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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的重要工具，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关注焦点。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解释和适用法律，司法解释作为一种司法权力的行使方式，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和演变。
然而，司法解释的困难与争议也逐渐浮出水面，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挑战。
首先，司法解释的困难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含糊不清和多义性上。
由于法律的普遍性和概括性，很难对所有情况都做出具体而统一的规定。
因此，在司法裁判中，经常需要进行解释和界定法律的具体含义和适用范围。
例如，在合同法中，“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抽象概念的含义并不明确，司法解释面临着如何具体界定其适用条件和标准的难题。
其次，法律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给司法解释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崛起，原有的法律规则和解释往往无法满足新情形的需要。
例如，在互联网领域，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但是现有法律对于这些问题的规定相对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解释偏差和争论。
因此，司法解释需要不断更新与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挑战。
此外，司法解释的争议也常常围绕着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展开。
在一些敏感和复杂的案件中，司法解释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理论或规则的解读，更是涉及到政治、经济和道德等多方面的利益。
各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导致对于法律解释的争议和辩论。
例如，对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之间的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往往存在分歧和冲突。
这些争议使得司法解释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规则应用和裁判判断，而是需要考虑到社会伦理和公共利益的综合因素。
在面对司法解释的困难和争议时，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弥补和解决。
首先，加强法律的透明度和清晰性，通过详细的法律条文和规定，减少法律的模糊性和多义性，降低司法解释的难度。
其次，加强相关领域的专门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司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借鉴经验，避免主观偏见和个人意见对司法解释的影响。
此外，加强立法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和沟通，及时修订和完善法律规定，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
司法解释制度一、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演变中国司法解释制度是被包容在法律解释制度这个大框架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法律解释制度的组成部分。
与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制度相并列。
关于司法解释制度的概念，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司法机关说，即“司法解释指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就在审判和检察过程中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
”第二种是法官(或审判组织)说，即只有法官和审判组织在适用法律裁判案件时对法律所作的理解和解释才是司法解释。
第三种是司法机关兼司法人员说，即司法解释既包括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又包括“两高”以外的其他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和各级检察院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由具体司法人员对一般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时所作的解释。
比较上述三种概念，作者更认同第二种法官(或审判组织)说的实质性的定义。
因为这一定义与国外对法律解释概念的通行理解最为接近，更符合司法实践的本质特征。
但在中国法制语境中第一种司法机关说，更符合中国的司法解释实际状况。
这种描述性定义具有较准确的指称性，有利于确定行文目标，所以作者在本文中采第一种概念。
那么司法解释制度就是关于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在审判和检察过程中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作出具有法律效力解释的机构、权限、程序等一系列的规则。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先后经历了多次变革。
现行司法解释制度运行现状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主体方面，依照全国人大“1981年决议”规定，我国司法解释主体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但事实上，我国司法解释主体已呈现出了“多元化”现象，诸多非司法机关也成了司法解释的主体，其中既有行政机关，更有党群团体。
二是名称多样，程式不一。
司法解释常见的名称达十多种，如“意见”、“解释”、“解答”、“批复”等。
三是内容方面，既有对某一法律所作的系统全面的解释，又有针对某一法律局部内容进行的解释；既有实体法方面的，又有程序法方面的，还相关于操作规范的；既有对法条的规范性解释，又有针对具体个案的解释。
我国司法解释权的定位及发展趋势探析作者：卫维锋来源：《理财·经论版》 2014年第2期卫维锋摘要：长期以来，比较西方对法律解释的理解，我国并未与其达成统一的认识。
虽说法律必须与本国文化相融合，然而对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笔者认为应当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进行法学实践与理论的交流。
因此主张我国法律解释当排除立法解释、行政解释的内容，仅包括法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与西方国家法律解释主体的不同，从广义法律解释与狭义法律解释分析我国司法解释权的内涵及实际效力。
同时，针对我国目前司法解释权从理论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司法解释权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立法障碍、司法解释权的主体、司法解释权的对象、司法解释权的限度等方面入手，对我国司法解释权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法律解释法官法律解释权司法解释权卫维锋，审计署驻太原特派员办事处，邮政编码：030001，电子信箱：wwfzzh@。
自1949 年以来，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就法律解释的问题先后作出过多次规定。
1954 年《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
1975 年《宪法》保留了此项权力。
1978 年《宪法》和1982 年《宪法》进一步增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1955 年和1981 年先后两次就法律解释问题作出专门决议，从而确立了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一、我国法律解释的类型和特点（一）法律解释的类型不同于西方国家法律解释主体的单一性，由相关法律规定可见，在我国语境下法律解释按主体（在法律解释为有权解释的基础上，不包括学理解释）可分为：立法解释，即指有权制定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对法律、法规所作的解释；行政解释，即行政机关对有关法律（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等）所作的解释；司法解释，一般认为按照198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是指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与效力杨元海①(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辽宁东港 118300)摘 要:目前,司法解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司法解释是不是我国现行社会主义法的渊源,司法解释在我国现行立法中的地位如何,作者在总结部分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本人初浅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司法解释;法律地位;法律效力;法律冲突;法律渊源中图分类号:D 91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572(2005)05—0022—03一、司法解释是不是我国法的渊源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司法解释是我国法的渊源,如彭万林教授在其主编的2002年版教材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就民事问题所作的意见和批复”是我国民法的重要渊源[1];赵秉志教授在其主编的1997年版教材中认为“司法解释属于有权解释,有法律约束力”[2]这说明,赵秉志教授认为司法解释是我国刑法的渊源;马新福教授主编的1997年版的著作中,在肯定“中国法律的最高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时,也肯定了司法解释可以作为我国法律渊源的效力[3];谭兵教授主编的2004出版的教材中也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4](“批复”、“解答”、“意见”、“规定”、“总结”等)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渊源”[5];周旺生教授主编的1998年版的教材在“立法主体”一章中写道:“在中国,……司法解释文件实际上成了一种法律实施细则”[6]。
而有些专家、学者并没有认为,司法解释是当代中国法的渊源,如黎国智教授主编的1998年版的教材中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渊源分为以下几种: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法、我国参加或承认的国际条约等”[7];沈宗灵教授主编的1997版的教材中,在“当代中国法的渊源的分类”[8]一节中并未提及司法解释的地位与效力,而只是提及判例,认为“在当代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判例在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但这种判例并不是判例法,并不是法的渊源之一”[9];郑成良教授主编的1999年版的教材中,在论述“当代中国法的主要渊源”[10]时,也没有提及司法解释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判例,不是中国法的正式渊源”[11];张文显教授主编的1999年版(2003年重印本)的教材中,在论述“当代中国法的形式”时,认为“当代中国成文法形式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行政规章、特别行政区法、国际条约”,“目前作为中法国的形式补充存在的,主要是政策、习惯、判例”[12],也没有把司法解释作为当代中国法的渊源。
从立法学角度谈我国司法解释的现状及对策分析刘新媛南京大学法学院【摘要】我国的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然而我国的司法解释现状并不让人满意，本文在分析当前我国司法解释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司法解释法律权威规范化一、我国司法解释的涵义及特征按照１９８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司法解释的概念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
我国的司法解释具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１）是授权解释，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我过宪法和立法法都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法律解释权，而司法机关的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
（２）主体法定，我国目前只有中央一级的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享有司法解释权；（３）对象特定，只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和法令；（４）目的明确，司法机关有权对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５）效力普遍，司法解释一经作出并公布后，即对各级司法机关产生普遍的约束力。
二、我国司法解释的现状１．司法解释的立法化。
司法解释应是司法机关对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但事实上，我国大量的司法解释并不是在具体应用法律时所作的解释，而是作了原则性的、抽象的规定。
有些司法解释在内容上不是针对具体个案，而是创制了许多法律本身没有规定的新的规则；有些在形式上采用法律规范的条文形式，且条文数量往往超过被解释的法律文本；甚至有些司法解释在程序上是主动解释和事前解释。
实践中也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只要某个新出台的法律与法院的审判工作有关，最高人民法院都会颁布一个与之“配套”的司法解释。
解释文本中虽然也有从文义角度澄清法律歧义的条款。
但数量不多。
解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设法律所没有规定的制度与规则，或者对法律规定的“不妥之处”进行实质性修改。
浅析中国司法解释的现状内容摘要：司法解释就是依法有权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叫做司法解释。
中国的司法解释有时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
司法解释不能满足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要求，很难保证准确适用法律等等，这些与法制的不健全与法制的粗陋、过于原则;法律解释体制的影响;司法机关权力扩张的需要等原因息息相关。
面对这种状况，为了推动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必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完善司法解释体制。
就此分析我国的司法解释现状是完善司法解释体制的必要前提。
关键字：司法解释立法化现状问题一、司法解释的概念及作用（一）司法解释是指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
司法解释只能由有权机关作出。
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有关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应当遵照执行。
应该严格依法进行。
没有法律具体明确规定的，也要严格依照法律的精神和法律的原则作出解释，供审判工作中具体适用。
这就是我们对司法解释的一般理解。
司法解释分为审判解释、检察解释和审判检察联合解释三种。
司法解释权是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要职权。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司法解释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二）司法解释的基本作用是为司法机关使用法律审理案件提供说明，总结我国司法解释的经验，这种作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法律规定不够具体而是理解和执行有困难的问题进行解释，富裕比较概括、原则的规定以具体的内容。
比如198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当时的《刑法》第139条的解释，具体解释了什么事强奸罪、什么是暴力手段、胁迫手段和其他手段等。
2、通过法律解释是法律适应变化了的新的社会情况。
法律调整应当与社会现实相协调，应当随社会的发展而赋予某类行为以相应的法律意义，做出适合社会发展的法律评价。
3、对使用法律中的疑问进行统一解释。
其中包括几种情况：第一，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法律条文理解不一致，通过解释，统一认识，正确司法。
第二，为同一审理标准，针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种案件、某一问题或某一具体个案，就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规定而作出的统一解释。
4、对各级各类法院之间应如何依据法律规定相互配合审理案件、确定管辖以及有关操作规范问题进行解释。
5、通过解释活动，弥补立法的不足。
由于种种原因，在法律实践中曾经存在过法律没有规定、立法前后不一致、立法不配套、实体法与程序发布一直以及立法滞后的问题，最高司法机关在这些情况下所做的司法解释对弥补立法不足，保证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司法解释在我国的现状（一）司法解释制度的产生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认识到法制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精神，对法制建立起了有力推动和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司法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用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引百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本决定”，这些法律解释权的归属的规定都为最高司法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司法解释制度适应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制度处在不断变革的状态，这在立法上就不得不“宜粗不宜细”，在摸索中不断完善。
要想真正实施这些法律，就必须进行法律解释，使抽象的一般的法条与具体的个别的行为相结合，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
作为立法机关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搞法律解释，在司法工作人员法律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只有最高司法机关集合优势法律精英去搞这些。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最高司法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也是一种必然。
1993年至今为我国司法解释的改革和完善阶段。
这一阶段有中国特色的“二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制已完全确立其特定的内涵:司法解释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权力,其他机关、团体、个人不能进行司法解释,包括各级地方法院和任何个体的法官都无权解释法律;作为权力的结果,司法解释又是我国司法的合法依据甚至是法律渊源之一,故司法解释具有准立法的性质;司法解释体制是对司法解释权的分配问题,它是指司法解释权的授予范围以及作为司法解释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解释权限;司法解释的价值既有为具体的审判提供解释、说明的论证功能,还有弥补立法不足、创制新法的准立法功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1997年的党的十五大明确地把“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法原则,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了改革和完善阶段。
司法解释工作在实践和理论的推动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二）司法解释制度的形式从我国现阶段来看，司法解释虽然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应当具有很强的严肃性，但现在纵观司法解释形式，名称常见的也有近十种，如“意见”、“解释”、“解答”、“批复”、“联合批复”、“答复”、“通知”、“联合通知”、“规定”、“纪要”、“复函”、“函”、“指示”。
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名称所做的解释代表不同功能内容的法律解释。
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度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
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
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
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
（三）司法解释制度的特征司法解释来源于制定法本身的局限,是立法与司法权力分立的产物。
中国的司法解释是中国法律解释的组成部分,在整个法律解释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同国外不少国家的司法解释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第一,中国司法解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宪法和法律授予司法机关解释权形成的,属于“授权性”解释。
它与“主权性”的立法解释相比,在内容、效力、方式上具有很大不同。
内容上,立法解释可以在法律涉及的所有领域作出解释。
司法解释只能在忠实于立法本意前提下,依据授权就司法领域涉及的审判、检察业务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解释;效力上,司法解释低于立法解释,不得与立法解释相冲突;方式上,立法解释可以实施细则等法规形式作出,司法解释则以批复、意见、解答等形式作出。
第二,尽管立法解释在性质、地位上优越于司法解释,但从作出解释的数量和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看,司法解释数量众多,干预社会直接,显得更加重要。
第三,依据现行司法体制,中国目前有权作出司法解释的主体有两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由它们分别行使审判业务和检察业务的司法解释权。
（四）司法解释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立法体系已初步建立，无法可依的状况也初步结束，重要的立法已逐渐完备的情况下，是否还需要继续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司法解释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内容庞杂，过于抽象以及与立法的界线不明确等问题，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司法解释呢？不仅是在目前，而且在今后立法十分健全的情况下，司法解释仍然具有立法及立法解释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1993年起,“两高”为了规范司法解释工作,吸收、巩固司法解释改革的成果,先后制发了一批有关司法解释的规范性文件。
概而言之,我国司法解释工作取得的以下成果:第一、落实了司法解释的合法化。
司法解释的合法化要求作为职权的司法解释应由“两高”依法行使,任何其他机关和组织无权单独或参与制发司法解释。
但在很长时期里,许多国家机关。
第二、实现了司法解释的公开化。
过去除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函、复函、会谈纪要等形式外,司法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发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主要载体是《司法文件选》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司法解释的载体主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但由于其订阅范围基本限于司法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出版周期长,社会公知度不高。
1997年7月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律在《人民法院报》第一版或其他显著位置上公布,除少数司法解释的生效日期专有规定的外,一律以《人民法院报》公布的日期为生效日期。
1998年后,《法制日报》也在第一时间里公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除这两份全国性法制类大型报刊外,其他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新闻媒体均可以消息的形式进行摘要报道,象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江苏电视台的《法眼观察》等都曾对一些重大的司法解释进行报道,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司法解释的社会公知度,增强了司法解释对司法工作指导的普遍性、及时性。
另外,司法解释的清理、汇编和编纂也是司法解释公开化的重要内容。
第三、增强了司法解释的规范化。
长期以来,司法解释无统一的规范性要求,形式多样,文字风格各异,发文机关不够统一。
这种影响司法解释权威性的随意性做法近年来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
尤其是《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和《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以规范的形式,进一步促进司法解释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第四、规范了司法解释的程序化。
在民主立法的宪政背景下,司法解释的合法性离不开严格的程序保证。
在很长的时期内,缺乏程序保障的司法解释在制定主体、权限、程序、形式、期限等方面缺乏一致性、严肃性、科学性,严重影响了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制约了司法解释功能的发挥。
第五、加强了司法解释的说理性。
在西方,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中,公开陈述的解释是证明案件判决正当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判决是法律的适用,而按照适当的解释适用法律则是在法律上对判决正当性的证明。
尤其是,判例法下的法官负有在司法中造法的功能,更负有进行专业的解释、详细的说理、充分的论证的要求。
三、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一、司法解释的主体混乱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可以概括为“一级二元制”。
“一级”指的是最高司法机关，“二元”指的是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他们对审判工作中和检察工作中的法律问题分别做出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
这两个主要的司法解释主题在理论上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在理想状态下还有可能对法律进行联合解释。
最高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能是行使国家的审判权，而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其主要职能是行使国家的公诉权。
二者职能上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行使法律解释权时对同一问题往往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造成法律解释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