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3－2103（2014）01－0055－03二战后美国女性生存境遇的自我书写———犹太裔女剧作家研究*郭志艳1，郑凌2（1．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辽宁大连116044；2．长春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00）摘要：二战后、在多元混杂、异质共存的美国，犹太裔女性剧作家通过恢复本族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在舞台上彰显出杂糅性的当代少数族裔女性生活，塑造出了具有浓烈民族特质的犹太裔女性戏剧，为犹太族裔戏剧建构其文化身份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力量。
关键词：生存境遇；自我书写；犹太裔女剧作家中图分类号：I712．073文献标识码：A经过二战洗礼的美国，政治与社会依然动荡，东西方对立、冷战升级、黑人的抗暴运动、反战运动和人权运动等不安定浪潮一波波地涌入美国社会。
社会动荡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现存的美国社会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心存疑虑，社会中到处涌动着道德伦理危机和信仰危机的暗潮。
人们心中的这种不安和彷徨自然会投射到文学和文化上。
美国文化包含着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两者相互交融构建着社会文化的大厦。
而在二战后，美国戏剧整体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沾染着时代的气息。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单民族国家。
故此，美国的非裔戏剧和其他少数民族裔戏剧此时都突破了孤立主义的藩篱，为美国戏剧增添了色彩斑斓的异域文化特色。
而在族裔戏剧的大舞台上，女性戏剧独树一格，不同层次的文化相互碰撞、冲突、整合，塑造出具有巨大张力和发展潜力的族裔女性戏剧。
目前，研究者对女性戏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对犹太裔女剧作家的研究成果却是寥若晨星。
作者认为批评者们的目光总是习惯聚焦在剧作家的性别上，而这种有意无意的狭隘批评却使我们不断地忽略了女剧作家的族裔身份。
关注女性戏剧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女剧作家的性别身份进行探究，读者更应该透过她们的族裔特征来体会剧作的内在力量以及女性的精神生活，从而领悟到族裔女性戏剧的自我觉醒意识和抗议精神，为美国犹太裔女作家研究提供新的价值参照。
一、犹太裔女剧作家综述虽然颠沛流离、历经沧桑，美国的犹太民族却又异常繁盛，美国成为了犹太人的第二祖国。
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是美国其他族裔望尘莫及的，他们对美国文化的精英层面影响巨大，在美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战后的美国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画卷上更是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犹太裔女性戏剧所提供的种族、性别、阶级与文化视野与黑人小说和诗歌一样，对世界文学的建构都起到了重要的意义。
而犹太裔女剧作家们不仅仅为所有的现代人写作，更是为自己独特的身份而代言，她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浓郁的女权主义色彩。
在她们的笔下，现代社会中普通女性的异化和救赎、艰辛的灵魂成长历程都被描述得入木三分。
但是，犹太人的精英身份，也往往使女剧作家沉迷于一种相对封闭、权威的民族文化。
美国犹太女性戏第36卷第1期Vol．36No．1菏泽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ze University2014年2月Feb．2014*收稿日期：2014－01－19基金项目：201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女性生存境遇的自我书写———二战后美国女剧作家研究（1945－2010）”（L12DWW009）；辽宁省教育厅2012年度人文科学研究项目“礼崩乐坏的黑铁五代———20世纪下半叶美国戏剧研究”（W2012155）。
作者简介：1．郭志艳（1977－），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戏剧、英语教学。
2．郑凌（1977－），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剧中总是洋溢着宗教气息及其文化底蕴，深入探讨和解读这些宗教特征和文化内涵在美国的表现。
美国犹太作家及她们笔下的女性人物很少有贫苦者、被边缘者。
女性人物的性别角色定位往往都是社会精英、高等知识分子，她们总是理性的、自主的、独立的女性，都拥有理解和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和能力，换句话说，她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和人生。
这一点有别于美国的奇卡娜戏剧和非裔女性戏剧。
这些族裔戏剧各有千秋，但都毫无例外地彰显了其跨文化色彩，犹太裔与非裔女剧作家的对比更是尤为明显，笔下的人物特征迥然相异。
非裔女剧作家笔下的黑人女主人公大多身份卑微、经济困苦、饱受压迫，她们的精神痛苦和危机都源于社会对她们的否定和歧视，无论是激进的寻根、反抗、寻求自我发展，还是作品中的妥协、缓和意识，都有着鲜明的“黑文化”特点。
当代犹太裔女性作家在犹太族裔身份和女性自我的对弈中，关注和评述父权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伦理危机，塑造出具有浓烈民族特质的犹太裔女性戏剧，凸显了自我身份，为犹太族裔戏剧建构及其文化身份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力量。
本文则重点考察与论述美国犹太女性的共性以及她们写作中的个性差异，找出犹太女性戏剧发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作品中彰显的多样化犹太性。
二、当代美国戏剧舞台上的女性喉舌———温迪·华瑟斯廷从第一部作品《不寻常女人及其他》到《美国女儿》，出生于美国中产犹太家庭的温迪·华瑟斯廷在后女权主义的美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中，创造了一个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女性形象，她是首位同时荣获普利策戏剧奖和托尼奖的女性剧作家。
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族裔喧哗中，她用幽默风趣的笔触聚焦女性命运，以其辛辣、大胆的风格彰显着女性自我实现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出生在布鲁克林的华瑟斯廷在弗拉特布什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度过了童年时代。
众所周知，美国犹太人的数量只比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少30万。
而在世界的经济中心纽约市，近四分之一人口为犹太人，犹太文化无处不在。
所以华瑟斯廷曾说道：“我们日常的购物区域都离不开犹太人开的肉铺和餐馆。
”她最初的教育皆始于弗拉特布什的犹太区。
后来，当家人搬到曼哈顿的上东区后，为了实现美国梦中典型的人生飞跃并且远离其犹太根源，她注册了当时非常著名的、无宗派色彩的卡尔霍恩学校。
洋溢着犹太气息的布鲁克林和无宗派纷争的世界导致的差异给华瑟斯廷的人生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环境更替引起的紧张情绪后来也成为《难道不浪漫》和《罗森韦格姊妹》的主题。
和华瑟斯廷一样，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
她们高贵，高雅，拥有社会特权，是自由的美国女性。
她们认真地对待人生，力求过上体面充实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并不是所有女人能够实现这样的祈愿。
诚然，在她的戏剧中，女主人公并不都是犹太人，就整体而言，她对于女性整体的担忧远远超过对犹太女性的关注。
但是《难道不浪漫》和《罗森韦格姊妹》有着犹太裔主角，她们信奉犹太教，虽然犹太教对主人公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却极大地左右着她们人生的走向。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向来把教育放在首位。
在美国，学校中的犹太人比例越高，教育质量就越高。
接受高等教育后，犹太裔得以进入社会精英阶层。
此外，犹太精英不是直接参政，就是组成犹太游说团体和政治募捐，以此影响甚至决定美国政治。
在共同的信仰引领下，犹太民族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华瑟斯廷通过自己的作品将这些犹太传统娓娓道来，可以说其作品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她塑造了成熟的现代美国女性，更是因为她恰到好处地展示了犹太传统。
华瑟斯廷的处女作《不寻常女人及其他》诙谐地刻画了五位女大学毕业生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做出两难抉择来规划未来人生。
《难道不浪漫》则摆脱了象牙塔里的单纯和虚幻，将犹太女性身份问题上升为剧作主旨思想，拥有硕士头衔的女主人的心路变化历程展示了犹太女性和男权社会以及自己内心的对抗和冲突。
华瑟斯廷的代表作《海蒂编年史》刻画了海蒂如何在外界力量左右下既保持独立自我又在关系中实现自我的艰难历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恰逢男女关系的社会规范被打破重组，海蒂没有通过迎合男人去改变命运，她坚信通过自身奋斗去面对困境，一定可以绝地逢生，赢得话语权。
而这和犹太人如何在美国立足并且发扬光大的历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罗森韦格姊妹》最终成为了华瑟斯廷的试验场，剧中犹太族性身份与女性自我正面宣战并对弈。
而冲突的背后，华瑟斯廷依旧将母女关系、姐妹之情作为温情脉脉的背景。
《美国女儿》揭示了女性身份建构与政治的关系，剧中的女人们突破男权社会的藩篱，获取政治权力，实现了自我评估和重建。
华瑟斯廷剧中突出的犹太族裔特征在唯物主义2014年菏泽学院学报第1期和文化女权主义戏剧评论家看来，意味着剧作家笔下的人物过于精英化、中心化，欠缺颠覆的力量，甚至有些反动，她的作品表现的世界里没有贫穷者、被压迫者、被边缘化者、不能言说者的空间。
其实不然，华瑟斯廷的作品以现代知识女性为中心，标榜着鲜明的女性意识，但是她也坚称自己的人文主义立场，所以她笔下的女性都能控制自己的命运，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这和犹太人在美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无关系。
三、芭芭拉·雷柏美国对多元文化的接纳和包容，造就了犹太文学的兴盛和繁荣。
回首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阿瑟·密勒、克利福德·奥德茨这些男性剧作家从男性的视角描述了普通人的受难、边缘状态、救赎和异化。
犹太剧作家群真可谓是星光璀璨，其中也不乏熠熠发光的女性剧作家。
芭芭拉·雷柏就是其中一颗不可忽视的耀眼星辰。
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雷柏将自己的创作才能尽情挥洒在她的剧作中，她创作的中心也聚焦在战争和环境给犹太人心理造成的创伤以及受父权社会压抑的女性。
《小姑娘谢娜》、《守护者》、《塞巴利斯》、《小乔·莫纳亨》、《荷马·马甘迪历险记》、《小蒂姆死了》《唱歌的左手》在美国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剧作，不仅得到了评论家的好评，也频频在地方和国家剧院上演。
《小姑娘谢娜》的背景设定在1946年。
故事发生在萝丝·维斯时髦的曼哈顿的公寓中。
萝丝如今二十多岁，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
四岁的时候和父亲莫迪凯一起来到美国，现在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
原本萝丝的母亲和姐姐露西亚也可以一起来到美国，但是为了照顾得了猩红热的露西亚，母女二人只能随后和他们汇合。
纳粹崛起后，二人却再也没有机会离开。
最终，只有姐姐熬过了集中营的酷刑，生存了下来。
父亲莫迪凯心怀愧疚，满腹心事地期待着大女儿露西亚来到美国。
露西亚的英语说得磕磕巴巴、生活方式也沿袭着波兰的习惯，这些都和萝丝格格不入，也让萝丝感到很不舒服。
一方面，萝丝担心自己会失去好不容易才获得的独立，对姐姐的存在十分警惕；一方面露西亚总是忧心忡忡自己再也不能和年轻的丈夫团聚，每天都沉浸在回忆战争爆发前的美好时光。
这一切，父亲和妹妹都无从得知，三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对待彼此。
最后，爸爸收到了一个非犹太裔波兰朋友保留的妈妈的信，才改变了三人之前断裂的亲情。
当莫迪凯把妻子的信交给露西亚后，家庭的彼此依赖和信任开始复苏，时间和战争带来的裂痕和创伤开始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