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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反危机措施引言胡佛（Herbert Hoover）是美国历史上的第31任总统，任期为1929年至1933年。
他的执政年代恰逢大萧条时期，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大萧条期间，胡佛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试图应对经济衰退，并在其总统任期结束时摆脱经济危机。
本文将探讨胡佛的反危机措施以及其对经济复苏的影响。
背景1929年，美国股市遭受了一次大规模崩盘，被命名为“黑色星期四”。
这一事件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问题，导致全球各地的股市崩盘和经济衰退。
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萎缩，大量的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人们陷入了困境。
胡佛成为总统后，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在此情况下，他采取了一些反危机措施。
胡佛的反危机措施1.减税政策：胡佛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措施，旨在刺激企业投资和消费。
他降低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并推出了一项紧缩预算的计划，以减小财政赤字。
2.加大公共工程投资：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胡佛增加了对公共工程项目的资金投入。
这些项目包括修建公路、桥梁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旨在提供就业机会并刺激经济活动。
3.保护主义政策：胡佛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
他签署了一项保护关税法，提高了对进口商品的关税，并限制了对外国产品的进口。
4.成立复业救济委员会：胡佛于1931年成立了一个名为“复业救济委员会”的组织，旨在为失业者提供帮助和援助。
该委员会提供了就业培训和临时工作机会，以帮助受到失业影响的人们重新找到工作。
反危机措施的影响尽管胡佛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但这些措施未能在其总统任期内有效地应对大萧条。
实际上，情况进一步恶化，失业率继续攀升，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很多人批评胡佛对危机的反应不够积极，并认为他的政策过于保守。
然而，胡佛的反危机措施为后来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新政”铺平了道路。
罗斯福在接替胡佛成为总统后，推出了一系列更激进的政策来应对大萧条，这些政策被广泛认为是更成功的。
大萧条时期的胡佛政策尽管危机重重，当政的共和党政府却恪守自由放任政策，不肯着手干预经济。
在任的美国总统胡佛出生于贫困家庭，很小的时候就成为孤儿，靠个人勤奋学习而进入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并在中国的冒险生涯中挖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由于头脑敏锐，善于把握商机，胡佛很快就成为百万富翁。
一战之后，胡佛连续担任两届美国政府的商业部长。
以此身份，他大力推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导致了美国二十年代的繁荣，最后因政绩显赫而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
胡佛就任总统仅仅半年时间，1929年10月下旬，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就爆发了。
面对危机，一直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胡佛顽固地拒绝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在1929年12月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他强调联邦政府还是少管闲事为好。
他向全国宣布，“我们在上一个世纪中，曾经历不下15次大的不景气”，“但是，我们每次从不景气中挣脱出来而走进新阶段时，所达到的总是一个比过去更繁荣的阶段，这一次我们也一定是这样的”。
胡佛坚持美国传统的政治理念，认为政府的职能只能是保证个人自由和公民的机会均等，反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到了12月12日，危机已使美国经济面临崩溃，胡佛却发表声明，美国经济形势已“回归正常”、“基本上是好的”。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胡佛不断给美国人民画出一个个美丽的“大饼”:“失业最恶劣的影响将在60天内消失”，“我确信我们已走过了最险恶的一段”。
1930年7月，面对到白宫来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危机的各界人士，胡佛甚至轻描淡写地说:“先生们，你们迟来了6个礼拜，危机现在过去了。
”胡佛对付萧条的主要办法是自愿主义，即根据自愿原则，由私人机构救助失业者。
当通用电气董事长提出一揽子有联邦政府参与的救市方案时，胡佛大吃一惊，认为这是法西斯主义。
1931年2月胡佛声称，联邦政府的救济将摧毁美国人的品格，毁掉自治的根基。
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时的美国创下高达24.9%的失业率。
俄罗斯2010年反危机计划评析李建民2009年12月30日，俄罗斯政府会议通过了《2010年政府反危机行动基本方向》，即2010年反危机计划。
该文件反映了俄政府对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阐述了反危机政策重心调整的必要性及未来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导向。
从所提出的主要政策措施看，俄已在考虑择机“退出”问题，反危机计划实际成为危机后发展计划。
一对当前俄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在石油价格下跌和国际金融危机双重冲击下，俄经济陷人了近10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
为应对危机，俄罗斯政府实施了以稳定金融和保证社会领域为重点的反危机计划，投入资金约3 000亿美元。
从实施的效果看，反危机计划主要目标基本实现，俄金融体系和社会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但实体经济表现不佳。
尽管2009年第三季度后，俄出口及面向出口的企业状况改善，GDP和工业产值降幅放缓，环比出现微弱增长，但投资和消费形势没有大的改观。
从2009年全年看，俄经济仍呈负增长态势，GDP下降8．5％，工业生产下降11．5％。
与金融危机前连续十年的快速发展相比，俄经济风光不再。
对此，俄政府有较清醒的估计，认为危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但2009年下半年以来俄经济中出现的恢复性增长并不稳定，其内部风险在短期内还不能排除；由于俄经济未来走势与世界经济的恢复情况紧密联系，全面恢复将更为缓慢；为摆脱俄经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将重建经济模式作为俄政府反危计划的主要优先方向。
提出反危机计划重心必须从原扶持各部门、企业和居民转向以形成新的工业潜力、现代化、创新发展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导向。
俄政府希望，通过这一调整在2—3年内弥补由于危机所贻误的中长期发展构想规定的现代化进程。
二俄2010年反危机计划要点反危机计划提出了三大优先方向：维持社会稳定，保证对居民的全面社会保障；扶持活跃经济，巩固业已出现的稳定趋势；启动经济现代化计划，优先解决导致俄经济快速深度下降的问题。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以及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一．大危机在美国的爆发2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的高涨。
这种持续高涨重婚了美国人的头脑，沉声了美国“永久繁荣”的幻觉，人们甚至认为美国已经彻底拍拖了经济危机的困扰。
但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发展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失调。
农业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
工业部门的开工严重不足，大批工人失业！其次，垄断家具了收入分配不均，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矛盾。
再次，美国面对着严重的国际经济部平衡，到1920年，欧洲等地区国家共欠美国约133亿元贷款。
直接引起危机爆发的是持续的投机狂热伴随着20年代的繁荣，出现房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然而大危机还是到来了，1929年9月3日，股票价格上涨到最高点以后开始下跌。
到10月24日，股票市场出现剧烈的下跌！，以后，美国股票市场价格持续下跌，从股票市场价格狂泻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30年代大危机，大批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工业生产持续3年下降。
到1933年，整个国家的金融信贷体系已经陷入崩溃！发生在美国的大危机，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价格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不久扩大到加拿大，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波及许多殖民，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30年代大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破坏最严重，影响最甚远的一次经济危机。
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大危机的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这些观点和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面！关于1929年美国爆发国内危机具体原因第一，美国建筑业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
第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停滞第三，农业长期的慢性萧条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四，美国银行制度存在结构缺陷第五对美国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质疑关于30年代大危机制度层面的原因第一，凯恩斯学派的观点。
他们人为造成危机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第二，货币学派的观点。
弗里德曼强调危机的原因在于美国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他认为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国家经济政策会使其稳定性遭到破坏第三，制度学派的观点。
阿・根・廷・危・机・的・思・考吴国平去年年末,阿根廷爆发了一场历史上较为少见的危机,尽管这场危机既没有在拉美地区引起比较强烈的“探戈”效应,也未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大的震动,但它却在阿国内激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社会关注。
去年十一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向阿根廷提供贷款,阿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但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未能缓解局势,反而使危机一步步加深,最后演变成一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
危机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由债务支付危机逐渐演变成金融危机,最后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
政府不得不暂停大部分银行业务、临时关闭外汇自由市场,国民经济几乎处于瘫痪之中。
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的应急性调整措施,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从而导致阿根廷进一步陷入政治和社会危机。
去年十二月初,阿政府为了避免金融系统的崩溃,采取了冻结银行存款、限制现金提取的紧急措施,造成社会的强烈不满。
阿根廷全国举行总罢工,抗议政府的政策,老百姓自发地或有组织地敲着锅盖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恢复银行存取款自由。
政府和群众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对抗,出现了街头流血事件。
与此同时,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全国数百家超市被抢,从而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形势处于失控状态。
在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冲击下,阿根廷国内政局出现了剧烈动荡,最后同样演变成政治危机。
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今年的一月二日,阿根廷先后出现过五位总统、三届政府。
政府在危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应对无方。
今年二月,围绕政府冻结银行存款是否合法的问题,阿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
二月一日,抢在政府即将向议会提交二○○二年预算之前,阿最高法院判决政府采取的冻结银行存款的做法是违法的,从而使政29府与司法机构出现了对抗的局面。
二月七日,阿根廷众议院弹劾委员会正式对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案件立案调查。
阿政局出现了更加复杂、微妙的局面。
阿根廷危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反危机政策和体制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赶超经济时期经历了如下阶段：一、国内经济恢复阶段(1945-1955年)；二、进口替代阶段(1956年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三、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出口导向第一阶段(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四、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产业的出口导向第二阶段(70年代中期一80年代中期)。
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赶超时期基本结束，日本面临着由"赶超型"经济向与欧美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的"竞争型"经济转轨的严峻课题。
实际上，日本的这一转轨时期是从90年代正式开始的，这是因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大萧条使日本的经济转轨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日本20世纪90年代反危机政策和体制改革实施的背景日本90年代反危机政策和体制改革实施的背景用一句话概括即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包括其繁荣、崩溃及崩溃后的大萧条。
"泡沫经济"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败，包括1987年过急的金融缓和政策导致泡沫膨胀，1990年过急的金融紧缩政策又导致泡沫破灭。
赶超时期日本实行的"贸易立国"战略使该国获取了巨额贸易顺差，其直接后果是日元急剧升值。
1985年9月8日，5个主要工业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聚会协商，达成通过出售美元降低美元汇价的"广场协议"。
美元同日元的汇价急剧变动，1985年从1美元兑换263日元的高仫，降到突破200日元以下；1986年又降到152日元；1987年更降到121日元。
可以说，美元同日元的关系是，美元价格降低一半，日元的价格则提高一倍。
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产品出口条件恶化，一向以海外市场为"生命线"的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国内出现"日元升值萧条"。
反危机政策惹争议
作者：谢泽锋
来源：《英才》2012年第10期
尽管官方并未公开承认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和“硬着陆”，但市场趋于悲观的预期愈见浓烈。
有外媒分析称，横向比较全球三大经济体的周期区间，美国正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欧盟处于下滑阶段，而中国正从平地转入下滑。
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亿元，同比下降2.7%。
8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终值降至47.6，为2009年3月以来最低水准，且为连续第10个月位于荣枯线下方。
企业利润日渐趋窄，而同时结构性减税的效果却并不明显，中小企业仍旧面临巨额的财务成本。
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日渐远去已成多数人的共识，但到底应该如何恢复经济增长，目前仍然存在疑问。
货币政策两难
由于对经济下滑原因认定出现分歧，所以，业界对应该采取怎样的反危机政策，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论。
有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已日渐失效，再采取放松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
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就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和对企业盈利的帮助相当有限。
另有分析称，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制度红利的回归，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就将此次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长期因素，这也是为何近段时间放松货币效果并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杨涛对《英才》记者坦言，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逐渐放缓的倾向，归根结底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层面都有一定问题。
需求方面，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而消费出现萎靡。
总供给方面，产量在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也在下滑。
不过，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此持相反观点。
他认为，经济下滑70%要归结为周期性原因，主要是因为之前六个季度的紧缩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郑超愚亦对《英才》记者指出，此前货币政策确实过于紧缩。
“2008—2009年，M1、M2同比增长达到20%以上，而今年7月M1同比增长才4.6%，现在的货币政策是偏紧的。
”
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对放松货币政策提出了警告。
他对《英才》记者表示，货币政策的运作空间已经缩窄了，如果继续增加货币投放，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中国M2/
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90%，而美国只有51%，中国货币总量已经高达90万亿。
今年M2的预期增速为14%，新增加12万亿人民币，大体能满足今年7%的经济增长需求。
如果想将经济增速拉回之前的速度，M2的增长速度应该提高到16%—17%，但是这样算下来，今年底M2总量将高达100万亿元，这样的后果不可想象，通胀风险相当严重。
魏杰进一步指出，有评论希望央行增加信贷规模，但7月的数据无疑是当头一棒。
7月新增信贷规模只有5000多亿元，环比6月回落，其主要原因是企业没有贷款需求，因此货币投放受到约束。
“但是，基于对当前形势的担忧，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增加货币流动性。
在坚持M2增长14%的基础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提高货币使用效率，而总体的货币量没有增加。
”魏杰说。
但郑超愚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他表示，不能以过往的经济理论来分析新的经济形势，美国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日渐走出危机的。
“货币供给创造货币需求，货币政策没有效果是因为没有突破门槛。
危机时期，货币流通速度慢，货币创造的乘数下降，因此需要更多的发行量突破界限。
”
对于舆论担心的通胀风险以及资本可能流入房地产等行业的问题，郑超愚表示，可以通过宏观审慎监管已达到结构性的管理，防止资金流入房地产。
而原来担心的通胀问题已经消除，CPI已经跌破2%。
减税无效？
货币政策的放松与否陷入分歧，用财政政策替代货币政策日益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不过其效果如何仍存争议。
财政政策方面，首要问题是给企业减税，特别是结构性减税。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结构性减税实行的状况却并不如人意，一些企业税负不降反增。
对于结构性减税，魏杰表示赞同：“减税规模应达到3000亿—8000亿元，我认为最少要减税8000亿元。
减税对GDP的贡献是1:6，减税8000亿元，GDP会增加4.8万亿。
”
但在郑超愚看来，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在预算不平衡的状况下，希望地方政府减税，难度可想而知。
“我同意减税，但减税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
在反周期的时候，减税效果并不明显。
危急时刻，减税一两个百分点的税算什么？反危机政策还是要看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大型投资一定不能掉。
”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早已成为坊间热议焦点，但确切的负债规模并不明晰。
据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央政府负债4万亿—5万亿元，地方政府负债达10万亿—11万亿元，总负债14万亿—16万亿。
不过学界并不认同此数据。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借债总规模为28万亿，相当于2011年GDP的70%。
“债务危机的红线是借债规模占GDP达到60%，超过100%就会爆发债务危机。
而中国已经超过60%的红线，因此继续融资以扩大投资是不可持续的。
”魏杰说。
除减税这一大项外，财政支出政策的差别性也引起广泛讨论。
杨涛表示，未来财政支出应倾向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从需求角度而言，要更加倾向于保障性支出和货币金融，创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外部条件，包括居民消费信贷、支持消费的金融创新等。
从供给角度讲，政策着力点应该放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促进创业引导基金的发展，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和全世界都不一样。
中国政府是国有土地的所有者，同时拥有国有企业的股权，金融企业的金融资本，这些支撑了中国的资产负债。
对此，杨涛表示，中国政府资产瘦身有其必要性。
一旦遇到现金收支的问题，政府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卖资产来解决，但是这只能短期内支撑。
如果长期出现问题，比如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资产变现的能力不畅，资产的流动性也很低，政府部门拥有的资产就难以变现，因此中长期来看，政府必须适度紧缩资产负债规模。
此外，在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问题上，由于政府当前掌握的经济资源不断上升，一方面导致对非公共部门的效率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政府收入越多，政府支出扩张的冲动就越大，这个过程将导致政府感觉总是缺钱，就需要更多的收入支撑，对民间的挤出效应就会更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