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车盖亭诗案”发生于1089年，都是两次文字狱，前后相隔10年。
“乌台诗案”与事主苏东坡的名声成正比，在历史上影响非常大；“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虽然贵为宰相，但文名远不如坡公，又被宋史列入“奸臣传”，所以，“车盖亭诗案”几乎被历史遗忘。
其实，如果说“乌台诗案”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还能算事出有因的话，“车盖亭诗案”则纯属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乌台诗案”是改革派打击保守派，“车盖亭诗案”则是保守派打击改革派，它们都是北宋知识分子之间的政治倾轧，给我们留下一条从无耻走向更无加耻的政治轨迹。
苏轼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监狱受审，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经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人们又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一案也就因此被后人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起于《湖州谢上表》。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由徐州市长调任太湖之滨的湖州市长，按照北宋官场规矩，得上表谢恩。
苏轼在《湖州射上表》中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其中“新进”和“生事”两个词是有背景的：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其中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王安石以《答司马谏议书》反驳；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把王安石提拔的年轻改革官员称为“新进”。
——《湖州谢上表》是在朝廷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由于文坛领袖苏轼的巨大影响，那些“生事”的“新进”们便成为帝国官僚集团私底下的笑柄。
于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反击，他摘引“生事”和“新进”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仅凭《湖州谢上表》当然兴不起大狱。
恰巧此时苏轼又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潜心研究四个月之后，从中找出几首诗，掀起对苏轼的第二次攻击波。
舒亶上章弹劾苏轼：“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及事，应口所言，无形不以讥谤为主。
”随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后脚杀到，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编了四条理由说明应该对苏轼处以极刑。
三波攻击之后，宋神宗也觉得苏轼诗歌中确有讽刺新政的内容，苏轼又是当时文坛领袖，如果任由其诗歌传播，对新政的推行肯定不利，于是决定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到湖州拘捕苏轼。
得到消息的附马王诜赶快派人告诉苏辙，让他通知苏轼，所以苏轼家里在皇甫遵到达湖州之前，已经烧了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
钦差大臣皇甫遵到来之后，苏轼吓得六神无主，还是通判让他穿着官服见皇甫遵。
苏轼在被押解到京的途中，经过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曾想过自杀。
7月28日被捕，8月18日被送进御史台监狱，20日被正式提审。
苏轼在监狱里的四个多月，监狱内外，朝廷上下，像一出戏一样热闹上演。
苏轼在监狱里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被严刑逼供，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常便饭，史料记载“诟辱通宵不忍闻”。
儿子苏迈往监狱为其父送饭，然后相约一套暗语：如果送的是蔬菜和肉食，那就证明一切都还正常，如果送的是鱼，那就是被判死刑的信号。
有一天，苏迈因为银钱用尽了，需要出京去筹借，就委托朋友给苏轼送饭。
这位不知“暗语”的朋友，好心地给苏轼送了一条熏鱼，结果惹来苏轼大惊，以悲伤之心，为其弟苏辙留下两首诀别诗，其中一首是：“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加上押解途中曾想自杀，苏轼已是两次从思想和情感上与死神擦肩而过。
政敌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之他们当然想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还准备借“乌台诗案”把反对派一网打尽。
李定上奏要求太后国丧也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以及苏轼的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此时的宰相王珪，是出名的“拟旨”、“传旨”和“奉旨”“三旨宰相”，迫于李定他们的政治压力，也被拉进来陷害苏轼。
苏轼有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以此向宋神宗挑拨离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苏轼反对新政、以诗文讽刺新政，这是连苏轼都承认的事实；而事情至此苏轼仍能不死，主要原因是此时北宋的政治仍然比较清明。
以今天的普世价值来看，当然不能因言获罪，但如果把苏轼放在明朝清朝呢？二十世纪中国因言获罪者张志新烈士也是一例证。
当王珪在宋神宗面前挑拨离间之时，宋神宗明确告诉王珪：“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关键还在于，苏轼历来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派，但是，变法派中的正人君子，却有因友情和爱才而援手救苏轼者。
苏轼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此时已是朝廷高层领导，作为苏轼的政敌，章惇不但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明哲保身，反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当面喝斥宰相王珪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置苏轼于死地。
苏轼一贯反对的变法派领袖王安石，此时虽早已退休林下，作为非常成熟的老政治家，从未因任何政治原因和私事上书过朝廷，此时也为才子苏轼而上奏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后，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虽无权签署公文，也还是一个武装部副部长。
司马光、范镇、张方平、黄庭坚等29位大臣名士虽也受到处罚，但除了透露国家机密的附马王诜被削除一切官爵，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赎罪的苏辙被调高安任筠州酒监之外，大多是象征性地罚铜二三十斤了事。
而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发生之时，北宋朝廷政治虽不如后来的“绍圣时期”和“崇宁时期”混乱和险恶，却也已进入乖张时期。
宋神宗英年早逝，宗哲宗继位年仅10岁，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宣仁太后早就非常痛恨王安石变法派，朝廷政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身，在野十多年的保守派重回朝廷，在朝的改革派纷纷被贬出朝廷。
时任宰相蔡确，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追随者，被贬为陈州知州，不久又改迁湖北安陆。
就在游览安陆名胜车盖亭的时候，从政治潮头浮沉而下、万千思绪从心底涌出的蔡确，写了《夏日登车盖亭》绝句十首。
知汉阳军吴处厚，蔡确曾从其学赋，蔡确元丰年间当宰相后，吴处厚曾求蔡确帮忙，蔡确没有理睬，这便结下私怨。
得知蔡确十首绝句，吴处厚便抓住机会，随意曲解，无线上纲，上奏朝廷，说“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吴处厚认为第二首“睡觉莞然成独笑”不怀好意，理由是“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吴处厚又指第十首“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两句，是用唐郝处俊上元间谏高宗欲传位于武后事，将宣仁太后比作武则天。
问题在于左谏议大夫梁焘、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左司谏吴安诗、右司谏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等保守派官员，马上就抓住这个报复改革派官员的政治机会，《资治通鉴》副总编范祖禹居然能说“蔡之罪恶，天下不容”。
他们认为蔡确是王安石的重要党羽，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朋党，都是奸邪小人，应该当借车盖亭事件一网打尽，他们所列的蔡确朋党名单有：蔡确、章惇、曾布和吕惠卿等，都是王安石手下的改革大将。
宣仁太后询问文彦博怎么处理蔡确，文彦博建议贬为岭南英州别驾新州安置。
保守派官员吕大防和刘挚也认为这个处理太重，以蔡母年高岭南路远为由，主张改迁他处，宣仁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保守派官员范纯仁只好对吕大防感叹：“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
”我曾写过“苏东坡的B面”，在涉入“车盖亭诗案”中，坡公又一次显露出自己的人格B面：本来坡公已深陷无卿的政治泥潭，厌倦了“元祐党人”内部的朔党、蜀党和洛党之争，自请外放杭州市长，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就在赴任杭州之前，坡公却主动给朝廷上了一个《论行遣蔡确劄子》，提出一个处理蔡确的荒诞方案——坡公希望由皇帝出面制狱审理蔡确，然后再由宣仁太后出面赦免，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双簧演出。
作为10年前“乌台诗案”的过来人，更作为当代大诗人，坡公当然知道蔡确的10首《夏日登车盖亭》诗中，根本没有吴处厚与“元祐党人”所指控的内容，但他又不愿白白放过政敌，希望蔡确也尝尝10年前自己在乌台监狱中那种生死不测、惶恐无助的滋味，尤其是这个载于《苏轼文集》中的“劄子”，因“出入之故”坡公完全有理由不上，这就使后人看到，在政治的残酷倾轧中，坡公纯良的人格也难免扭曲变形。
蔡确被贬岭南新州，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另外就是一只鹦鹉。
每当蔡确想呼唤琵琶的时候，只要敲一下手里的茶杯，鹦鹉就会呼唤“琵琶”。
不久琵琶得瘟疫而死，蔡确从此再没敲过茶杯。
一天，蔡确因事误敲茶杯，鹦鹉闻声又唤“琵琶”，蔡确触景伤情，大感悲怆，当即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
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历史就是这样富有幽默感：到杭州当市长的苏轼，到“绍圣时期”也被政敌贬到岭南儋州，也只有爱妾朝云跟随，不久朝云也死于难产；不同之处在于，琵琶死后，蔡确郁郁成疾，在新州四年之后便殒命岭南，而坡公天性豁达乐观，能够渡过坎坷岁月从岭南返回，虽然没能走到朝廷，只走到途中的常州便撒手而去。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对整个改革派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
保守派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将改革派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保守派还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并将已经贬出朝廷的改革派官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张商英等人加以再贬。
——以牙还牙，冤冤相报，此时已经成为北宋的政治特点：保守派“三贤三奸”的政治报复手段，被后来章惇和蔡京他们还以“元祐党人碑”的升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