。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者维森特·德·古尔内，首次使用了“官僚制”这一概念。但是，我认为官僚制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应该出现了，官僚制应与政治相伴相生，是构成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官僚制没有显示出严格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3］他说，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逃避的现代性命运。现代官僚制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而官僚制也一直发展至今。
对于中国的官僚制，韦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官僚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法治和理性的基础上，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官僚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熟知的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封建官僚制。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存在着浓厚的人治因素，缺乏现代官僚制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4］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官僚制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专制衙门作风的反映。［5］有学者认为，科层化所引发的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官僚主义十分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官僚主义的复杂形态。
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官僚制的衍生品，当官僚制沿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时，就会显示出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虽然讲求科学和理性，但他所说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过于追求组织的行政效率，弱化了组织成员的独立人格，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6］就像西蒙所说：“我们发现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它不能告诉我们去哪里，顶多告诉我们怎么去。它是一只供租用的手枪，能服务于我们的目标，无论好坏。”可以说，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不得否认的是，官僚主义的出现与官僚制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官僚制却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当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产生条件时，往往会联想到这个事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官僚主义也是如此，官僚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以下，我将以中国为例，对官僚主义的产生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
［1］《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2］《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4］《论官僚主义长期存在和难以消除的历史原因》饶学开，广西大学学报，第29卷增刊
［5］《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6］《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出自《理论探讨》第148期
有学者对我国的官僚制现状进行过分析，认为我国的官僚制发展不足，某些方面又发展过度。然而，我国的官僚主义问题却十分严重。从政治方面来说，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算在近代进行了制度的重构，但是仍然摆脱不了人治的因素；从经济方面来说，我国封建时代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在我国发展并不充分。人们自给自足，社会阶层的差异明显，又因官民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所以官僚制更显僵化；从文化方面来说，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严重，人民的忍耐力相当坚韧，不仅对于自身的权利没有明显的诉求意识，也缺乏对官员的合法监督，更加助长了官员的不良的官僚主义作风。由此看来，各国的官僚制、官僚主义皆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而官僚制也并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
韦伯的官僚制和官僚主义都有其弊病，我们对官僚制和官僚主义应有清醒的理解和认识。［1］有学者揭示出了官僚制的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性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认为官僚主义是由官僚制的反功能所引发的。但是，［2］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认为，科层组织是一种无法克服自己弊病的组织机制。［3］当代的官僚制是一种“极其深刻的保守力量”，不可避免地并且天生就是抵制变革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摒弃官僚制，因为我们暂时找不到更好的组织形式来替代它。官僚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它毕竟能够保证一定的行政组织效率，也以严格的等级来促进政治的稳定。我们要做的，是以合理的方式来促进官僚制的完善。
第一，完善人们的政治参与渠道，充分鼓励人们积极参政。当一个政府的人事流动性比较强时，权力就不会轻易地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个既得利益集团手里。这样的话，政府的严格的僵化的等级制也会被一定程度地撼动。
第二，注重多角度、多层次的监督，让法治多于人治。强化法律的作用和群众的监督，可以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不至于慵懒成风。这样也可以相对地抑制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官员应强化独立的人格。在现有的官僚制下，官员似乎成了政府机构的附属品。［4］“在官僚体制中，一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完全让位于制度，个人的最高道德就是无我和祛除主观任性。”可是，当官员的独立人格弱化后，官员也会陷入一种保守的境地，得过且过。［5］虽然他们并非是为了保守而保守，只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如果官员的独立人格能够彰显，政府部门将会更有活力，至少领导们的“面子工程”会大大减少，这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大有裨益。
虽然有人说韦伯的官僚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是一种“保守的力量”，但是，我认为官僚制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并没有发展到废弃的地步。所以，辅以合理的方式，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的弊病是可以得以克服或改善的。
［1］《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理论探讨》第148期
［2］《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官僚制对话官僚主义》王博，出自东京文学，2011年02月
［4］《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5］《官僚制内幕》唐斯
第28卷第2期2012年6月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ang zhou Normal University Vol.28,No.2 Jun.2012试析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制与民主化的看法 王小林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官僚制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作为工业社会乃至更为长期的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官僚制的悖论也因此而产生,其作为一种理性的组织制度,对于工业社会的进步、组织效率的提高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官僚制重要性的提升必然伴随着官僚权力的扩张,这对于民主将会产生极大的损害。现简要分析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的价值取向,以及马克斯#韦伯对于民主化的危机所产生的看法,以引起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关键词:官僚化;民主化;议会化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910(2012)02-0020-03 在2012年/两会0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中,防止官僚作风与提高民主程度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攻坚问题。 关于科层官僚的支配问题,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作为重要的思想家,与马克思的许多理论、看法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的自治将会到来,将会从他人的支配中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韦伯却认为官僚制的发展,最终将会蔓延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势力之大、发展之快将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一、对科层支配问题的不同看法 (一)马克思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科层官僚支配是作为受到一定的经济制约的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马克思从世界史的角度对科层制的特征与范围进行分析: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日渐疏离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的两极化产生,从而阶级斗争极端化、社会化的速度越快,科层化的倾向也就越是明显。这一趋势不仅会在国家的领域内产生,而且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门,从而使早期的无政府的资本主义被改造为组织严密的后期资本主义。马克思看到了在经济领域的集中化与自主化,认为在军事以及官僚体制方面,国家权力的集中化与自主化也将会发生。但是,整个科层官僚化的过程只不过是技术上的成熟的表现,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领导者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具体事务的复杂性,其作为不可或缺的调解者,在社会矛盾的处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领导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以便堂而皇之地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从政治方面延伸到经济方面,资本家既是工厂的管理者,又是承担处理复杂问题的仲裁者,而更重要的是谋取经济上的剩余价值。这样的两面性怎样能使人与人的支配降低到技术需求的最低程度以内?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人类可以对于自然完全可以支配的时候,物化的剩余物便会消失。而要实现支配的最低限度,首先就是要在社会的整体层面,引进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将领导的功能降低到纯粹的技术需要,被马克思认为是有效率的且是合理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官僚支配的趋势可以得到逆转。 (二)韦伯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几十年之后,马克思的这种认为社会组织层面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王小林(1979-),男,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河北沧州实验高级中学教师。 # 20 #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提到官僚制，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官僚主义。或者说，很多人会直接地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等同。其实，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是指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而官僚主义则有不同的定义。［1］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更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现象。就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一样，官僚主义揭示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官僚主义与组织和制度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2］官僚主义是组织和制度在结构上以及运行中的功能性变异。最常见的表现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等。所以，从含义上看，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就是不同的。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者维森特·德·古尔内，首次使用了“官僚制”这一概念。但是，我认为官僚制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应该出现了，官僚制应与政治相伴相生，是构成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官僚制没有显示出严格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3］他说，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逃避的现代性命运。现代官僚制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而官僚制也一直发展至今。 对于中国的官僚制，韦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官僚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法治和理性的基础上，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官僚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熟知的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封建官僚制。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存在着浓厚的人治因素，缺乏现代官僚制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4］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官僚制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专制衙门作风的反映。［5］有学者认为，科层化所引发的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官僚主义十分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官僚主义的复杂形态。 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官僚制的衍生品，当官僚制沿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时，就会显示出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虽然讲求科学和理性，但他所说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过于追求组织的行政效率，弱化了组织成员的独立人格，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6］就像西蒙所说：“我们发现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它不能告诉我们去哪里，顶多告诉我们怎么去。它是一只供租用的手枪，能服务于我们的目标，无论好坏。”可以说，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不得否认的是，官僚主义的出现与官僚制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官僚制却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当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产生条件时，往往会联想到这个事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官僚主义也是如此，官僚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以下，我将以中国为例，对官僚主义的产生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 ［1］《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2］《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4］《论官僚主义长期存在和难以消除的历史原因》饶学开，广西大学学报，第29卷增刊 ［5］《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6］《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出自《理论探讨》第148期
管理学经典韦伯的组织理论（1911）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l、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一层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高考取消“文理分科”的利弊 2014年秋季开学，我们的教育部就郑重其事地发布了新的教育改革：取消文理分科，艺体特长不加分。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仅仅因为这么一点改变就欢欣雀跃，仔细想想，我们的教育真是可悲。我们的教育体系兵根深种，根本不是改革高考--这种技术手段能解决的。我们大学的问题是“行政管教师”、“科研重于教学”,我们应该学习美国培养学生的“思辨和实证”能力。 高中生：两依据一参考综合素质要求高 本次高考改革旨在改变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的现状，实现学生全面发展，更好地发挥好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据旦智塔介绍，本次改革可以说是按照“两依据一参考”的标准，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两依据”是指学业水平考试和统一高考成绩，“一参考”是指综合素质评定。 学业水平考试主要检验学生学习程度，考试范围覆盖国家规定的所有学习科目，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程，避免严重偏科，同一科目有两次考试的机会。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每门课程学完即考，考试“一门一清”。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学校将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注重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此外，旦智塔介绍说本次改革值得关注的是今后家务劳动会计入学生的家庭作业，老师可以布置学生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家长和学校配合监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责任意识。如此一来，可有效改变偏科现象，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学校：师资结构和管理方式或将发生改变 取消文理分科，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改变和挑战，对高中学校和老师来说也是一种挑战。这次变革或将催生我国高中师资结构和高中教育管理方式的变革。 现行的高中教育管理模式是以教学班为单位，一个教学班一般来说有50人左右，配备固定的各个科目老师，并配备班主任对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进行管理。取消文理分科后，除语数外三门课外，其他科目学生均可自由选择，一个教学班的学生选择的课程必然不会完全一致。这样一来，完全以教学班为单位的管理方式必然面临着挑战，要应对这种挑战，变革势在必行。朱万存说对学校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变革，也是高考制度建立以来的首次大的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作文1000字：对于高考制度的反思 （1000字，对于高考制度的反思作文） 对于很多上过大学的人来说，高三备战好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个人的磨砺是生 长性的，能够以成熟、豁达作为结局。而在部分学生的记忆中，高考却是一道难言的伤痕。 一位旅美教育学专家反思中国高考制度时说，高考好像是制约人才资源发展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为一 个目的培养一流考生;瓶口内——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更多‘高 质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学生’。” 且不论专家所言是否正确，探讨中国高考制度的取向却是个不争的话题。 高考，能否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变为“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指挥棒”?高考，能否科学定位普通中学的教育目标，让学生掌握就业谋生的技能?高考，能否由国 家包办的制度，逐步变为推行国家统考和高校自行录取相结合的考试办法，发挥高校的主 动性和特长?……这是人们对中国高考制度的期盼。 高质量的考生，还是高素质的学生? 对很多考生来说，高考好比一把双刃剑，既痛苦又充满了希望。 每天起早贪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应试书”，是很多学校毕业班学生高考 重压下的真实写照。 “举步维艰”、“进展缓慢”，一位教育界人士这样形容目前素质教育的实施情况。 他说，为追求高升学率，不少学校压缩正常教学时间，用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复习备考。 老师拼命“满堂灌”，根本无暇顾及素质教育;学生负担过重，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心理 承受能力弱。 对高三学生而言，他们普遍有着这样的压力：父母亲人的期望、老师的期待以及同学 之间的对比。由此要么导致学生产生虚荣心或对自己期待过高，要么对自己失去信心，对 未来感觉渺茫。 这些压力的形成，固然有着社会现实以及高考制度的影响，但将之绝对化，也表明了 学生本身的不成熟。 因为现代的高中生，学习成为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相反，对社会的客观认识程度 和适应能力非常低下。与之相反，独生子女所享受的种种呵护又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了高期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往往造成学生自卑与自傲并存，经不起打击，如玻璃花般美好而 脆弱。 高考制度：爱恨交融，难以割舍
浅论高考制度的发展方向 姓名：陈华学号：2011111084 摘要：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社会从来就没有减少对高考的关注程度，然而高考制度也经历了社会的评判，高考制度的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充满曲折，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就高考的实施背景以及利弊等方面的分析，就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高考；可持续发展；改革方向 概念：中国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简称高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的全国性考试之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定义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高考应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高考以省为单位。虽然名义上为全国统一考试，但部分试题并不是全国统一的。考试的形式是闭卷考试，考试内容由国家教育部统一划定（高考考试大纲），考试采用笔试方式。高考制度的出现也是中国现实国情的要求，针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大国，要进行人才的选拔以及对进行社会结构的改变的措施。 本文认为高考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可以概括为：以高考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为依据，使之作为高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注意调控发展过程，使现实的高考形式具备持续、协调等良性特征，既能满足高考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考试形式，而更重要的是对中学生教育培养以及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即为了解决中学教育系统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各样问题，高考制度也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原则进行改革，以保持自身的生机与活力。二是高考制度如何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通过高考制度选拔人才到高校，为高校提供人才资源，间接的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人才基础。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培养出具备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人才为社会服务，使可持续发展观念由点到面，逐步深入，形成社会共识。
求 索/2005/3 61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周发源 丁知平 摘 要:官僚制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我们需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理性审视,对理性官僚制作一番重新认识。韦伯官僚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封闭性与静态性并存。我们对韦伯官僚制进行理性反思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关键词:理性官僚制;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理论局限;启示中图分类号:D 5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5)3-061-04 作 者:周发源,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丁知平,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并不等同,但官僚制导致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正因为如此,考察官僚制本身的局限性,有助于我们从官僚制自身出发来发现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现代的理性官僚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基石之上的,而且在20世纪的实践中官僚制并不仅存在于政府之中,而是作为一种普遍实行的管理体制被扩展到了整个社会。韦伯认为,西方历史上存续不断的“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内在动力———理性化,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他从人类行为动机的角度区分出两种合理行为,即目的取向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的行为,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官僚制正是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典型表现形态,它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创造。在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背景下,我们在肯定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应对官僚制进行理论反思,发现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寻求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途径。 一 韦伯官僚制遭致的批评及其理性审视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概念使其成为官僚制研究领域不可 逾越的界碑,但也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概括起来,这些批评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效率与功能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官僚制缺乏如竞争性市场过程中的诱因机制导致低效率,社会学家包括管理学家和组织学家认为,官僚制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规则导致低效率和功能失调。(2)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官僚制是拥有政治权力的机构,其权力的无限膨胀对民主造成极大威胁。(3)压抑人的个性。官僚制因其严格的纪律和僵化规则及处事程序对人的个性造成极大的摧残,一方面表现为对官僚制结构内部官僚个性的压抑,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其服务对象—公众(顾客)的个性伤害。 批评者认为,理性官僚制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在于其忽略了官僚制的某些负面效应,在于官僚制内在的不一致性,在于官僚制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威胁。然而,他们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类型,是“法理型支配(统治)”这种理想类型中最纯粹的一种支配形式,秉承了法理型支配(统治)的“理性”要素(形式理性)。而批评者却都从经验事实入手,以经验观察的结果来指责概念建构对经验世界的偏离。这严重偏离了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论,所谓“理想类型”“是一种现象的`理想类型',现实中的现象绝不会以这种理想建构的纯粹类型出现,正如绝对真空下的物理反应不会出现一样。”[1]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也是不负责任的。 批评者把经验观察得来的低效率或功能失调现象作为官僚制的弊端而加以抨击,却忘记了韦伯在论述其“理想类型”方法时所强调的,“纯粹类型本身要尽可能充分地兼容现象所有层面的意义以达到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然而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现象几乎不可能以这种理想建构的形态出现。” [2] 虽然经验 事实处处与“理想类型”格格不入,但这并不会损害“理性官僚制”作为认识理解现代生活变迁的概念工具的作用,因为“理想类型”本来就是凭藉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来理解现实,因为“理想类型”不是为了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而是提供一种分析工具。在这一点上,“理性官僚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起点而非分析的终点。[3] 然而,面对不同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中的纷纭现实和行政困境,我们是否能够对现实背后的规律、原因进行思考呢?是否能够对理想的分析工具进行反思呢?是否能够对“理想类型”进行修正,改善抑或超越呢? 面对行政困境和来自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压力,官僚制改革成为必然的趋势,也成为了各国的一致共识,西方各国相继掀起 DOI :10.16059/j .cn ki .cn43-1008/c .2005.03.021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发表日期：2004-02-16 文章作者：许激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理论（也译为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对组织管理理论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而系统地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韦伯首推官僚组织，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 韦伯把人类行为规律性地服从于一套规则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他认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韦伯将社会所接受的权力分为三种：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神授权力。它们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合理基础——它是以一种对正规规则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命令的权利的信任作为基础的(法定权力)。 传统基础——它是以一种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根据这些传 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既定信念作为基础的(传统权力)。 神授基础——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启示或发布的规范榜样或命令的信仰作为基础的(神授权力)。 韦伯认为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人们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是非理性的，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提供了慎重的公正的法定权力才能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 有了适合于官僚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具有下列特征： 1．组织中的成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确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由上而下逐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强调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均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5．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并不断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 6．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其事业心。
高考制度的弊端及改革建议 高考，永远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话题。一方面，人们对高考趋之若鹜，但另一方面，人们对高考制度的质疑和批判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痛陈高考制度弊端、呼喊高考改革、甚至要求取消高考制度的声音此起彼伏：指责高考制度成为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影响了整个学校教育的内容和评价方式，致使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围着高考转，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一考定终生，负担和压力日益加重，高分低能现象层出不穷等等。诚然，高考在考试内容与形式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我国的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积极因素不可低估，但其弊端日益凸显。 一、考试形式单一，“一卷测全体、一考定终身”，不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目前，我国的统一高考实行的是：一个省市或几个省市共用一套试卷，大多数省市一年举行一次考试，即全国统考；少数几个省市举行两次考试，即加了一次春季高考。录取分数线也是各省统一，高校招生时，根据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许多单科成绩非常突出的考生因为总分不达线而与大学无缘。由于第二志愿的录取可能性很小，致使不少高分考生不能被录取，许多学有专长的学生不能进入大学深造。为了孩子能进入大学，不少家长想方设法“走后门”，招生骗子也乘机大发横财。 二、考试科目多，师生苦不堪言，“应试教育”变本加厉，摧残人生。现行的3+文综（理综）的模式，考试科目实际高达6门。而且文综（理综）名为综合考试，其实基本仍为分科考试。以山西文综试卷为例，总分300分中只有最后几道大题才是真正综合的。全国统一高考使“应试教育”更加变本加厉，素质教育有名无实。教育部门每年都要给所属高中下达高考指标，如本科应完成多少、一本要完成多少、名校要完成多少等。有的市县每年还要召开高考总结表彰大会，表彰高考先进集体和个人。许多地方比高考状元，比升学率，学校的升级和教师的待遇都与此紧密挂钩。孩子们从背上书包走进课堂那天起，就在老师的耳提面命下，执拗地学、背、记、做，一刻不停，忍得寒窗之苦，全奔着高考后的金榜题名。一些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日接送，陪做作业，寻请家教，不惜高价择校，牺牲节假日将孩子送进补习班，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进入“特长班”。只要分数高，其它一概不管。有的家长强迫孩子学习，不让其发展特长。有的考生为了分数，生理、心理失衡，未进考场就先垮下了。“应试教育”愈演愈烈，青少年的整体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他们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失去了少年自主精神，青年时代的创造性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论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级行政管理5班马梅 201103340533 摘要：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官僚制理论，从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想型的组织设计状态。不得不承认，韦伯提出的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的理论在组织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他强调的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不管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在政府机制中都有重大意义；但是他有过分看重的层级节制体制、组织效率、职能权限划分、非人格化的追求等方面使他的理论又成为纸上谈兵。因此，在今天的组织中，我们不仅要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优秀元素，又要把握好尺度，扬长避短，辩证的看待、辩证的借鉴、辩证的应用、辩证的发扬。 关键词：韦伯；官僚制；理性；现实意义 一、官僚制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政治背景 现代官僚制源起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的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统一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是受到德国容克政权束缚,德国处在以旧的、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向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事务变得复杂繁多,工业社会意欲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传统的习俗、伦理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稳定的和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要求,行政管理日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韦伯理性官僚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到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经济背景 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促进了官僚制的产生与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极大地迎合并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需
宁波大学答题纸 （20 12 —20 13 学年第二学期） 课号：034A09AA1 课程名称：教育改革前沿讲座改卷教师： 学号：116030141 姓名：朱月影得分： 谈高考制度对人才培养与选拔的影响 朱月影 摘要：高考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备受争议的话题。现行的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教育与社会的需求，但是它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也急需改革。高考以单一的标准考核选拔考生的形式也阻碍了高校对所需人才的选拔，造成人才的流逝。高考制度带来的应试教育极大地抹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于高考制度的缺陷，不管是社会还是学校都在找寻有效的解决方法，譬如自主招生考试。高考制度的改革需要不断的尝试和检验，中国教育的发展还需不断的改善。 关键词：高考制度；应试教育；人才；创新 高考制度，从1977年恢复到现在，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利的现象。社会上也有很多声音，要求取消高考。但是，中国是人口大国，每年的考生人数也居高不下，高考作为现行最公平的选拔制度，其存在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对考生来说，这是一种相对较好的竞争方式，让更多的考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使教育更公平；对于高校来说，这也是一种相对的较好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毕竟对人才的定义多样，要筛选出人才本来就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高考确实满足了高校的要求；对于中学来说，要培养怎样的人才，没有一定的标准，对教育的实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高考作为指向标，是一种导向相对较好的选拔方式。 但是，高考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高考导致中小学教育的唯“分数”现象，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严重的时候甚至有学生不堪过重的学习负担，厌学轻生，使校园极端事件屡次发生；“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单一形式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人才的需求；高考太注重知识基础，不能更好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而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一定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高考只有建立全面的考查机制才能保证人才选拔的质量；高考导致学生思维方式僵化，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创新思维方式要求人们能够突破常规，寻求变异，多角
对韦伯的“官僚形式主义非人格化”的理解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于20世纪初提出了官僚制理论。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韦伯认为组织的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一．韦伯认为层级官僚制理论具有如下特征： （1）合理的分工。在组织中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在组织中实行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整个组织是一个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在组织中任何管理行为都不能随心所欲，都要按章行事。 （4）形成正规的决策文书。在组织中一切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下级易于接受明确的命令，上级也易于对下级进行管理。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公私分明，对事不对人。 （6）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量才用人，任人惟贤，因事设职，专职专人，以及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 二．官僚组织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它的合理性来源于这三个方面： （1）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 （2）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 （3）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 三．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非人格化。 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所以，官僚制是排斥个人魅力的。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的感情的支配。理性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非人格化。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感召，或者是服从附着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尽管韦伯自己也不讳言，这种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组织，会使组织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会产生人的异化。但是，人们尚无法找到比它更好的组织模式。韦伯也承认官僚组织的缺陷，他曾试图探讨以个人魅力来校正官僚组织的异化，但他未能完成相应的研究。 官僚制本质是一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中，行为主体的行动受形式化、非人格化，贯穿着理性精神的组织程序和行为规范的支配，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官僚制精神”。所谓“官僚制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理性精神。这里的理性精神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如规范官僚行为的法律法规、组织程序及契约等等是事先基于效率和形式公正原则合理地制订的；整个官僚体制具有严整的结构和内在逻辑，是体系化的；官僚的行为选择是基于逻辑分析并由理智控制的等等。韦伯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在他看来，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而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形式合理性工具-功效的行为逻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法制精神与理性精神，它摒弃了传统经验型管理所掺杂的大量人治因素，最大限度地避免了
解读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德国的亚当·斯密 读过管理学教科书的人，都对韦伯不会过么陌生。但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似乎被人忽略了，就是有一些对管理学贡献巨大的大师级人物，却置身于管理圈外。反过来，有一些本来是在管理学圈内造诣颇深的人物，最终却“移情别恋”走出了管理学的边界。前者如社会学家韦伯，后者如由决策理论转向人工智能的西蒙。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管理学的与众不同。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了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哲学家式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 韦伯年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列宁选集》第二卷708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 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既没有显示出早慧和睿智，又没有学业上的勤奋和刻苦。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还同那些浮躁浅薄的少爷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他们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差一点用剑把脸划开。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同以前的吊儿郎当判若两人。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
中国高考制度如何改革 高考制度存在的弊端，究其本质，其实并不是出在高考本生。高考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我国各方面国情而诞生的，因此把所有矛头都指向高考，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说高考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话，它也不可能屹立在教育史 上那么多年而岿然不动。 高考改革的方向： （1）保留高考，增加平时考试。高考制度不合理之一在于它“一考定终身”制度，无形的给广大考生增加了不少压力。那么各省市可以在高三一年里增加几次全省范围内的考试，这些考试的成绩都记录在案，最后与高考成绩加权平均，作为高校录取的依据。 （2）强化自主招生。其实自主招生这一形式本人认为还是非常好的，只是目前自主招生存在着“不公开”的弊端，致使这种方式有失公平性。国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大拥有自主招生权的学校个数，同时专门设立一个监管自主招生的部门（可以隶属教育部），并且不同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时间错开，让每一位考生都有多个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机会。 （3）改变高考科目的设置。目前大部分地区高考采用的是“3+X”的形式，即语文，数学和外语必考，然后是理综（理化生）或文综（史地政）任选一组。虽然考生有自主选择文科还是理科，但是这种“自主”有着极大的限制。以后的高考可以这样，语数外三门任然必考，然后从理化生和史地政六门课中任选三门（文理可以混选），这样就可以避免某些考生学习理科但是历史很好，却无从发挥的窘境。 当然，以上这些改革虽然思想很好，但是操作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一项制度的改革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高考作为一个长存于我国的考试制度，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高考制度的改革之路注定是艰难的，也是漫长的。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高考制度一定会变得更加完美。 文理不分科后高考制度将改革教育部：方案即将出台 文理不分科后高考制度将随之改革 首先，现行的文理分科制度主要是基于实用的考虑，而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些出色的人物都是贯通文理的大家，因此支持文理不分科。 其次，文理不分科会加重学生负担的看法是在过去的高考制度下做出的判断，例如山东、江苏等省区都曾经在文理分科和文理不分科之间“徘徊”。 过去之所以出现文理不分科之后效果不佳，是因为课程设置已经发生变化，但高考制度没有跟上变化。高考作为指挥棒，学生“一心为高考”，因此课程改革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由此看来，未来在实现文理不分科之后，高考制度会随之改革，高考的定位会发生变化，由考查知识变为考查综合素质。“比如考查学生运用多个学科的知识，对一个问题进行分析，考查学生的分析能力。那个时候考试可能也就没有标准答案了。” “在各项改革中，高考改革是最复杂、最敏感的一件事……”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教育部公开资料中发现，自20XX年开始，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眼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高考改革”已经连续三年被明确写入教育部年度教育工作要点。今年1月，教育部明确20XX年将“研究制定高考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其中，高中学业考试改革、高考综合评价改革和异地升学等均出现在工作重点中。 我国高考考试制度改革的基本方案 上述目标模式的真正实现，有赖相应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