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伤寒论》拯救中华民族危亡之我见一、《伤寒杂病论》简史深蓝9级2008-02-24 《伤寒杂病论》简史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
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
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
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
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
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
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
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
《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
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
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
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
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
”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
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
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
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
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
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
（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二、伤寒卒病论集（原序）作者：汉张仲景原文：论曰。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
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
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
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
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
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
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
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
学则亚之。
多闻博识，知之次也。
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主要译文我的同宗同族的人口本来很多，从前有二百多人。
从建安元年以来，还不到十年，其中死亡的人，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要占其中的十分之七。
我为过去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丧失而感慨，为早死和枉死的人不能被疗救而悲伤，于是勤奋研求前人的遗训，广泛地搜集很多医方，选用《素问》《九泉》《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书，并结合辨别脉象和辨别证候的体会，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
即使不能全部治愈各种疾病，或许可以根据书中的原理，在看到病证时就能知道发病的根源。
如果能运用我编写的这本书的有关内容，那么，对于伤寒病的问题，大多数能弄通解决了。
自然界分布着五行之气，而运转化生万物。
人体禀承着五行之常气，因此才有五脏的生理功能。
经、络、府、俞，阴阳交会贯通，其道理玄妙、隐晦、幽深、奥秘，其中的变化真是难以穷尽，假如不是才学高超，见识精妙的人，怎么能探求出其中的道理和意趣呢？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等，中古有长桑君、秦越人，汉代有公乘阳庆及仓公，自此往后到现在，还没听说过有比得上他们的人呢。
看看当今的医生，他们不想思考研求医学经典著作的旨意，用来扩大加深他们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只是各自禀承着家传的医技，始终沿袭旧法；察看疾病，询问病情时，总是致力于花言巧语，只图应付病人；对着病人诊视了一会儿，就处方开药；诊脉时只按寸脉，没有接触到尺脉，只按手部脉，却不按足部脉；人迎、趺阳、寸口三部脉象不互相参考；按照自己的呼吸诊察病人脉搏跳动的次数不到五十下就结束；病人垂危还不能确诊，九处诊脉部位的脉候竟然没有一点模糊的印象。
鼻子、两眉之间及前额，全然不加诊察。
这真如人们所说的“以管看天”似的很不全面罢了。
这样想要辨识不治之证或判别出可治之证，实在是很难呀！孔子说：生下来就懂得事理的人是上等的，通过学习而懂得事理的人是第二等的，多方面地聆听求教，广泛地记取事理的人，又次一等。
我素来爱好医方医术，请允许我奉行“学而知之”和“多闻博识”这样的话吧！三本文摘自：《不容青史尽成灰（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作者：张嵚，出版：古吴轩出版社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应始于中国商周时代，但是中国人口的演变趋势，如果画一个图表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反复的曲线图。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人口大规模减少的时期，从东汉末年至三国，更是这种时期的“加强版”。
这段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惨重，在前代后世，恐怕都很难找出第二个时代与之相比。
解放初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研读三国历史的时候，也震惊于三国人口减少的惊人局面，发出了“原子弹不如刘关张大刀长矛”的感慨。
但是，三国时期人口减少的原因，难道仅仅是战争这么简单？这样的人口锐减，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一在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是东汉和帝、顺帝在位时期，那段时代的中国，人口已经接近了6000万。
然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了，但是下降的幅度并不大。
到了东汉桓帝在位的时候，公元157年，东汉政府曾经清查过全国的户口，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人口是5600多万，略低于汉和帝时代近6000万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
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公元221年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下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虽然各类史家列出的这时期人口数字出入比较大，但大幅度下降的情景，却是让人震惊的：唐人杜佑《通典》记录，东汉桓灵时期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初期，当时中国的人口就已经“人户所存，十无一二”。
但这时候的中国并没有和平，在这“十无一二”的人口惨景下，又先后发生了曹操与袁绍的争霸战，曹操南下平荆州，战赤壁的统一战争，以及刘备收巴蜀，曹操收河西的兼并战。
直到公元221年吴蜀彝陵之战后，中国才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期。
这期间的战争，场场都是伤亡惨重的殊死之战，人口的减少可想而知。
在“三国”中的魏国建立初期，魏国大臣陈群就曾说，此时魏国的人口，“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
而“三足鼎立”后的具体人口数字，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说法，蜀国在公元221年刘禅登基时，人口是90万，到了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人口增长到94万，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人口“通计”，中国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537万人。
而《晋书》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的人口，有230万。
这样加起来，中国的总人口也不超过800万。
这还是三国时代进入了相对和平期后，长期恢复人口生产后才恢复到的数字。
甚至在现代，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更为惊人的结论：史料上的人口数字，依然还是注水的。
三国时代中国人口的损失要更大，在《历史不忍细看》中就曾有观点：三国赤壁之战后，中国人口只剩下了140万。
如果这样的话，真可以说是“百不存一”了。
三国人口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触目惊心的。
在三国之后，中国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应该是宋末元初。
在蒙古帝国灭金朝与宋朝的战争中，中国人口大约下降了40%左右，这算是近一千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灾难了。
但是和三国时代的情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说到东汉末至三国早期的人口锐减，论原因自然可以总结出很多，有一些是我们今天可以想到的，比如从黄巾军起义开始的全国性战乱。
当时的黄巾军起义，采取的是全国各地同时举事的策略，一爆发就是“全面战争”，战争蔓延到了全国。
又比如东汉末期出现的枭雄们，都是漠视民力，滥杀无辜的奸雄，权臣董卓在把持大权后，采取的是残暴压榨的统治政策，为了扩充军力更不断抓壮丁，导致大量百姓逃亡。
而且当时的北方军阀，喜欢拿老百姓来做挡箭牌，在战争中，经常抓无辜的百姓做为“肉盾”充在前面，阻挡敌人的进攻。
常年的相互战争，也造成了大批城镇被毁，许多繁华一时的州县，都变成了无人区。
并且东汉末年至三国的战乱，可以说是全国循环的，让老百姓无处可逃。
如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随后西北、西南都爆发战争。
汉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地区外，几乎都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可以说少之又少。
如上原因，在后来史家的记录中，也不止一次被提起。
然而这时期的中国，人口减少的原因，也有许多被现代人所忽略，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大瘟疫。
瘟疫是中国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