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北京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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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刹法源寺介绍
古刹法源寺,位于北京海淀区,是一座集景观、文化和历史于一体的博物馆、寺庙及庭园式公园。
它起源于南朝动乱时期,据说是由一位禅师乔安建立的,后来更名为”法源寺“,见证了北京数千年的历史。
古刹法源寺拥有宏伟的古建筑,融合了佛、道两宗而兴起。
在这里,你可以参观到五十三座寺庙建筑、一座水井、一座蒙古包、一座牵牛树、多处古城墙遗址和古典园林。
此外,法源寺的重要建筑,禅宗经历了文化变迁的过程,有意思的建筑如藏经楼、藏经堂、景仰楼和仪楼,令人叹为观止。
法源寺的各种建筑和文物都能让游客领略北京的历史景观。
此外,法源寺还设有多个重要文化活动场所,如草堂室内剧场、文物馆、文化园区、美术展览馆等。
在这里,参观者可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见证北京文化的传承及创新。
古刹法源寺是北京十大古刹之一,也是一处重要的文化景点,为游客带来许多古老的文化历史和信仰。
如今,古刹法源寺依然保留着原有的景观和历史文物,它不仅仅是一处文物古迹,更是一座怀着古老时光的文化宫殿,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它的神秘和历史感。
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中国最有故事的寺院!法源寺位于北京宣武区教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前街。
民间一直有“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的说法。
那么,法源寺里究竟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法源寺,原名悯忠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十九年。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说要为隋朝战死的将士们复仇,结果和杨广一样,不克而返,还在路上冻死了几千人。
路过幽州,李世民大为后悔,设坛祭祀死者,诏令建悯忠寺。
不过时隔51年后,直到武则天登基之时,悯忠寺才得以建成,它就是现在的法源寺。
到了唐天宝年间,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节度幽州,发动叛乱,始称“安史之乱”,安禄山改寺名为“顺天寺”,他的部将史思明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净光宝塔,并立石碑歌颂安禄山。
叛乱失败后,史思明投降唐朝,磨平石碑重刻,称宝塔是为唐肃宗李亨建造的。
目前,这块石碑存于法源寺悯忠阁内,距今约1200年,是寺内最古老的石碑了。
而寺庙也恢复了“悯忠寺”的名字,直到雍正时期,悯忠寺才又被命名为法源寺。
但是到了唐朝会昌年间,唐武宗李炎发起了灭佛运动,幽州附近八州的寺庙基本都被毁掉,但只有“悯忠寺”独存。
但37年后,悯忠寺却毁于一场大火中。
直到公元892年,新任幽州节度使李匡威决定在这一片瓦砾废墟上重建悯忠寺。
却在重建时,在废墟中意外发现了一颗舍利子,于是李匡威决定在此增建一座高三层的观音阁,阁内供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阁前供奉舍利子。
大概是因为悯忠阁太高了,仿佛高耸入云,所以民间谚语“悯忠高阁,去天一握”就成为当时幽州城里口耳相传的流行语了。
到了辽代时,幽州成了辽宋争夺的战场,悯忠寺多次被毁。
再加上公元1057年,幽州的一场特大地震,悯忠寺没能幸免。
不过,辽倒是相当重视,立马下令修复,到了1070年,悯忠寺奉诏修复后又改称“大悯忠寺”,从而形成今天的规模和格局。
而悯忠寺也被定为了辽朝皇帝举办法事的场所。
北宋末年,金国先后灭掉了辽和北宋两国。
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金主完颜亮把两国的皇帝,一同囚禁在悯忠寺中,一个是宋国的宋钦宗赵恒,一个辽国的天祚皇帝耶律延禧。
北京牛街附近的法源寺,千年古刹,犹如半部中国史,至今香火旺盛法源寺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前身名为悯忠寺,清代雍正十二年重修后才改名为法源寺,算得上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刹之一。
都说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它从盛唐而来,看朝代几经变迁,如今虽然悄然隐匿于北京二环内的民居高楼之间,却依旧香客不断。
法源寺前长长的影壁上刻录着黑底金字的佛号,墙前面的小花园属于这里的前身悯忠寺,墙后则是法源寺的大门。
周边早已被民居包围,不远处设有收费停车场。
即便是跟着导航,也要仔细找,才能发现那条通向这里的狭窄小路。
钟楼、鼓楼遥遥相对。
左钟右鼓,击钟报晨,击鼓报暮,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
古时候,夜间击鼓以报时,“三鼓”,就是“三更”,“五鼓”就是“五更”,一夜共报5次。
同时,钟鼓楼还兼备了“洪钟震响觉群生”,“昼夜闻钟开觉悟”的功能,算得上是寺庙的标配。
鼓楼、钟楼遥遥相对。
左钟右鼓,击钟报晨,击鼓报暮,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
古时候,夜间击鼓以报时,“三鼓”,就是“三更”,“五鼓”就是“五更”,一夜共报5次。
同时,钟鼓楼还兼备了“洪钟震响觉群生”,“昼夜闻钟开觉悟”的功能,算得上是寺庙的标配。
天王殿前的铜狮子左右而立,雄狮子脚踩绣球,雌狮子则是在逗弄面前的宝宝。
不知为什么,本该威武雄壮的身姿,却因为它们头顶上至一对软萌的耳朵,显得格外的具有亲和力,让这座庄严的寺庙多了一份来自这个小家庭的和乐融融。
轻烟渺渺的香炉安静的立在园子中央,悠然在炉前匍匐,也有人默然而立。
即便是头顶烈日炎炎,似乎只要是心静,外在的一切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寺里依然有僧人常驻,树荫下,画廊中,悠然闲谈,颇有一番大隐于市的安逸平和。
长沙岳麓山五轮塔修建年代考梁建雄关于长沙岳麓山五轮塔的修建年代,说法不一。
据我所了解,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说法:一、1924年说:新出版的《名人与长沙风景》和正在编著中的《老照片中的长沙影像》两书引用1932年成嘉森所编《岳麓小志》记载,五轮塔“民国十三年(1924年),为赵恒惕主(主持)省政府时所建”;1924年9月出版的吴晦华的《长沙一览》中提及该塔,称“民国十三年,为省政府所建造”。
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
这个说法也在1934、1936不同版本的《长沙市指南》中得到印证。
现在岳麓山公园采用了这个说法。
二、1927年说:此说法认为,岳麓山五轮塔由唐生智主建于1927年,系以佛教最高塔式来作为北伐将士的纪念塔,又称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
1927年2月13日,当时由任国民革命军西路总司令、八军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部署,省会长沙各界人士在五轮塔公祭北伐阵亡将士。
五轮塔正面,原镌有“五轮塔”三字,后改为“先烈光明”四字,塔前有一石牌坊,上有匾曰:“大慈大悲救人救世”。
塔之后方有经堂,再后五六丈,为入塔正门,门额“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等字。
三、1922年说:据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1927-2009)考证,此塔为其恩师顾净缘所建。
在顾净缘所著《宝箧印经释》中,提到有一份《五轮塔缘起》。
顾老在书中说“雷峰塔在崩溃之前二年,二学园之五轮塔建成”。
史载,杭州西湖雷锋塔于1924年9月25日倾圮。
以此推算,五轮塔应是在二学园成立的1922年间,由顾老主持建造。
而且顾老还一语道破了二学园与五轮塔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认为,必竟顾净缘是第一当事人,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五轮塔建于1922年的说法。
五轮塔的主持建造人顾净缘说“二学园之五轮塔”,也说明发起筹建五轮塔,即使得到当政者和许多佛教信众的支持和赞助,甚至可能采用了行政当局的名义,但五轮塔实质上还是属二学园的。
既是“二学园之五轮塔”,那么当然先有二学园,而后才有五轮塔。
北京法源寺北京的法源寺,既是一座历史古迹,也显现了中国历史的悲壮悲凉,那静止的古庙,在北风、北国里悲怆着屹立。
在中国历史上,北京法源寺留下一连串历史的血证与印迹,法源寺永久屹立于历史长空。
公元 645 年,唐太宗在暮年发动了对高丽的征战,唐代的大军打到辽东城下,高丽动员十五万人,坚壁清野,将几百里内隔离人烟,使唐代军队没法就地找到补给。
最后,唐军在窘境中被迫撤兵,抵达幽州时,军队所剩的人马,只剩下五分之一。
唐太宗心境悲凉,想着假如魏征要活着,就会劝他别打这场仗。
唐太宗在幽州,盖了一座大楼,追忆此次征东而死的全部的将士,他们的死亡,是为国效忠而死,死在家乡之外,死在家乡之外。
将士可怜的出身,他们的死亡是叫人心恸,唐太宗最后决定,将这座庙叫做“悯忠寺”。
一千多年过去了,在风雪和战乱中,悯忠寺依旧悲凉的存在着。
宋徽宗、宋钦宗曾在悯忠寺回忆故国,在晓钟夕照里,过着难过悲凉的光阴。
1630 年,明朝的兵部尚书由于“里通外敌罪”被崇祯帝命令“凌迟”处死。
袁崇焕被“千刀万剐”以后,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悯忠寺,佘氏后代在北京法源寺世代为袁崇焕守墓。
在近代史上,北京法源寺与清末的维新变法有侧重要的联系。
1888 年正月,康有为拜见北京法源寺,与法源寺的佘主持法师论“忠”,他们说到狭小的忠和广义的忠。
臣子对主人效忠只好算是狭义的忠,广义的忠则是为天下效忠。
隋唐之际的屈突通既是隋朝的忠良,也是唐代的忠良,在新兴的统治力量下,屈突通在尽全力此后,适应天意与民心。
冯道在乱世中,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奸观点,无论谁做皇帝,只需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冯道以“一言之善”,从胡人中救活了千万百姓。
岳飞的“忠”实在令人痛惜,死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教条。
明知道君不必定是明君,臣也要为这样的君死,是私昵的忠,是愚忠。
为成全一时的名节,却害苦了四方百姓,只因名将一死,朝廷少了抵抗敌军的虎将,大敌入侵,民不聊生的都是百姓。
1912年的北京法源寺作者:伊岚来源:《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04期法源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庙,唐时名为悯忠寺清雍正时重修并改为此名。
今天的法源寺,在全国寺庙中十分重要,是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的所在地,还是中国僧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的所在地,更是中国佛教的最高组织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
李敖还直接以《法源寺》为名,写了一部颇有名气的长篇小说。
客观而言,法源寺的样式与一般汉传佛教寺庙无有大的差异,法源寺的重要意义也绝不仅仅囿于历史悠久。
法源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地缘价值所决定的。
换句话说,北京兴则法源兴,北京衰则法源衰,法源寺的地位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地位息息相关。
北京一直是北方的重要城市,元明清三朝首都。
就近代而言,北京是晚清与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
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民主革命席卷全国,而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为临时大总统,中国正式踏入了中华民国的发展阶段。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
法源寺也正因此显现出重要的地位。
只是1912年的法源寺里,上演的却是一番佛教的悲凉景象。
1912年4月11日,民国的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
就在此不久前的2月12日,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布结束;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虽然孙中山努力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以削弱袁的权力,但袁仍然坚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
佛教总会之所以在沪成立,一方面由于当时全国的佛教力量都主要集中在江浙;另一方面也基于南京是短暂的政治中心的考量。
不过权力毕竟在袁手中,所以佛教总会的机关总部便设于北京法源寺。
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权力的分散与转移状况。
但佛教界要想与政府沟通,便必须北上赴京。
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法源寺在1912年11月发生了一件影响至全国的大事——寄禅之死。
寄禅为何人?寄禅法师,讳敬安,字寄禅,湖南湘潭人。
父黄宣杏,母胡太君,母虔诚信奉观音大士,故寄禅在童年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于是失学并以放牛为生,只能平时抽时间自己读书。
北京法源寺景点介绍
嘿,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北京的法源寺。
法源寺啊,那可是个有故事的地儿。
你一走进它,就好像穿越回了过去。
那古老的建筑,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一进寺庙大门,哇,那种庄严的感觉就扑面而来。
院子里有大树,夏天的时候肯定特别凉快,在那树下乘乘凉,感觉能把所有烦恼都忘掉。
寺庙里的佛像那叫一个庄严肃穆,看着它们,你不由自主地就会静下心来。
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佛像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得见证了多少人的心愿和故事呀。
法源寺的建筑也特别有意思,那些雕花、那些廊柱,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走在里面,就像走在一个艺术的殿堂。
还有啊,法源寺里的和尚们都特别和善。
有时候跟他们聊聊天,听听他们讲佛法,虽然咱不一定全懂,但就是觉得挺有意思。
法源寺的香火一直都挺旺的,好多人都来这儿祈福。
我觉得吧,不管灵不灵,这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寄托。
在法源寺里待上一会儿,你会觉得时间都变慢了。
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吵闹,只有那份宁静和祥和。
哎呀,说了这么多,总之法源寺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它就像一个隐藏在城市里的宝藏,等着你去发现。
等你去了,你就知道我说的一点儿都不夸张啦!
好啦,朋友们,今天对法源寺的介绍就到这儿啦。
有机会你们一定要亲自去感受感受,相信你们也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就像我一样,被它深深吸引着。
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说起北京的佛教寺院,就不能不说法源寺。
法源寺不但历史悠久,还和古代帝王和名人义士颇有渊源。
又因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所著《北京法源寺》出版后,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使法源寺名声大躁,引来无数佛教信众以及寻幽探古的游客。
法源寺位于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东侧,这一带是北京城市的起源地。
三千年前的先秦燕都蓟城,两千年前的唐幽州、辽燕京、金中都皆在附近选址。
法源寺它不仅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也是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是培养青年僧伽和研究佛教交化的重要场所。
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汉族地区佛教中国重点寺院。
2001年6月25日,法源寺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元一统志》记载,法源寺始建于唐朝。
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为哀悼远征高丽的阵亡将士,下诏建悯忠寺。
以后其子唐玄宗,女皇武则天,也先后下诏修建此寺,这就是法源寺的缘起与前身。
这里也就成了今天北京市区内最古老的寺庙之一。
清代乾隆皇帝曾写下诗句:“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
”清立国后,朝廷崇戒律,在此设戒坛。
雍正十二年(1734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授戒法,并正式改为今名“法源寺”。
乾隆四十三年,法源寺奉诏再次整修,悯忠寺改名法源寺在清朝的雍正年间,雍正是喜好佛教的,喜好在佛家各宗派论战时做仲裁者,悯忠寺改名的同时也被定为律宗寺院。
法源寺的历史和名称变更,可以由立在大雄宝殿前的几块碑记佐证。
石碑高大,碑文据说是雍正亲自撰写的,许多字已焕漫不清。
大意是说:弘扬佛教,追本溯源,就首先要抓住律学。
人们都认为戒律是法的结果,却不知他是法的源头,必须是心中的戒律而不是简单的行为上的戒律才能到法的源头,从而突出了法源寺作为佛教律宗寺庙的重要地位。
法源寺寺院规模宏大,结构严谨,采用中轴对称格局,六院七进,由南至北依次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等建筑。
寺内花木幽雅,除苍松翠柏、银杏丁香外,还有元代白皮松、清代文官果,更有乾隆种植的两株西府海棠。
“八指头陀”寄禅与北京法源寺作者:伊岚来源:《北京档案》2015年第04期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寺庙,唐时名为悯忠寺,清雍正时重修并改为此名。
法源寺的样式与一般汉传佛教寺庙并无太大差异,但法源寺的重要意义绝不仅仅囿于历史悠久,其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缘价值决定的。
换句话说,北京兴则法源兴,北京衰则法源衰,法源寺的地位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地位息息相关。
1912年3月,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法源寺也正因此显现出重要的地位。
只是1912年的法源寺里,上演的却是一幕佛教的悲凉景象,该寺在是年11月发生了一件影响全国佛教界的大事——寄禅之死。
寄禅(1852-1912),名敬安,俗名黄读山,湖南湘潭人。
18岁在湖南湘阴法华寺出家,后因自燃左手两指头供佛,又名“八指头陀”。
他擅长写诗,身在佛门,而心萦家国,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国诗僧。
寄禅喜欢到处游历,曾先后出任衡阳罗汉寺、南岳上封寺、长沙上林寺等六处湖南寺庙的住持,52岁时又受邀出任浙江天童寺住持。
1906年,应“庙产兴学”狂潮,寄禅首创宁波僧教育会,被推为浙江省僧教育总会会长,并担任长沙僧教育会长,曾率众进京请愿,与清政府交涉,维护了寺庙权益。
因盛名在外,1912年时,寄禅在上海出任中华佛教总会的首任会长,更于是年来到北京法源寺。
寄禅赴北京法源寺,与当时混乱的局势有关。
1911年底,随着武昌起义爆发,长江下游纷纷响应武昌首义,但新募得军人很多都驻扎在佛教寺观。
乡里的无赖也借着“光复”之名,穿上件军服便凑到一起去寺庙逼僧人出资,或逼僧人当兵。
各地僧人因前述种种状况,惊恐逃走。
寄禅深为佛教寺庙之废置而忧虑,不过在了解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革命学说之后,他又感到欣慰,觉得:“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权,我佛弘旨,最适共和。
”并由此对共和充满了期待。
时逢“提拔寺产,兴办学校”的口号在社会上酝酿,使寺庙受到威胁。
为保护寺产,安定佛教,敬安禅师出面,联络江、浙诸山长老,准备筹划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
齐白石与清秘阁的花笺往事作者:张楠来源:《中国收藏》2019年第08期说起齐白石造花笺,其年轻时代就开始做如此风雅之事。
那时在湖南湘潭乡下,32岁的齐白石与王仲言、罗真吾、罗醒吾、陈茯根、谭子荃、胡立三等地方乡绅成立“龙山诗社”,后又加入了黎松安成立的“罗山诗社”。
诗社社友颇有雅好,想以花笺诗文唱和往来,素知齐白石能画皆求之。
乐此不疲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就提到齐白石造花笺的这段往事:我往来于龙山、罗山两诗社,他们都十分欢迎。
这其中另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要我造花笺。
我们家乡,是买不到花笺的,花笺是家乡土话,就是写诗的诗笺。
两个诗社的社友,都是少年爱漂亮,认为做成了诗,写的是白纸,或是普通的信笺,没有写在花笺上,觉得是一件憾事,有了我这个能画的人,他们就跟我商量了。
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立刻就动手去做,用单宣和官堆一类的纸,裁八行信笺大小,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地画上几笔,有山水,也有花鸟,也有草虫,也有鱼虾之类,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倒也雅致得很。
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分给社友们写用,就足够的了。
王仲言常常对社友说:“这些花笺,是濒生辛辛苦苦造成的。
我们写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用,不要写错。
随便糟蹋了,非但是怪可惜的,也对不起濒生煞夜的辛苦!”齐白石1919年定居北京法源寺,在琉璃厂挂画刻印开启职业画家生涯,这期间也曾为清秘阁、荣宝斋、静文斋、松华斋等南纸铺画笺纸。
当然,这时他不需要逐页手绘花笺,而只需提供画稿,供雕版后木版水印。
这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
鲁迅与郑振铎编写的《北平笺谱》中就收录齐白石画的花卉笺、生肖笺、草虫笺、人物笺等共22枚。
鲁迅曾高度赞赏齐白石为“画笺高手”。
郑振铎则在《访笺杂记》中,详细描述他看到齐白石笺纸时的激动心情,认为其画笺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人画的倾向。
清秘旧事作为琉璃厂翘首的清秘阁,因皇室关系在清代及民国可谓盛极一时。
清朝皇宫、六部官府所用的宣纸、信笺、印泥等文房四宝均采用清秘阁所制,来京文人也必会到这里一寻称心的文房雅物。
京城第一刹——法源寺清朝雍正皇帝赐名法源寺清朝立国后,清世祖延续明朝律宗制度,在法源寺增建了戒坛,传授戒法,以宣扬“诸恶莫做”和“众善奉行”的律宗教义对人民进行“治心”。
后来,康熙年间中又重修了藏经阁。
在1731年,清世宗雍正皇帝忽然想到了“崇福寺”这座忠烈祠,于是他下令大修崇福寺,并在1734年钦定崇福寺为专司戒事的皇家律宗寺院,赐名为“法源寺”。
他还请来江南宝华山永海福聚律师住持法源寺,从此法源寺成为北方佛教律宗传播的中心,长盛不衰。
1778年,乾隆皇帝亲自到此进香,他有感于法源寺悠久的历史,诏令再次整修。
大雄宝殿的重修历时两年,修成后十分雄伟庄严,简直气势非凡。
1780年,法源寺大修竣工后,乾隆皇帝又亲临法源寺,为法源寺亲书经文,还写下了诗句,: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
并御书“法海真源”匾额赐寺,从此奠定了法源寺成为北京第一刹的地位。
“法海真源”匾后来一直悬挂在大雄宝殿上,其意义表露得很明白,即:千条万条戒律、刑律,都是“流”,内心存诚才是“源”。
从宗教本身的意义来讲,弘扬佛教,追本溯源,首先就要抓住律学,从而突出了法源寺作为佛教律宗寺庙的重要地位。
后来,随着法源寺的烟火繁盛,附近的人烟也更多了,同时在法源寺南边也出现了一些义地和荒冢。
许多外地来京者,有死在北京后不能归葬的,就都一一埋在这边了。
有的能归葬的,一般都先把棺材停在法源寺里的空房。
但有时候有的灵柩放了很久也没人再过问,法源寺的和尚们就只好就地处理,将其沦入荒冢了。
因此,“法源寺”的和尚,除了本身的出世修行外,他们还给人们生前解决人神问题和死后处理人鬼等问题。
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梁启超曾在法源寺邂逅后,两人随同学者康有为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直到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选择了就义。
在被捕前不久,谭嗣同还曾到法源寺一游。
1898年,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等6人被杀后,其灵柩就曾停于法源寺的后房里。
在近现代以来,法源寺曾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停灵寺院之一,还一度被军队占用过。
北京兵变(1912年2月29日-3月6日)
佚名
【期刊名称】《国家人文历史》
【年(卷),期】2011(000)004
【摘要】1912年2月29日晚8时,由曹锟统领的北洋军第三镇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发起兵变,劫掠周围商铺,并向城内行进。
一开始被劫的只是周围的蔬果摊贩,待到这些军人进城与城内的变兵汇合后,更严重的抢劫和骚乱发生了,金银器店、绸缎庄、洋货店等均成为被抢的重灾区。
除了这些哗变的军人,还有不少平民趁火打劫,甚至据说有警察参与其中,他
【总页数】2页(P12-1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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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40年至1912年北京都市规划结构演变探析 [J], 朱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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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寺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久的名刹,为现今中国佛学院所在地。
1983年被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
法源寺山门法源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是唐太宗李世民(627—650年在位)为追荐东征阵亡将士兴建的,但未完成。
到唐武则天统治时的696年才建成,赐名"悯忠寺"。
后曾改名为"顺天寺"。
明朝时期曾名为"崇福寺""。
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 年)重修,并赐名法源寺。
清朝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重修整。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拨款对法源寺加以修整。
1956年在此创建了中国佛学院。
1963年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会议也在此召开。
1980年,创办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成为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如今的法源寺,不仅是一座遐迩闻名的千年古刹,它还是中国汉传佛教的最高学府和佛教文物艺术展览中心,吸引着大量国内外的佛教学者和信徒前来参访、朝礼。
法源寺内花木幽雅,有许多苍松翠柏、银杏丁香,其中有元代白皮松、清代文官果,还有清朝乾隆皇帝种植的两株西府海棠。
因此,法源寺以丁香、海棠闻名。
法源寺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采用中轴对称格局,由南至北依次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悯忠台(又称念佛台)、净业堂、无量殿、大悲坛、藏经阁、大遍觉堂、东西廊庑等,共七进六院,布局严谨,宽阔庞大,还有许多历代相传的佛像、经书、石刻、碑记、经幢等历史文物。
是北京城内保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寺庙建筑群。
藏经阁天王殿内正中供奉着明代制作的弥勒菩萨化身布袋和尚铜像,高1.l2米。
弥勒佛背后是勇猛威严的护法神韦驮坐像,明代铜铸高1.70米。
两侧是明代铜铸四大天王像,高 1.20米。
大雄宝殿正中供奉"华严三圣",既毗卢遮那佛、文殊和普贤菩萨像。
为明代制作,木胎贴金罩漆。
中国佛教大事记(1900年-1918年)中国佛教大事记(1900年-1918年)2013-01-08 | 菩提之夏 | 绿野青山皆道场 | 春生夏长见菩提■1900光绪廿六年敦煌莫高窟发现大批佛教古籍。
冶开重兴常州天宁寺,办义务小学。
月霞任安庆迎江寺住持。
宗仰游沪上,以诗画名,与革命党人共商救国之策。
梅光羲赴南京从杨文会学佛。
德清再朝五台,随慈禧至西安,上终南山狮子岩安居,自号虚云。
力主办学育僧的松风、青禅被谋害。
鼓山涌泉寺善慧、妙密赴台湾基隆弘法。
■1901光绪廿七年杨文会召集三子,订立“分家笔据”,将南京延龄巷宅院捐赠金陵刻经处,历年刻经所欠银3,810两由三子分认归还。
<3月19日>宗仰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
<春>冶开在常州天宁寺设毗陵刻经处。
禅宗大德赤山法忍携六十余人抵陕西,结庵翠微山。
<夏>月霞在终南山结茅静修。
金陵刻经处刻成《成唯识论述记》六十卷(前三十卷由扬州藏经院刻),杨文会作叙流通。
<8月>■1902光绪廿八年寄禅<八指头陀>任天童寺住持,夏讲冬禅,百废俱举,人称天童中兴。
九世班禅确吉尼玛<1883~1937>至拉萨受比丘戒。
虚云从终南山入川,赴藏,至大理。
魁印结茅庐山修定,出任南京毗卢寺住持。
道阶讲经于宁波天童寺、七塔寺。
桂柏华、高鹤年寓杨文会宅,从杨学佛。
梁启超发表〈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等文,鼓吹佛教有益于国民道德。
月溪依牛首山铁岩参禅了悟,应请至各地讲经说法。
■1903光绪廿九年静波在镇江金山寺倡办僧教育会。
大定<1824~1906>在金山寺开坛传戒,乞戒者五百人。
宗仰赴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月霞赴日本、泰、缅甸、锡兰、印度考察佛教。
笠云在长沙兴福寺开办僧学堂。
虚云上鸡足山,重兴迎祥寺。
谛闲任温州头陀寺住持。
圆瑛赴天童寺依止寄禅参禅。
章太炎在狱中朝夕攻读佛典。
■1904光绪三十年日僧水野晓梅来华,在长沙协助办湖南僧学堂,以抵制官绅占夺寺产。
北京法源寺作者:安琪来源:《南方》2008年第05期第一次去北京法源寺就觉得这里有着与其他寺庙不同的气息:清幽、阴冷、凛冽,有着一种死亡的凉意,站久了,竟然想要落泪。
我很纳闷,按理寺庙应该给人安宁祥和才对,可为什么在这里却反而有种明显的寒冷和不安?因为不爱查找资料,我并未对法源寺进行深入追踪。
在我看来,到一个地方旅游,如果仅仅依凭资料介绍,则它并不是自己的真实感受。
而那种一游完某地即赶紧上网把资料东拼西凑敷衍成文的方式,更不是我想要的。
我希望能在一个景点把自己参与进去的想法使我的写作处在被动的等待中。
直到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出现,我知道,我找到了切入北京法源寺的点。
在写此文之前,我想先写写李敖经由《北京法源寺》一书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那就是,李敖真不是个浪得虚名的人。
在书中,李敖以北京法源寺为核心点,让袁崇焕、佘姓家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英雄人物在此出场,并通过他们的口阐述了作者自己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思考。
是的,李敖迫不及待地在书中把自己的观点富于文采富于哲理地阐述出来。
他像在劝慰自己、鼓励自己、安抚自己,李敖一生狷狂,骂过人、反过“政府”、做过牢,却到老依旧保持着藐视天下的勇气。
也许有凡俗如我辈者,会把李敖归入匹夫之勇甚至小人之心地认为李敖成名的方式不过如此。
那么我要说,看看《北京法源寺》,你就会知道李敖为什么会如此目中无物了。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的行文慷慨而不失从容、雄辩而不失理性,完全没有港台文字惯有的腔调,这真令人刮目相看。
就我读过的文章而言,大陆的余秋雨与其有相似之处,但余文总有按捺不主的自炫,李文则无此陋习。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里传递给我们更多的是沉郁的英雄之气和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质疑和自我解惑。
经由李敖《北京法源寺》,我知道了该寺本来就不是一座单纯用来求神拜佛的所在。
它始建于唐朝,初名悯忠寺,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而建的。
唐太宗以此寄托自己决策失误而给将士们造成生命损失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