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述评日期：[2009-06-03] 作者：涂文学来源：中华文史网字体：[大中小]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5月4日至11日在湖北宜昌举行。
会议以“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为主题，对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有价值的探讨。
一、对洋务运动时期区域社会环境的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对洋务运动作区域性研究并不始于本次讨论会。
多年以来，上海、武汉等地的一些学者就对本地区洋务运动史从区域经济学、文化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角度予以切入，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索。
但是，自觉地，有意识地以社会史的视角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作整合性研究，则确实以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为嚆矢。
确立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的研讨主题，体现了会议发起者推动洋务运动史研究走向深入的独运匠心。
在对洋务运动作总体、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洋务运动的区域发展，这种研究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来自洋务运动史本身：首先，如果我们不是将洋务运动仅仅看作单纯的政治活动或者经济活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的话，亦即不仅将近代化看作一种经济过程，同时更主要的看作是一种社会过程，那么，它必然与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更深刻、更内在的契合和冲突。
因此，我们从区域社会环境的角度楔入，就有可能对洋务运动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关系问题获得整体性认识；其次，由于环境总是以一贯的、规则化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的群体行为，因此，洋务运动便在区域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下，形成不同的“地区模式”。
于是，对“模式”本身的勾勒，模式与模式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对隐处于模式背后的区域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最后，地区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带来洋务运动和中国早期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有的地区已烟囱林立，沐浴欧风美雨；有的地区则江山依旧，依然是田园牧歌式中世纪风光。
这就留给我们关于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广阔的研究空间：区域社会环境如何制约人的行为造成了区域之间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人又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社会环境的负作用而消除这种不平衡？这两方面因素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区域近代化过程中都可找到事实依据。
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深刻的学术理论意义，其现实借鉴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这一研讨主题得到国内洋务运动史学界的广泛响应和认同。
在讨论会收到的80余篇论文中，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与此相关。
讨论会一开始即径就主题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关系进行大会交流。
又按长江流域、东北和华北、西北和西南、华南三个区域进行分组讨论。
会议在区域社会环境研究、区域与区域之间社会环境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果。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洋务运动开展得较好，过去史学界研究得比较充分的地区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福建等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上海，是洋务运动开展得较早、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地区，也是史学界对之研究得较为深入的地区之一。
这次会议提交的几篇有关论文，在角度截取、论证方式、思想深度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水平。
黄逸平、李娟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与社会环境》（提纲），对上海机器织布局外部社会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作了考察。
在外部环境方面，考察了企业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硬环境（地理、资源、新的生产力）和软环境（商人的投资需求、西方经营管理知识、封建政治与伦理、习俗的正负影响）。
企业内部环境则着重探讨了“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商两种不同经营作风的矛盾和冲突。
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对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受社会环境影响，反过来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环境。
它开创了近代工业的风气……促使了我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
陈绛的《从1883年上海经济环境看洋务企业的发展》（摘要），对上海社会经济环境中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作出透视。
认为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给洋务企业打击是灾难性的，反映了上海的金融业已经受制于西方资本，包括生丝市场在内的国际贸易利金融市场已处于由国际资本支配的环境中。
陈绎还由此引申出对上海商人商业行为方式的探讨。
认为“金融风潮还反映了上海商人浓厚的投机习气，他们常常因作‘空盘’投机而倾家荡产。
徐润挪用招商局股本，郑观应挪用上海织布局股本作投机买办，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他同意美籍学者刘广京对此提出的问题：“是不是中国商人传统本来就有缺陷，使新生企业难于发达？中国商人传统如果有缺点，我们又怎样自社会、文化背景去解释这些缺点”？指出：“除了经济环境，从更广泛的背景作多方面的探讨，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董蔡时、卢伯炜提交的论文《洋务运动与上海资本家阶级》对洋务运动与上海新式资本家阶级（特指投资兴办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家）的关系作了集中探讨。
他们对国内史学界提出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迫使江浙一带的地主、官僚、商人大批逃往上海等城市，转化为新式企业的投资者”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们在分析了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地区投资环境后认为“当时的上海对中国人来讲还没有民族资本新式企业的投资环境。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这种投资环境的出现，并不存在顺向促进式的直接联系。
它只是在客观上造成了大批贵金属货币财富畸形汇聚上海的状况。
这种状况不能等同于‘对民族资本新式企业的投资’，而只是造成了一种前提条件；由可能转化为现实，，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他们在分析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后指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洋务派采取了“官督商办”形式，为上海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起到了直接的催生、助产和一定程度的哺育作用。
而上海资本家阶级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弱点和不足，同样与洋务运动种种制约密切相关。
他们还谈到了洋务运动对上海乃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社会环境的改造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不过这种作用，是通过上海资本家阶级中介而发生的。
如在近代工矿企业中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使用近代机器和采取近代经营管理方法，为瓦解传统经济结构、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这其中如以关心商品、股票金融行市、专注于资金的周转和挹注、重视买卖常规、熟习合同与公证等为特征的近代商业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等等。
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至少起到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的作用。
而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则首先打破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金三角地区社会结构的旧格局，促使社会流动中的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旧式商人分化组合，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代——上海资本家阶级，并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动。
对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洋务运动的研究也有所深化。
代鲁提交的论文对近代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作了系统的考察。
张笃勤提交的论文则对湖北地区洋务运动的特点进行大致勾勒。
他认为湖北洋务运动有六个特点：1．起步晚，速度快；2．企业规模大，新政范围广；3．技术装备先进，工业规划合理；4．企业投资大，经济效益差；5．军事建设，以德国为楷模；6．教育改革，引日本作龟鉴。
赵德馨、周秀鸾提出了一个“湖北模式”的概念并作了系统的阐述。
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可以堪称地区近代化模式的只有一个湖北模式。
由于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主要是由手握实权、可以动用固有资金的人创办的。
在当时独立地进行近代化活动的资本家等民间人士，人数既少，力量和影响力也很小。
地区近代化模式只能出自洋务派大官僚之手。
而湖北洋务运动个人色彩太浓，它无处不带有张之洞的痕迹。
在这个意义上，湖北模式也可称之为“张之洞模式”。
为什么第一个地区近代化模式出现于湖北，他们认为是多种历史条件在此地此时交汇的产物。
其一，湖北模式是中国早期近代化潮流从东到西。
由南到北，经过约半个世纪，两个扩展方向向湖北会合的产物；其二，“湖北模式”是清政府关于近代化决策的着眼点从单纯的海防转向兼及腹地，投资由沿海向中部地区倾斜的产物；其三，清廷内部抑制湘系与淮系地方势力膨胀的意向，对张之洞大力培植与支持，使张之洞在湖北掌权达十七八年之久，得以有时间和放开手脚在一个地区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展洋务活动。
同时，亦与张之洞个人的追求、气魄、学识、洋务思想与能力有直接关系。
历来有学者对广东洋务运动有两点说法，一是起步迟，二是长期没有形成气候，与广东所处的地位不相适应。
关于起步迟的问题，研讨会上，广东学者经过研究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方忠英引广东巡抚蒋益澧在1866年7月（同治五年六月）的奏折中“粤东为洋务滥觞之始”作为依据，认为广州洋务早在林则徐时就开始了，不仅在广东，在全国也是最先筹办的。
赵春晨提出，广东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始于1873年的广州机器局，19世纪60年代前期广东同文馆的建立是广东洋务运动起步的重要标志。
在广州机器局成立前十年，广东还开展了以引进新式船炮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近代化活动。
这主要是因为广州地理位置特殊，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同时与近在咫尺的香港影响有关。
广东洋务虽然起步早，但为何长期形成不了气候呢？赵春晨认为这是由于“历来治粤者习常蹈故、远虑蔑闻”、经费筹措艰难、毗邻港澳，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势力都比较强大，“动为各国洋人所牵制”。
在诸多社会因素里，他强调，主持粤省政务的官僚是其中的关键，张之洞督粤后广东洋务面貌一新，离任之后，复又陷入沉闷局面就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福建洋务运动的研究，郑剑顺对福州船政局的衰败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见解。
他认为船政局衰败是由众多社会环境因素集合造成的。
其一，船政经营始终束缚于军工垄断思想，缺乏近代商务观念的思想氛围；其二，船政局内部牵亲带故，浮冒搪塞，营私舞弊、官气十足的封建官场陋习；其三，近代社会教育体系的残缺不全导致企业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其四，船政局所在地——闽县社会文化素质水准差，缺乏适应于近代大机器生产的社会文化氛围等等。
郑剑顺指出，“上述种种现象，都是社会环境的反映，无一不影响船政建设。
船政局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缺乏生命力，逐渐走向衰败。
”虽然船政当局曾几次提出要“整顿”船政，但由于没有涉及对社会环境的改造，而不堪“措手”的社会现状同不堪“措手”的船政是相关联的，所以成效甚微。
由此他得出结论：“社会环境没有实现近代化的改造，近代企业要发展是不可能的。
”罗耀九也以同一个话题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可以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孤立地去分析一个洋务企业，但我们不能孤立地去评价这个企业的成败盛衰，必须与各种社会因素相联系。
因为社会劳动生产力不是单纯的自然力，它是社会联系中的一种社会能力，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
由国外引进的生产技术，能否有机地构成社会生产力，决定于社会上各种约束新生产力的旧的机制能否转变为适应新生产力的新机制。
……洋务运动却缺乏这个转变，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