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明代_梵文碑_张启发

摘要】大理州云龙县白石乡顺荡村火葬墓地现墓地保存有火葬墓《多家, 梵文碑多通, 梵文经幢座, 是迄今在云南省境内发现保存梵文碑刻最多, 文化内涵最丰富多的火葬墓群。

本文对该墓葬区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分析。

【关键词】白族火葬墓梵文碑佛教密宗云龙县白石乡顺荡村火葬墓地, 位于村西南的莲花山的台地之上, 紧邻大慈寺。

整个墓地顺朱雀山山脚至黄金公路边, 呈缓坡形台地, 面积幻平方米。

现墓地保存有火葬墓〕汉多家, 梵文碑多通, 梵文经幢座, 是迄今在云南省境内发现保存梵文碑刻最多, 文化内涵最丰富多彩的火葬墓群。

现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族在明代以前主要是信仰佛教密宗中的阿叱力教派, 梵文碑是信奉密宗的信徒在墓地竖立的梵文经咒碑刻, 是为了超渡死者的亡灵, 它是密宗仪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自南诏国中期开始,由于佛教密宗在白族地区的广泛传播, 至使火葬之风十分盛行, 从南诏国的王室、贵族到民间的平民百姓都奉行火葬, 这种习俗经大理国、元朝, 一直延续到了明代中期,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火葬墓遗址。

如大理喜洲弘圭山, 剑川中科山, 洱源凤羽狮子山和云龙顺荡莲花山等。

其中喜洲弘圭山是一处从大理国始, 直到明朝中期的时间跨度最长的白族火葬墓地, 可惜的是这处遗址已遭受严重破坏, 现有关的碑刻已荡然无存, 而只有在顺荡还保存有十分丰富的碑刻。

这些具有浓厚的佛教密宗文化特征的碑刻, 则是我们今天研究从南诏大理国以来, 乃至元、明时期白族密宗的重要史料。

一、顺荡火葬墓地梵文碑、幢的时代在大理州境内现发现的梵文碑中, 时代最早的是在大理五华楼出土的《杨俊生碑》, 约于大理国仁寿五年。

“ 仁寿”是大理国王段智祥的年号。

段智祥于公元年即位, 共有天开、天辅、仁寿三个年号。

仁寿五年, 即公元年。

最晚的碑是顺荡的《赵秋夫妇合葬墓碑》, 立碑纪年为“ 明嘉靖癸酉” 。

明靖皇帝在位时期的甲子纪年中无“ 癸酉”这一纪年, “ 癸酉” 的甲子纪年应是明万历元年, 即公元年。

古代著名匾额古代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独特存在。

匾额，指挂在门框或墙壁上的横幅，上面刻有语言文字，寓意吉祥吉庆，起到点缀居室空间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匾额被后人记录在案，传承至今，值得我们珍视。

本文将介绍几个古代著名匾额及其背后的故事。

一、华盖山华盖山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又名升龙山，是明代太监、文学家王守仁登临之地。

王守仁精通字画诗词，静心观赏山水名胜，留下了许多精美的手稿和诗篇。

华盖山匾额，为王守仁所题，由李成寿书写。

匾额寓意为“华盖福地”，是王守仁对这个山岳胜景的赞美。

今华盖山匾额已损毁，但王守仁的文学成就却使他成为明朝时期的文学巨匠。

二、紫禁城紫禁城匾额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中的代表作之一。

北京紫禁城匾额有三个：正门匾为“午门”，内城匾为“乾清宫”，宫殿前面那个匾额为“保和殿”。

这些匾额体现了明清宫廷建筑的雄伟和庄重，同时寓意着国家的权威和威严。

这些匾额一直在紫禁城内屹立，见证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

三、大雪山大雪山位于河南省林州市，匾额上题字“盛世祥云”，寓意为瑞气盈门、国泰民安。

这个匾额是清代乾隆皇帝御笔题写，因为山峰高峻，若似立于云中，故名“盛世祥云”。

大雪山并不是我国最高的山峰，但因皇帝亲题匾额，因而名扬天下，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四、孔庙门额孔庙是儒家文化的圣地之一，位于山东省曲阜市。

门额是山门上的横匾，寓意为守执中庸、尽在其中。

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巨匠，他的教诲和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

孔庙门额的每个字都是曾经的帝王亲笔所题，因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成为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门额之一。

五、梨园梨园匾额是清雍正皇帝赐给北京京剧“梨园”的名号。

梨园剧团成立于八旗官营，是中国京剧的起源地。

梨园匾额题词“梨园飞扬”，寓意为梨园剧团的风华正茂，激扬文艺之风。

梨园匾额见证了中国艺术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让我们感叹历史和文化的无穷魅力。

以上介绍的是一些著名的古代匾额，虽然已有千百年的历史，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却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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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庆 二 十 四 年 （ ８ ９年 ） 林 则 徐 奉 命 充 任 云 南 乡 １１ ， 试 正 考 官 ， 曾 寓居 贡 院 。 来 滇 前 ， 认 为 “ 去 京 亦 他 滇 师八 千 里 ， 被 声教 较 后 于他 省 ” “ 向所 闻 ， 其 ①， 以 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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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山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城南,是古迹相接、人文荟萃之地。

北宋熙宁、元丰之际,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常登此山,并与山中隐士张天骥结为挚友。

隐士饲鹤,并建有放鹤之亭。

苏轼寄情于此,为撰《放鹤亭记》,极叙放鹤饮酒之乐,以寓出世隐逸之怀。

该文久经传诵,后又收入《古文观止》,流布更广,也令放鹤亭声名益著。

明代天启年间,户部主事张璇主持重修该亭,拜请书坛巨擘董其昌撰文书丹,勒石而成《重修云龙山放鹤亭碑记》(以下简称《重修放鹤亭记》(见图一、图二),立于亭畔,遂使圣手巨作与苏仙名篇相后先,共为古亭增色。

《重修放鹤亭记》现存于放鹤亭后的碑廊之中,碑体通高330厘米,宽107厘米。

上为圆首,有篆额“重修云龙山放鹤亭碑记”10字,正文行楷17行,满行55字,款署“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同修两朝实录、制诰讲读官、华亭董其昌撰并书”。

时在“天启甲子(四年,1624)孟冬”。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谥文敏。

他集书画创作、批评、理论、收藏、鉴别于一身,艺术生涯长达60余年,是明代后期最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传世。

《重修放鹤亭记》由董其昌撰文。

该文收入《容台集·文集》卷四,记述了张璇重修放鹤亭的起因和经过,对苏轼《放鹤亭记》“引卫懿公事,谓国君之宠鹤,不若山人之放鹤得自全其高”的观点作了辩驳,认为懿公之败,不在于宠鹤,而在于于康唯图一《重修放鹤亭记》图二《重修放鹤亭. All Rights Reserved.粮粟之不足。

文章提出“使卫公有公刘乃积乃仓之粮,曾孙如京如坻之粟,以此进战,孰能胜之”的新观点,并赞扬张璇“精心计调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几士饱马腾,以伐萌于不战,是桓文之烈也。

”由此来看,董其昌读书、著文不为古人之见所束缚,敢于自出心裁,自是可取。

但他在文中又说:“按《史记》,秦始皇东游厌王气,汉祖心自疑,避匿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