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的撰写及书丹、摹勒、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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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的撰写及书丹、摹勒、镌刻

人们不难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碑刻,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和风格。

一句话,即其碑刻书艺有高下,优劣之别,这与书者的书法艺术造诣的高低,摹勒技能的精粗,刻工技巧的优劣悠切相关。

碑发展至东汉中叶已臻完备。尤其后汉立碑风气之盛,多出门生故吏,为其

府主歌功颂德而为,且当时佛教已渐深入,故造像、刻经之举甚行,都郑重从事,先撰拟碑文,然后央请著名书家“书丹”上石,再由刻者按其笔迹一一镂刻。书

家亦借石以传世,求之以认真,甚至连写字的神气亦能从石上表现出来,再由石

上再现于拓本。但较早之碑刻均无撰书者姓名,至东汉始有镌刻撰者、书者与刻

者的姓名。此时撰书者多为书佐,隋代亦是小官吏为之。如汉熹平石经、前人皆

谓蔡邕书,然据《礼记》、《公羊》诸经刻石后,记载书者堂溪典、马日等十余人。汉《西岳华山庙碑》,唐徐浩《古迹记》以为蔡邕书。以上所谈,需待商榷。

而有的汉碑却有撰书者姓名,在碑上写书者姓名的,最早始见《华山庙碑》,是

书佐郭香察(图27)所书,以后各代不断有书碑者的姓名,也大多是书佐或小

吏所写。

因为写碑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高官显爵者不肯为之。又如汉代的《樊敏碑》

为刘盛刻、息子懆书。《梁始兴忠王肖儋碑》,为徐勉之撰,贝义渊书,北齐《陇

东王感孝颂碑》为申嗣邕文、梁恭之书。北周《华岳颂碑》为万纽于瑾文、赵文渊书。隋《启法寺碑》,周彪撰、丁道护书。《龙藏寺碑》为九门张公礼撰(图

28)。因下泐,故书者不明,可有说张并书。可是,真正碑上镌刻撰、书者姓

名的,自唐以来,才是名正言顺,并以名家和名书法家撰书。

唐初,由于唐太宗身体力行,不仅有时亲书碑文,并且时常降敕旨,命当时

有名的书家与显爵者撰书碑文。如《孔子庙堂碑》,由名书法家虞世南奉勅撰并书。《九成宫醴泉铭》,魏征奉勅撰,欧阳询奉书。《等慈寺碑》,颜师古奉勅

撰(图29)。《昭仁寺碑》,朱子奢奉勅撰。惟颜真卿写的最多,可是皆非奉

勅而书的。

以上这些都名臣、高官显爵者所书,并且大多奉勅撰并书。这时撰书碑文者

的身份与汉代却绝然相反。即从初唐至中唐一些高官显爵者,再不以写碑文为苦,

反以为荣了。由于帝王、大臣,热衷撰书碑文,并看作是一种荣耀的事。正因为

唐代帝王和大臣的重视和倡导下,使唐代的碑刻极为盛

行,并且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著名碑刻,为后世人们遗留下为数众多,颇为

珍贵的碑刻。 书丹:古代刻碑,先以朱笔在碑上写字,然后镌刻。后亦泛指书写在碑上的

文字。“书丹”,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蔡邕传》:“熹平四年„„奏求正

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书丹其工序是,首先必须把碑制好磨光后,再涂上一层黑色,按碑的文字多少,计算好行

数,打成格,书者用红色直接写在碑上,写完即可奏刀刻之。碑皆为竖行,自右

而左,因碑的大小和字数多少不同,因而行数和每行的字数,也各有不同。在众

多的碑中,大多是书丹上石的,而惟有唐集王字的碑,是钩勒上石的,到宋代以

后,却大都是先写在纸上,再勾勒上石而刻之。

碑无论是书丹上石或钩勒上石后,然后再由刻者按其笔迹镂刻。刻者操刀,

按其笔迹细致地进行镂刻,便成文字。也有的刻手技术高超,不用书丹直接奏刀,

故其字的体势固由刀法而出,其结构亦稍随刻手略有出入,毋需书家先行书丹,刻者可以直接奏刀,操刀有如用笔。如有些魏碑上有很多方棱的笔划,如用毛笔

写之,恐“一笔书”难成;但一经刀刻,却能表露无遗,可见“刀笔”有着明显

的特点,包世臣亦说:“石工知书”这一评述可谓十分中肯。

但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的,即像这类所刻之碑,大多属于字数较少,而内容有定式者,如北朝造像记之类皆属之,故在碑文中,尤其一些造像记中时有简体字

与别字出现,亦是因此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