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词与豪放词特点比较婉约词与豪放词特点比较明人张綖首先明确地用婉约、豪放的概念来概括词中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
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
”对于词的婉约与豪放的特点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一）题材内容不同婉约词在题材内容方面，以儿女情长、欢爱离别为第一主题，不太涉及民生大计，而是歌咏那些在居于正统地位的“诗”中不宜歌唱的主题。
豪放派词作题材广阔。
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
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
词一出现，就以“艳情”为宗旨，这就确立了诗庄词媚、诗雅词俗的分野。
这一分工，给了士大夫一个发泄情欲的途径，尤其天然的合理性和反封建性，因此，题材主题上多以描写男欢女爱、儿女情长、生离死别、感时伤世为主，是都市繁华、艳月歌舞等市井文化的产物，娱乐色彩比较浓厚。
自词之诞生，直至柳永发挥至极致，“词为艳科”的俗的属性就这样天坛合理地存在着、发展着。
但如果任其从俗媚俗地发展下去，势必为士大夫等正统文化的代表们所不满，甚至会毁掉这一新兴的诗歌体裁。
而就在此时，苏轼“以诗为词”,标举“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也”的倡导，并非要抹煞次的特殊审美趣味，他指示要用诗之雅来改造词之俗，提倡词的品格，使之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因此出现了后来的豪放词，词的风格日趋变雅，并且多以军情国事等题材为主，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这便是婉约词与豪放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不同。
（二）艺术表达方式不同婉约词表达上侧重含蓄婉约，并不像豪放词那样直抒胸臆，这主要是与其题材内容有关。
婉约词适宜合于音乐，演唱男女情爱的内容，婉转柔美，轻歌曼舞，这样才能更好的把它的艺术美展示出来。
试想，在酒宴樽前，灯红酒绿之下，依红偎翠之时，如果真请关西大汉来高歌政治风云，大谈治国安邦之道，岂不大煞风景！这一切都恰恰是所谓遣宾娱兴的需要。
而豪放词表达起来喜欢直抒胸臆，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
对于“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的豪放词来说，其深邃的思想，高雅的情趣，引人深思的哲理，“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艺术风格，足以使人倾倒，故无暇无须作太多的辞藻修饰。
这两种表达方式，无所谓孰是孰非，都是为其主题而服务的，各有各的长处。
试想，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去表达儿女情长，或用婉约含蓄的方式去抒发壮志豪情，那势必会大大消减它们的艺术性，令人读起来十分别扭。
（三）意境味道不同婉约词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
主题的消遣娱乐性质注定了婉约词要和音律结合起来，和着节拍唱和，因此比较柔美，甚至奢华。
内容上强调对风花雪月，离别伤感，故国情怀的表达，使得婉约词必须敏感细致，崇尚艺术的美的境界，这样才有它的存在价值。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种闲情逸致的小资情调，是一种柔和的美，读起来很美妙，回味起来更美，经得起推敲。
豪放词给人的感觉就是大气磅礴，有气势，像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它不像婉约词那样重视音律的谐婉，豪放词不拘守音律，内容比较充实。
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
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
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豪放词与婉约词比较宋词中的婉约、豪放问题，是一个关乎到如何认识宋词的整体成就、发展规律及词人在词史上地位的问题。
不管你是否同意这种两分法，这都是词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
但是，不管是赞成这种两分法（或理解为两种基本风格，或理解为两种流派，或理解为阳刚与阴柔两种美学范型），还是否定这种两会法（或认为婉约、豪放只是多种流派的两种，或认为二者只是多种风格的两种），都对以下两个问题注意不够。
一是用婉约、豪放的明确概念来论词，尽管源于明人张yán＠①，但对词中这两种创作倾向的认识则是从宋代就开始了的。
二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前人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的出发点，即词中婉约、豪放问题的提出是与诗词的体性之辨相联系的。
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
因而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论述。
一最早意识到宋词中有两种不同创作倾向的是欧阳修。
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云：“范文正公（仲淹）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
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
而这种被欧阳修讥讽的“穷塞主之词”，正与欧阳修写的诗若合符契。
《隐居诗话》云：“晏元献殊作枢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欧阳学士修、陆学士经。
元献喜曰：…雪中诗人见过，不可不饮也‟。
因置酒共赏，即席赋诗。
”是时西师未解，欧阳修句有“主人与国共体戚，不惟喜乐将丰登。
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此诗因“颇述边镇之劳苦”，而惹得“元献怏然不悦”。
被人称为“开宋代豪放词先声”的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被欧阳修讥为非“本色”的“穷塞主之词”，有趣的是，欧阳修却冒着权贵不喜的风险用诗写“边镇之劳苦”。
在欧阳修看来，诗词有别，“分工”明确，范仲淹的“穷塞主之词”，若是言志之诗，自是当行本色，若填入小词，则不免旁门左道了。
到了苏轼，有意创立一种新词风，以与传统词风相对抗，使词中的两种创作倾向更为明显。
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词学界的注意。
王直方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词，先生词似诗‟”。
〔（1）〕苏轼的另一个弟子陈师道也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2）〕十分明确地指出苏轼所代表的创作倾向就是词的“诗化”，他所创作的“豪放”词就是与“本色”词相对的“诗化”词。
其后的李清照也批评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
〔（3）〕而从肯定苏轼的创作倾向的一些议论来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胡寅云：“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
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
”〔（4）〕王灼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
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
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分异耳。
”〔（5）〕二人都指出苏轼的新词风与《花间集》、柳永词为代表的传统词风迥别，而苏轼的“乐府（词）”却与诗“岂当分异”？尽管王灼不同意别人视苏轼词为“长短句中诗也”，而他自己却恰恰视苏轼词为“长短句中诗也”。
我们再看宋人对“豪放”词风的另一代表辛弃疾的议论。
范开《稼轩集序》说，辛弃疾是“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
”这种把词当作“陶写”“经济之怀”的工具的创作主张，与“诗言志”的传统一脉相承。
而潘fāng＠②说得更为明确：“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
”〔（6）〕从宋人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们把范仲淹肇其端、苏东坡开其风、辛弃疾集其成的词的创作倾向，看作一种与传统词风相对的词的“诗化”倾向，他们所创作的词自然就是有别于“本色”词的“诗化”词了。
明人张yán＠①首先明确地用婉约、豪放的概念来概括词中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
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
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
徐师曾就张延的看法进一步发挥说：“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
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
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所取也”。
〔（7）〕词重抒情，尤其是重在表现超出“礼义”规范的情感，不同于“言志”之诗。
因“婉约”词“旖旎近情”，符合“词贵感人”的特质，故“当以婉约为正”。
而“豪放”词趋向于诗的“言志”传统，较少抒发超出“礼义”规范的个人情感，故“虽极精工，终乖本色”。
而王世贞的看法则更为明确。
他说：“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于闺詹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
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
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8）〕那种“婉转绵丽、浅至儇俏”的婉约词，以抒发违背“大雅”的情感、追求审美快感为己任，而不同于文学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学。
而“慷慨磊落、纵横豪爽”的豪放词，以词体的形式，表达了诗的内涵，故王世贞称之为“儒冠而胡服”。
元明清三代肯定苏轼词风的人，也总是把苏轼词与“风骚”、“六义”相联系，把它与诗相提并论。
元代叶曾为《东坡乐府》写的序中就说：“公之长短句，古《三百》篇之遗旨也……东坡先生以文名于世，吟咏之余，乐章数百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真得六义之体。
”清人陈廷焯几乎说了同样的话：“东坡不可及处，全是去国流离之思，却又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所以为高。
”〔（9）〕就连苏轼自己也公开承认自己的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也”。
他在《与蔡景繁》中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
得之惊喜，试勉继之”。
而辛弃疾更是“果何意于歌词哉”，而把词当作“陶写之具”，以抒发满腔忠愤。
因而，我们把苏辛为代表的创作倾向，称之为词的“诗化”，把“豪放”词视为“诗化”词，恐怕不是厚诬古人吧。
二宋词中之所以会形成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
首先，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婉约词风的定型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繁盛走向衰落的晚唐五代。
当时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时运衰颓，朝不保夕。
这使文人们“致君尧舜”、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失去了实现的外部条件，他们由追求社会政治价值转而追求自我价值，追求内在情感的满足和审美快感。
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公开批评“周公孔子之道”，他说：“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所以“夫所谓…道‟者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10）〕在他看来，人皆有“道”，而非周孔所能垄断。
进而提出文学的功能在于独抒“性灵”，张扬人性：“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
”〔（11）〕那种外在的“政教人伦、修齐治平”，在他们看来，远不如痴男怨女们的缠绵悱恻，歌宴舞席上的声色之娱更令人销魂荡魄。
文学回归到人本身，被压抑了几千年的人的“七情”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
畸形繁荣的城市经济（成都、金陵等），为这种艺术趣味提供了物质基础。
商业经济繁荣，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到处是绮罗香风，歌宴舞席，正需要融音乐性、抒情性、愉悦性为一体的词这种文艺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