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养老思路内涵以及必要性

以房养老思路内涵以及必要性
一般来说，个人在年轻和年老时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中年期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在青少年和晚年养老期则几乎没有收入。

假设个人从18岁开始独立生活，60岁退休。

一般而言，个人将经过一个负储蓄到正储蓄，再到纯粹消耗储蓄三个阶段，最终储蓄和消费相抵。

以房养老模式的提出，不仅使个人拥有的货币收入和金融资产可在一生中予以优化配置，住宅这种不动产也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金融保险机制，以求实现价值的流动和变现，从而同样实现其在个人一生中的优化配置。

这一理论对家庭拥有包括住房等各类资源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优化配置和调剂安排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并由此而丰富和深化生命周期理论。

以房养老的必要性：
一、大部分老人收入较低
对于绝大多数老人来讲，已经进入社会退养阶段，在整个社会体系的分配中，逐渐地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就我国现状来讲，步入老年阶段的人群，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参加过工作，根据我国关于领取退休金的规定，只是在职时的一定比例，并且得到奖金、补贴和增加工资的机会较少，退休金较低；而有的老人甚至没有退休金，需要依靠子女供养。

在和老人的攀谈中，发现老人独居的情况很普遍，也认为到敬老院养老是件挺好的事，但敬老院太贵。

进入老年后，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风湿等老年病接踵而至，有限的收入往往一半以上用于吃药看病。

普通的高血压每月的药费就要150元，每个月的生活费、水电费、煤气费等花销支出以后，不到千元的退休金也就所剩无几，再看病就看不起了。

二、吸收欧盟“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像法国、瑞典、英国、德国等，是以社会养老作为主要养老模式的，但这些国家较早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社会化程度高，经济发达，而总人口较少，老年人口也少。

经济发达在先，人口老龄化在后，称之为“先富后老”，这是他们能够实行高福利政策的前提条件。

西方实行社会养老为主，子女不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实行由政府包下来的高福利政策。

近几年老的结果表明，即使是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承受了难以摆脱的财政负担，有的已到了靠举债来维持社会保障体制的地步。

以2004年5月之前的欧盟15国来看，进行简要分析。

这就意味着现在和未来的几十年中，欧盟将面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

而已经习惯了高福利生活的人们很难将福利水平降下来，如1993~2001年的8年当中，欧盟成员国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已经从1764欧元提高到2574欧元。

为了维持不仅不降反而继续增长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各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公债务的依赖。

尽管1992年在欧盟正式成立时各成员国共同签署的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各国公共债务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但到1998年时，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瑞典、荷兰、西班牙
奥地利、德国仍然在这个限值以上。

而15个成员国的平均公共债务为GDP的71%。

德国是欧盟经济的领头羊，其社会福利模式曾经被各国视为经验加以借鉴，但几年来发展迟缓，经济总体形式重新出现消费不振、出口不畅、工作机会外流以及投资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现象。

德国人自身进行反思，越来越多地把矛头指向了德国福利制度的弊端，德国政府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福利和补
贴。

养老金在德国的福利支出中比重最大。

为了支付养老金，德国社会生产总值的9.8%用于福利支出，而今是17%。

1970年德国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6%，而今超过61%。

仅支付利息一项就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2002年此项开支占德国全部开支的11%。

过高的养老金支付及其利息，致使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资不断缩减，1970年时德国这方面开支的比例还占16%，而如今联邦政府提出“2010”计划，2006年开始执行。

“2010”计划中除涉及德国经济改革外，主要包括提高养老保险交费率、降低养老金标准、推迟退休年龄等。

当然，这项改革举措受到市民特别时中老年人的强烈反对。

西方福利国家以开始认识到这些弊端，采取调整政策，呼吁和鼓励老人尽可能依靠家庭或自养。

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老年问题似乎还依赖子女的照顾，但是随着中国的出生率下降，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由子女来赡养老人的传统将会打破。

在我国的整个社会保障机制很不完善，参保率和实际覆盖面都极低的情况下，应该想方设法为老人的居住提供多条途径。

在农村，社会保障基本一片空白，在城市的私有企业中，能不保就不保，能少保就少保，而很多国有企业养老保险也是欠养老保险的账。

根据中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仅为14732万人，参保的人数只占应保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剩余四分之三和农村大量人口的养老问题实在让人担忧。

我国的养老方式，在鼓励在原宅和子女家养老的同时，可以通过房产的置换，以市场机制为老人提供集中式养老的设施，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都是有限的，社会保障资金在社会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超过10%，就进入了国际警戒线，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即使在经济发达并且向来以社会福利好著称的国家来看，也在力图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养老保险交费率、降低养老金标准、推迟退休年龄等。

与欧盟15国相比，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其1/25。

当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对全国老人普遍增加收入，当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老人都供养起来时，最起码政府应当起主导作用，建立一个便捷的通道，帮助老年弱势群体利用自己已经积累的资产，能够过上较高品质的生活。

三、以房养老是实现自我养老的现实方式
我国《老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经济来源也主要来自家庭和自养。

这即是我国养老的传统，又是我国当前社会和政府财力所决定。

我国有四分之三的老人生活在农村，由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他们基本都没有养老金收入，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家庭供养，许多农村老年妇女，年收入不足1000元，老年生活很是艰难，赡养纠纷层出不穷。

我国城市老人多为有固定养老收入的离退休职工，这部分职工要以字样为主。

宜宾市老龄办2005年2月对部分单位的74名离退休职工惊醒的抽样问卷调查表明，自我养老占65%，家庭养老的占31%，靠社会养老的占4%；子女不但不养老还在经济上刮老的占23%，城市里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步弱化，不少父母将被置于家庭危机之下。

空巢化使老人的照料问题凸现。

“空巢”悲剧屡屡发生，北京市安德里住区老人家庭55.63%是“空巢”，沈阳市铁西区康宁住区和太原市杏花岭区锦绣园住区“空巢”老人分别高达73.18%和71%。

北京市老龄委的调查发现，49.8%的年轻人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老人，而据民政部门统计，有3250万的老人需要长期护理。

合理照料老人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城市老人虽然收入较低，但大多数有一定的房产，可以通过政府支持下的置换和运作，帮助部分老人通过“以房养老”，解决部分老人的“老友所居”和生活照料问题。

四、社会养老保障负担日益沉重
1990年我国在职的职工和退休职工的比例是10：1，而在2003年下降到3：1.根据预测，到2020年还要继续下降到2.5：1，负担是非常沉重的，养老保障负担将成为我国社会面临的大问题。

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

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

社会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五、政府有限的财力主要对困难老人养老提供资助。

我国人口多，老年人口将长期在全世界最多，老年人口总数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一半，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养老的方式只能是依靠家庭和自养，政府的支持和扶住为辅。

各国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主要是为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经济保障又主要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德国、美国、荷兰、奥地利和日本的报告国实行的自保公助型保险，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福利型养老保险。

养老主要划分为三块：国家养老金、职业养老金、私人养老金。

在荷兰，年满65岁的居民都享受统一的国家养老金，荷兰4.5%的GDP用于这项开支。

职业养老金和就业相关，职工退休后可以领取相当于最后工资或全程平均工资的70%，作为职业养老金。

还有许多私人养老金。

现在，后两块养老金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们的贡献相当于节省了荷兰120%的GDP。

我国应借鉴荷兰等国家的做法，鼓励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以便减轻国家财政将来的压力。

我国即使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政府有限的资金，也只能使极少数老人受惠。

据《常州日报》报道，常州市天宁区现有老人6.6万人，被区委老干部局认定为“三无”对象30人，五保老人37人，低保困难老人591人。

该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下了很大的决心和投入，决定把“三无对象”、五保对象、低保对象中的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对生活不能自理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服务，则受益的老人比例为0.76%。

总之，政府有限的财力主要解决少数困难老人居住问题，而绝大多数老人则要通过政府建立的多种解决模式和运作机制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