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新的文学范式的建立
重点：1、前三十年诗歌的美学特征。
2、前三十年小说创作的基本特色。
难点：1、颂歌题材兴起的思想基础。
2、农村题材创作繁荣的原因。
3、田汉的戏剧美学思想。
第一节、50—70年代的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
文学环境
在50年代初，对“国际革命文艺”、尤其是苏联文学的翻译、评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出版文学书刊的几家主要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苏联的文艺政策文件，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50年代苏联重要报刊发表的有关文学的社论、专论，在中国的报刊上得到即及时的译载。苏联当时的文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批评方法，完整地输入到中国，对此后二三十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50年代，苏联文学被置于榜样的地位，但中国文学界也并不认为它是唯一的借鉴对象。对西方古典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虽然态度审慎，却并不完全拒绝接纳。这可以看作是受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左翼作家，在建立当代文学的“资源”的另一选择。
对中外文化“遗产”、尤其是外国文学的态度，在当代文学的这一时期，是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可以看到，“接受”是有一定范围的，尤其是西方文学。以时间而言，对外国文学的有限度的肯定大体限在19世纪以前的文学；以创作方法而言，则“现实主义”是一个衡量的标尺；而这两个尺度大致又是重合的。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具有近似思想
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品，以及苏联文学中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的创作，被作为反动的或腐朽的思想艺术倾向而加以否定。
五六十年代对文学遗产的介绍、“接受”，与当代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状况直接相关。在对待文化遗产和外来影响的问题上，尽管也有一些变化调整，但总的趋向，却是逐渐走向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到了“文革”前夕，一种与过去的“旧文化”、“彻底决裂”的思潮，已经弥漫开来，激进派在空白的地基上创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乌托邦冲动开始付之实践。
作家的整体性更迭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文学也不例外。作家、作家群的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这种情形，在文学史上，常发生在政治社会变动（如政权更迭）、文学方向出现重大转折（如本世纪初的“文学革命”）的时期。4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而继续延安文学传统的作家，进入本时期文学的“中心”位置。
50年代作家位置的变动、转移，是左翼文学力量在4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结果。一批“40年代作家”的“边缘化”，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
1、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形，更多地发生在40年代末被称为“反动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身上。
2、还有一部分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在50年代前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存在着广泛的自我反省的行为。即使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与“文艺新方向”所规定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始终处
于紧张的，难以融合、协调的状态。既不能继续原来的创作路线，又难以写出充分体现“新方向”的作品，从整体而言，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其艺术生命，在进入50年代之后已经结束。
3、“五四”以来的作家在当代的“流失”，还有别一种的情形，即在50年代的政治、文学批判运动中受到攻击而落难，而被排斥于文学界之外。如胡风、艾青等。
三、“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
进入50年代之后，另一批更切合并体现文学主潮的作家，成为创作的主要力量，并居于中心位置。如小说界的柳青、赵树理、杨沫等，诗歌界的郭小川、贺敬之等，散文界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等，话剧界的老舍、曹禺等。总体上看，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包括进入解放区和在解放区成长的两部分）和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是这一时期作家的主要构成。
上述的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性格”出现新的特征。
首先，从作家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区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地理”上的这一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关。它表现了文学观念的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表现的变化。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来说，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必然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后者中的许多人，经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许多人曾留学欧美日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学，有着较多的
了解。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则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于是，“高潮”便是“终点”的“一本书作家”，在当代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节：50—70年代诗歌创作的历史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同样也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大陆，由于中共领导革命的胜利，使解放区文艺的经验得以推广于全国，在其基础上，在革命胜利、理想主义高扬的新历史条件下，很快形成了共和国文学的新范式。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散文，都有了自“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却又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共和国文学新范式。
共和国文学范式的特征，最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取得伟大胜利的现实情状，决定了这时期诗歌的基本范式：颂歌与战歌。这种范式要求诗歌一方面在内容上要以思想正确为先决，另一方面在形式上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学现象，这一类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诗学特征仍有值得重视之处：首先，抒情主人公的退隐。“人民”、“阶级”、“工人”、“农民”、“士兵”等集体概念代替了“我”。个人成为某类群体的代言人，个人的隐秘情绪被集体的共同本质所取代。个人的隐退造成了叙事因素的加强。这时期是新诗史上叙事诗最发达的时期，即使在一般的抒情诗中，叙事性也明显占有重要位置。其次，隐喻的退隐。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不仅受到忽略，而且被当作消极的乃至反动的精神状态受到遏制。明喻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它使语言变得纯洁、透明，但也使语言的诗性逐渐丧失。第三，形式的整饬。这时期对新诗的形式问题特别重视，有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要么偏重于从民歌中学习，要么偏重于发展“现代格律诗”，但对于“整饬”的强调则是一致的。事实上，实际的创作也表现出对于“整饬”的注重。
上述三个诗学特征决定了这时期的革命诗歌是一种“准集体创作”，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