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是腐败重灾区

腐败问题治理经验交流材料近年来，省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共受理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信访举报710件次，立案查处113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1人，移送司法机关15人。

从受理的信访举报和查处的案件看，其表现形式主要有：行政腐败.一是玩忽职守。

有的基层领导干部要求不严，对干部职工违纪违法行为熟视无睹，放任自流，造成集体财产流失严重.有的基层干部缺乏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行政不作为，认为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

个别基层干部失职渎职，甚至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致使有些司法案件久侦不破、久拖不决，甚至黑白颠倒、助纣为虐,给人民群众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二是徇私舞弊.有些基层干部不能秉公办事，而是凭感情、靠关系办事，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在低保资金的发放上，亲情救助和贿赂性救助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在工程发包、招投标、质量验收、工程款拨付等环节敛财；部分基层站所及其工作人员徇私枉法，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腐败.一是侵占集体“三资”。

有的村干部以跑项目为名公款吃喝、白条入账，财务管理混乱；有的私自处置集体资产资源，所得占为己有；有的强包工程，能干的自己干，干不了的转给别人，从中谋利。

二是截留挪用。

一些地方在社保统筹、合作医疗、民政救助、种粮直补等方面,政策不公开，落实不到位。

一些基层干部利用审批和经办之便，虚报冒领,优亲厚友,搞关联交易，甚至贪污、截留、挪用等等。

三是强拆强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已成为腐败的“高发区"。

一些地方利用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违规圈地、以租代征等。

生活腐败.一是有的基层干部无视群众疾苦，公款大吃大喝。

一些无任何集体企业、经济基础薄弱的村组，招待费数额高得惊人。

有的以“工资低、工作辛苦”为由，巧立名目，滥发补贴.二是公款消费使行政经费呈跳跃式增长势头。

有的乡镇干部竞相攀比配备专车，购车、燃油、维修等费用成为行政性经费支出中一大项目，公款旅游则从国内到国外，一些干部在外吃喝玩乐也用公款报销。

一把手监督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一把手监督是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中的一种重要管理形式，其作用主要在于发挥领导者的决策及管理水平，促进组织的发展。

但是，这种监督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到组织的正常运行，还会导致不良影响的扩散，因此，在一把手监督中，必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权力过于集中，可能会导致腐败的问题。

在一把手监督下，一部分领导者可能会过度集中权力，这样可能会导致一些不法分子的滋生，进而形成腐败现象的发生。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建立严格的机制，明确职责、权利，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同时就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于不遵守规定的人要进行严惩，以此来遏制任何腐败行为的发生。

二、一把手监督可能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在实际工作中，因为领导的权力过于突出，某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不履行职责、行动迟缓等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明确职责，完善协调机制，以便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此外，我们还应该建立培训制度，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使管理更加科学、有效。

三、一把手监督可能会导致信息不完全传递。

因为领导的权力过于集中，某些领导人可能会忽视下属员工的意见，而对于领导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下属员工也可能会不加理会。

这样可能会导致信息沟通不顺畅，进而影响工作效能。

因此，在一把手监督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加强信息的双向传递，保证信息的传递和接收都畅通无阻，确保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一把手监督虽然在工作中有其重要作用，但它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加强监督、管理，建立科学完善的机制，推进信息的双向传递，让工作更加高效，更加科学。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果，实现组织的发展目标。

心得体会：落实“三重一大”制度，规范基层“一把手”行使权力在现有体制环境下，受干部任命制和“一把手”负责制的影响，工作责任过分集中到“一把手”的同时，权力也过分集中到“一把手”身上。

基层“一把手”多是集人、财、物权于一身，权力很大。

由于权力过分集中，有的基层单位“一把手”将权力“个人化”、“绝对化”、“神圣化”、“家长化”了，权力大得忘忽所以，在他们心中没有法律政策观念、没有人民群众观念，有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自己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可以自行扣干部工资、停干部职务、变相搜群众身子、变相限制人身自由、违法制定“土政策”、随意“暗箱操作”等等。

很多干部职工与单位“一把手”之间演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

谁要是得罪了单位的“一把手”，那就只得自认倒霉，工作分不到好岗位，福利待遇得不到保证，年终评不了先进，想提拔想进步更是免谈。

正是基层“一把手”的权力不受制约，缺少监督，“一把手”成了反腐败工作的重灾区。

单位的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人事变动、财务支出和其他重大事项的决策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给“一把手”权力出租带来了很大方便。

据统计，某县纪检部门近五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80%以上与基层“一把手”有关系。

201X年以来，为把基层“一把手”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各县市区按照上级的要求，相继制定了《“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简称《“三重一大”制度》。

“三重一大”制度从八个方面对单位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和大额资金使用的决策作出了很严很细的规定，包括调查论证制度、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末位表态发言制度、票决制度、会议记录签字制度、会议纪要制度、决策旁听制度和决策公开制度。

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四年多来，基层“一把手”的权力得到了部分规范，也受到了一定监督和制约，但预防腐败的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三重一大”制度设计很科学，但执行起来很困难，很难严格按照制度的要求进行操作。

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单位“一把手”不欢迎不支持对“三重一大”制度的执行，单位“一把手”是口头上赞成，表面上支持，真正执行起来是大打折扣的。

监督学案例新中国反腐败第一案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解放，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决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

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

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在决定作出后，一场规模浩大的“三反”运动就此展开。

“三反”运动期间，中央陆续收到各地报来的情况。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

报告列举了前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专员张子善贪污腐化的事实。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均已二十多年，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

但是，刚一解放，他们就违反法纪，背叛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与此同时，各地的情况也陆续上报到中央。

在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额15亿元。

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仅一个公安分局就因受贿而将674个反革命分子释放或者取消管制，此分局的干部、警士收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

西北局检察院、法院、纪检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

西南区从1950年1月到1951年7月，据不完全统计，贪污渎职案1400件，案犯3317名，共计盗窃国家财产110亿元以上，粮740余万斤，总计款200亿元以上。

困扰反腐败的十大难题欧可智回顾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30年的光辉历程，让人无不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历史成就备感欣慰，同时，也为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特别是一些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成为困扰反腐败的“短板”。

这里梳理列举反腐败10大难题，以求深入思考，不断探索解决的新思路新举措。

一、最难监督的群体——一把手前不久，人民网调查显示，85.3%的网友认为，现在的县委书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上做得不足。

也难怪，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把手”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有的地方查办的领导干部案件中，60%以上是“一把手”。

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全国有18个交通厅(局)长因腐败而落马，而河南更是创下了连续3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纪录。

“一把手”出事，往往带坏一批人，带乱一方风气，严重影响一地发展，使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

辽宁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党政部门的“一把手”。

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其中县市和市属单位“一把手”30余人。

湖南郴州官场地震也是一个样本，市委书记、市长、市纪委书记腐败，牵出158名官员和企业老板。

“一把手”最难监督的要害，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

无论在一个地方或单位，人、财、物权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

从领导班子的结构看，“一把手”高度集权的体制，使班子成员难以监督；从权力运行过程看，“一把手”权力运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子成员也不知道，群众更不知情，无从监督；从授权关系看，上级对“一把手”重任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从监督机构权限看，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无法监督。

虽然有的地方也制定了诸如“三重一大”集体决定制度，“一把手”不直接管人财物等限权制度，实际上不过是形式的改变，有的纯粹就是“一把手”作秀。

社会转型期“第一把手”腐败现象的确很严峻（一）“在我们的‘一把手’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胡锦涛2004年2月17日召开的中纪委“二次全会”的发言中，在提及《国内动态清样》第394期的一篇题为《国贫小县出巨贪》（反映的是吉林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李铁成的贪污情形）的报道，胡锦涛脱稿愤怒质问道：“在我们的‘一把手’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当今腐败为何那么严重？形势为何总是那么严峻？就是与“第一把手”腐败的严重联在一起的，人民反映亦非常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直接关系人心向背。

所以，“第一把手”腐败问题，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而且在实践中也是一个大难题。

所以，中央也特别重视这个“第一把手”腐败问题。

“第一把手”腐败的严重，的确是已经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程度了。

那么，什么是“第一把手”呢？人们日常所说的“第一把手”有二种含义：一是指一个单位或部门中的真正“第一把手”，如陈希同、胡建学之类的；二虽不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是，却是很有权势的真正“实权派”，如成克杰、胡长清之流，成克杰虽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胡长清虽非江西省的“第一把手”，但在其所管部门中所具有的权力来说，却是货真价实的“第一把手”。

此外，我这里所说的“第一把手”不仅是指位高权重的、厅级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还包括那些握有实权的“地方性高级干部”。

的确，提出“将对‘第一把手’的监督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若放在过去，不是被认为别有用心就是立场有问题，一个形而上的逻辑是：“第一把手”都是经过党组织部门左一关、右一关考察过的，都是往往被认为是“德才兼备”的才被选上的，都是让党放心的接班人，怎么能轻易怀疑，甚至还要对他们监督，这不是在怀疑党的领导（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又是什么？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形而上学得可笑，然而却是过去人们思想和现实中的一种存在。

（二）“第一把手”出震惊全国人民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见怪而不怪的问题了不过，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第一把手”出问题、出大问题、出震惊全国人民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见怪而不怪的问题了。

“一把手”更要用好权利的“双刃剑”昨天起，中纪委网站开设专栏，集中公布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

据记者初步统计，超半数地区、单位整改通报中提到了不同级别的“一把手”出现问题，局级干部违法违纪屡见不鲜，“个别地方和单位存在‘一把手’说了算”（宁夏），甚至“‘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呈上升趋势”（山东）。

此外，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违规带病提拔干部等也都是各地区、单位巡视和整改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人民网10月11日讯）作为领导干部，大大小小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特别是“一把手”权力更加集中。

甚至，一个地方风气的好坏和发展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一把手”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

从实践看，由于权力制约不力、监督乏力，少数主要领导干部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尤其是个别“一把手”滥用权力，习惯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一言堂”，甚至一手遮天。

权利是一把“双刃剑”。

秉公用权，可以造福人民，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为掌权者带来威望、带来荣誉；以权谋私、滥用权力，就必然导致腐败，进而身败名裂，为人民所唾弃。

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如果在权力观上出现偏差，没能认清楚权利是一把“双刃剑”，只把权力当作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滥用，滑向腐败的深渊。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党和人民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每一名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都要经常想一想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从那里来、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

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没有想清楚、想正确，手中有了权力就忘乎所以，以权谋私，为所欲为，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把自己的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自觉管住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避免权力异化，确保权力使用不偏离方向。

作为“一把手”，党和人民赋予了更大的权力，更是要运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尽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一把手权力无限大——官员集体行贿县委书记的背后近日，甘肃和安徽两地前县委“一把手”相继落马，令公众对“窝案”式腐败的关注度，陡然升温。

6月18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甘肃省华亭县原县长、县委书记任增禄因收受贿赂991万余元，另有411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不同寻常的是，同案居然牵涉了129名华亭县官员，几乎覆盖该县县委、县政府以及各乡镇政府机关，交织出一张触目惊心的“行贿买官”网。

无独有偶。

8月14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安徽省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收受贿赂案。

检方指控，其在任职萧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共收受贿赂109起，价值共计约2000余万元。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毋保良案起诉书涉及66名行贿者，几乎覆盖了萧县所有的乡镇和县直机关，还包括萧县四大领导班子的成员。

一个小小的县域内，居然向“一把手”行贿升官成了“一窝蜂”。

66人，129人，持续上浮的行贿者数字，令“围观”公众的神经不断遭到挑战。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截至发稿，对两起“窝案”的新闻报道接近400条，微博讨论达6000条。

其中，1000条网民意见经抽样分析后显示，近七成（67.8%）表达了对“一窝端”式反腐的某种焦虑。

网民“我要法网”困惑地说：“腐败不再一小撮，要死就是一团伙？”网民“陕北笑笑生”直指，“官官相护、官官相提”已结成一个有“大实惠”的小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对“全县无死角”的官员行贿现象，网民“左小刀”评论：“不曝能猜到，一曝还是吓一跳。

”据媒体披露，在毋保良案中，四大领导班子向该县“一把手”的行贿理由是：“为了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

而在任增禄案中，129名涉事官员的行贿目的，七成都与职务调动和升迁相关。

“为什么全县官员都把赌注押在"一把手"身上？是用人制度的问题，还是权力监督的问题？”中青舆情监测室发现，近五成（48%）网民对两起腐败“窝案”的审视，正在进入制度层面。

“一把手”的监督难点及对策作者：石学峰来源：《党政干部论坛》 2018年第5期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能否成功解决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是事关反腐败斗争能否真正深入并取得明显成效的重大问题，也是新时代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的重大课题。

当前，我们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尽管力度不断加大，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较大的实际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亟需提出有效对策。

一、对“一把手”监督的难点目前，我们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虽然成绩斐然，但依然存在监督难问题，突出表现为对“一把手”的决策难监督、用人难监督以及使用资源难监督。

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一把手”地位特殊，赋权过重过多“一把手”在整个领导班子中位居首位，处于“班长”位置，是整个领导班子中的“帅”。

上级部门在让“一把手”负总责的同时，也往往强化了“一把手”的权力，授予了其更重与更多的权力。

在很多地区、很多单位、很多部门，党政“一把手”大都由同一人担任，有的“一把手”甚至身兼多职，许多重大事项，“一把手”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还是监督者。

最为重要的人权、事权、财权、物权往往都揽在“一把手”个人手中。

这种对“一把手”赋权过重过多的问题，直接致使许多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都对“一把手”产生依赖，由此造成唯“一把手”意见是从。

（二）监督结构不平衡，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松一是自上而下监督太远，往往是“雾里看花”，不能精准监督“一把手”。

自上而下的监督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都难以克服和逾越的障碍。

一方面，从主观层面来看，由于私心使然，有的上级往往不愿监督下级“一把手”。

比如，有的上级与下级“一把手”之间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订立“攻守同盟”，一旦“拔出萝卜”将会“带出泥”，因而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而且还千方百计和想方设法阻碍对下级“一把手”进行监督。

另一方面，从客观层面来讲，上级与下级“一把手”之间的层级越多、距离越远、分工越细，就越鞭长莫及和越难全面深入掌握下级“一把手”情况，监督力度就越薄弱。

一把手存在的问题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在单位或组织中拥有较大的权力，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

决策主观性强：一把手在决策过程中往往缺乏充分调研和听取意见，导致决策主观性强，缺乏科学性和民主性。

官僚主义作风：一把手可能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不注重实际效果和群众利益，只关注形式和程序。

缺乏监督机制：一把手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

针对这些问题，以下是一些建议：
建立健全制约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制约机制，防止一把手滥用权力，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加强民主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不同观点，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转变工作作风：一把手要转变工作作风，注重实际效果和群众利益，避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加强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监督，防止腐败和不正之风的发生。

总之，解决一把手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加强制度建设、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监督机制等，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和群众利益的实现。

充分认识当前我国反腐败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当前我国反腐败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我国自1993年开始全面反腐，每年都会有一宗宗腐败大案曝光，特别是自2003年起，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查处了大批高级干部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违法犯罪案件，一批贪官庸官纷纷落马。

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国家工作人员的违纪违规、违法犯罪案件频发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反腐败的形势还十分严峻，具体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职务犯罪案件发案率高，大要案件呈现多发趋势。

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n79人。

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7594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2n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

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

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

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含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

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

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增加2%。

上述数据充分说明我国职务犯罪仍处于高发期，腐败现象总体呈现恶化趋势，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的是，由于职务犯罪智能化、隐蔽性的特点导致其存在较大的未暴露的“黑数”。

如果将这部分“黑数”计入，那么我国职务犯罪的恶化趋势可能会更严重。

（二）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职务犯罪危害程度呈现加深趋势。

就个案而言，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大案；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百万元以上大案已不为鲜见，千万元以上大案也不断浮出水面。

进入21世纪后，党政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金额不断攀升，如胡星受贿案，受贿金额高达4000万元；原湖南省郴州市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元；2008年10月23日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经审理查明，姜人杰受贿共计人民币1.0867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其中单笔受贿高达8250万元。

人格畸变是一把手腐败的重要心理因素作者：暂无来源：《廉政瞭望》 2020年第19期文侯为刚在缺乏有效监督之下，一些地方一把手发展成“一霸手”的趋势较为明显，更易成为腐败高危、高发群体。

一把手人格在比较心理的刺激下逐渐畸变，从而成为导致一把手产生腐败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交易型人格对一把手腐败行为的催化最明显、影响最深远，“经济寻租”的高发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享乐型人格、两面人、专断型人格、强迫型人格、自恋型人格、超然型人格对腐败行为的催化依次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权力对政治人格的塑造“郡县治，天下安”的观念作为大一统国家建构的政治经验延续至今，县治在地方治理中承担着基础性功能。

县域一把手掌握着除军事、外交以外的各项权力，所享有的权力和发挥的影响力是同级别其他政治精英难以企及和无法比拟的。

因而，一把手作为县治的核心竞争力和驱动力，其政治人格特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县的发展和走向。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县治处于国家治理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一把手群体地位特殊，权力集中且接近群众。

近年来，随着反腐高压态势的持续，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而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近年来被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上看，一把手所占比例约为四成。

根据各地落马一把手的忏悔录及其他报道材料，一把手的腐败问题集中在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同时大多涉嫌犯罪。

然而，一把手作为县治的核心角色，往往拥有较高的施政经验和理论水平，同时作为县域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需要发挥廉政的带头作用，对腐败形式及其后果自然十分清楚，但在监管体系日益完善的制度环境中，为何一把手仍会相继坠入腐败深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禁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一把手人格与其腐败行为的关系层面，即尝试着揭示一把手人格的畸变导致其腐败的因果机制。

政治人格是人格的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其基本要素包括个体独立意识、参政意识和政治技能。

一把手人格畸变，顾名思义是一把手人格出现失调、病态等异化现象，处于一种腐蚀、衰败的消极、非健康状态。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第一篇：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一、“一把手”腐败的现状及特点近年以来，党政一把手违法违纪的案件不断增加，在领导干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而此现象也引发了民众的热烈讨论与强烈反响，人们都在思考到底该如何来防治我国的政治腐败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问题。

仔细看一下近年的“一把手”腐败问题，我们会发现“一把手”腐败的比例是逐渐上升的。

据统计, 1998 年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一把手”的比例占了42.1%；2003 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案件中“一把手”占了55%;2004 年查处的16 名省部级干部中“一把手”也占一半左右;同时“一把手”腐败日益向“高层化”发展；除此之外，“一把手”腐败的金额是越来越大，案情也是越来越严重，部分还伴随着一种家族式腐败现象。

虽然近年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很大，也揪出了一批贪官污吏，严惩了很多违反党纪国法的高级官员。

但是腐败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一直存在并有蔓延的趋势。

根据中纪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数据，从建国到1978年，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零。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省部级高官腐败的现象。

1982年以来，纪检检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官员401人，其中涉嫌腐败并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达57 名，最终判刑的有46名。

1990到1999年之间，经全国法院审结的省部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就达69，平均每年有6名省部级高官受到审判。

且这种数量是不断上升的，从1988年到1992年5年时间里，被检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高官有5名，而1993年到1999年又查处了6名省部级干部，仅2000年一年就有7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出。

由此可见,我国政治领域的“一把手”腐败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当前的条件下, 如何实施对权力特别是对一把手权力的有效监督,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如何建立完善的党内监督机制, 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确保权力的有效运行, 进而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 已是刻不容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３－０８作者简介：王丛虎（１９６８－），男，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廉政建设与公共资源交易；刘闻博（１９９８－），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廉政建设与公共资源交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一体推进研究：本土理论、成效评价及策略提升”（项目编号：２３ＡＺＤ０７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统一平台运行下公共资源交易腐败治理机制：模型检验及实现路径”（项目编号：７２２７４１９９）。

第５６卷 第５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９月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ｅｐ．２０２３　晋升路径、经济增长与一把手腐败问题———基于２６５个地级市数据的经验证据王丛虎　刘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一把手”“关键少数”的监督难题，市委书记与市长作为典型的“一把手”与“关键少数”，一旦发生腐败将会带来极大损失。

然而，现有研究对这一“关键少数”群体的腐败发生机制不甚清晰。

本文结合日常活动理论与多层级委托代理中的共谋理论建立分析框架，从腐败动机、腐败机遇、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四个维度来锚定诱发一把手腐败的主要因素。

在微观层面，我们主要关注地方党政一把手晋升路径对其腐败可能性产生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我们以任职前地方经济增速作为一把手腐败的主要解释变量。

为了对日常活动—共谋框架进行实证检验，我们收集了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期间曾担任过地级市党政一把手半年以上的所有官员作为观测对象，依次使用ｌｏｇｉｔ和省域固定效应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空降型、轮换型、本地型一把手依次具有更高的腐败几率。

若党政一把手任职于经济增长较快的地级市，其腐败落马几率将显著提高。

为何一把手易贪腐笔谈?修养为何一把手易贪腐口祝福恩2O萎败坏了党的形象,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有些一把手如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把民主集中制当成一种摆设,当成通过个人意见与想法的程序,他这个一把手把自己当成班子中的霸主.权力运行上——一把抓.有些贪腐的一把手对权力,特别是对人财物等实权十分眷恋,不讲班子分工,把实权全部抓在手中.有的专家学者曾对走上犯罪之路的一把手做过理性分析,指出这些人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不讲究班子的团结与分工,人财物实权一把抓或一把搂,就是不管虚的机关党建,信访和难办的民生工作.监督制约上——一空文.许多一把手的岗位成为重灾区或高危岗位,与对其监督失控是分不开的.目前,尽管中央及有关部门对权力监督制约问题十分重视,但由于体制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使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可以说是一纸空文,贴在墙上,讲在嘴上就是不管用.结果在现实中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虚,纪检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新闻监督太弱.在客观上助长了一把手的贪腐.对此,山东省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得很直白,官当到我们这个程度,就没有人监督了.无人监督也就无法无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这表明我们的体制,机制对一把手权力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存在许多问题.腐败主体上——一家人.近些年由于党中央反腐败的高压政策和打击力度,迫使贪腐分子改变了贪腐策略,他们通吃窝边草,即专门收受身边及走得很亲近人的财物,又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家人的团伙腐败,使一家人成为腐败的主体.公开形象上——一假象.有些贪腐分子常常把自己的丑恶面掩盖起来,以廉洁,廉政等假象展示给外界和群众前.如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就是一个将本质隐藏,把假象外现的贪腐分子.在广东工作期间,在人前装廉政,下属收一个手机,他大会小会反复批评甚至大骂,逢会就讲纪检工作人员的廉政,给人以清正廉洁的假象.在人后王华元则上百万,上千万元地收受贿赂.在老家安徽省为退休建了别墅,在墙壁上安放声控的保险柜,其声控的话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还有一些贪腐分子受贿很多钱,但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穿得很破很旧,装得很俭朴.如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及其妻子,收受几千万,一方面向社会上捐献一点小钱,给人以慈善的假象;另一方面吃穿又相当的寒酸, 给人以俭朴的假象.这些人更为狡猾, 奸诈,给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课题, 加大了反腐败的难度.总之,监督并打击一把手的贪腐已成为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任务和重点,对一把手的监督已成为反腐斗争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党中央及有关部门制定并出台了诸多规定和政策,但仍需要深入研究一把手监督制约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督制约机制.■2012:1~p第1期/刊授党校47。

心得体会：落实“三重一大”制度，规范基层“一把手”行使权力在现有体制环境下，受干部任命制和“一把手”负责制的影响，工作责任过分集中到“一把手”的同时，权力也过分集中到“一把手”身上。

基层“一把手”多是集人、财、物权于一身，权力很大。

由于权力过分集中，有的基层单位“一把手”将权力“个人化”、“绝对化”、“神圣化”、“家长化”了，权力大得忘忽所以，在他们心中没有法律政策观念、没有人民群众观念，有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自己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可以自行扣干部工资、停干部职务、变相搜群众身子、变相限制人身自由、违法制定“土政策”、随意“暗箱操作”等等。

很多干部职工与单位“一把手”之间演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

谁要是得罪了单位的“一把手”，那就只得自认倒霉，工作分不到好岗位，福利待遇得不到保证，年终评不了先进，想提拔想进步更是免谈。

正是基层“一把手”的权力不受制约，缺少监督，“一把手”成了反腐败工作的重灾区。

单位的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人事变动、财务支出和其他重大事项的决策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给“一把手”权力出租带来了很大方便。

据统计，某县纪检部门近五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80%以上与基层“一把手”有关系。

201X年以来，为把基层“一把手”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各县市区按照上级的要求，相继制定了《“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简称《“三重一大”制度》。

“三重一大”制度从八个方面对单位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和大额资金使用的决策作出了很严很细的规定，包括调查论证制度、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末位表态发言制度、票决制度、会议记录签字制度、会议纪要制度、决策旁听制度和决策公开制度。

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四年多来，基层“一把手”的权力得到了部分规范，也受到了一定监督和制约，但预防腐败的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三重一大”制度设计很科学，但执行起来很困难，很难严格按照制度的要求进行操作。

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单位“一把手”不欢迎不支持对“三重一大”制度的执行，单位“一把手”是口头上赞成，表面上支持，真正执行起来是大打折扣的。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一直以来，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据专家统计，我国目前在职的部级干部大约是２４００多名，厅局级干部５万名左右，处级干部５０万名左右。

从１９９０年以后，特别是自２００４年开始严格监督和处理官员腐败问题起至今，每年平均有１０名左右的部级干部因贪污腐败落马，而基于同一原因被处理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年均达４００名左右，处级干部更达上千名。

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仅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也就是几乎２００８年一整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１４．４万件，结案１４．３万件，处分１５．１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４９６０人（移送司法机关８０１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６０．９亿元。

但当前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反腐斗争任重道远。

腐败现象呈现如下特点：腐败呈现多发高发势头，而且涉案金额大，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甚至更多。

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受贿达１７９６万余元。

海口市规划局原局长许西茂一案，涉案金额高达４０００多万元。

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副厅长李友灿，仅在２００１年８月至２００３年４月的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就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４７４４．４４万元，平均每月受贿达２２０多万元。

案犯位高权重、一把手腐败案件增多。

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腐败案件总数的５０％，有的地方甚至达到７０％。

一把手已经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影响十分恶劣。

团伙腐败犯罪有所增加。

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串案、窝案、案中案增多。

震惊全国的阜阳中院腐败窝案中，阜阳中院副院长和１０余名庭长先后入案。

广东湛江走私案，涉案人员３３１名，其中公职人员２５９名，８０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厦门特大走私案涉及１０多个省，包括２００多起各类案件，涉案７００余人，其中党员干部３００多名。

沈阳慕马案，牵出１４２起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涉及４００人。

涉案领域宽。

近年来，腐败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这五个领域问题突出，在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案件近５年比前５年增长６１．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