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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经典译林）埃·莉·伏尼契冯羽译小说《牛虻》在中国（代译序）一、《牛虻》如何来中国？在老一辈中国民众的记忆中，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火红的年代”。
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岁月里，为了跟上日新月异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为满足怀抱宏伟理想、热血澎湃的青年读者的阅读要求，中国出版界连续不断地推出一大批苏联的革命读物，其品种之齐全，发行量之巨大，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也造就了中国出版史上一道神奇的景观。
在这一波堪称为“红色经典出版热”的浪潮中，有一位名叫李俍民的青年译者也参与其中。
他曾经翻译并出版过描写苏联卫国战争英雄的作品《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以及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为传主的传记《奥斯特洛夫斯基传》。
早在30年代，李先生就对当时已然风靡的革命成长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烂熟于心，并对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被其他人物称为“牛虻同志”这一细节感到大惑不解，由此而产生了一探“牛虻”究竟为何义、牛虻究竟为何人、《牛虻》一书究竟为何书的念头。
于是，他设法在旧书摊上找来由苏联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两种不同版本的《牛虻》俄文译本，在比照阅读之后，他发现两个译本对原书内容删改甚多，且错译漏译层出不穷。
于是，李先生决定参照原书作者埃塞尔·莉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1960）的英文原著，将《牛虻》全书忠实地翻译成中文，以飨热情期待中的广大中国读者。
未料，此书的出版却一波三折。
年轻的译者最先把《牛虻》译成中文的信息报告给当时一家颇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出版社，不久即收到出版社拒绝出版的通知，原来当年的出版计划已经排满。
正当《牛虻》译者对该书的出版事宜深陷绝望之际，出版部门却收到为数可观的读者来信，在这些来信中，人们纷纷要求出版社尽快出版《牛虻》中译本，以满足他们迫切的阅读需求。
于是出版社不得不再次联系译者，并要求译者对译稿进行重译和改写。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2023届高三下学期高考适应性月考（八）语文试卷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创造性叛逆”是对文学翻译特征的一个很恰切概括。
文学翻译有两个层面。
一是语言转换层面。
在这一层面，强调语言转换的等值，追求译作对原作在各方面的忠实，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文学意蕴和语言特色。
二是文学再创造的层面。
这一层面指译者将原作者所创造的意象、意境、艺术风格等等，通过译者的解读、体会再度传达出来，是在原作规定的有限范围内的再度创作。
虽然译者在主观上努力追求全面再现原作，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
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译者的文化心理、文化价值取向、个人的审美心理、文学气质、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水平，都会影响对译作的“全面忠实”再现。
特别是，如果译者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审美或道德等方面的原因，有意误译原作，这样，翻译的叛逆和再创造的特征就会更明显。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之中。
译语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经济等因素，不仅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过程和策略，也影响译作的文学意义及其接受。
（摘编自查明建《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材料二：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类型：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
具体的表现有以下四种：个性化翻译。
译者，尤其是优秀的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时大多都有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并且还有其独特的追求目标。
譬如同样是拜伦的诗，马君武用七言古诗体译，苏曼殊用五言古诗体，而胡适则用离骚体。
不同的诗体不仅赋予拜伦的诗以不同的中文面貌，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塑造了彼此不同的诗人拜伦的形象。
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属于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４２５，２０２０柯勒律治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１９００—１９４９）周 青（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２２３３００） 摘 要：２０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和他的作品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展进入中国。
中国的研究者们在４０多年间从不同角度翻译介绍了柯勒律治及其相关作品。
关键词：柯勒律治；中国；译介；接受 中图分类号：Ｉ５６１ ０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 ８４４４（２０２０）０５ ０５２０ 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２ ０６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柯勒律治的文学经典性及在中国的接受研究”（２０１７ＳＪＢ１５９２）。
作者简介：周青，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柯勒律治（ＳａｍｕｅｌＴａｙｌｏｒ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１７７２—１８３４）是英国１９世纪浪漫主义重要诗人之一，兼文艺理论家、批评家。
柯勒律治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走进中国，中国的翻译家、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翻译介绍和接受了柯勒律治的诗歌作品及文艺理论。
本文试图考察２０世纪上半叶柯勒律治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
一、柯勒律治及其作品的最初引进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追求国家民族的富强，在列强侵入、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开启了思想启蒙运动。
自此，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类思想、文学作品被大量引进入中国。
在文学上，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直到存在主义，等等，在２０世纪的最初２０年里，这些思潮几乎同时传入了中国。
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在外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拯救本国文学甚或国民精神的精髓。
当时中国文化界的状况与欧洲浪漫主义萌芽时期颇为相似，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翻译介绍就这样在国人的期待视野中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中国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译介始于２０世纪初。
１９００年３月１日《清议报》第３７册刊登了梁启超的文章《慧观》，文中写道：“无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窝儿哲窝士于此中见造化之微妙焉。
迟子建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与接受研究作者：张越杨明明来源：《外国语文研究》2023年第04期关键词：迟子建；俄罗斯；译介；接受；中国文学“走出去”作者简介：张越，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杨明明，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
迟子建是我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东北女作家。
自80年代登上文坛以来，她坚守北国边陲一隅，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专注于黑土地上的温情书写，构建起如史诗般宏阔的文学架构，并始终保持着稳定而旺盛的创作活力。
作为一位三次斩获“鲁迅文学奖”和一次“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迟子建不仅蜚声国内文坛，更于2003年荣膺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收获了更多海外读者的关注。
自幼生活在中俄边境的迟子建有着独特的成长背景和创作积淀，其作品中尤其蕴藉着深刻且浓郁的俄罗斯情结，浸润着一代俄罗斯文学巨擘精神气质的遗风，并伴随着中俄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政策利好逐渐步入俄罗斯读者的阅读视野。
一、迟子建作品在俄译介历程回溯迟子建作品与俄罗斯读者的初次见面是在2007年俄罗斯政府主办的“中国年”期间，中国作协编选的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集之一——《雾月牛栏——中国当代小说选》（Месяцтуманов. Ант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зы）即得名于作家迟子建的同名小说《雾月牛栏》，译者系聂赫留多娃（А. В. Неклюдова）。
入选作品题材广泛，富于地域文化的书写，重在展现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
迟子建在《雾月牛栏》中以细腻的笔触直击小人物平凡生命的苦涩与伤痛，洞悉质朴人性的本真与温情。
该部作品作为1996年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被我国作协予以高度评价和重点推介，以它为整部俄译小说集命名也充分彰显出我国当代主流文学走向海外的全新姿态。
2010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俄友好文学交流丛书，由《俄羅斯旅踪》《我的俄罗斯情结》《思念》《俄罗斯·我的爱恋》四卷组成。
在网上收集的一份较全的资料，仅供参考！一、各国重要作品主要译本1、·俄国·《战争与和平》-- 草婴，短期无法超越。
《战争与和平》-- 刘辽逸，人民文学版。
《安娜·卡列尼娜》草婴上海文艺《复活》-- 汝龙《复活》-- 草婴，这两个译本都是经典。
《前夜》-- 丽尼《贵族之家》-- 丽尼《父与子》-- 巴金《卡拉玛左夫兄弟》-- 耿济之《罪与罚》-- 岳麟上海译文《罪与罚》-- 朱海观王汶人民文学《白痴》-- 南江《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南江《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荃麟《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刘辽逸楼适夷陆风-人民文学出版社《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高惠群安东顾生根上海译文《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聂刚正译林出版社《高尔基短篇小说选》-- 瞿秋白巴金耿济之伊信《猎人笔记》-- 丰子恺《猎人笔记》-- 冯春，未知如何。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契诃夫汝龙人民文学出版社雪垠轩注：契诃夫的作品首选汝龙，汝龙对契珂夫花了很大的时间与精力研究翻译，上海译文社有他翻译的《契珂夫小说全集》值得珍藏。
《樱桃园》契诃夫焦菊隐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英雄》-- 翟松年《静静的顿河》-- 金人《普希金诗集》--戈宝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普希金诗选》-- 查良铮《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智量人民文学出版社普希金文集第五卷雪垠轩注：这部书的名家译本众多，各有千秋。
《家庭的戏剧》-- 巴金《死魂灵》-- 满涛《死魂灵》果戈里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人的遭遇》-- 草婴《一个人的遭遇》肖洛霍夫马龙闪等新华出版社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悬崖》（冈察洛夫）李林《阿列霞》（库普林）李林《阿列霞》-- 蓝英年《日瓦戈医生》-- 蓝英年张秉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梅益《谁之罪》-- 楼适夷《苦难的历程》-- 王士燮《往事与随想》-- 巴金，上海译文79年版。
雪垠轩注：这个不是全本。
最近已在这个译本的基础上，由藏仲伦修订补充的全译本在译林社出版了。
《老人与海》在中国的译介《老人与海》是享誉全球的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罗的著名小说，自1952年发表以来，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佳作，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被广泛认可为经典文学作品，也是许多书系课程必修读物。
《老人与海》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佛罗里达小镇一个叫做桑迪亚的地方，讲述了老人哈维在大海上捕鱼的故事，也讲述了他走过的坎坷之路，见识了许多磨难和悲欢离合，最终在海洋中取得了胜利，并受到了众人的尊崇和敬佩。
在中国，《老人与海》的译介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江青、聂宽和黄华提出的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一批青年译者开始将玛格丽特梭罗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并在当时的出版界引起轰动。
20世纪60年代，《老人与海》经过译者唐兹尔和青桥优子的翻译，正式推向中国的文学舞台。
虽然《老人与海》的译本已不再以分册的形式出版，但是译者对小说的细节和技巧的翻译，使得《老人与海》在中文世界里赢得了声誉。
20世纪70年代，玛格丽特梭罗的作品逐渐成为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
叶圣陶、张爱玲等作家以《老人与海》为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试图从历史、文学和思想等多个层面深入讨论这部小说。
在各种文学评论家的科学解读和深入讨论后，《老人与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在现代，《老人与海》在中国被继续广泛阅读和研究。
在众多的经典小说中，《老人与海》仍旧占据重要的位置，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作品。
现在，这部小说也已被改编为电影、戏剧、演讲和舞剧等多种形式，让更多人有机会去接触并深入体会这部小说，赋予《老人与海》更多不同的内涵。
总而言之，《老人与海》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早已历经几十年，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充分说明了《老人与海》所拥有的号称经典的价值。
中国作家叶圣陶在谈到《老人与海》时，曾这样说：“它是人类的财富，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超越了生死的境界，永恒的存在！”这份评价准确地反映出《老人与海》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中国的译介，正是保证了它在中国文学世界里一直保持经典地位的最佳佐证。
库普林在中国大陆的译介摘要：库普林是俄国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译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五四前后初步翻译；建国前后出现了一个翻译的高潮，但却停留在只译不评的阶段；从80年代到新世纪这一状况有很大改观，却仍存在译作不够全面、研究角度相对单一等问题。
关键词：库普林；中国大陆；译介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
他创作的小说以独特的叙述节奏、巧妙的情节构思以及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并与高尔基、布宁、安德烈耶夫一起把俄国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作品在五四时期就受到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关注，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到现在，依然方兴未艾。
本文欲梳理库普林作品近百年来在中国大陆的译介过程。
一、五四前后：迈出第一步胡适是最早翻译库普林作品的人。
他1916年在美国从英语转译了库普林的小说《决斗》，并发表于1916年《新青年》第2卷第1期上。
但胡适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很多疏漏之处，如把库普林的名字译成“泰来夏甫”，出生年份注成一八六七年，更重要的是，他把这部中篇小说译成了不足3000字的短篇小说，故事的叙述顺序也有所改变。
尽管有这诸多不足，但胡适毕竟是中国翻译库普林作品的拓荒者。
周作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译介库普林作品的人。
他于1918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上发表译作《皇帝之公园》，译文前注有“俄国Aleksndr Jvanoviteh Kuprin”的字样。
这是一篇借幻想未来之事来抨击现世污浊，呼吁真挚与纯洁之爱的小说。
在篇后的“译者记”中周作人对库普林进行了简单介绍，接着又引用《决斗》、《贺筵》和《圣母之花园》中的句子来说明库普林“思想颇近乐观，以为现世恶浊，而将来非无光明之希望”。
[1]后来这篇小说收录于北大出版部出版的《点滴》和开明书店出版的《空大鼓》中。
此后，周作人又翻译了其短篇小说《圣处女的花园》、《晚间的来客》。
孜孜以求的中国译论建构者作者：王祖友陈大亮来源：《外国语文研究》2023年第01期关键词：陈大亮；翻译理论；翻译境界论；体系作者简介：王祖友，博士，泰州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文学和文学翻译。
陈大亮，博士，苏州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翻译理论和政治文献翻译。
王祖友（以下简称“王”）：陈大亮教授，您好！很高兴受编辑部委托，从翻译理论角度对您做个书面访谈。
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翻译理论学习、研究的？陈大亮（以下简称“陈”）：很高兴接受王教授的采访！说到翻译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我是从读硕士研究生时候开始的，当时的导师是吕俊教授。
吕老师理论学养深厚，专攻西方哲学。
吕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给我们讲结构、解构与建构。
受导师的影响，我也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但我没有研究哈贝马斯，而是对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感兴趣，沿着诠释学这条路线又读了利科、海德格尔、德里达、胡塞尔等人的著作。
除了西方哲学，我对西方文论也感兴趣，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以及读者接受理论。
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大的理论学习热情，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研的那三年，确实读了很多书，语言学、文学、哲学、美学、文化等不同门类的书籍均有所涉猎。
事实证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书没有白读。
读过的那些书入脑，又入心，竟产生了写论文的冲动。
看到《中国翻译》上正在讨论翻译主体性问题，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而且有自己的想法，于是就写成文章投到《中国翻译》，结果竟然被录用了。
当时的惊喜无以言表，接着一鼓作气，又写一篇关于翻译主体间性的文章，后来也发表在《中国翻译》上。
学术发表对我的鼓励是最大的，从此我就走向翻译理论研究的道路。
王：看来您是翻译翻译界中的学院派，中国是具有悠久翻译历史的国家，但长期以来有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传统译论不是理论，是话语，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陈：我不知您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学院派这个概念的，但我在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受过的学术训练、教过我的那些老师对我的影响、读过的书确实让我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科研、什么是方法、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问等治学的基本道理。
《老人与海》在中国的译介《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于1952年创作的一部小说，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该小说以古巴渔夫圣地亚哥和他与大海的搏斗为主线，展现了主人公的坚韧、勇敢和毅力。
自海明威创作完成后，其英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而在中国的译介也对该小说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老人与海》最早在中国的译介可追溯到1950年代。
那个时候正值中美友好关系的起步阶段，美国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也催生了海明威作品的翻译和传播。
当时的翻译风格尚属传统，较为注重原文的忠诚度，追求准确的语义和语法。
这种译介方式使得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没有过多变动，但同时也削弱了中文版的艺术感和文化内涵。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的推进，文化交流逐渐增多，《老人与海》也迎来了更多的译介和研究。
在1982年，杨宪益先生推出了自己的翻译版本，这是中文版本中第一个注重恢复作品原貌的尝试。
杨宪益先生在翻译中力求恢复作者原本的文风和意境，注重语言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他在翻译中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使译文更具中国特色，同时增强了读者对作品的共鸣。
这个版本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推动了《老人与海》在中国的传播。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与海》的更多的译本出现。
一些翻译家尝试用更为现代的语言和观点进行再译，力图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对海明威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和译介这部作品。
他们关注作品中的人性矛盾、道德伦理和生活哲学，试图探索这个小说的更多内涵。
到了21世纪，《老人与海》在中国的译介更加多样化和丰富。
除了中文本身的翻译，还出现了多媒体的创作方式，如音乐剧、电影和电视剧。
这些创作形式在更大程度上展现了作品的艺术性和生动性，吸引了更多观众和读者。
总体而言，中国在翻译和译介《老人与海》的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翻译家们不仅致力于忠实再现原著的内容，同时也注重将作品融入中国的文化背景中。
这种全面而多元的译介方式，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阅读体验，也促进了海明威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力。
第34卷第1期临沂大学学报2012年02月Vol.34No.1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 Feb.2012《挪威的森林》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孙立春(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36)摘要：《挪威的森林》作为村上春树的代表作，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催生了多个中文译本。
这些译本良莠不齐，除了林少华、赖明珠、叶蕙的译本质量较高外，别的译本不够严谨、忠实，有的还存在惊人的抄袭现象，甚至出现了所谓“续篇”的伪译本。
该作品在中国译介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怪象，一方面证明了它的艺术魅力及其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这是需要正视并认真对待的。
关键词：挪威的森林；译介；传播；译本比较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12）01-0139-04收稿日期：2011-12-10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Y200805908）、杭州师范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支持计划(HNUEYT2011-01-005)作者简介：孙立春（1979—），男，河北辛集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代表作，自1987年出版以来，已累计发行826万册，刷新了日本纯文学出版的新纪录，形成了日本评论家广泛讨论的“村上春树现象”和“挪威的森林热”。
村上称这部小说为“终极的恋爱小说”和“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小说”。
它以优美、抒情的笔调，描述了孤独的男主人公渡边彻和多愁善感的直子、活泼可爱的绿子之间的生离死别及爱情经历。
全书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忧伤、空虚的氛围，深深地打动着无数青年读者的心。
虽然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是跌宕起伏的，叙述也是淡淡地、缓缓地铺开，但是这种独特的故事结构和文体风格让日本的年轻人倍感亲切，仿佛自己身边发生的爱情故事，契合了当今日本社会，特别是生活在都市里的青年人的迷失、困惑、孤独的内心世界。
任真:特朗斯特罗姆及其在中国的译介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当代瑞典著名诗人，在国际诗坛上享有重要的诗歌威望。
托马斯1931年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心理学系任职，所以托马斯的真正职业是心理学家，但是他却是瑞典当代著名的诗人之一。
托马斯在1954年，二十三岁发表了处女诗集《十七首诗》，轰动瑞典诗坛，被文学史作者扬.斯坦奎斯特称之为“一鸣惊人和绝无仅有的突破”（见李之义文）。
此后，诗人一发不可收，发表了《途中的秘密》（1958）和《半完成的天空》（1962）两部诗集，获得均巨大好评。
除了以上的诗集结集之外，还有诗集：《音色与足迹》（1966）、《看见黑暗》（1970）、《波罗的海》（1974）、《真理的障碍》（1978）、《野蛮的广场》（1983）、《为死者和生者》（1989）、《悲哀贡多拉》（1996）和《巨大的谜语》（2004）等十余部，到现在托马斯一共才发表了210多首诗歌，但每一首都可以称得上经典，正如北岛所说：“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结成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
那是奇迹。
”托马斯先后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如1956年获《人民画报》诗歌奖，1958年获《晚报》文学奖，1966年获谢尔格伦奖和彼特拉尔奖，1982年获促进文学事业发展奖，此外还获得过日本飞行员奖等。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
”（见李笠语）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艺术魅力引起了世界各地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朗诵和研究。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已被译成了47种文字，而研究他作品的著作已经超过他作品页数的千倍。
”世界各地各语种都其进行不同程度上的研究，而在英语国家尤甚。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影响着包括中国范围内的许多国家的诗人。
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人们的思想禁锢被打破，思想解放和人文精神（民间）在悄然的勃兴，国门再次打开，西方特别是欧美的哲学美学思想也陆续的被译介进来，全面性地涌入枯旱已久的中国文坛，给刚刚松动的文化土壤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种子资源。
“朦胧诗”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文坛，在批评界的诧异和惊喜声中破土而出，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震惊效果。
80年代以来，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译介与引进，给国内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在文学的样式上，还是在文学的审美效果上，这都与“朦胧诗潮”构成了一个很强的回应，一定程度上还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
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在观念和创作技法等方面的引进，给刚冲破禁锢的思想界文艺界带来了种种机遇和开拓了种种的创新局面。
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现代派别，在几年之间陆续的在这块崭新的土地上一一的上演一遍。
西方现代派的一拥而入，使80年代的文艺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局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在接受欧美的现代派思潮的时候表现出欢呼雀跃，在开放多元的话语格局中对外来的文化接收采取了迎接的态度，无疑会表现出一定的不够谨慎或者说欠冷静的思考，呈现出过急、过快、过多而不消化等文化心态，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失却话语权（“失语症”）的尴尬。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热潮的涌入，对大陆的文学创作和观念的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朗斯特罗姆正是在这股热潮的涌动中被推到国人的前面来的。
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也是从最先的零星见诸报刊到后来的系统全集翻译这个引进过程。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最早接触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人是诗人北岛，1983年，诗人北岛就从当时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手中接过汉学家马悦然的一部英译稿，这就是特朗斯特罗姆的新诗集《野蛮的广场》。
原来，是汉学家马悦然叫北岛把这部诗集翻译成中文。
后来北岛说，“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
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
”（见北岛文）接着，《世界文学》1984年第4期发表了石默（北岛）译的《诗六首》，它们是：《对一封信的回答》、《记忆看见我》、《黑色明信片》、《很多足迹》、《车站》和《自1973年3月》。
这六首诗歌出自诗人的最新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
译诗前面有译者对诗人的简介及其诗作风格的简单阐释。
这六首诗歌后来也一起收入了北岛编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一书中。
一年后，1985年4月，诗人托马斯则亲自来中国访问，并参加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的“瑞典诗歌座谈会”等活动。
同年《外国文艺》第3期发表了李笠译特朗斯特罗姆的《树和天空》（外五首），这外五首分别为：《致防线背后的朋友》、《1966——写于冰雪消融时》、《黑色的山》、《车站》和《对一封信的回答》。
《树和天空》出自于诗集《半完成的天空》，《致防线背后的朋友》和《1966——写于冰雪消融时》两首则出自于诗集《小路》，《黑色的山》选译于《真理的障碍》，而《车站》和《对一封信的回答》则选译于最新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
1987年4月，诗人北岛编译的《北欧现代诗选》，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在这个诗选集，北岛选译特朗斯特罗姆诗歌9首，它们分别是：《晨鸟》、《零度以下》、《自一九七九年三月》、《记忆看见我》、《冬日的凝视》、《对一封信的回答》、《人造卫星的眼睛》《黑色明信片》和《乱涂之火》。
《晨鸟》译自诗集《音色与足迹》（1966），而《零度以下》则译自诗集《真理的障碍》（1978），其余7首的则译自诗人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
诗作是诗人北岛从英译本转译的。
但是还是较能传达原作的韵味的。
与此同时，在1987年《世界文学》第3期还发表了李笠译的《风暴》（外二首），另外二首是《序曲》和《十月即景》，《风暴》自《十七首诗》（1954），《序曲》自《看见黑暗》（1970），而《十月即景》自《小路》（1973）.而1989年第5期又发表了李笠译的《瑞典散文诗六篇》，里面收有特朗斯特罗姆的《名字》（出自诗集《看见黑暗》）一篇。
而1988年，译者柔刚翻译的由英国爱德华.B.格梅恩编就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一书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里面收有特朗斯特罗姆的5首诗歌，译者也是从英文转译的。
这五首诗歌分别是：《轨迹》、《梦断屋顶之歌》、《快板》、《开放和封闭的空间》和《为知己而唱》。
相对而论，译诗不是很干脆，句子没有原诗的精炼和凝结的气势。
在这里看出了编者和译者的眼光来了。
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选集《绿树与天空》，收入“域外诗丛”之中。
这是李笠翻译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成果。
从上面，我们不难发现，80年代国内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译介还是处于零星的状态，还没有达到全面引进的规模，但是译介的范围已经触及到诗人的所有诗集的作品，这是难能可贵的。
整个90年代，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译介，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1989年到1996年才出版了两部新诗集，而之前的译介基本都有所引进。
而更为重要的是90年代急剧转型的文化语境造成的。
随着80年代的“文化热”、“方法论热”和“美学热”等热潮过去之后，90年代的人们学会了更加冷静的思考，人们在人文精神的反思中，更加懂得结合着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背景，真正的懂得了“拿来”的魄力、诉求和眼光。
90年代文艺界呈现出多元话语、众声喧哗的精神状态。
在商品市场的大潮和大众文化等俗文化的强烈夹击之下，在诗意消解、中心边缘化和诗人自杀等精神重负下，人们进入到“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状态，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均遭到了严重的颠覆和震慑，庆幸的是，一些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在反思和批判中，在“失语”的苦闷中努力重建自我的文化身份。
在诗坛，90年代是诗人比读诗的人不知多多少倍的时代，诗人和诗的地位与80年代相比，可以用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来形容。
这是一个令诗人尴尬的时代。
如果说80年代的译介是零星的，不成规模的小打小闹式的，90年代则是一片空白，那么到了新世纪，诗全集汉语译本的出现则是一个稍具规模的工程了，且这个工程也相当的壮观。
首先是2001年南海出版公司推出了有青年旅居瑞典诗人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此诗全集把诗人托马斯出版的十余部诗集一网打尽，全部的译介过来，比之前的小规模可观多了。
译诗里没有出现过的诗集如《波罗的海》和后来出版新诗集《为生者和死者》（1989）和《悲哀贡多拉》（1996）也一起翻译成了中文。
从译介的角度来说，这个比之前的译介具有更强烈的自觉意识，且在译诗的水准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令人高兴的是，此全集还获得了由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
（见《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评选结果揭晓》p149-150）与此同时，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诗人董继平翻译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一书，与李笠译的诗全集相比，这个诗选集也收集了诗人从1954年到1996年见的全部诗作，在中译本的选择上给中文读者带来了另外的一种可能。
在特朗斯特罗姆诗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至此，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的出版（诗全集中译本出版后，诗人又出版了新诗集《巨大的谜语》，诗集共收录5首短诗和45首俳句），给国内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使人们能更好地深入认识其诗作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
从一个外国诗人在中国新时期的30年的接受和读解，可以折射出国内诗坛的曲折的文化心态。
二我们读到的固然是诗人的中文译本，但是诗人的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甚至是诗的神韵也没有在译诗了丢失什么，或许弗罗斯特说的“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在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汉译过程中可谓有得有失，这里得益于诗人译者李笠的创造。
特朗斯特罗姆诗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一定程度上说是迎合了一些诗歌爱好者，并在诗坛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国内的一些诗人的创作带来了很强烈的冲击，影响了一代人的诗歌创作和实践，如王家新、李笠、陈东东、董继平等。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折射出来的独特美学特征和对存在的诗意沉思是与诗人的自觉追求和大胆探索是分不开的。
诗人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并在其中吸收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的先锋艺术表现手法，在融会贯通中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美学特征。
我们先看一位瑞典本土的研究者对诗人的评价，在1985年1月出版的《瑞典文学史》中有一篇附录收有当时瑞典文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撰写的《瑞典战后文学》一文介绍到了特朗斯特罗姆，指出：“他是一位把瞬息间产生的灵感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相结合的现代神秘主义者。
他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是形象语言——使用一种准确的新鲜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