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景德镇瓷器上的堂明款

明清瓷器款识：从帝王年号到人名，值得学习！如果以款识的内容作为评判依据，收藏界也有一个排序原则，依次排列分别为本朝款、寄托款、人名款、字款、画款、简单花押款。

如果对不同的款识从内容上予以区分，比较常见的就有帝王年号款、官字款、花押款、堂名款、铭文款、吉语款、用途款以及寄托款（也有人称之为伪托款）以及人名款。

明清官窑瓷器中最主流的款识就是帝王年号款，它于明永乐年间出现，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就出土过标有“永乐元年”的楷书款陶瓷残件。

明代的帝王年号款多为青花料书写，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官窑瓷器的款识书写也多用青花，而珐琅彩瓷等品种则采用料彩，乾隆之后的粉彩瓷器的款识则多用红彩。

与帝王年号款相映成趣的则是人名款，这种款识标注着陶瓷工匠、瓷器作坊主、器皿监造者或收藏着的姓氏，而且书写与刻划的位置也无固定模式，或刻于陶瓷的外底（多见于明代中晚期到清代晚期），或书于器皿的外壁。

清代瓷器款识中的堂名、斋名大多数都使用楷书。

制作此品之人有四种：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做大官者，一为制瓷界雅匠良工。

清帝中，康熙、乾隆好讲理学，所以两帝时代御制瓷器堂名，也就多爱用理学语。

亲贵诸王所制瓷品，康熙时有拙存斋、绍闻堂等。

乾隆时有彩华堂、彩绣堂，所制瓷品也都是内府御用之物。

至于名士且做大官的人所制瓷，则有乾隆时的雅雨堂制、玉杯书屋、听松庐等。

当时名工雅匠则有宝啬斋，有陈国治、王炳荣等。

道光时有恒堂瓷款为最多。

款识为：道光某年定府行有恒堂珍赏，实为清瓷款识中之奇品。

道光时的听雨堂、惜阴堂.，这些瓷品的主制人是谁，则不可知也。

清瓷款识中，称堂、斋的，为帝王、亲贵、达官、名匠所制瓷；而在瓷款中称书房、山房，称珍藏、珍玩，称雅制、雅玩的，仅仅达官亲贵拥有。

说到这类瓷器的价值，以慎德堂、绍闻堂、嶰竹主人所烧制最为有名；其次则.东园文石山房、瑶华道人、十砚斋、红荔山房所制亦堪称珍玩；慎德斋所制瓶类瓷品，至近代则已极罕见，因而价格昂贵。

明清代瓷器堂名款大全堂名、斋名一般是文人士大夫的居室之名，这种风气在清代尤为盛行。

据《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一书记载，当时有据可查的斋名、室名就有数千个。

清代帝王也常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冠以书斋、堂名、以明其志、抒其怀。

这种堂名、斋名之风在瓷器上也有所表现。

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皆用楷书，制品之人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

”其书汉云：“称堂、称斋者，亲王、亲贵、达官、名匠皆有之，若称书屋、山房者，称珍藏、珍玩、雅制、雅玩者，亲王达官有之，而帝王无是也，故此类款，概谓之称家款。

”据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对清代瓷器的不完全统计，属于堂名款一类的瓷器有250多种，但是在这些堂名款瓷器中，哪些属于帝王专用之瓷，文献中却很少记载。

帝王堂名款瓷器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宋代定窑、汝窑、钧窑瓷器上就有“奉华”、“慈福”、“德寿”等铭文，主要是宋室宫殿之名。

历代帝王都有自己的堂名款瓷器，也往往用一些典雅的堂名、斋名书于瓷器上，在传世品中这些瓷器占有一定比重，只是目前很难与文献记载相对应。

关于清代帝王的堂名款瓷器，《饮流斋说瓷》一书有少量论述，其曰：“乾隆有彩华、彩秀二堂，皆内府物也，雍正为东园、文石山房；雍乾间为红荔山房；乾隆为友棠咨砚书屋、瑶华道人；道光为十砚斋。

”但是《饮流斋说瓷》中的这些记载究竟依据的材料是什么？他所记载的堂室是否确有出处？这些堂室是否均为帝王所有？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帝王的堂名往往与帝王的活动范围有关，其中大部分应在紫禁城宫中或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行宫内，目前能够确切查有出处的帝王堂名款瓷器有以下几种：“中和堂”款瓷器：中和堂为圆明园内建筑，康熙皇帝曾在此居住，传世品中书“中和堂”款器物，主要为青花釉里红器，有盘、碗、碟、盆等，纹饰多为山水人物图。

“中和堂”款中又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十一年，公元1673年）、“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康熙十二年，公元1674年）、“中和堂制”等不同款识，分别代表不同时期中和堂款瓷器。

《艺术考古》总第期年第52009期4兔子是一种哺乳类、草食性的脊椎动物，其耳长、尾短，善奔跑、跳跃，具有善良可爱、机灵活泼的特性，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动如脱兔”这句成语便诠释了兔子的敏捷性。

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具有特殊地位，被赋予各种吉祥的寓意和内涵。

兔子因其很强的繁殖能力而被视为生育的象征，《尔雅・释兽》载：“兔子曰娩”。

古人还将月亮中的一块阴影想像为兔的形状，认为月中有兔。

明人王夫之曰：“顾兔，月中暗影似兔者。

”[1]清人林云铭云：“月中微黑一点谓之兔。

”[2]历史学家根据月中有兔的传说在印度起源之古、传播之广、典籍中记载之多，认为“它起源于印度”[3]，并且最初应来源于佛教典故。

而我国文献中关于月兔的记载，最早见于屈原的《楚辞・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意思是：月亮你有何种功德，圆缺周始竟然长生不老？你清清静静，为什么肚中还养了一只兔子？而在我国民间流传的“嫦娥奔月”古老传说中，嫦娥在冰冷的月宫里遥望人世，与她为伴的只有被罚日夜砍伐桂树的吴刚和一只在桂树之下捣药的玉兔，以上种种原因，使玉兔成为了月亮的象征。

兔子还是我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之一。

十二生肖在我国民间俗称为十二属相，每十二年一轮的兔年使得兔这种动物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由于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如此多的吉祥寓意，因此兔子的形象在我国古代各类艺术品中曾经大量地存在，自然也是古代陶瓷艺术中常见的表现题明清景德镇民窑兔纹研究曹建文徐小娇《艺术考古》总第期年第52009期4图六是景德镇董家坞窑址出土的正德至嘉靖初期的青花兔纹执壶，壶底足正中画兔纹，虽四肢着地呈伏卧状，但头部高高仰起，望着头顶一轮月亮。

而壶嘴与壶身的相接处亦画有一幅开光山石兔纹，形态也做仰首状，与壶底兔纹非常相似。

图七、图八为景德镇窑址出土的嘉靖青花兔纹盘残片，盘内心绘有桂树兔纹，盘底足书有双圈“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

明清xx瓷器上的堂明款景德镇是中国古今制瓷业中心，从明代开始成为瓷都，至清代其瓷都地位更加突出，除了宫廷、王府用瓷外，社会上的民用瓷，几乎绝大多数由景德镇生产供应。

但是，能代表瓷器生产水平的仍然是景德镇的御窑、官窑瓷。

从明代嘉靖朝开始，私家订烧器大量使用堂名款以标明生产厂家的名称，从而使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开出了一只艳丽的奇葩。

除了景德镇外，尚未发现其他地方瓷窑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因此，堂名款已成为景德镇瓷器制造业的一种特殊标识。

应该指出的是，古今收藏界有一种重官窑器而轻民窑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标有堂名款瓷器质量品级。

甚至有些收藏和鉴定专家错误地以为堂名款是民窑品，这是缺乏堂名款瓷器知识的表现。

其实，有些官窑、御窑也有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如，“内膳房”款，是明代嘉靖朝王室用器；“乾惕斋”是清宫内府的堂名；“敬慎堂”、“彩华堂”是乾隆皇帝御用器；“慎德堂”是道光皇帝御用器；“大雅斋”、“体和殿”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器；“居仁堂”是袁世凯的专用瓷等等。

现将已知的堂名款瓷按笔划整理如下：九思堂，道光朝器居德堂雍正朝某王府用器，道光年间白瓷罐亦有用此款者，称“居德堂罐”。

因器底有“居德堂制”四字款，而名，器形不大，多做粉彩，花卉艳丽可赏。

云在草堂xxxx瓷器xx精舍道光朝品天宝堂xx朝器天宝堂制xx朝器1xx书屋道光朝器xx制鼎xx红地金彩莲花xx书斋康熙朝器xx仿古制康熙朝器内膳房明嘉靖王室用器，五彩云龙盘底有此款。

xx清宫内府堂名，传世有“康熙辛亥”（1671）xx制“及壬子（1672）”、癸丑（1673）三种八字款的青花釉里红盘，均属康熙时宫廷用器。

文章山斗康熙朝器xx康熙朝器xx康熙朝器xx阁道光朝彩器xx光绪朝器市锦堂康熙朝器xx制多见于康熙朝器正谊书屋xx朝器古月轩景德镇瓷器堂名款。

又有乾隆朝彩瓷器说三种：一是乾隆朝内府轩名；二是古月轩是“胡”（古、月）姓人所精画的料器；三是为清宫一轩名，历代精品均藏于此轩。

明、清、民国官窑、名窑瓷器款识一览表款识起源于古代的彝器，至迟在东汉时期，便被移植到瓷器上。

在瓷器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往往有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识别的图案，这些统称为"款识"，一般说来，款识是瓷器装饰的附属物，好的款识与装饰画面相配，可以增强器物的艺术性。

并且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瓷器的断代、断窑口和辨别真伪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附注：1．郭葆昌介绍：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

曾任袁世凯的“陶务总监督”，于瓷器之道尤为擅长。

特别是在1915年至1916年间，他为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余件“洪宪御瓷”，以备袁世凯登基之用，并作为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的礼品。

这些御瓷极为精美，并不亚于历代皇家“官窑”。

郭葆昌为了烧制“洪宪御瓷”，仅烧制费就用去了140万大洋。

但可惜随着袁世凯的“驾崩”，“御瓷”也风云流散，终成稀世珍宝，成为瓷器收藏家们追逐的宝物。

郭葆昌不仅是烧制瓷器的名家，也是鉴赏家和收藏家。

他的斋名之所以号“觯斋”，是因其收藏了一件价值巨昂的青铜觯（古时酒器）。

郭葆昌在烧制“洪宪御瓷”时，也连带烧制了一批自用瓷器，署“觯斋”款，另仿制了一批康、雍、乾三朝“官窑”，均为难得精品，今天亦是凤毛麟角。

他出过《觯斋瓷器图谱》，收有毕生珍藏名贵瓷器三百余件。

他不仅收藏、制作瓷器，也收藏字画碑帖。

当年故宫大内的“三希贴”中王献之的《中秋贴》、王殉的《伯远贴》，竟归郭葆昌所收。

郭保昌曾任故博瓷器鉴定委员，中外宾客请其额定、购买古玩者车水马龙于其寓所之前。

世人多以其为袁氏宠臣，殊不知此人颇有爱国之心，从不将真品卖与外国人。

1946年郭氏后人遵从遗愿，将瓷器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

当时“郭瓷”与“杨铜”（天津杨宁史所藏的青铜器）为故宫所购重要文物。

“郭瓷”中不仅有罕见的宋瓷，也有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移栖耳尊”，后均运抵台湾。

明清景德镇瓷器上的堂明款景德镇是中国古今制瓷业中心，从明代开始成为瓷都，至清代其瓷都地位更加突出，除了宫廷、王府用瓷外，社会上的民用瓷，几乎绝大多数由景德镇生产供应。

但是，能代表瓷器生产水平的仍然是景德镇的御窑、官窑瓷。

从明代嘉靖朝开始，私家订烧器大量使用堂名款以标明生产厂家的名称，从而使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开出了一只艳丽的奇葩。

除了景德镇外，尚未发现其他地方瓷窑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因此，堂名款已成为景德镇瓷器制造业的一种特殊标识。

应该指出的是，古今收藏界有一种重官窑器而轻民窑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标有堂名款瓷器质量品级。

甚至有些收藏和鉴定专家错误地以为堂名款是民窑品，这是缺乏堂名款瓷器知识的表现。

其实，有些官窑、御窑也有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如，“内膳房”款，是明代嘉靖朝王室用器；“乾惕斋”是清宫内府的堂名；“敬慎堂”、“彩华堂”是乾隆皇帝御用器；“慎德堂”是道光皇帝御用器；“大雅斋”、“体和殿”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器；“居仁堂”是袁世凯的专用瓷等等。

现将已知的堂名款瓷按笔划整理如下：九思堂，道光朝器居德堂雍正朝某王府用器，道光年间白瓷罐亦有用此款者，称“居德堂罐”。

因器底有“居德堂制”四字款，而名，器形不大，多做粉彩，花卉艳丽可赏。

云在草堂雍正朝瓷器云溪精舍道光朝品天宝堂雍正朝器天宝堂制雍正朝器天香书屋道光朝器天宫制鼎明嘉靖红地金彩莲花天禄书斋康熙朝器天琛堂仿古制康熙朝器内膳房明嘉靖王室用器，五彩云龙盘底有此款。

中和堂清宫内府堂名，传世有“康熙辛亥”（1671）中和堂制“及壬子（1672）”、癸丑（1673）三种八字款的青花釉里红盘，均属康熙时宫廷用器。

文章山斗康熙朝器书锦堂康熙朝器石居康熙朝器双清阁道光朝彩器甘泽堂光绪朝器市锦堂康熙朝器正玉堂制多见于康熙朝器正谊书屋雍正朝器古月轩景德镇瓷器堂名款。

又有乾隆朝彩瓷器说三种：一是乾隆朝内府轩名；二是古月轩是“胡”（古、月）姓人所精画的料器；三是为清宫一轩名，历代精品均藏于此轩。

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的工艺特色御窑厂是明、清时期专为宫廷生产御用瓷器的所在地，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

据清乾隆二年《浮梁县志·建置·景德镇厂署》记载“御器厂建于里仁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

考古资料表明，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在元朝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器厂，此为御窑之始创。

到清代康熙年间景德镇御器厂改称景德镇御窑厂。

景德镇御窑厂是我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近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聚”，荟萃着无数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

生产烧制出了数不胜数的精美绝伦的瓷器，目前，海内外拍卖价格最高的瓷器大多出于此。

凭借皇家授予的特权，御器厂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极大推动了瓷器工艺的革新。

那么明清各个时期景德镇御窑出品的瓷器又有何特色呢？明代御窑厂瓷器以青花、斗彩、五彩、白瓷为主要产品。

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虽然比不上同期甜白瓷、脱胎器的精致，但由于苏泥渤青钴料的输入使用，使这时期的青花大放异彩。

画工的艺术修养很高，利用青料的散晕，作没骨花卉的笔法，产生水墨的趣味；有的利用线条上不同浓淡，产生活泼的变化，显得生动有力。

元代官窑风格的图案，加上中国绘画题材的运用和布局，是永、宣官窑的特征。

成化、正德青花瓷改用平等青，色调比不上永乐、宣德青花浓郁，更无散晕水墨效果，所以另避蹊径，朝着加彩或细致的表现力方面发展。

绘画手法力求精练，细描匀染，加上白瓷薄胎，达到精致的效果。

嘉靖、万历年间回青的使用，使青花瓷色彩浓艳而强烈。

万历年间有名的五彩、斗彩，成为后世彩瓷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有红地黄彩、蓝地黄花、红地青花、黄地青花五彩、描红等各式彩瓷，品种十分丰富。

明代开始，瓷器进入了彩绘世界，瓷胎也趋向薄、细、白，在器身书年款和堂名款。

到了清朝康、雍、乾三代，官窑瓷器生产臻于鼎盛，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康熙时不但恢复了明代永乐、宣德以来所有精品的特色，还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并烧制出色泽鲜明、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青花。

明、清、民国官窑、名窑瓷器款识一览表款识起源于古代的彝器，至迟在东汉时期，便被移植到瓷器上。

在瓷器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往往有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识别的图案，这些统称为"款识"，一般说来，款识是瓷器装饰的附属物，好的款识与装饰画面相配，可以增强器物的艺术性。

并且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瓷器的断代、断窑口和辨别真伪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附注：1．郭葆昌介绍：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

曾任袁世凯的“陶务总监督”，于瓷器之道尤为擅长。

特别是在1915年至1916年间，他为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余件“洪宪御瓷”，以备袁世凯登基之用，并作为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的礼品。

这些御瓷极为精美，并不亚于历代皇家“官窑”。

郭葆昌为了烧制“洪宪御瓷”，仅烧制费就用去了140万大洋。

但可惜随着袁世凯的“驾崩”，“御瓷”也风云流散，终成稀世珍宝，成为瓷器收藏家们追逐的宝物。

郭葆昌不仅是烧制瓷器的名家，也是鉴赏家和收藏家。

他的斋名之所以号“觯斋”，是因其收藏了一件价值巨昂的青铜觯（古时酒器）。

郭葆昌在烧制“洪宪御瓷”时，也连带烧制了一批自用瓷器，署“觯斋”款，另仿制了一批康、雍、乾三朝“官窑”，均为难得精品，今天亦是凤毛麟角。

他出过《觯斋瓷器图谱》，收有毕生珍藏名贵瓷器三百余件。

他不仅收藏、制作瓷器，也收藏字画碑帖。

当年故宫大内的“三希贴”中王献之的《中秋贴》、王殉的《伯远贴》，竟归郭葆昌所收。

郭保昌曾任故博瓷器鉴定委员，中外宾客请其额定、购买古玩者车水马龙于其寓所之前。

世人多以其为袁氏宠臣，殊不知此人颇有爱国之心，从不将真品卖与外国人。

1946年郭氏后人遵从遗愿，将瓷器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

当时“郭瓷”与“杨铜”（天津杨宁史所藏的青铜器）为故宫所购重要文物。

“郭瓷”中不仅有罕见的宋瓷，也有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移栖耳尊”，后均运抵台湾。

明、清、民国官窑、名窑瓷器款识一览表款识起源于古代的彝器，至迟在东汉时期，便被移植到瓷器上。

在瓷器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往往有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识别的图案，这些统称为"款识"，一般说来，款识是瓷器装饰的附属物，好的款识与装饰画面相配，可以增强器物的艺术性。

并且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瓷器的断代、断窑口和辨别真伪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以下基本上包括明清历年来的瓷器上所出现的官窑和名窑款识。

附注：1．郭葆昌介绍：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

曾任袁世凯的“陶务总监督”，于瓷器之道尤为擅长。

特别是在1915年至1916年间，他为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余件“洪宪御瓷”，以备袁世凯登基之用，并作为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的礼品。

这些御瓷极为精美，并不亚于历代皇家“官窑”。

郭葆昌为了烧制“洪宪御瓷”，仅烧制费就用去了140万大洋。

但可惜随着袁世凯的“驾崩”，“御瓷”也风云流散，终成稀世珍宝，成为瓷器收藏家们追逐的宝物。

郭葆昌不仅是烧制瓷器的名家，也是鉴赏家和收藏家。

他的斋名之所以号“觯斋”，是因其收藏了一件价值巨昂的青铜觯（古时酒器）。

郭葆昌在烧制“洪宪御瓷”时，也连带烧制了一批自用瓷器，署“觯斋”款，另仿制了一批康、雍、乾三朝“官窑”，均为难得精品，今天亦是凤毛麟角。

他出过《觯斋瓷器图谱》，收有毕生珍藏名贵瓷器三百余件。

他不仅收藏、制作瓷器，也收藏字画碑帖。

当年故宫大内的“三希贴”中王献之的《中秋贴》、王殉的《伯远贴》，竟归郭葆昌所收。

郭保昌曾任故博瓷器鉴定委员，中外宾客请其额定、购买古玩者车水马龙于其寓所之前。

世人多以其为袁氏宠臣，殊不知此人颇有爱国之心，从不将真品卖与外国人。

1946年郭氏后人遵从遗愿，将瓷器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

当时“郭瓷”与“杨铜”（天津杨宁史所藏的青铜器）为故宫所购重要文物。

明清xx 瓷器上的堂明款景德镇是中国古今制瓷业中心，从明代开始成为瓷都，至清代其瓷都地位更加突出，除了宫廷、王府用瓷外，社会上的民用瓷，几乎绝大多数由景德镇生产供应。

但是，能代表瓷器生产水平的仍然是景德镇的御窑、官窑瓷。

从明代嘉靖朝开始，私家订烧器大量使用堂名款以标明生产厂家的名称，从而使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开出了一只艳丽的奇葩。

除了景德镇外，尚未发现其他地方瓷窑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因此，堂名款已成为景德镇瓷器制造业的一种特殊标识。

应该指出的是，古今收藏界有一种重官窑器而轻民窑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标有堂名款瓷器质量品级。

甚至有些收藏和鉴定专家错误地以为堂名款是民窑品，这是缺乏堂名款瓷器知识的表现。

其实，有些官窑、御窑也有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如，“内膳房”款，是明代嘉靖朝王室用器；“乾惕斋”是清宫内府的堂名；“敬慎堂”、“彩华堂”是乾隆皇帝御用器；“慎德堂”是道光皇帝御用器；“大雅斋”、“体和殿”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器；“居仁堂”是袁世凯的专用瓷等等。

现将已知的堂名款瓷按笔划整理如下：九思堂，道光朝器居德堂雍正朝某王府用器，道光年间白瓷罐亦有用此款者，称“居德堂罐”。

因器底有“居德堂制”四字款，而名，器形不大，多做粉彩，花卉艳丽可赏。

云在草堂xxxx 瓷器xx 精舍道光朝品天宝堂xx 朝器天宝堂制XX朝器1xx书屋道光朝器XX制鼎XX红地金彩莲花XX书斋康熙朝器XX 仿古制康熙朝器内膳房明嘉靖王室用器，五彩云龙盘底有此款。

xx 清宫内府堂名，传世有“康熙辛亥”(1671) xx制及壬子( 1672) ”、癸丑( 1673)三种八字款的青花釉里红盘，均属康熙时宫廷用器。

文章山斗康熙朝器xx 康熙朝器xx 康熙朝器xx 阁道光朝彩器xx 光绪朝器市锦堂康熙朝器xx 制多见于康熙朝器正谊书屋xx 朝器古月轩景德镇瓷器堂名款。

又有乾隆朝彩瓷器说三种：一是乾隆朝内府轩名；二是古月轩是“胡”(古、月)姓人所精画的料器；三是为清宫一轩名，历代精品均藏于此轩。

明、清、民国官民窑瓷器款识一览表（收藏必备）明、清、民国官民窑瓷器款识一览表款识起源于古代的彝器，至迟在东汉时期，便被移植到瓷器上。

在瓷器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往往有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识别的图案，这些统称为'款识'，一般说来，款识是瓷器装饰的附属物，好的款识与装饰画面相配，可以增强器物的艺术性。

并且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瓷器的断代、断窑口和辨别真伪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以下基本上包括明清历年来的瓷器上所出现的官窑和名窑款识。

款名年代纪年款堂名款人名款言语款其它款识洪武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造此福、寿永乐永乐年制福、禄、寿、辰内府宣德大明宣德年制宣德年制福、寿敬权、坛、大德吉详场正统正统元年正统捌年天顺天顺年造天顺年天顺七年大同马氏造成化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年造大明成化年制天、图案、银锭、盘肠等弘治弘治年制大明弘治年制金玉满堂、玉堂金马长命富贵金、上用、正正德正德年制、正德年造大明正德年制、大明年造何玉清造长命富贵、福、天下大平、寿嘉靖嘉靖年制、嘉靖年造、大明年造、大明嘉靖年制松柏草堂、晋府造用郝府佳器、潘府佳器滋树堂、东书堂、朱府、青箩馆敦仁堂、黔府、长府制造、长府造用、晋府、秦府、黔府、腆善所、桐溪冯宅、大茶房、外膳房、内膳房署丞沈良佑造、陈守贵造、陈文显造、吴文自造、邓奎自造、程式自造、陈守钊造、陈舍自造、王泉德记、唐地制造、陈造佳器长命富贵、万福攸长、富贵长春、永保长春、长春寿喜国泰民安、长春佳器、上品佳器、台阁佳器、天禄佳器福寿康宁、长春同庆天下太平金篆大蘸、坛用、茶、汤、酒、姜隆庆大明隆庆年造隆庆年制万古长春万历万历年制、大明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德府造用、于府造用、黔府应用、太和王府、徐享庆堂沈府佳用、玄阴堂纯思堂、灌园督造博物斋、秦府典膳所、芝兰斋、京兆郡寿房记、靳宅仙品程廷梓造、沈氏、仙关吴震、荆桂、园贵隆制少溪、李衙置用、茹城家藏、永兴卞玉奇明、紫芝主人监制风调雨顺、清风明月、天下太平、长命富贵、永享佳器天禄佳器、玉堂佳器、仁波佳器、万悬佳器、长春佳器食禄万钟、富贵长春、福寿康宁、金玉满堂、万福攸同德化长春、上品佳器、九五之尊、永葆长春、国泰民安堂阁佳器、寿、天福佳器、玉、敬与佳器、雅、福金明汝平、城南隐耕、永兴九峰、上天启天启年制于斯堂、其好园白玉堂、竹石居天启元年米石隐造长命富贵、天下太平、天理存心、状元及第、三元及第金榜题名、万古长青、积善之家、同乐佳器、仁波佳器玉堂佳器、尧舜年制、福图案、兔、灵芝、方胜等崇祯崇祯丁丑、大明年制、大明年造、大明崇祯年制翔风堂、丛菊斋。

明清时期民窑瓷器款识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官窑的建立和发展，瓷器上的款识趋于系统化、规范化。

民窑瓷器的款识则多种多样，纷繁复杂。

以下按朝代分而述之。

明代洪武：洪武一朝，未发现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

民窑也极少见，仅见有青花书写“福”、“寿”款者。

此外，江西省玉山县发现“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纪年款的青白瓷罐，款识刻划在罐腹，系罕见的具有明确洪武年款的器物。

建文：未发现署年款的瓷器。

永乐：明清两代，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作为款识，始于永乐。

款式仅见有“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一种，未见有楷书款。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方明永乐时翰林学士沈度的端视，砚底刻“永乐乙未秋翰林沈度识”十字篆文，经仔细比较，与瓷器上永乐款识字体相似。

因此，永乐官款可能由当时的翰林学士沈度书写后，再交工匠临摹写在瓷器上。

永乐官器署款者不多，仅见有青花、白釉、青釉及红釉等瓷器上。

青花器物中写帝王年号款的只见于压手杯上；此外，早年流失日本的一对永乐青花盖瓶，器身书“内府”二字，显系宫内用器。

单色釉器，有刻款和印款两种体式。

民窑青花器上有书写“福”、“禄”、“寿”等字的。

宜德：宣德时期，帝王年号款激增，大多数为楷书，也有与永乐一脉相承的篆书款。

款式仅见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

大多数是六字二行“大明宣德年制”楷书，“宣德年制”四字款少见。

刻款有楷有篆，以楷为主。

未见有印款。

款识外常围有单线圈、双线圈、长方框及长方框外加双圈等，也有无框圈的。

宣德瓷器落款位置比较随便，底足、口沿、耳部、柄流、里心、器盖等处都有落款的，因此，曾有“宣德款识满器身”的说法。

款识还见有“大德吉祥场”、“敬权”等，民窑青花中见有“福”、“寿”等字款。

正统、景泰、天顺：正统、景泰二朝未见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

正统一朝，迄今仅见民窑器楷书“正统元年”和“正统捌年”款二例。

景泰朝一件未见。

天顺朝仅见四件：一件印“天顺年造”款卵釉云凤纹瓷盘，为官窑器，现收藏于英国达维护特基金会。

清代瓷器的款识
清代瓷器的款识
清代，瓷器的款非常多，估计有上百种，下面简单说说：
一，官窑款：凡是“大清XX年制”，都是官窑款。

二，官窑款又分本朝款，如图片：
另外一种是寄托款。

所谓“寄托款”，就是本朝瓷器落爷爷、老爸年代的款，比如：光绪年瓷器落：“大清乾隆年制”，它和官窑本朝款没有区别，我们怎么样区别它，那就要看瓷器的其他方面了，如器形、釉色，工艺等等。

三，康熙年的官窑还有一种款，叫做“双圈款”，这种款与康熙皇帝有关，我们知道就可以了，如图：
四，民窑年代款，这种款在景德镇所有的窑都用，如图片：
五，将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刻、印在订烧的瓷器上，作为私人用瓷或藏瓷的标志，这类款识称为堂名款、斋名款等，内容有堂名、室名、斋名、轩名、殿名、书房名、馆名等。

如“慎德堂”、“百花斋”、“彩云轩”等等。

如图：
说明：本藏品不代表真假。

六，吉言款：如“长春同庆”和“永庆长春”器物有“万寿无疆”茶具、粉彩山水盘、粉彩盖盒等陈设瓷。

题上“长春”字样的，显然与慈禧曾住在长春宫有关。

这类器物应为同治后期至光绪早期的产品。

七，，动物、花卉款：
八，窑工随意款：这种款在清代晚期特别多，如图：
九：宫廷用瓷款：。

明代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景德镇御窑瓷器款识三成化朝御窑瓷器年款明代成化朝（1465～1487年）景德镇御窑瓷器上基本都署年款，而且在款式、内容、书体等方面与永乐、宣德朝御窑瓷器所署年款相比，都有所变化。

从目前所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朝御窑瓷器年款呈现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均为“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图十八，1、2），不见“成化年制”四字款；图十八：明代成化白釉绿彩锥拱海水龙纹碗，1953年北京市王府井出土首都博物馆藏二是新创一种六字双行排列外围双方框的款式（图十九，1、2、3），为以前所未见；图十九：明代成化青花折枝花纹杯，景德镇市珠山明代御窑遗址出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三是年款的字体只见楷书体，不见篆书体。

成化御窑瓷器年款的主要体式为青花楷体“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外围青花双圆圈或双方框，也有极个别无边栏者。

落款位置多在器物外底。

另见有以青花料自右向左横写楷体六字一排年款，落在盘的口边，高足杯则在足内边沿按顺时针方向绕足书写青花楷体六字年款。

写于口边的如黄地青花折枝花果纹盘和青花麒麟纹盘，这类盘的款识之所以书于口边，是因为其外底无釉，呈糊米色，俗称“糊米底”，无法署款。

因此，黄地青花装饰者，即将写款处的黄釉刮掉，留白一条（图二十，1、2、3）；白地青花装饰者，即在口边纹饰空白处署款。

图二十：明代成化黄地青花折枝花果纹盘成化御窑瓷器年款还有一种署在青花碗外底的青花楷体六字一行外围青花双长方框款（图二十一），属于特别稀有之款识[12]。

在高足杯的足内沿绕足署款（图二十二，1、2），则为成化御窑首创。

图二十一：明代成化青花碗（残片）外底署款，景德镇市珠山明代御窑遗址出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图二十二：明代成化青花折枝莲托杂宝纹高足杯成化御窑青花、斗彩瓷器上均署青花款；单色釉瓷除署青花款外，还有少量锥拱款。

例如祭蓝釉瓷器中有的在外底锥拱六字双行款，外围锥拱双圆圈。

值得一提的是成化祭蓝釉白花瓷所署款识很特别，即在外底祭蓝釉地上以白色泥料书写楷体六字双行外围白泥双圈款（图二十三，1、2），款字笔道凸起，这种蓝釉白泥款为成化朝瓷器上所独有[13]。

清道光室名款
清道光时期景德镇瓷器上的室名款所见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慎德堂制”款。

其他带“堂”或“堂制”的有：筑野堂、种德堂、敬畏堂、敬修堂、听雨堂、行有恒堂、嘉乐堂制、嘉荫堂制、浩然堂制、惜阴堂制、皆山堂制、庆宜堂制、寸古堂制、种芝堂制、乐古堂制、公勤堂制、经堂制、厚植堂制、巨德堂制、养和堂制、精进堂制、眉寿堂制、退思堂制、珠琳堂制、求谦堂制、锡庆堂制、敦厚堂制、荣瑞堂制、一善堂制、履信堂制、聚庆堂制、监庆堂制、约己堂制、玉庆堂制、青莲堂制、静镜堂制、墨缘堂制、陶陶草堂制、多福多寿堂制、睿邸退思堂制等。

带“斋”或“斋制”的有：湛静斋、十砚斋、知不足斋、道光年制十花斋、愿闻吾过之斋、宁晋斋制、宝善斋制、德诚斋制、慎静斋制、思补斋制等。

其他有：百寿堂记、九思堂置、双清阁制、挂月山庄、锄月山庄、坦斋珍藏、夔斋监制、养性轩、古月轩、尘定轩、自治轩、竹韵山房、云溪精舍、春江花月楼、百福楼、胡海楼、绛月楼、晋甄吟馆监制、冶春吟馆、睿邸清赏、丛香书屋、天香书屋、古香书屋珍玩、友棠浴砚书屋、澹怀室、瞿之室制、观莲舫制、完颜宗祠、慧福寺等。

明清瓷器落款一览表中国(含明清)瓷器落款一览表2017-06-16 10:27:56A-A+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

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属目的成果。

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迄今发现的“官”、“新官” 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 200 件。

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

器型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主。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

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 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

窑址发掘出土的，以 1985—1987 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

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

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 件，均为白釉瓷器。

其历年来调查采集 2 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 年发掘出土 15 件，其中“官”字款 14 件、“新官”字款 1 件。

中国历代瓷器款识（三）清乾隆旭华堂藏和辉堂制嘉荫堂制湛恩堂制成信堂制凝和堂植本堂制彩华堂制彩润堂制彩秀堂制致远堂制敬修堂制敬畏堂制宝恩堂制澹宁堂制惜阴堂制荣瑞堂制敦睦堂制明远堂敬慎堂静镜堂诚信堂敦叙堂雅⾬堂述古堂述德堂曙光堂制禄寿堂制瑞德堂制筑野堂制思荣堂制裴孝友堂裴逢吉堂忠信堂制资善堂制斯⼲草堂椿荫堂养和堂制师古堂制庆宜堂制六谦堂制致和堂制乐静堂乐善堂恭寿堂制恭寿堂宗祠⼷好堂清赏古⾹斋宝晋斋宝善斋宝啬斋宝啬斋藏有正味斋宁晋斋宁静斋宁远斋澹宁斋制百⼀斋德诚斋经斋觉是轩妙⾹馆制九畹⼭房百⼀⼭房蜿委⼭房⽂⽯⼭房红荔⼭房对屏⼭馆乡麟楼制市隐楼制宝机楼制⽟杯书屋浴砚书屋正谊书屋内府珍藏荔庄啸园东园略园潭柘寺供听松庐听云⼭主⼈馆七⼗⼆鸳鸯社昊⼗九制壶隐⽼⼈壶隐道⼈瑶华道⼈泉制唐英唐英敬制唐英俊公⽒唐英隽公俊公沈阳唐英沈阳后学蜗寄唐英敬录沈阳唐英敬制钦命榷陶使者沈阳唐英敬制蜗寄唐英制榷陶使者唐英制督陶使沈阳唐英题蜗寄居⼠古柏堂蜗寄居⼠清赏蜗寄题沐斋沐斋居⼠制陶成居⼠制古泉堂陶成居⼠陶成堂印陶成堂制陶成堂印陶铸陶榷甄陶雅玩乾隆甲⾠俊公赠品陶⼈榷陶呈星使蜗寄⽼⼈唐英之印隽公⼄因雅制瞿宝珍⽟锋⽯林陶珍韩睦宗清嘉庆懋勤殿彩华堂制彩秀堂敬畏堂制种芝堂制志勤堂庆宜堂制事敬堂制寿颐堂制诚信堂⽟庆堂制嘉荫堂斋⾕⼭⼈造嘉荫堂制嘉荫堂藏⼀善堂制植本堂润碧轩制澄怀轩藏春江花⽉楼素织⼭房永源成记完颜⽒俊公⾃制福海珍藏佩珂监制清道光嘉乐堂制精进堂制养和堂制巨德堂制厚植堂制经笥堂制公勤堂制乐古堂制种芝堂制存古堂制庆宜堂制皆⼭堂制惜阴堂制浩然堂制嘉荫堂制崇礼堂制定府⾏有恒堂珍赏⾏有恒堂退思堂制邸退思堂制慎德堂制退思堂德斋主⼈珠琳堂制求谦堂制锡庆堂制眉寿堂制敦厚堂制荣瑞堂制百寿堂记陶陶草堂监制⼀善堂制履信堂制聚庆堂制多福多寿堂制了孙传代留余堂监庆堂制约已堂制⽟庆堂制青莲堂制听⾬堂敬修堂敬畏堂种德堂观莲舫制承启堂李⽒宗祠静镜堂制九思堂制墨缘堂制筑野堂居梧堂双清阁制桂⽉⼭庄锄⽉⼭庄宁晋斋制宝善斋制德诚斋制慎静斋制愿闻吾过之斋湛静斋⼗砚斋思补过斋坦斋珍藏夔斋监制思补斋制知不⾜斋道光年制⼗花斋斋性轩古⽉轩尘定轩⾃诒轩制清顺轩⽵韵⼭房云溪精舍春江花⽉楼双照楼制寿春楼藏百福楼胡海楼绛⽉楼晋甄吟馆监制冶春吟馆邸清赏从⾹书屋天⾹书屋遗安书屋古⾹书屋珍玩友棠浴砚书屋澹怀室瞿之室制完颜宗祠慧福寺古潞李⽒梅坡制解⽵主⼈制造学⼭⼩筑正斋主⼈赵之谦查⼩⼭制熊⽒壁⾂仿古养园仿古道光年冯⽒制沈恰如制健庵雅制福英供奉佛天珠峰祝岭雅藏乐敬字置琴南⼿制仙源陈国治作道光⼆⼗四年定王府制道光已⾣⾏有恒堂主⼈制道光庚⼦年定王府制道光⼄已年定王府制定府⾏有恒堂珍赏道光丁未春定府⾏有恒堂制道光丁丑秋九⽉善宝属陈国治作王炳荣李裕元马衡和宋⽟峰制醴渠⾃制醴泉⾃制清同治体和殿制乐寿堂慎思堂制诒⾕堂制务本堂涵德斋制敬顺斋制慎静斋⽵雪轩晋砖吟馆监制王炳荣作李裕成宝胄第制清光绪储秀宫制长春宫制⼀善堂⼤清光绪春怡堂制慎德堂制⽢泽堂制退思斋愿闻吾过之斋光绪丁未⽟海堂仿⼤雅斋嘉泰松轩陶法宝俭存斋恕斋清玩⼀百⼆⼗畦芍药园主制聚厚轩燕赵悲歌之⼠孔⼦后四⼗⼀葵卯制汀源郑⽒⼦孙宝⽤乐道堂主⼈制熊⽒壁⾂仿古澹园居⼠素云道⼈光绪戊盐城宋锦桂画样景德官窑做造贵池南⼭村刘⽒聚学轩永宝⽤清何朝春许云麟许裕源博及渔⼈许云麟制珍如⾦记顺和苏记源益店⼤昌宝⽟如璋来禽黄炳霍来冯铁来瑞号民国居仁堂制（袁世凯所⽤）颐寿堂乐古堂怀仁堂制静远堂制（徐世昌所⽤）⾕冶堂寿护草堂主⼈⼤德堂制慎德堂制昭德堂制退思堂制延庆楼制（曹锟所⽤）⽵清⼭房藏经⼭房⽵肃⼭房碧云⼭房澄怀园惟⼀斋古松斋觯斋（郭葆昌所⽤）乐陶斋如意馆陶陶斋（王琦所⽤）饮冰斋（刘⾬岑所⽤）觉庵（刘⾬岑所⽤）佩古斋（程意亭所⽤）古⽯斋（⽥鹤仙所⽤）古欢斋（潘陶宇所⽤）再思轩（刘希任所⽤）⽯庐（染兑⽯所⽤）希平草庐（王⼤凡所⽤）栖碧⼭馆（徐仲南所⽤）平⼭草堂（汪野亭所⽤）彤云⼭房（汪晓棠所⽤）晴窗读书楼（邓碧珊所⽤）亦陶斋（张志汤所⽤）清平画室（余翰青所⽤）愿闻吾过之斋（王步所⽤）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制汪友棠汪晓棠汪照藜汪云⼭汪洋汪少亭汪⼤沧汪以俊汪少平汪⼩亭任逢瑞萧靖初潘祖熙潘陶宇潘庸秉许上礼陈雪岩陈德明罗⼦林莲溪陶叶震嘉何许⼈陆云⼭程⽔⾦程云农程⼦其李明亭王云泉王锡良王⼤屏王倚之王晓帆邹洁争⽂侯争国钧余⽂襄柳兰亭魏墉⽣邓肖禹邓碧孙邓重明涂菊亭毕伯涛朱明朱受之冯⼤陀万云岩章仕保张松涛张志汤张沛轩熊梦亭熊作仙熊⽂融曾福庆段⼦安丽泽轩黄晓村董师曾⽅伯卿⽅云峰吴俊吴寄甄饶华阶黄发顺钱仲明孙⽉轩徐韵泉徐天梅郑效维杨鸣皋余翰青余⽵青余见⽥余磊青余鹤筑刘⾬成刘仲卿刘希任刘希⽟游海滨娄观涛河头居⼠胡邦浩⽯宇初⽯奇峰⾄云主⼈姜梦神。

明代各朝景德镇瓷器款识特征，值得收藏明朝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也是景德镇瓷器走向繁荣昌盛的时期。

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

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

明代共有十六个皇帝，用过十七个年号，但景德镇官窑瓷器款识不是每一朝都有。

朱裕平在《明清陶瓷》中说：明洪武，官窑虽建，但未见洪武年号款。

十五世纪中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至今未发现一件带有年号款的官窑器。

万历后期官窑停烧，天启，崇祯年号稀少。

因此，明代官窑器上年号款识唯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八朝。

明代是从永乐开始出现年号款，以后便成为定制。

永乐年号款为”永乐年制“四字篆体，或用青料书写，或在胎骨上刻饰，再用透明釉罩盖。

器物多为碗，盘等类，釉色以青花，白釉，红釉等居多。

宣德时期，官窑器上普遍书写年号款，款式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大多数为楷书，也有与永乐一脉相承的篆书款。

文字排列有直行，竖行，六字行，四字行，两行竖，三行竖等，款识外常围有单线圈，双线圈，花瓣，单框，双框等。

楷书”德“字，”心“上不写一横，”德“字两半偏旁比例不协调。

字体风格深受明初书法家沈度的影响。

成化时官窑年号款多为”大明成化年制“和“成化年制”两种。

成化朝达22年，但款识风格相近，用笔圆润有力，落笔处均无虚尖。

成化民窑款有“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明成化年造”两款。

多为楷书，但与官窑字体有别。

其中“化”字书写较别致：字的左边单人旁中的一撇长而刚劲，撇下的一竖较短；右边的“七”旁，笔划转折有力而呈锋刃状。

弘治年号款有“弘治年制”和“大明弘治年制”，楷书款识，笔画平直，布白均匀，字体方正。

弘治民窑纪年款，有“大明弘治年制”和“弘制年造”两类。

字体稚拙，与官窑款相去甚远。

正德官窑年号款以“正德年制”和“大明正德年制”为主，其中“正德年制”，器身上除楷书年号款外，亦有波斯文，藏文，八思巴文等。

瓷器里的那些款儿之堂名款中国瓷器上的款识种类非常多样，除了大众熟知的“大明宣德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等等这类年号款外，还有一种被称之“堂名款”的款识。

清乾隆粉彩三狮纹大碗（“红荔山房”款）观复博物馆藏“堂名款”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堂号名称落在瓷器之上。

说是堂名，但其内容并不局限于“某某堂”，凡亭、轩、楼、阁、殿、斋、居、室等等名称均可归入其中。

比如“雨香斋”、“惜阴堂”、“竹石居”、“朗吟阁”、“正谊书屋”、“红荔山房”、“懋勤殿”等等。

清乾隆粉彩三多纹水呈（“惜阴堂制”款）观复博物馆藏堂名款的流行大概是从明代的中后期，尤其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大量出现，明末清初越演越烈，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还很流行。

堂名款类的瓷器大部分都是私家定制品。

一些有身份的王公贵族，以及有品味的文人雅士们，为了超凡脱俗，与众不同，不愿使用市场上大众的商品瓷，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定烧。

为了区别和突出自己，就把自家的堂号写在上边，慢慢的成为了风尚，这种风尚甚至影响到了宫廷。

清代入关以后的许多皇帝，个个都是文人风骨，平时也喜欢写写字、作作诗，给宫里、园子里的建筑起个风雅的名字。

看着各处使用的官窑都写的是“某某年制”的年号款，千篇一律觉得太乏味，也开始要求御窑厂工匠，可以按照不同地点、场合使用的瓷器，书写不同的堂名款。

清道光《道光皇帝读书像》故宫博物院藏如此说来，堂名款瓷器都是皇家、贵族或文人所定烧的，所以质量往往更佳，品味也更高，数量也相对稀少，对于收藏来说也更具价值。

清道光粉彩花卉纹盖碗一对（“乐古堂制”款）观复博物馆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更认可写各种年号款的瓷器。

通过近些年的许多拍卖记录对比便知，同样类似的两件东西，写年号款价格就会比写堂名款的高出几倍，甚至更多。

分析这个现象最重要原因，可能与大部分人不了解堂名款中所涉及的堂号及其背景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们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堂号到今天大多只剩个名字了，建筑早已损毁无存，连史籍里也很少有详细的记录，大众对其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