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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市场与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市场与商品经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不仅是经济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骨缠乎笼罩着一种奇妙的氛围，以及繁盛的商业活动。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历史上市场与商品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
首先，谈到市场，我们不得不提到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
在古代，城市是商品经济最重要的集散地。
城市的功能和繁华程度往往成就了整个地区的经济繁荣。
许多城市兴盛之处，往往也是商品交易所在。
比如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是中国古代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长安拥有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密集的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游客。
在长安的市场中，不仅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商品，还有来自丝绸之路的外国商品。
这使得长安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其次，中国古代市场的繁荣也与交通网络的发展密切相关。
古代的交通条件相对较差，交通的不便会限制商品的流通，从而影响市场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建设并完善了许多的运河和道路网络。
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它不仅作为军事防御的工程，也是贸易和运输的通道。
久而久之，运河和道路的建设使得商品能够快速、便捷地通过整个国家。
通过这些交通网络，商品从生产地到销售地的时间和成本都大大减少，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第三，中国古代市场的发展与商人的作用密不可分。
商人是市场的关键驱动力，他们以经营商品为生，通过买卖来获取利润。
商人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举个例子，宋代的开封，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当时在开封，有很多商人致富，并投资于文化艺术。
他们将文人画和名人书法作品带回家乡，也支持了当地的书院和科举考试。
这就是商人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对当地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最后，古代的市场活动是多样化的。
不仅有物品的交换，还有劳动力的交换和金融活动。
比如，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农产品交换成其他商品，工匠可以通过出租自己的技术来赚取工资。
从盐铁专卖浅析专卖制度专卖制度，是指国家对某些特定产品的产运销全过程或部分环节实行垄断经营的制度，简称“专卖”。
作为我国古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专卖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实行专卖制度有何利弊？古代专卖制度可以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本文将主要立足于盐铁专卖制度，着重对以上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专卖制度的源起及其原因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
禁榷，就是禁止私人经营，由官府垄断，利出一孔。
这一制度在我国究竟出现于何时，学者间有过不同的意见和争论。
但目前较为认同的观点是，该制度起源于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
春秋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统治者对工商业的管理加强。
齐桓公问管仲富国强兵之术，管仲对以盐铁之利。
《管子·海王》载：桓公曰：“然則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
”《管子·轻重甲》又记：管子对曰：“……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征而积之。
”桓公曰：“诺。
”十月始正，至于正月，咸盐三万六千钟。
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
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
若此，则盐必坐长十倍。
”桓公曰：“善。
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
彼尽馈食之国也，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
”桓公曰：“诺。
”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
由此，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的专卖制度即起源于此，禁榷制度是由管仲创立。
①吴慧先生在谈到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时分析道：“盐铁两项大宗商品实行专卖政策，所采取的形式可归纳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八字。
这种专卖形式可称为‘直接专卖制’。
中国历史上管仲是盐铁‘直接专卖制’的创始人。
”②但是，专卖制度形式多样，从产生到定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不能将以后专卖制度的模式用春秋齐国“官山海”的具体办法来概括。
古代专卖制度古代专卖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特定的法律手段，将某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生产、销售等权益独家授予特定的机构或个人，形成垄断经营的一种制度安排。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专卖制度是一种常见的经济手段，旨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控制市场和稳定社会秩序。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运行机制以及影响等方面，阐述古代专卖制度的特点和影响。
一、历史背景古代专卖制度可追溯到中国秦代，尤其是始皇帝时期。
当时，始皇帝强调集权统一，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其中之一便是建立了起初的专卖制度，以控制物价和市场。
此后，专卖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外，在波斯、罗马等古代帝国中，也存在类似的专卖制度。
二、运行机制专卖制度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商品选择、专卖机构和售卖方式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哪些商品实行专卖是由统治者决定的。
通常，统治者会选择对国计民生重要、需求稳定的商品进行专卖。
例如，在古代中国，盐、铁等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常常被专卖。
其次，专卖机构是实施专卖的主体。
在古代，常见的专卖机构有官府、行会等。
专卖机构负责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售卖，并享有独家权益。
他们通过垄断市场来控制价格，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故而，统治者常常选择忠诚可靠的官员或富有影响力的行会来承担专卖任务。
最后，专卖制度的售卖方式也多种多样。
常见的方式包括专店、专柜、官铺等，专卖机构通过限制渠道和销售数量，实现价格控制和市场稳定。
三、影响古代专卖制度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专卖制度为统治者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通过垄断经营，专卖机构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并上缴给国家。
这种收入对于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和加强国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专卖制度影响了商品的价格和质量。
一方面，专卖机构通过控制市场流通途径和销售数量，有效地控制了商品价格，使统治者能够稳定物价，维护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专卖机构为了提高利润，往往通过垄断手段降低商品质量，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一、名词解释：1.一条鞭法：1581年张居正实行的赋役制度改革。
主要内容是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最后将役银和赋银合并征收。
一条鞭法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赋役一概征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摊丁入亩：清政府实行的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
源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是废除人头税，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是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
具体方法是，将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到各州县土地上，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
地银和丁银合一，叫做地丁银。
该制度实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3.井田制：周朝实行的一种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
周朝一切土地归周王所有，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候臣下，但臣只有世代享用权，不得转注和自由买卖，还要交纳一定贡赋。
奴隶主贵族则强迫奴隶集体耕种。
耕地阡陌纵横，成井字形状，故称为“井田”。
奴隶社会利用井田制来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
西周后期出现了土地转让或买卖，井田制瓦解。
4.两税法：是唐代后期的税收制度。
依该法规定，国家“量出而制入”，即预计各州县当年开支的总数，按人户土地实际占有状况，将税金分摊给各户分等负担，每年夏秋两次收集。
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过去租庸调法主要按人丁收取税役的办法，为解救当时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5.专卖制度：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某些重要的商品实行专卖的制度。
专卖制度从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明清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
在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制度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有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
6.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在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不同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个别的少量的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关系。
手工业发展，手工业产品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作为商品大量出售，农业、手工业发展使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空前活跃。
这样，在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王玉茹中国经济史课后答案第一章古代社会的资源、环境与生产方式一、试述中国古代资源禀赋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总是建立在对一定的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就是不断开发、利用资源的历史。
尤其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里，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
资源禀赋包括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两部分。
1.土地资源的特点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土壤特征各异，植物品种繁多。
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能够为其提供种类繁多的土特产品。
这是中国土地资源的优势所在。
但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在土地资源上并没有优势。
原因在于:(1)中国古代农业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小，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2)中国尽管土壤种类繁多，但具有良好蓄水性和可耕性的土地较少。
(3)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
2.矿产资源的特点我国国土广袤，自然条件复杂多样，自然资源蕴含丰富，属矿产资源富庶国。
由于地质构造复杂，矿产资源的总量大、种类多。
但是我国矿产资源也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富矿少，贫矿多。
二是单一矿少。
另外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矿产资源利用不充分，“风水说”观念对矿产资源开采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古代社会，以耕织结构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一直居于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
它萌芽于夏商周，在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下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济生产方式被延续下来，并不断强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础。
三、试述影响我国古代小农经济形成的主要因素。
小农经济由小农的生产与生活组成。
生产即是指小农的主业和主要副业——粮食和纺织原料及其成品生产，生活则是小农经济所赖以生存的更多的必要条件。
影响我国古代小农经济形成的主要因素主要有:1、小农家庭的人口规模及其贫困汉代以后，小农经济基本被认为是五口之家而且家庭普遍贫困。
2、农业“低投入——产出”的形成为了维持小农经济的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小农除了在生活上尽量减少开支，也必须在农业生产投入上尽量减少开支。
古代茶叶专卖制度：茶叶是如何影响古代经济的？国人的日常饮食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
如果说前六件物品，乃是做饭的必需之物；那将茶叶和生活必须品相提并论，可见国人对茶的痴迷。
国人的饮茶之风，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有颇多繁琐的规矩。
在封建社会成熟之后，茶叶还成为了影响当时经济的一个积极要素。
而古代茶叶专卖制度的演变，也恰好论证了这一现象。
茶叶国人喝茶，起源于上古时期。
传说神农氏尝百草时，便发现了茶叶的药用价值。
到了春秋战国以后，商品经济的萌芽出现，不少商人在茶叶中看到了巨大商机，于是茶叶逐渐传播开来。
根据顾炎武在《日知录》所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便可知在先秦时期，饮茶之风便已经形成了。
一、茶叶专卖制度的由来茶叶历史虽然悠久，但它真正有能力影响到经济，是在唐代中期以后。
在此之前，品茶之风虽然流行，但依旧局限在上层贵族和少数士大夫群体中。
直到唐代以来，茶叶才走进寻常百姓的家中，并逐渐在全国各阶层中普及。
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提到：'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
'《膳夫经手录》到了唐代中后期，有'茶圣'之称的陆羽，经过多年研究编写了一本《茶经》，于是'天下益知饮茶矣'。
茶叶走进千家万户，代表了它的受众群体在不断扩大。
上至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人们已经培养了闲暇时饮茶陶冶情操的乐趣。
既然茶叶有了市场，它自然能带动商品经济。
由此，茶叶的税收也成为了唐代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茶叶带来的利润和市场过于庞大，以致于统治者不得不效仿古代的盐铁专卖制度，对茶叶也实施起了专卖制度。
盐铁专卖制度的理论，形成于战国时期，由著名'理财专家'管仲提出。
齐王在听取了他的意见后，将盐铁两大产业收归国有，由官府统一调配和出售，最终使得齐国经济迅猛发展。
古人对商品经济的认知和态度
古人对商品经济的认知和态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
1. 分工与交换：古人认识到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他们通过分工将生产劳动进行细分，形成不同的职业和专业。
分工使得不同人可以生产各自擅长的产品，增加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同时，古人也意识到通过交换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物品，满足个人或社会的需求。
2. 价值与价格：古人对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和价格有一定的认知。
他们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决定的，而价格则是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果。
古人认识到价格会随着供求变化而波动，而价值则更加稳定。
3. 利润和商业：古人对商业和利润也有自己的认知。
商业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知道通过购销物品可以获取利润。
商业活动不仅有助于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也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
古人对商业的态度有的持肯定态度，认为商业是一种正当的职业，也有的持否定态度，认为商业是一种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不符合道德伦理。
4. 物质与精神：古人对商品经济的态度中也存在对物质和精神的思考。
古人认识到物质生活的重要性，通过商品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但他们也提出了精神追求的重要性，认为物质财富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的内在需要。
因此，古代文化中也强调精神修养和道德品质的培养。
总的来说，古人对商品经济的认知和态度是复杂的。
他们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存在和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其中的利弊和局限性。
他们既看重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经济发展，也注重精神追求和品德修养。
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article.php/12425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李晓孙尧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102249)(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山东济宁 272025)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3期在宋朝经济制度史上，和籴、和买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故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
据初步统计，自193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学者共发表直接论述宋朝和籴制度的论文32篇、和买制度的论文7篇，另有8部著作涉及相关问题。
综合分析这些成果，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70年代。
这个时期的研究由日本学者发起并居于主导地位。
森住利直首开其端，《北宋初期的便籴》(《史渊》3，1931年)简要考察了便籴的语义、北宋初期在北部沿边和京师等地实行的便籴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茶、香药专卖制度等。
他的《南宋四川的对籴》(《史渊》10，1934年)认为，对籴就是在税米之外再强制征购与税米数量完全相等的粮食。
日野开三郎随即连刊数文：《宋代的便籴》(《东洋学报》23—1，1935年)考证了便籴的词义和概念，对便籴法实行的地域和演变过程做了简单考察，并以较大篇幅详细论述了河北路的便籴数额以及与便籴制度相关的各官僚机构。
此文虽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也属于北宋便籴制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之一。
《北宋时代的博籴》(《历史学研究》4—3，1936年)认为，所谓博籴就是用现钱以外的物品支付的籴买方法。
《以神宗朝为中心看北宋的结籴》(《史渊》20，1939)认为，所谓结籴法，就是官府让商人承包粮食缴纳的籴买办法，官府向承包者赊贷钱物作为资本并征收利息，其目的是让没有资本的商人也能参加籴买粮草的应募，丰富官府的粮食储备，同时抑制胥吏等的不法行径。
结籴与市易法有密切关系，它是作为市易结揽法的一部分被实行的。
因此考察结籴法不仅是研究北宋时期粮食经济的必要途径，对于研究市易法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商品经济与唐宋专卖制度的变革(1) 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
禁，乃禁止之意；榷，为独木桥。
汉唐之人在注说西汉榷酒之事时作了很好的解释：“如淳曰：‘榷音较。
’应劭曰：‘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
’韦昭曰：‘以木渡水曰榷。
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
’师古曰：‘榷者，步渡桥。
《尔雅》谓之石杠，今之略徇是也。
禁闭其事，总利人官，而下无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
”①禁榷，就是禁止私人经营，由官府垄断，利出一孔，犹如过独木桥，舍此而别无它途。
这样一种制度，根据目前的文献记载，说它源于春秋管仲相齐时的“管山海”政策应该是可信的②。
不过，这时专卖制度尚处于萌发期，它的制度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备。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为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任用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人，实行盐铁官营和榷酒等经济政策，其具体做法，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官府在全国各盐产地和铁产地，设置盐铁官，管理盐铁的生产；从事盐铁生产的盐户和铁户，无生产经营自由，他们被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发给盐户和铁户必要的生产工具，所有产品由官府收购、运输和销售；禁止民间私自生产和运输销售，如有违反，处以重刑重罚。
这样，官府通过控制盐铁等重要商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从而达到了政府垄断利源的目的。
随着这套政策的实施，专卖制度形成体系并趋于定型。
——————————————————①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武帝纪》关于天汉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注文。
②关于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起源于春秋管仲在齐国的“管山海”，但也有学者认为仅只是管理而非专卖，真正意义上的专卖开始于西汉武帝的盐铁官营。
我们认为，讲专卖制度起于管仲的“管山海”，还是有根据的。
在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的支持者与贤良文学辩难，讲桑弘羊所推行的盐铁官营等政策并非其首创，而是“修太公、桓管之术”。
汉朝人距离春秋战国不远，最知悉这项政策的原委，此说应是可信的。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陈明光(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财政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贯受到重视,先秦诸子关于富国强兵、节用、薄赋敛等议论就是针对财政问题而发的。
自《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以来,有关古代财政活动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从而构成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为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财政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学术史大体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加以评述。
第一阶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
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
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
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
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
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
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
例如,胡钧9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
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
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
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
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
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
”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
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
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
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
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
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
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 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
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
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
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
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
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
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
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012002年第12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
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
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
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著。
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
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
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
其《余论》对中国财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
二,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较大进展。
为配合高等院校中国财政史课程的教学,各院校或出版社组织编选了一些参考资料。
例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三册(上中册取自吴兆莘遗稿,洪文金补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1987年;下册根据吴兆莘、洪文金遗稿,刘聚星、林宝清续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是一套以我国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各个朝代所发生的财政金融大事为辑录对象的编年资料书。
孙翊刚、徐世钜、左步生等选编的《中国财政资料选编》三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989年)、国家税务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七辑,取材范围由三代至清代前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1995年陆续出版。
这些资料选编的出版,对高等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对研究工作更具价值的应是财政史料的考订与整理。
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不少精审的校订、笺证、补遗,成果陆续问世。
如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都对该志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
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1-5册(农业出版社,1984-1991年)、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出版社,1989年)则以注释、笺证等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财政制度的内容。
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补,是研究宋代财政制度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
鲁子键编选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二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988年)是断代区域性专题资料书。
作者自述:该书“通过史料的分类排比,于财政运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就一个地区的角度,较客观地展示出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财政建立、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的大体轮廓”。
对清代地区财政史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2年)为研究清代财政提供了新的官方档案资料。
三,专题研究范围空前拓展,趋于深入。
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从早先的以赋税、徭役为主,扩展到捐纳、屯田、仓廪、府库、专卖、和 、和买、漕运、俸禄制度、军费、赈恤、财政职官、财11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政机构、财政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会计、审计、财政思想、理财人物、财政改革等多个方面,从而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全面展开。
其中,除有关财政收入如赋役制度、继续取得突出进展之外,在汉唐之际以至宋代的财务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演变、唐宋的国家预算制度、专卖制度、军费支出、俸禄制度、赈灾制度、仓库制度、财政调度手段(如漕运、和 、折变等)、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财政思想等方面都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