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迟福林)
- 格式:doc
- 大小:33.00 KB
- 文档页数:8
11迟福林:中国应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2010-07-06 15:08:55来源: 网易财经跟贴31 条手机看股票网易财经7月讯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他长期研究中国改革。
他主张改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呼吁把土地权益还给农民。
以下为访谈实录:中国应进行第二次转型网易财经: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虽然在海南,但是它的影响却是全国性的,这方面迟院长有没有经验向我们介绍一下?迟福林:中改院1991年成立。
1992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搞改革研究的,能不能先改改自己?寻求以改革的办法办院,走一条民营软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所以从1992年开始,我们就实行企业化管理.1993年在上级,包括海南省、包括当时的国务院、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我们进行了企业登记,变成了一个以股份制为基础的法人治理机构,这么多年来,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在这种智库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的体制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
第二,我们这个机构设在海南,但是不可能在海南养很多很多的科研人员。
怎样走出一条社会化的路子?我们就靠网络。
我们建立了一个高层学术委员会,主要建立了一个“小机构、大网络”的运行机制,需要谁来研究某个课题就请谁,所以现在很多经济学,包括政治研究的一些专家和官员和我们建立了比较好的合作关系。
第三,我想我们中国问题的研究,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所以成立了中改院之后,我们就十分注重国际合作,而且到目前为止,在商务部和相关部委的支持下,我们的国际合作项目层次比较高,做的项目也比较多。
我把我们的体制概括为九个字,叫“独立性、网络行、国际化”。
这个机构到今天已经成立快19年了,如果说有什么经验的话,我们就是用改革的办法先改了自己,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借鉴国外发展方面的某些对我们可以有启示的地方,来办一个中国改革的智库,在改革的决策和改革的研究中能够发挥一点作用。
城乡二元结构能否实现历史性突破2010年07月07日人民论坛杂志作者: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夏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区域研究所所长)“十二五”时期,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的转变之中。
城镇化进程与城乡一体化程度直接相关联,城镇化主导将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提供重要的历史机遇,“十二五”有望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性突破。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课题。
问题在于,这些年在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的同时,城乡失衡的矛盾和问题在某些方面更加突出。
例如,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有所扩大。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我们的看法是,在工业化主导时代,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城乡二元结构直接联系。
城乡二元结构失衡,不仅是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我国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
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决于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未来5年左右,我国将开始进入城镇化主导时代。
其主要标志是,我国的城镇化率将由46.6%提升到50%以上。
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的历史拐点。
从国际经验来说,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是城镇化快速提升的关节点。
根据相关研究,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
第二,未来3~5年,不仅东部,而且中西部的城镇化、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都处在一个较快增长的阶段。
第三,中央明确3年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估计5年左右放开大城市的户籍是大势所趋。
由此,城乡一体化将有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将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做出重要贡献。
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为城镇化发展创造广阔空间。
首先,以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为例,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从1995年的3.58:1扩大到2007年的5.91:1。
改变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城乡分割的格局,能够明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其次,以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为例,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直接促进城镇化进程。
我们的估算是,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在形成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中至少占有30%~40%的权重;再次,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例,当前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2亿,尽快改变农民工“半城市化”的体制与政策安排,能够加快农民向城镇流动,明显地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建设美丽中国要科学推进城镇化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似乎离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还有不少距离。
城镇化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然而,随心所欲的造城运动,大干快上搞城镇化,必将后患无穷。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不恰当的城镇化将使我国原本十分紧张的粮食供应安全问题和生态问题雪上加霜。
目前一些地方搞城镇化,是以消灭农村为目的的。
农民得不到现金补助,其回报就是至少六层高的回迁楼房中一套100至120平方米的住房。
新楼占据的是良田,拆旧房腾出的土地搞商业开发了。
这样的城镇化继续加大了耕地压力,且农民上楼后无法从事农业生产。
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其代价是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和70%左右的可用水资源,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是欧美的2至3倍,商业化种子价格是传统种子的数倍。
虽然我们实现了粮食“九连增”,但进口粮食数量也是直线上升的。
大量农民离土后,如果土地没有人伺候,满足粮食供应就只有求助于其他国家,这是非常危险的。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不是消灭农村,而是形成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城镇化应该以农民为本,发展低成本的就地城镇化。
建议在粮食生产的主产区不要搞英美那样的大城市化,而应因地制宜实行就地城镇化,将村落发展成微型城市,建设美丽小镇。
政府可帮助农民统一解决自来水、污水、垃圾处理、燃气、网络、电力、电话、银行、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农民不必上楼,既节约了土地,又方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稳定种粮大军,从源头上保障粮食安全。
农户散落在农田中,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因为食物生产者没有离土,人勤地产,就可以少用化学办法乃至转基因控制病、虫、草害,杜绝食物生产的多种危害,同时带动粮食生产、食品加工、花卉、宠物生产、休闲、物流、农业观光、生态旅游、养老、保险、教育、金融、电信等产业的深入发展,带动就业。
要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必须发展适度的合作化,将农业补贴资金直接与粮食产量挂钩,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完善监管机制。
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转变——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正处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重要使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方向已达成共识,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哪些阻碍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推进的突破口在哪里,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
历史的关节点《南风窗》: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迎来了第12 个五年规划,各界都对“十二五”寄予厚望,认为“十二五”将是改革的再出发,是很多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推进时机,您认为呢?迟福林: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趋势看,至少应当包括两次大的转型与改革: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是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线是经济体制转轨,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做大经济总量;第二次转型的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变,目标是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向富民强国,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将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将为我国今后30 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构筑坚定的体制制度基础。
在这个大背景下,一个总的判断是:“十二五”是中国发展方式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也是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十二五”改革有“三条主线,”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南风窗》:这三条主线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后继乏力,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时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
这应该也是您提到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难点所在。
如果说第一次转型相对容易把握,即以经济总量为导向,那么第二次转型如何把握呢?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应该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
经济总量导向是在普遍贫穷情况下的选择,只要经济总量上去了,贫困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基础。
但是,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百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便会出现很多总量导向解决不了的问题。
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农民工市民化是关键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举办“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转型――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
来自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社科院、国家行政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数十人出席会议。
会议由中改院院长迟福林主持。
与会专家认为,破题新型城镇化,加快新型城镇的发展转型,是我国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大战略。
专家们建议,要顺应发展与转型的大趋势,迫切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释放城镇化扩内需、促发展的巨大潜力。
一、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与会专家认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必太悲观,应充分估计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只要充分发挥和释放城镇化这个巨大潜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为此,应把城镇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战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扩大内需的重要载体;是调整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关键选择;是稳增长、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正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预计到202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左右。
推进新型城镇化,对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为此,要把短期需求和中长期需求结合起来,在战略层面要有一个通盘考虑,在体制和政策方面也要有重大调整。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第一,从当前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从中长期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第二,城镇化为提升产业,创业和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第三,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提升的过程;第四,城镇化能更好地体现出“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原则;第五,城镇化综合效应很强,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真正从经济大国发展成经济强国意义重大。
二、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破题新型城镇化是当务之急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迫切要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城市发展质量,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2010-08-09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今日在此间提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并建议将此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政府转型的约束性指标。
“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8月7日在海口召开,逾400位来自国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出席。
迟福林提出:“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他指出,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客观现实。
首先,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
2009年农民工总量达2.3亿人。
第二,农民工是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
2.3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约有1.5亿人。
这些年城市新增人口主要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
如果“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人口将突破7亿,城市化率有望达到52%~55%。
同时,农民工群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五”时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进城,而是为了谋求发展而进城。
其利益诉求也开始多元化和现实化。
他介绍说,中改院近期组织的“十二五”农村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专家认为,“十二五”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农民工”三个字应当成为历史。
他认为,从需求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将2.3亿大群体的潜在消费变成现实需求。
从条件来看,今年国家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客观上已具备一定的财政能力来推动并最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从政策展望看,“十一五”时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了明显进展。
从实践来看,发达地区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长三角、珠三角是农民工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估计在2~3年内会有一定的突破。
封面故事40 小康 INSIGHT CHINA城乡统筹到了历史关键点大城市发展的实践,不支持“城市越大,贫富差距越大”、“城市越大、城乡差距越大”的观点。
事实上,以城市化为重点将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本刊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解决农民的土地权益。
现在出现的土地换社保,合村并村是不妥的,我是反对的。
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缩小城乡差距,明显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到城里做同样的工作应该有相同的收入水平,土地永远是农民自己的财产,土地换社保的做法实际上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
《小康》:有专家称,“城乡统筹综合改革”是一种变相的征地,您怎么看?如何避免城乡统筹变成新一轮圈地运动的助推器?迟福林:城乡统筹的实质是城乡一体化,但在实践中,在追求GDP 总量的过程中,城乡统筹变形的情况确实还是有的,而且有的还相当严重,以城乡统筹的名义做土地文章,瓜分农民土地,这个倾向确实存在。
城乡统筹的目的是明显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要确保农民的土地,土地收益的大部分应该返回给农民,而不是搞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国务院开会要规范城乡土地挂钩的试点,现在不建议扩大。
《小康》: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农民工表面上是可以到城里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对等的社会保障,他们认为在农村好歹有一片土地,但到了城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是户籍上改成城市,他们觉得还不如在农村好。
迟福林:这个问题是观念上的一个误解。
农民工进城来,不等于剥夺土地,不管怎么城市化,农民土地所有权是长摄影/薛涛点推动城乡一体化”等观念。
对此,《小康》记者就城乡统筹主题专访了迟福林。
土地制度改革是城乡统筹突出矛盾《小康》:您认为城乡统筹的关键环节是什么?应该从哪几方面突破?迟福林:城乡统筹从大的目标上来说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从现状看,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这些问题产生的焦点在哪里?首先就是农民工问题,要把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因为这首先涉及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水平,农民工市民化不解决,因为身份限制而只能获得不公平的劳动报酬;第二,农民工劳动报酬上不来,直接影响农民的实际收入;第三,农民工不市民化,那么城市化也会受到影响,城市化首先是人口的城市化,农民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迟福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发展阶段变化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将加快推进以构建消费大国为重要目标的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城乡一体化直接相关联,未来5—10年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将直接推动城市化进程,并由此促进城乡居民的公平发展。
未来5—10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一般来说,城市化率达到50%,标志着城市化国家的初步形成。
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68%,处于走向城市化国家的关键时期。
未来5—10年,我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趋势。
进入城市化发展时代。
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60%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时期。
未来5—10年正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
如果这个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60%—65%。
进入城市化从局部突破到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
第一,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化将全面推进,并且重点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2007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4.94%,其中东部地区为55.15%,中西部地区仅为39.41%和36.96%,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空间巨大。
例如,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中部六大城市群正在全面推进;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群的发展,将成为连接东部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接口。
第二,在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将呈现大城市群、城镇化、省直管县等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第三,城市间的竞争将成为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过去30年地区间的竞争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未来5—10年城市间的竞争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活力。
进入城市化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时期。
无论是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格局,还是以扩大服务业比重为重点的结构性调整,都直接依赖于城市化的进程。
未来5—10年我国的城市化正处在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的关键性阶段,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消费型城市的兴起将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城乡一体化是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已开始“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当前,突出矛盾是:由于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二元制度尚未有实质性改变,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受到阻碍,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只是处于“半城市化”状态。
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对城市化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
未来5—10年,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我国的城市化率会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
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为城市发展创造广阔空间。
第一,以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为例,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从1995年的3.58:1扩大到2007年的5.91:1。
改变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城乡分割的格局,能够明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第二,以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为例,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直接促进城市化进程。
第三,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例,当前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2亿,尽快改变农民工“半城市化”的体制与政策安排,能够加快农民向城市流动,明显地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
推进城乡一体化重在打破体制机制障碍。
第一,需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
改变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形成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范围及水平上的公平。
打破城乡分割的市场机制,探索有效改变农村各种资源外流的格局,加快市场资源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机制与渠道;要通过城乡产业规划布局一体化,打破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
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模式使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不能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产品加工增值收益。
要通过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一体化,打破城乡分割的公共资源投入体制。
在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方面实现公共资源投入的城乡一体化。
第二,按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要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当前,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形成倒逼机制,某些不合理的行政体制安排,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浙江义乌、江苏昆山等在内的全国百强县为例,其经济实力远超过中西部一般的地级市,但现有的行政编制基本上是按照县级标准配置,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实际要求严重不适应。
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迫切要求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趋势,对行政管理体制尽快做出某些重大调整。
“十二五”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从现实情况看,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与城乡二元体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无论是推进城市化,还是实现城乡公平发展,都需要在“十二五”时期加快改革,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
发展方式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
第一,扩大内需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动力。
有测算表明,如果要在20年间让1.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城市每年需要新建保障性住房650万套(5.2亿平方米、户均80平方米),这对钢铁、水泥、建材、家具、家电等57个相关行业将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还将为进城农民新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
第二,城乡一体化将释放大量的就业空间。
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高出近30个百分点,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低出30个百分点左右。
从我国就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看,以城市化拉动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是解决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的战略性举措。
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趋势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
第一,第二代农民工群体进入产业工人队伍,对城乡一体化带来的挑战与压力增大。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期望值高,对个人发展的追求也较高。
这使第二代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二,未来5—10年,“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趋势不可避免。
这也预示着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一旦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质量型”人口红利。
为此,未来几年实现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急需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全面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加快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构建我国新阶段新的竞争优势。
“十二五”需要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有多方面的重大突破。
第一,土地制度方面,继续稳定农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宅基地市场化和承包地转让的新政策;改革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把强制性的政府征用土地行为改变为交易性的市场公平购买行为,让农民真正分享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
第二,在户籍管理制度方面,逐步实行户籍制度的城乡一体化管理,消除依附于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之上的对农民社会福利的制度性歧视。
第三,在公共服务体制方面,加快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农村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的基础条件。
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是公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我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物质发展的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提升,伴随着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是促进广大农民的自身发展和公平发展,其实质在于承认和保障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权。
城乡公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改革开放之初,为做大经济总量,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具有历史合理性。
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广大农民公平发展将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例如,第一,赋予农民公平的发展机会,这些年我们在“多予、少取”方面有很大进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新阶段要促进农村发展,重要的是赋予农民公平的发展机会。
第二,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
如果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把4.9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3年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5年,提高农民工受专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的比重,就可以增强广大农民的发展能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第三,使广大农民公平分享发展成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中指出,广大农民公平分享发展成果,不仅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按照公平的原则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
第一,城乡一体化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但要把保障农民发展权放在首位,尊重农民选择权。
第二,强化农民的谈判主体地位,使农民能够合理分享城市化红利。
尤其要防止把城乡一体化当作圈地、剥夺农民的工具。
有些地方打着统筹城乡发展的名义非法圈地,剥夺农民土地权益。
对这种倾向,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第三,加快产业布局调整,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农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从城市向农村转移,进一步加快城乡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强化城乡产业之间的协作和联系,鼓励城市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农村,改变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第四,按照公平的原则配置公共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以及公共服务资源。
要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来源:《学习时报》2010.1.4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