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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我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现状是多样化和数量众多。
从政论节目到明星访谈，各种类型的电视谈话节目丰富了观众的选择。
然而，该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采取对策进行改进。
首先，一些电视谈话节目存在过度娱乐化的问题。
为了吸引观众，一些节目过于强调娱乐性，忽视了内容的深度和真实性，导致节目浅尝辄止，缺乏对社会问题深入剖析和讨论的能力。
对此，制作方应提高对节目内容的要求，确保节目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认知深度。
其次，一些电视谈话节目存在偏颇和偏激的问题。
有的节目主持人或嘉宾存在明显的立场倾向，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和观点。
这种情况容易导致信息的不平衡和观点的偏向性，进而影响了节目的质量和观众的判断力。
对此，有关方面应加强对节目的审核和监管，保证节目的客观性和多元性。
另外，电视谈话节目中也存在一些低俗化和炒作现象。
为了追求高收视率和广告效益，一些节目过于注重轰动效应，以煽动性和争议性议题为卖点，不择手段地制造话题和炒作。
这种情况对观众的思想独立性和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制作方应加强自律，追求以正面的价值观和积极的影响力来塑造节目形象。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对策：1. 加强节目规范管理。
制定相关的行业规章制度，规范节目内容和形式，加强对电视谈话节目的监管力度，提高节目的质量和影响力。
2. 引入专业化的主持人或嘉宾。
确保主持人或嘉宾具备专业素养和公正立场，能够在节目中提供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观点，避免偏颇和偏激的情况发生。
3. 加强节目内容的策划和制作。
节目制作方应注重节目内容的深度和思想性，提高节目制作的专业水平，确保节目能够真实、客观、有深度地讨论社会问题。
4. 加强舆论引导和公众素质提升。
通过举办各类公益活动和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在观看节目时保持理性思考，培养独立判断能力，提高公众对电视谈话节目的认知水平和素质。
通过以上对策的实施，相信我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质量和影响力将得到提升，为观众提供更多有深度、有价值的节目内容。
我国电视访谈类节目存在的问题我国电视访谈类节目存在的问题1.话题选择范围较窄,缺乏自身特色，雷同现象严重节目的选题是节目的灵魂与核心，但是在近些年来的电视访谈节目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节目的话题选择有很多雷同和重复，话题范围较窄，很多访谈类节目在选题方面比较一般，和其他访谈类节目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没有自身明显的特色，而且各个访谈类节目之间有很严重的雷同现象，现代的社会发展中能够引起大众的关注焦点的话题本来就比较有限，而当前我国又存在一大批各种各样的访谈类节目，因此也就导致了可供访谈类节目选择的话题出现了资源不够用的情况，因此一大批的访谈类节目在话题的选择方面出现了千篇一律的一般化现象，这些同质化的选题被各类良莠不齐的访谈节目直接拿过来进行应用，不做任何的加工和创新，也不做任何的深层挖掘，这也使得当前的访谈类节目处于一种多家电视台节目都比较相似的状况，各类访谈节目中出现的雷同现象使得当前的节目内容缺乏新意，形式比较单一而且没有自身的独特个性，例如《杨澜访谈录》的选题就是各类成功人士的人生经历，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话题就是经济，《鲁豫有约》的选题就是家庭、婚姻，《冷暖人生》关注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命运蹉跎，虽然在节目中每期都有不同的嘉宾，但是在节目的话题方面却总是大同小异，选题范围过窄，节目无法向更深的层次过度，不能用更大的视角对社会进行观察，无法更深层的了解人们的需求，缺乏可看性。
2.形式生硬盲目跟风港台地区的访谈类节目大多都对国外的优秀电视节目进行经验借鉴和吸收，而大陆地区的访谈类节目则是对港台地区节目形式进行生搬硬套和模仿，缺乏自主创新性和特色，例如公共频道推出了访谈类节目，那么很快在生活频道、体育频道以及教育频道都会相继推出访谈节目。
尤其是很多地方电视台的访谈类电视节目内容粗俗，定位于家长里短，粗制滥造根本不能为受众提供可以学习和受到启发的内容。
还有一些访谈节目不但在制作形式上盲目跟风，就连在播出时间上也惊人的相似，都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导致在同一时段内各种访谈类节目扎堆播出，观众不知道该选择哪档节目，单纯的克隆节目形式只会造成访谈类节目之间被互相取代，节目的生存空间也在逐渐缩小。
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鲁豫有约》为例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鲁豫有约》为例在近几十年的电视媒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电视谈话节目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重要的传媒形式，电视谈话节目不仅能够展示当下社会热点与文化现象，还能够传播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观。
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电视谈话节目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寻找解决的途径与对策。
本文将以《鲁豫有约》为例，对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首先，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内容浅薄。
《鲁豫有约》作为备受瞩目的电视谈话节目之一，虽然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却频繁遭受质疑。
观众普遍认为，该节目过于注重娱乐化的形式，谈话内容偏轻松而缺乏深度。
为了追求收视率，节目制作方常常选择一些明星嘉宾，而对于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则往往只是一个简短的插曲。
这种过于浅薄的内容不仅无法满足观众对于思想与情感的需求，更无法真正发挥电视谈话节目的社会价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调整节目的取材方向。
制作方该选择更具社会影响力的嘉宾，例如学者、专家、社会活动家等，使谈话节目具备更高的思想性和深度。
同时，在选题上要更加关注社会热点与实际问题，让观众从电视谈话节目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其次，我国电视谈话节目还存在激烈的言语对抗和争斗性表演的问题。
这一现象通常体现在对嘉宾争吵和矛盾的制造与放大上，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节目制作方不惜以争吵和冲突作为焦点，而无视对话的和谐与相互尊重。
这种争斗性表演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理性的思考与信息的传递，还会误导观众，导致错误的价值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节目制作方需要更加注重对话的和谐与尊重。
他们应该为嘉宾提供一个平等和开放的讨论平台，鼓励他们就问题进行理性、充分的讨论与交流。
同时，制作方要加强对节目内容的把控，减少无意义的争吵和冲突，更多地关注对话的实质性进展，从而提高电视谈话节目的质量。
最后，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中还存在缺乏专业性的问题。
电视谈话类节目困难以及缺陷一、电视谈话类节目的诞生1954年美国NBC推出《今夜》栏目,开创了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先河。
中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开始于中央电视台在1996年开播的《实话实说》栏目。
自此,在中国大陆上刮起一阵谈话类节目的旋风,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从此中国电视进入了“谈话”时代。
国内的谈话类节目存活期都很短。
2005年,《实话实说》正式从央视一套“搬迁”至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崔永元则告别《实话实说》。
后来他坦承,当初离开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节目进入了难以突破的瓶颈期。
但崔永元后来另起炉灶的《小崔说事》,也难续《实话实说》火爆的“神话”。
《实话实说》还算幸运地“存活”着,国内更多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却不得不匆匆离去。
如沪上开播不足一年的新闻辩论节目《撞击》,终因收视率差强人意而黯然“下岗”。
一些谈话类节目在短暂的风光之后便黯然退出电视舞台,更多的则还在苦苦支撑着。
其原因主要在于:1.国内谈话类节目题材单一;2.观众对于谈话类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谓众口难调,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受众最为广泛的传播工具,观众对其电视节目总是褒贬不一的。
据统计,我国各式各样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已达数百个,能让人记住的不过是《面对面》、《杨澜访谈录》、《鲁豫有约》等少数名牌节目,而这些节目被记住的原因更多的在于主持人而非谈话内容。
然而,谈话类节目想要吸引观众,想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不在于“谁来说”,而在于“说什么”。
与国内的访谈类节目“短命”相比,国外的脱口秀节目往往经久不衰。
比如开创访谈类节目之先河的美国NBC电视台推出的《今夜》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访谈类节目层出不穷的今天,对国内访谈类节目在制作理念和方式上缺失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二、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困境当然,无论一个节目曾经是如何受欢迎,收视率是如何火爆,都有周期性,先来看一个例子:《奥普拉·温弗瑞秀》是全球最知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名字几乎可以和脱口秀划上等号,不少名流以上她的节目为荣。
电视交谈节目困境与策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电视交谈节目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和表达的平台，也让观众们在视听的同时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娱乐。
但是，在这个信息和娱乐充斥的时代中，电视交谈节目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将探讨这些困境以及应对策略。
一、困境1.节目内容重复，无新意。
在现在的电视交谈节目中，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几乎每个电视台都有着自己的电视交谈节目，但是内容却大同小异，缺乏创新和新鲜感。
这让观众们失去了耐心，对电视交谈节目的评价越来越低，时长也随之减少。
2.节目宾客面熟过多，观众流失。
很多的电视交谈节目，宾客数量较多，但大多是固定宾客，难以吸引更多的人。
与此同时，宾客往往与观众都有一定距离，观众缺乏互动的渠道，很难让观众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从而导致观众的流失。
3.节目制作与播出都存在成本问题。
在电视交谈节目的制作和播出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以保证节目的质量和效果。
但是，由于观众的日益流失以及广告费用的下降，制作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导致电视交谈节目的质量和广受欢迎度都越来越低。
二、策略1.创新内容，注重细节。
电视交谈节目的内容是关键的推动力，只有凭借着高品质的内容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针对同质化现象，电视台可以着手做出变化，挖掘出观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增加透彻评论或直观认识，关注真正发生的事情。
同时，注意细节的处理，可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2.把宾客变成主人公，增加互动性。
把节目宾客与观众的距离缩小，增加交互性，是电视交谈节目要做的关键。
将宾客打造成主人公，让他们的观点和表述更加饱满和有力，为观众提供更多的方面了解和认识。
同样，通过与观众互动，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增加点赞和分享量，进一步提高电视交谈节目的影响力。
3.提高节目质量，采用多项宣传方式。
提高电视交谈节目的质量，是稳定观众人数和提高广告费用的关键，同时，宣传节目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来就不是教条主义者，马克思理论被他进行了本土化的表述和修改，使之适应中国革命的特定环境和规律。
国际上，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可以跟同一阵营的苏联老大哥翻脸，可以和敌对阵营的大佬美国建交，他甚至说他和“美国右派”是朋友。
《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中的很多教诲今天也没有过时，是解决困难的良方。
3.3毛泽东是典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价值观毛泽东思想代表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全部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最重要的思想追求：要斗私批修！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深刻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防止共产党人贵族化。
在他那个时代，干部和群众无等级差别，上下同心，没有超越集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共同为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也以雷霆手段杜绝了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奢望，从刘青山、张子善被处极刑到“老三篇”的全体领导干部群众的反复学习，无一不是为了这个目标。
用今天党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们认定的大行其道的理念来对比毛泽东的价值观，我们就有了认定谁是真正共产党人的标准，就有了长期执政的正确价值选项。
4毛泽东思想对于今天我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时间不算太长，但从他执政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成为战胜一切困难的思想武器，对比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今天我们意识形态快要失落的一些东西，坚持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可以很好的鼓舞起我们在执政过程中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并在其中找到根本的方法！这也正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者急于从我们身上剥下这件马克思主义锐利思想武装的理由所在！欣慰的是从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及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让人民感到毛泽东时代的正确做法又回来了，党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市场和用心在一步步被人们察觉，纸终将是包不住火的，只要我们全体党员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三个自信”，不乱阵脚，假以时日，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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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传媒6审读阅评报告电视谈话节目（t a l k show ,港台地区译为“脱口秀”）因其尊重观众的参与意识，实现双向的心灵共振，强化电视的“贴近”属性而备受追捧。
近十年来，这种新的电视节目形式火遍大江南北，花开神州大地，几乎占据了各种频道黄金时段的半壁江山。
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为代表的一批电视谈话节目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定位，较为成熟的风格以及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它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其较高的收视率也带来了不俗的经济回报。
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壮大过程，也必将是问题和矛盾暴露的过程。
在谈话节目异军突起、火爆嫽人的同时，它们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些先天的不足或后天的缺陷。
因此，谈话节目也成为招致非议最多、令观众失望最多的一种电视节目形式。
各地谈话节目在经过了“大干快上”的活跃期后，近一段时期有所沉寂。
这一现象使人不禁疑问：谈话节目怎么了？它也会像以往的一些娱乐节目形态那样昙花一现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对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番归纳和分析。
一、从思想文化的传承来看，徘徊在“庸俗”与“通俗”之间电视媒介本身是一种教育工具和社会化手段。
“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惟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
”（1）电视谈话节目除了具备沟通意见、抒发情感、增广见闻、放松心情的功能之外，它引导观众求真、向善、尚美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是否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品位，成为衡量电视节目水准的重要尺度。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节目“叫好又叫座”。
然而，万事古难全，“曲高和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观众群不稳定、收视率低会影响节目的生存和媒介机构的经济效益。
（2）因此，追求收视率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不能以损害节目的品位为代价，不能违背我国媒介的性质和宗旨。
当前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过度渴求，我国的某些电视谈话节目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呈现出媚俗的倾向。
这在港台“脱口秀”和内地的一些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猎奇、窥私、宣泄、搞笑，种种庸俗之风甚嚣尘上。
一些电视人也错误地以为这是一种“通俗”的风格，能够满足大众的趣味。
其实，“庸俗”与“通俗”绝不等同。
的确，电视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电视传播的一大优势在于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但这不能成为节目庸俗化的借口，电视提升受众欣赏品位的责任不容推卸。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在思想文化品位和收视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节目“叫好又叫座”，是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一大困惑。
（3）二、从谈话情境来看，行走在“模仿”与“造假”之间我国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在节目样式上存在的问题是理想的谈话情境尚未形成，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真实的谈话状态尚有不小的距离。
目前绝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不是直播，至多是直播状态的录播，节目的节奏、风格、情境被制作者预先设定，谈话人时常放弃真实表达想法的机会以迎合公众舆论，适应“游戏规则”。
（4）更恶劣的是，有时为了使节目好看，迎合观众的心理期待，制作者、嘉宾、现场观众甚至“合谋”，人为制造悬念、冲突，来蒙蔽广大观众。
但是这种程式化的冲突，往往手法并不高明，反而露出马脚，极大地损害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品质和声誉。
因而，在目前的政治文化心理氛围下，要营造出理想的谈话情境，很有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尴尬。
（5）另外，谈话节目样式上还存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
港台电视谈话节目的样式较多地借鉴了西方国家的“脱口秀”，而内地的电视谈话节目特别是人际关系类和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有不少是对港台节目样式的套用和模仿。
因此，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在样式上缺少自己的特色，需要有所创新。
但创新又是困难的。
各类电视节目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谈话节目始终要以谈话作为主要形式，如果吸收的其它形式过多、过于花哨，就会迷失自己，与其它节目形态混同。
三、从话题危机来看，游离于“和谐”与“中庸”之间一般认为，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来说，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项有关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调查表国内电视谈话节目困局剖析李昱200.1228审读阅评报告明，73%的观众认为，电视谈话的话题是决定其是否收看一个节目的最主要因素，尽管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
曾有学者对近年美国具代表性的K una hue Show、O pr ah Show、G a br i e l l e S how三栏节目做过统计，按话题所占比例高低分为七类，分别为：婚姻关系（包括婚外恋、离异、单亲父母与子女关系；再婚家庭以及同性恋、夫妻性生活等非常隐私非常敏感的话题）、社会问题（多涉及社会伦理，如中学生性行为，少年母亲，器官移植，精子银行等）、个人生活观（如以妓女为业且以此为荣的人、遍体纹身且四处穿孔的青年男女等）、医疗保健（着重身心健康，有关医疗卫生和心理健康的内容较多）、休闲娱乐（如介绍影视明星、选美、服装时尚等）、奇闻轶事（如通灵的人、失明多年突然复明等）、其他（包括生活指南、司法治安、儿童教育等）。
（6）我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起步较晚，开播之初，话题停留在比较软性的题材上，主要是关于个人的生活状态，后来题材逐渐广泛，开始关注一些社会热点。
（7）主要可分为以下几大类：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法律法规、环境、体育和其他。
（8）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谈话节目在话题选择方面的匮乏。
我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注重人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即“天人合一”，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人只有在“和谐”中才能保存自我并在“中庸”中求得发展的社会伦理原则已深入人心。
而且，“官方文书系统”式的宣传教化作用，一直是我国各种媒体的首要功能。
因此，相较于美国谈话节目对猎奇性的追求，我国的国情、民情和新闻宣传政策造成了目前国内电视谈话节目较少意见性的话题探讨，而是多在节目中请嘉宾讲一段个人的曲折经历或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并且重过程而轻结果，往往不能在节目最后得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使谈话节目的价值和作用大打折扣。
中国的谈话节目注重教育性、指导性和政治性，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舆论导向性，选题的范围大受限制，缺乏对个体深层次的探寻和关怀。
（）“实话实说”栏目总策划杨东平年曾就谈话类节目的话题做过一番归纳。
他对“实话实说”所涉及的话题表示有一些担忧。
他意识到这个节目已经面临着无话题的危机：话题偏窄，文化、科技、经济类的话题少，而且主持人的风格也受到限制。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们后来换用了个案类话题这一策略，如《父女之间》、《同在蓝天下》。
“个案类话题资源要丰富一些，因为热点和焦点的问题是有限的，但一旦这些问题融化在具体的事件中，就变得千变万化。
”但个案类的启用本身就是话题匮乏的表现。
这不仅是“实话实说”存在的问题，部分谈话类节目的负责人也常常担心话题的短缺或撞车。
谈话类节目大量存在，而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却是十分有限的，“话题”在国内的“供不应求”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再仔细分析一下，造成话题的短缺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话题的挖掘相对狭窄。
对于同一类问题的探讨，制作者常会陷入雷同、套路的怪圈。
殊不知，对于同一话题，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讨论，以此提高话题开发的效率。
比如，同样是世界杯足球赛这个话题，中央台可作全面而宏观的讨论，而江苏有江苏的谈论角度，辽宁也有辽宁的角度。
这样，即使是同一个大的话题，各地方卫视台的谈话节目也不会出现撞车现象。
由此可以看出，话题的进一步拓展、细分和个性化，将是解决话题匮乏问题的重要策略。
（10）四、从品牌经营来看，停留在“起步”与“知名”之间电视谈话节目的品牌经营包括节目的形象识别系统，如片花、主持人、演播室的设定和包装，节目题材、风格、样式的稳定性，以及案头策划、甄别话题、挑选嘉宾、后期制作等一系列科学、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机制。
国外电视谈话节目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比较规范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涌现出许多著名节目品牌和著名主持人。
而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不太重视品牌经营，真正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著名品牌较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明显不够。
在激烈的媒体竞争面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面临着打造品牌的压力。
为了创立节目品牌，我们应该在传媒市场调研的前提下找准某一特定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定位、功能定位和市场定位，对节目进行I(企业形象识别)策划，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念，综合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提高受众对节目的关注度和忠诚度。
（11）展望谈话类节目的前景，我们的确有更多的潜力可待开发，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的谈话类节目在话题设置的广度、交流探讨的深度以及状态过程展示的现场真实程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限制了我们谈话类节目的发展。
有学者引进了近年来在媒介研究领域及文化研究领域颇为风行的叙事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来研究电视谈话节目，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既要发挥电视谈话节目叙事的优势，使话题的推进更富有情节性和故事性，又要发挥声像符号的优势，深化电视谈话节目的思想内涵，这不失为一条出路。
当然，要构建一个沟通与交流的良性发展格局，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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