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唆犯的未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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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刑法中的未遂犯与犯罪教唆责任在刑法领域,未遂犯与犯罪教唆责任是两个重要概念,其在法律实践中具有特殊意义。
本文将对刑法中的未遂犯与犯罪教唆责任进行解析,探讨其界定、特征以及刑事责任的适用。
一、未遂犯的界定与特征未遂犯指的是犯罪行为未达成预期的结果,即未实际实施犯罪完成,但已经开始实施并具备一定的犯罪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未遂犯的主体必须具备故意或过失的主观上的犯罪构成要件,并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
未遂犯的客观上的犯罪构成要件即为“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这一要件的界定是关键。
对于已经开始实施的界定,刑法学界普遍采取了“犯罪行为具有开始性特征”作为判断标准,即犯罪行为已经超过了准备犯罪,进入到实质构成犯罪的行为。
这要求未遂犯已经迈出了实施犯罪的第一步,具备明显的犯罪行为的特征。
同时,未遂犯还必须主观上具备故意或过失的犯罪构成要件,也就是说,其犯罪的目的和犯罪结果应当符合故意或过失犯罪的特征。
未遂犯与犯罪教唆的主要区别在于,未遂犯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而犯罪教唆是一种未开始实施犯罪行为,仅在主观上引诱、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
二、犯罪教唆责任的界定与适用犯罪教唆是指一种通过引诱、教唆他人实施犯罪行为,使他人成为犯罪的实施者的行为。
犯罪教唆主要涉及两个主体,即犯罪教唆人和被教唆人。
犯罪教唆人具有明显的犯罪故意,而被教唆人则具备实质的犯罪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犯罪教唆应当具备两个主要要件,即明显的犯罪故意和被教唆人实施实质犯罪行为。
对于犯罪故意的认定,主要是看犯罪教唆人的主观意图是否具备引诱、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明显意图。
被教唆人的主观主体要求较为宽泛,只要其实施了实质的犯罪行为,即可判定其成为了犯罪的实际行为者。
在实践中,对于判定犯罪教唆责任的适用,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犯罪教唆人的主观故意和被教唆人的实质犯罪行为,判断其是否构成犯罪教唆。
同时,犯罪教唆所引发的犯罪应当与教唆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事实上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和因果链条。
第1篇一、引言教唆罪,是指故意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
在我国刑法中,教唆罪属于故意犯罪,其法律后果较为严重。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教唆行为可能并未导致被教唆人实施犯罪,即构成教唆未遂。
那么,教唆未遂的法律后果是怎样的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教唆未遂的定义教唆未遂,是指教唆者已经着手实施教唆行为,但由于某种原因,被教唆人并未实施犯罪,教唆行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教唆未遂具有以下特点:1. 教唆者已经着手实施教唆行为,即已经向被教唆人传达了犯罪意图。
2. 被教唆人并未实施犯罪,即犯罪行为尚未发生。
3. 教唆行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即犯罪意图未能实现。
三、教唆未遂的法律后果1. 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教唆未遂的刑事责任与教唆既遂的刑事责任相同。
具体来说,教唆未遂的教唆者,应当按照其所教唆的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以下列举几种常见教唆未遂的刑事责任:(1)教唆他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的,按照其所教唆的犯罪定罪处罚。
(2)教唆他人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犯罪的,按照其所教唆的犯罪定罪处罚。
(3)教唆他人贩卖毒品、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的,按照其所教唆的犯罪定罪处罚。
2. 刑罚教唆未遂的刑罚,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比照教唆既遂的刑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具体刑罚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教唆犯罪的性质和情节。
(2)被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能力。
(3)教唆者主观恶性的程度。
(4)教唆者悔罪表现。
3. 附加刑教唆未遂的附加刑,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罚金等。
具体附加刑的适用,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教唆犯罪的性质和情节。
(2)被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能力。
(3)教唆者主观恶性的程度。
(4)教唆者悔罪表现。
四、结语教唆未遂的法律后果较为严重,教唆者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自觉抵制教唆犯罪,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浅议教唆犯的犯罪未遂朱启军【期刊名称】《政法论丛》【年(卷),期】2000(000)006【摘要】教唆犯的犯罪未遂问题是共同犯罪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对此问题的科学解决 ,有赖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着手实行犯罪的具体标准问题教唆犯的着手实行犯罪是以其本人着手进行教唆为标准 ,还是以被教唆人实行行为的着手实施为标准,这是一个在刑法理论上长期争论不息的问题。
共犯从属性说基于客观主义的立场 ,认为教唆犯对于实行犯具有从属性 ,因而主张教唆犯的成立及其可罚性 ,应当以存在一定的实行行为为必要条件 ,只有被教唆人着手实行犯罪 ,教唆犯才能成立 ,不能将教唆犯的着手教唆视为犯罪的着手实行。
共犯独立性说基于主观主义的立场 ,认为犯罪是行为人的恶性表现 ,教唆犯的教唆行为 ,是行为人本身表现其固有的社会危害性 ,并对结果具有原因力 ,教唆行为虽非实行行为 ,但因其危害性大而应将教唆行为视同实行行为 ,因此 ,教唆犯着手于教唆行为 ,就应视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笔者认为 ,正确的观点应当是 :教唆犯既有独立性 ,又有从属性 ,两者应当是统一的。
教唆行为是一种独立犯罪行为 ,教唆犯因其教唆行为而受处罚 ,这体现了教唆犯的独立性。
教唆犯在一定程度上又从属于被教唆的人 ,只有依照被教唆的人的行为性质...【总页数】2页(P)【作者】朱启军【作者单位】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4.1【相关文献】1.浅议教唆犯的概念与成立要件 [J], 马国辉;刘卫坤2.浅议犯罪未遂与不可罚不能犯之区别 [J], 李祥3.浅议再教唆犯罪 [J], 郑莉芳4.浅议教唆犯的性质 [J], 张慧5.论教唆犯罪的犯罪未遂 [J], 荆培才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教唆未遂问题研究【内容摘要】教唆犯的未遂是共同犯罪理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当今理论界的争论焦点之一,同时我国刑法关于教唆未遂的立法也存在不足。
目前法学界对教唆犯性质的认定有三种观点:从属性说、共犯说和二重性说。
对教唆问题的司法认定,首先有赖于明确教唆未遂是否成立;其次有赖于确定教唆犯的性质,而教唆未遂的性质取决于教唆犯的性质。
通过强化教唆未遂问题研究,对于完善相关立法,指导司法实践,具备现实意义。
【关键词】教唆未遂概述认定标准不足完善对教唆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主要是因为对教唆犯的性质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共犯从属性说、共犯独立性说和二重性说等不同的观点。
在不同的理论前提下对教唆未遂的认定也各有迥异。
对教唆未遂的准确认定有助于对教唆犯正确定罪量刑,完善我国刑法体系,惩罚犯罪,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本文在二重性的理论前提下对教唆未遂的认定提出见解,也对我国刑法第29条关于教唆未遂的有关规定中存在的不足作出分析并提出一些对策,以期有利于实务。
一、教唆未遂概述(一)教唆未遂的概念有观点认为,教唆未遂,是指教唆者故意实施教唆行为后,而被教唆人没有实行被教唆的罪。
该含义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教唆者主观上必须是有意识地教唆他人犯罪。
在客观上必须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而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二者缺一不可。
另一种观点认为,教唆未遂是指教唆犯已经开始实行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
这是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中教唆未遂的通说。
①其含义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一是教唆犯已经开始实施教唆行为;二是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未得逞;三是未得逞必须是违背了本人意志的原因所致。
笔者认为,教唆犯与被教唆犯具有共犯关系,在对教唆犯定罪量刑时应考虑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
将教唆未遂仅限于被教唆者没有实行被教唆的罪,实质上割裂了教唆犯与被教唆者的共犯关系,因此第二种观点更合理。
(二)教唆未遂的构成特征基于上述教唆未遂的定义,我国刑法中的教唆未遂的构成特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教唆犯“开始实施”教唆行为,具体来说就是教唆犯开始以言辞或其他方法向被教唆的人传达教唆信息;第二,教唆犯“未得逞”,即未达目的,是说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没有使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意图,或者被教唆人接受教唆人的教唆,但没有发生法律规定的具体的犯罪结果的情况;第三,教唆犯由于“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因”未得逞,也就是说教唆犯本人是希望犯罪目的能够得以实现的。
教唆罪有未遂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教唆他⼈犯罪的,被教唆⼈实施了教唆的犯罪时,教唆⼈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如果教唆的是未成年⼈,要从重、加重处罚的,那么教唆罪有没有犯罪未遂的?下⾯由店铺⼩编为读者进⾏相关知识的解答。
教唆罪有未遂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教唆罪是有犯罪未遂的,教唆罪犯罪未遂的,对教唆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中华⼈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犯罪未遂】已经着⼿实⾏犯罪,由于犯罪分⼦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九条【教唆犯】教唆他⼈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处罚。
教唆不满⼗⼋周岁的⼈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未遂是怎样认定的犯罪未遂包括两种类型:1、实⾏终了的未遂和未实⾏终了的未遂。
实⾏终了的未遂是指⾏为⼈已经将犯罪的实⾏⾏为实施完毕,但由于⾏为⼈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没有得逞。
未实⾏终了的未遂,是指⾏为⼈在实施⾏为的过程中,由于⾏为⼈意志以外的客观因素的介⼊,导致⾏为⼈不敢或不能把⾏为实⾏终了,以致犯罪没有得逞。
2、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
能犯未遂是指根据犯罪时的主客观情况,犯罪⾏为本来有可能得逞,但由于⾏为⼈意志以外因素的介⼊使犯罪没有得逞。
不能犯未遂,是指由于⾏为⼈主观认识上的原因或⾏为⼿段或⾏为对象等原因,犯罪不具备得逞的客观可能性。
对未遂犯的刑事责任,刑法规定可以⽐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以上知识就是⼩编对相关法律问题进⾏的解答,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教唆罪是有犯罪未遂的,教唆罪犯罪未遂的,对教唆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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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唆犯的停止形态(1)教唆犯为了实施教唆行为,当然要进行选择教唆方式,物色教唆对象等的准备活动,此时,教唆犯具有教唆故意,但未实行教唆行为,这当然应当被认定为教唆预备,这种预备行为因社会危害性不大,不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
但《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则是指教唆犯已选定了对象,并采取了某种方式对教唆对象实施了教唆行为,暂且不论这种情形是教唆未遂还是未遂教唆,可将之认定为教唆预备,则显而易见是不妥的。
(2)如果将《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界定为教唆未遂,而在教唆犯和被教唆者构成共犯关系时,可成立未遂教唆和教唆犯的中止和既遂形态,那么在实践中会产生量刑的不公平。
举个例子来说,A、B分别教唆C、D故意杀人,C当时即拒绝了A的教唆,而D接受了教唆,并且产生了犯意,但在实行犯罪行为过程中被B阻止,且B的及时阻止有效地防止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B成立犯罪中止,依照《刑法》第24条"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而A的情形则属于"教唆未遂",依照《刑法》第29条第2款"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A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危害性应该是小于B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毕竟B的行为引起了被教唆者的犯意,且被教唆者也采取了行动,尽管其行为被有效阻止,但这种情形下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以及对犯罪对象造成的危险显然要大得多。
可是依照这种理论,对A、B所作的处罚却明显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公平原则。
此外,这种理论还造成了理论上未遂和中止概念的混乱。
如果将被教唆者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但并未完成这种犯罪行为也归入到《刑法》第29条第2款中,同样会产生量刑上的不公平。
这种理论使得教唆犯未利用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的未遂和教唆犯已利用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的未遂这两种情形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但事实上两者对于法益的侵害程度存在着天壤之别,如果将它们归为一类,不仅反映不出两种教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区分,而且也不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
教唆犯未遂的范围作为教唆犯停止形态中的重要概念,教唆犯的未遂并不是伴着刑法的出现而诞生的。
在封建制及早前的刑法中,因没有关于教唆犯的专门规定,不存在教唆犯未遂的范围之争。
自从1871 年德国刑法典将教唆犯从正犯中分离出来,教唆犯成为一种独立的共犯人类型,并按共犯独立性原则处罚以后,就开始了教唆犯未遂的范围之争,这种争议实际上是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争议的一部分。
教唆犯未遂范围的界定关于教唆犯的性质,国外刑法学界有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之争,两者对教唆犯未遂的范围持不同的观点。
共犯从属性说以客观主义为基础,认为教唆犯本身不具有独立的犯罪性和可罚性,其成立犯罪和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都从属于实行犯即正犯,以实行犯的有罪性和可罚性为前提。
教唆犯的未遂须以被教唆者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如果实行犯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教唆犯不成立。
共犯独立性说则以主观主义为基础,认为教唆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以其自身固有的主观恶性为转移。
只要教唆犯基于主观恶性,实施了教唆行为,即使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教唆犯也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学界对教唆犯的性质虽然有从属性说、独立性说以及两重性说之争,但以两重性说占主导地位。
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种观点:(一) 教唆犯的未遂仅存于刑法第29 条第1 款该说认为现行刑法第29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只有在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才成立,即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须成立共犯关系,教唆犯的成立及其形态都依附于实行犯,这就是教唆犯的从属性。
但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不是比照实行犯的刑事责任,而是依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追究,这就是教唆犯在处罚上的独立性。
只有这种情况的教唆犯才存在教唆犯的未遂问题。
现行刑法第29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教唆犯,是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形,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根本不成立共犯关系,但现行刑法仍对其规定了刑事处罚原则。
这种情形的教唆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也无刑罚的从属性,亦即只有独立性。
2009年12月第22卷 第4期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xi Politics and Law I nstitute f or Ad m inistrat ors Dec.,2009 Vol.22 No.4【司法实践】教唆犯的预备与未遂刘晨琰1,刘晓雷2(11山西省人才开发交流服务中心,山西太原030002;21山西省司法学校,山西太原030006)〔摘 要〕 共同犯罪问题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教唆犯问题又是其中一个难点。
学术界关于教唆犯的理论问题存在多种学说,文章根据不同学说对教唆犯的预备与未遂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教唆犯;预备;未遂〔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00(2009)04-0084-02 一、教唆犯的预备与预备犯的教唆在西方除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外,一般对预备不予处罚。
社会主义刑法给予社会危害性学说,刑法规定要处罚犯罪预备,因此从理论上说教唆犯的预备是存在的。
但是教唆犯的预备状态是否可罚仍然存在争议,存在着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对立。
肯定说的学者认为教唆犯的预备行为往往十分隐秘,教唆犯本身就是一种以语言、文字为主教唆他人的犯罪,因此取证较难,但是为了不放纵犯罪,不能因为取证难而放弃侦查或起诉。
否定说则恰恰相反,其认为教唆犯的预备是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其预备仅仅是一种思想与方法,并不是一种犯罪,所以不构成犯罪的预备。
笔者认为,教唆犯的预备不可罚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教唆犯本身就是一个实行犯的事先行为,具有和预备犯相同的特征,教唆犯的预备犯有“预备犯的预备犯”的性质,惩罚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的。
第二,教唆犯的预备状态一般是以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是一种纯思想表达、一种犯意表示,本着思想不处罚的原则,这种行为也不应该处罚。
第三,教唆犯本身就是一种“修正的犯罪构成”,而预备也是在这基础上进行“修正的犯罪构成”实无必要。
On Attempted Crime of Instigation to Crime 作者: 荆培才
作者机构: 唐山学院文法系,河北唐山063000
出版物刊名: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页码: 46-49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2期
主题词: 教唆犯罪 犯罪停止形态 犯罪未遂
摘要: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之规定,教唆犯罪是隶属于共同犯罪的一个下位概念,因此,教唆犯罪是被作为共同犯罪来加以界定的。
但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教唆犯罪都能构成共同犯罪。
鉴于此,我们对教唆犯罪未遂形态的研究应建立在把教唆犯罪划分为独立教唆犯罪和共同教唆犯罪的基础之上,且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刑法典有关教唆未遂处罚原则之规定缺乏合理性,违反了刑法基本原则,也放纵了犯罪。
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对教唆犯罪的未遂形态进行重新界定和阐释。
论教唆未遂的认定及其刑事责任关键词: 教唆未遂;刑事责任;犯罪预备内容提要: 教唆未遂,根据我国的相关刑法理论,是指被教唆人没有实施被教唆的罪。
在此情况下,教唆者仍应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教唆未遂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什么,究竟应当如何认定教唆未遂的刑事责任,在理论上却存在着争议。
教唆未遂既不是因共同犯罪,也不是因犯罪未遂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教唆未遂行为,应当以犯罪预备予以认定。
同时,有必要对现行刑法有关教唆未遂的规定做出调整,改变目前所有的教唆未遂行为都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限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教唆未遂行为的范围。
同时,应当降低对教唆未遂行为的处罚力度,按照刑法对犯罪预备的规定来处罚教唆未遂行为。
教唆犯本身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罪名,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以其教唆的犯罪内容作为确定依据。
作为共同犯罪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形成共同犯罪的关系。
一般而言,由于正犯(实行犯)的犯罪意图因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所产生,教唆犯往往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因此,教唆犯在大多情况下应承担主犯的刑事责任。
但如果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如教唆他人实施次要或者辅助的犯罪行为时,对此应当以从犯来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
这是我国刑法对教唆犯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
然而,教唆犯的刑事责任是在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间形成了共同犯罪的关系的基础上才有意义,相关的共同犯罪理论才能发挥其作用。
而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间一旦没有形成共同犯罪的关系,即刑法第29 条第2 款所规定的“被教唆者没有实施教唆内容的犯罪”时,由于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间不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其共同犯罪关系不成立,有关共同犯罪中教唆犯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实际上并不能对此适用。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来研究在被教唆者没有实施教唆内容的犯罪,即刑法理论上所谓的“教唆未遂”时,教唆犯对此应承担的刑事责任问题。
一、教唆未遂的认定(一)教唆未遂的含义及其表现被教唆者没有实施教唆内容的犯罪的,在刑法理论上即称之为教唆未遂。
教唆犯的性质问题研究[摘要]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①其突出特点是本人不亲自实施犯罪,而是故意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决定实施犯罪。
在我国,教唆犯的性质为从属性与独立性相结合的二重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理论可推知,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教唆犯性质在本质上是与大陆法系各国的从属性说一脉相承的,即根据我国刑法立法例可以认为我国坚持教唆犯的从属性质,而教唆犯的处罚亦属于处罚独立原则。
[关键词]教唆犯;性质变化;从属行为一、观点综述纵贯我国学界关于教唆犯性质问题的理论争议,主要有从属性说、独立性说、独立罪名说、机械的二重性说、辩证统一的二重性说等八种观点。
②(一)从属性说该说又称教唆犯的借用说,它以行为主义、犯罪共同说、客观主义理论为其理论基础。
只有实行犯构成犯罪,教唆犯才能构成犯罪。
而且教唆犯与正犯的成立阶段方面是同步的,正犯的行为构成未遂,教唆犯亦成立未遂。
我国赞同共犯独立性说的学者都认为教唆犯的从属性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从属性。
(二)独立性说我国坚持该说的学者认为,教唆犯具有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处于独立的地位,而非从属于实行犯,教唆行为本已构成犯罪,是独立的犯罪行为,而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之成立影响不大。
(三)独立罪名说有学者认为刑法应将教唆犯单独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和罪名。
它与独立性说的区别在于,独立性说是在共同犯罪的前提下探讨教唆犯的性质,而独立罪名说则是将教唆犯作为单独之罪名予以规定。
(四)机械的二重性说该说认为,教唆犯的性质是变幻不定的,刑法对教唆犯的不同规定决定了教唆犯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从属性,而在某种情况下则具有独立性,而且教唆犯的从属性和独立性是可以分离的。
他们认为,根据现行《刑法》第29条第2款之规定,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下,教唆犯与被教唆犯之间便不具有共同犯罪关系,而刑法对其规定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刑事责任,表明这里的教唆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而只具有犯罪的独立性。
刑法中的犯罪未遂与教唆罪犯罪行为是社会秩序的严重侵犯,对其进行有效打击和制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然而,在一些情况下,犯罪行为未能成功实施,这就涉及到了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概念。
同时,教唆犯罪行为也是刑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将重点探讨刑法中的犯罪未遂与教唆罪,包括定义、特点以及在实践中的应用。
一、犯罪未遂犯罪未遂是指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达到犯罪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其犯罪的结果。
犯罪未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执行阶段中断:犯罪未遂发生于犯罪行为人的执行行为中,也就是犯罪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犯罪,但由于某种因素,使得犯罪不能顺利完成。
2. 不完全犯罪情节:犯罪未遂是不完全的犯罪行为,表现为犯罪人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
因此,犯罪未遂与犯罪完成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更小。
3. 可能危害性:犯罪未遂虽然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但其具备一定的可能危害性。
这也是刑法对犯罪未遂进行制裁的重要原因之一。
犯罪未遂在实践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刑法中的“故意犯罪未遂”和“过失犯罪未遂”两个方面。
故意犯罪未遂是指犯罪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达到犯罪的结果。
而过失犯罪未遂则是指犯罪行为人无意中未能达到犯罪的结果。
对于犯罪未遂的制裁,刑法一般采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对犯罪未遂加以刑罚,在程度上相对轻微。
另一种是对犯罪未遂与犯罪完成同等看待,从而适用犯罪完成的刑罚。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对犯罪未遂的制裁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而言,犯罪未遂的刑罚应该是基于其可能危害性的原则。
二、教唆罪教唆犯罪行为是指犯罪行为人以语言、行为等方式,对他人进行犯罪行为的鼓动、引诱或者诱使。
教唆罪在实质上是一种犯罪共犯行为,但与共犯行为不同的是,教唆者并未直接参与实施犯罪行为,而是通过诱导他人进行犯罪。
教唆罪的特点如下:1. 犯罪共犯:教唆犯罪行为是犯罪共犯行为的一种,与直接参与犯罪行为的人具备共同的犯罪心理和目的。
2. 鼓动引诱:教唆罪的具体表现形式是通过语言、行为等方式,对他人进行犯罪行为的鼓动、引诱或者诱使。
教唆犯的犯罪形态之⼀未遂形态如何解读教唆他⼈犯罪也是属于违法⾏为,它们叫做教唆犯,教唆犯是属于新词,在刑法中发规定还没有那么完善,有很多存在争议的地⽅,需要⼈们区分开来。
想要了解更多教唆犯知识,看看店铺⼩编介绍的教唆犯的犯罪形态之⼀——未遂形态内容。
教唆犯未遂形态教唆犯的未遂问题,是关于共犯中教唆犯成⽴犯罪未遂的范围以及可罚性与处罚程度的问题。
⽽刑法学家对该问题的争议颇多,甚⾄与未遂交所、陷害教唆相混淆。
(⼀)⼤陆法系关于教唆未遂问题的观点在⼤陆法系,特别是德⽇刑法中,教唆犯的未遂指的是教唆⼈的教唆⾏为已经实施,⽽被教唆⼈作为正反尚未着⼿实⾏犯罪。
对于教唆未遂的教唆⾏为是否应当受到处罚,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性说的观点截然不同。
1、共犯从属性—否认教唆未遂德国学者耶*克认为,共犯是以依赖于故意之正犯的存在⽽存在的,因为只有实施了正犯⾏为,是第26条和第27条规定的不法构成要见才得以实现。
德国刑法第26条规定,教唆犯是指故意教唆他⼈实施故意的违法⾏为时,教唆者的教唆⾏为不具有可罚性。
若要成⽴教唆犯,被教唆的⾏为必须实⾏终了或者⾄少要达到应受刑法处罚的未遂。
⽇本学者**春夫教授认为:“所谓共犯从属性说,指共犯为了成⽴犯罪要正犯者⾄少着⼿实⾏犯罪的原理。
2、共犯独⽴说—肯定教唆未遂根据共犯独⽴性理论,教唆犯的成⽴与否与被教唆⼈是否实施了被教唆之罪的实⾏⾏为,教唆犯均成⽴。
为了使这⼀理论合理化,⼤陆法系共犯独⽴性理论讲教唆⾏为作为⼀种实⾏⾏为,也就是说教唆⾏为被法律拟制为所教唆之罪的犯罪构成的实⾏⾏为,⼀旦教唆⾏为实施完毕,犯罪即成⽴,⽽不论不被教唆者是否实施犯罪⾏为。
当被教唆⼈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下,教唆⼈成⽴未遂犯罪,即“教唆未遂”。
对于教唆未遂理论,⼤陆法系国家通说观点即基于共犯从属性说的⽴场认为,教唆犯从属于正犯的成⽴具有可罚性,当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时,教唆者不具有犯罪性和可罚性,故不存在教唆未遂。
教唆犯未遂的范围
作为教唆犯停止形态中的重要概念,教唆犯的未遂并不是伴着刑法的出现而诞生的。
在封建制及早前的刑法中,因没有关于教唆犯的专门规定,不存在教唆犯未遂的范围之争。
自从1871年德国刑法典将教唆犯从正犯中分离出来,教唆犯成为一种独立的共犯人类型,并按
共犯独立性原则处罚以后,就开始了教唆犯未遂的范围之争。
教唆犯未遂是怎么规定的?很多朋友对这个问题不太清楚,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阅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了解法律、喜欢法律。
教唆犯未遂是怎么规定的
1、被教唆者并没有接受其教唆的犯罪意图;
2、被教唆者当时接受了教唆犯关于犯某种罪的教唆,但实际上他所犯的不是教唆犯所教唆的罪;
3、教唆犯对被教唆人进行教唆时,被教唆人已有实施该种犯罪的故意,即被教唆人实施犯罪不是教唆犯的教唆所引起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九条,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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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一、教唆犯未遂理论研究概览国内关于教唆犯的未遂的成立范围存在争论,究其原因在于对教唆犯性质存在不同看法。
因此,教唆犯的性质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问题。
就犯罪形态而言,“教唆犯、从犯成立未遂的范围,根据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而明显不同”。
[1]在西方,大致存在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这相互对立的两派。
我国刑法理论界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教唆犯性质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主要有从属性说、独立性说和二重性说等。
(一)从属性说教唆犯的从属性说,又称借用犯说,主要是旧派,即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以行为主义、犯罪共同说、客观主义理论为其理论基础。
持从属性说者认为,共犯(包括教唆犯和从犯)对于正犯具有从属性,共犯的成立与可罚性,以存在一定的实行行为为前提,只有在正犯成立犯罪并具有可罚性时,共犯才从属于正犯而成立犯罪并具有可罚性。
但同时认为这种从属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因此,我国目前尚没有学者坚持纯粹的共犯从属性说。
(二)独立性说独立性说是近代学派的观点,以行为人主义、行为共同说、主观主义理论为其理论基础。
持独立性说者认为,犯罪是行为人恶性的表现(或征表),共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固有的反社会性和人身危险性,而并非从属于正犯的犯罪。
教唆行为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的成立不发生影响。
(三)二重性说《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二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教唆犯的性质,目前我国理论界通说观点是二重性说。
一方面,《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是共犯中的教唆犯;另一方面,《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非共犯中的教唆犯。
教唆人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本身是对社会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无论被教唆的人是否实施了被教唆的罪,教唆人都构成犯罪。
从这种意义上讲,教唆犯只具有相对独立性。
这说明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是两者的有机统一。
在我国刑法理论及实践中,同样存在着众说纷纭的教唆犯的未遂形态理论。
尽管学者们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大都认为我国属于教唆犯的未遂的情况相当广泛。
通说认为,在从教唆者实施教唆行为时起,到被教唆者接受教唆并将教唆之罪进行到底为止的全过程中,无论是教唆者的预备、中止和未遂,论教唆犯的未遂形态杨 文(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13)摘 要:教唆犯的未遂是共同犯罪理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人们习惯于从立法之实然对教唆犯进行研究,使得对教唆犯的未遂形态的认定仅限制在《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上,从本条的立法精神来看,我国《刑法》规定被教唆人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也成立教唆犯未遂,然而这一规定并不合理。
对于教唆犯的未遂形态的认定,不应囿于立法之实然规定,应该站在应然高度对教唆犯予以定位。
关键词:教唆犯;未遂形态;共犯;正犯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41(2008)04-0072-05收稿日期:2008-06-20作者简介:杨文(1980-),女,辽宁鞍山人,渤海大学文理学院文法系教师,刑法学硕士。
Journal of Jilin Public Security AcademyVol.23 No.4August,2008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3卷 第4期2008年8月或是被教唆者的预备、中止和未遂,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停止下来,只要没有将全过程进行到底,即被称为“教唆犯的未遂”。
二、 教唆犯未遂理论前提探讨对教唆犯的未遂的认定产生不同看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教唆犯归属的争论。
本文所待解决的问题是,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哪个更具合理内核?我国关于教唆犯的二重性说的观点是否合理?从应然的角度看,在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即我国《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下,应否处罚教唆者?而研究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的理论前提,则是要弄清楚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共犯的理论。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先回顾一下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共犯的理论基础,审视其背后的根基,从而反思我国传统教唆犯理论所隐含的问题。
(一)理论前提:共犯的处罚依据教唆犯和帮助犯是狭义的共犯,而正犯是实行犯。
正犯是符合基本构成要件者,受处罚理所当然。
而共犯并没有以自己的身体动静实施基本构成要件行为,为什么也要处罚?这就涉及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
从我国刑法理论在犯罪本质问题的探索上来看,犯罪的本质要求行为具有达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而共犯(教唆犯)是否具有犯罪性和可罚性,就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关键问题是该“程度”如何把握。
笔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不仅取决于客观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而且取决于行为人及其主观心理态度,但在坚持这一观点的前提下,仍然存在是重视行为的侵犯性,还是重视人的罪过性的问题。
目前刑事立法认定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是根据法益是否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来评价的,而不是根据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伦理来决定的。
[2]那么,教唆犯的行为是否达到了法益侵害的危险程度,决定于行为结果,即被教唆者是否基于教唆着手实行犯罪,从而直接侵害或威胁了法益,进而使教唆行为具有了达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综上所述,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间接引起结果的发生。
[3](二)理论聚焦: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之纷争1.争论之基本内容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共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决定于正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
这是客观主义刑法理论的立场,注重客观行为和实害。
在此意义上,即便只有教唆行为、帮助行为还不能构成犯罪,只有共犯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对法益造成侵害或侵害的危险时才能处罚。
共犯独立性说认为,共犯的犯罪性与可罚性不依附于正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有其独立的评价价值。
共犯独立性说是主观主义刑法学的立场,注重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内容。
依此观点,共犯的处罚根据是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格。
由此看来,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争论的基本问题是,在被教唆者、被帮助者没有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况下,教唆者、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性和可罚性。
连带出现的问题是,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本身是否是未遂犯中的实行行为。
德日法学界通说主张共犯从属性说,无论是立法规定还是理论探讨都认为共犯从属性说是妥当的。
2.“教唆犯二重性说”思辨共犯独立性说和共犯从属性说,无论是学说内涵还是理论基础都相去甚远。
将两个非此即彼、完全对立的观点调和、折中,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我国目前的通说观点却是两说折中后的二重性说。
有学者提出:“《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教唆犯的从属性和独立性,而第二款规定的教唆犯独立性。
”[4]首先,《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不能说明教唆犯犯罪的从属性。
若在教唆者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只有被教唆者犯了被教唆之罪,才有共犯中的教唆犯可言,从而适用第一款规定,这很明显是共犯的成立条件问题,而不能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
其实,依据教唆犯二重性说的通说观点,在被教唆人未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形下,对教唆犯按所教唆之罪的未遂处罚,与我国犯罪未遂理论相冲突。
刑法理论界认为,所谓“实行行为”是符合《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行为,并对客体具有直接危险性的行为。
很显然,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是《刑法》总则规定的非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并且它也未对合法权益构成直接、现实的威胁。
综上所述,二重性说问题重重,它将刑法对教唆犯的处罚规定作为讨论教唆犯的独立性和从属性的依据,而没有按照其本来含义进行研究和得出结论。
3.结论笔者认为,共犯从属性说更具有合理的内核。
我国《刑法》对教唆犯法律性质的认识与前述大陆法系的态度相比,实际上更关注教唆犯的独立性。
尽管教唆犯是犯意的制造者,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但在共同犯罪中毕竟要通过正犯之手才能完成犯罪。
73共犯从属性说一般将法益侵害视为犯罪的本质,而且认为只有当法益侵害的危险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认定为犯罪。
因此,不关注教唆犯的实行从属性,过于强调其独立性也并非适当。
共犯从属性说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缩小共犯的处罚范围,更有利于保障人权,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三、教唆犯未遂的犯罪构成分析分析上述共犯的理论基础可知,各种学说都有其存在的理论根基,不应该不探究其所以然而仅从表象上加以批判。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教唆犯性质存在不妥当的认识,是由于过分依赖刑法的规定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如果理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解释存在的合理性,而不能给实践以指导,这样的理论也只能是无价值的理论。
教唆犯的未遂是指教唆犯的犯罪未遂形态问题。
它涉及教唆犯理论与犯罪未遂形态理论两个方面,是两个方面的交叉和综合。
就未遂理论来说,其基本特征有三:一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二是犯罪未得逞;三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下面就从未遂犯的几个要素入手进行研究。
(一)教唆犯的“着手实行”教唆者的教唆行为和正犯的实行行为是教唆犯的两个行为,以何者为着手的标准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就此问题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共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犯的成立不取决于正犯是否着手实施犯罪,可见该说主张教唆者教唆行为的开始是教唆犯的着手;与之相反,共犯从属性说认为教唆犯的成立以正犯着手实行犯罪为条件,教唆行为并非未遂犯中的实行行为,主张正犯实行行为的开始是教唆犯的着手。
研究教唆犯的未遂形态的核心是“着手点”的确定问题,而着手的认定关键是解决教唆行为是否为所教唆的犯罪的实行行为。
笔者认为,以教唆犯的教唆行为的开始为教唆犯的着手不妥,理由如下:首先,混淆了实行行为与教唆行为。
所谓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规范里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行为。
只有开始实施实行行为才谈得上着手。
既然是这样,那么主张教唆行为的开始为着手岂不是认为总则规定的教唆行为也是实行行为?教唆行为本身不能直接侵害法益,成立犯罪必须存在能够产生构成要件结果的实行行为,亦即构成要件中的实行行为自身必须内含能够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可能性。
这样,在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危险性的时点上就可以认定实行行为的存在,而教唆行为本身并不会直接发生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不能视之为实行行为。
其次,从教唆犯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程度来看,教唆行为并不直接地、有形地侵害直接客体,它只有和被教唆者的实施犯罪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直接客体造成有形的、直接的侵害或威胁。
与直接威胁、侵害直接客体的犯罪实行行为相比,可以说,教唆行为在侵害性上具有间接性和一定的依附性,基于这一点,也不宜认为教唆行为就是犯罪的实行行为。
正因为教唆行为的开始作为教唆犯的着手存在不合理之处,笔者认为,只有正犯着手实行犯罪,才能标志着整个教唆共同犯罪进入着手实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