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性格同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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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既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源头,又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了解这一时期的女性心理的发展状况,对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女性文学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东方君主专制制度的典型。
先秦两汉时期既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源头,又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把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划定为中国文学的上古时期,而上古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先秦文学和秦汉文学。
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大致形成,文学创作的主体也经历了从群体到个体的演变。
《诗经》和《楚辞》代表了先秦文学的最高成就,而其它《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诸子散文以及《周易》、《老子》、《孟子》等先秦哲学著作其文学价值也是非常巨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到了秦汉时期,文学的发展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无论文学样式、审美风尚,还是价值取向都为后世的文学发展树立了典范。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又是典型的男权制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必然伴随什么样的文化意识形态。
因此,在这种男权专制的社会制度之下,妇女的地位无论是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是隶属男性的。
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女性的地位极其低下,在这种封建制度桎酷下的女性,就连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都是不允许的,因为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的观念一直笼罩着她们。
从小她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她们的母亲教她们的刺绣针织、女德、礼仪、持家等一些传统教育,而读书识字的机会则很少,只有一些上层社会的女性,她们或是书香门第、或是皇亲官宦之家才有可能受到一些文化教育。
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如果要进行文学创作,她们不但要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还要具有受到教育的特殊条件。
可想而知,当时的女性作家要想在男权文化意识为中心的环境中进行文学创作,所面临的环境是多么恶劣。
但是,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下,女性作家们不但在夹缝中得以诞生,还迅速的繁衍壮大,产生了第一批中国女性文学作家,以及大量的女性文学作品。
从白先勇小说中的风月女子形象探究其性别叙事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白先勇通过小说构建了一个个别样的都市传奇,也塑造出了诸多的风尘奇女形象。
风月女子作为连接社会上层与底层的重要纽带,折射出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
性别问题因为个中蕴含的差异性而得到较高的关注度,而白先勇小说本身所提供的特殊语境更使这个问题的内涵得到充实和丰富。
一、风月女子形象书写“风月”一词在古代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就时常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下也时常代表了不同意义。
本文提到的“风月”是指妓女,此含义在《桃花扇》中有所体现:“有鸨妓李贞丽者,烟花妙部,风月名班,丰韵犹存,铅华未谢。
其中妓女分为艺妓和色妓,前者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后者则主要出卖色相。
白先勇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品貌各具特色的风月女子,其大致情况如下表: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作品中的风月女子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作品中一直挣扎沉浮于欢场中,如《孤恋花》中的云芳老六、五宝,《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萧红美;第二种是从前身家清白,但实际堕人风尘的女子,如《一把青》中的朱青,《谪仙怨》中的黄凤仪;第三种则是歌伶等欢场女子,但通过婚嫁或其他方式从良,进人上层社会的女子,如《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蒋碧月等人。
白先勇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勾勒出了一个个引人人胜的故事,更是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二、叙事立场:个人化与集体化的分离白先勇作为一位男性作家,面对性别问题,他如何通过女性书写来阐述自己的叙事立场?又如何处理“自我”位置?风月女子是被大部分知识精英所漠视和鄙视的群体,挣扎在伦理与道德的边缘,而白先勇却使她们以一个强悍无比的姿态呈现在众人面前,让一种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体系释放强大的生命力。
张丽丽(安徽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摘要:斯坦贝克经典短篇小说《菊花》塑造了一位兼具女性与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伊莉莎。
本文从双性同体的角度来分析伊莉莎的双重性别身份,洞鉴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人性的磨难,继而透视作家本人对父权制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隐忧以及他对两性和谐的探索和期盼。
关键词:双性同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两性和谐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66-03一、引言“双性同体”的本义为生物学领域里的“雌雄同体”,意思是动植物雌雄同株或兼具有雌性和雄性双重特征。
在神话、宗教、医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双性同体”这个概念都有所涉及,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的创世纪神话中,暗含着一个“双性同体”的始祖,天与地本是融合在一起的,后来因某种原因才相互分离,天代表男性,地代表女性。
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中也蕴含着“双性同体”的思想,人类的始祖亚当原本是一个双性人,夏娃是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的,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表明,早期社会人类的发展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完成的,男女两性之间相辅相成。
自从男女被分开后,他们就不断地寻找另一半,渴望能够重新结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性同体”是作为古代人表示全能、力量以及自足的普遍公式。
人们似乎觉得,如若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的神圣性或神性,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
“双性同体”的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首创之功当归于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在小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是两性融合的,也就是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素质”,“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力量。
……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
”[1]虽然伍尔夫的初衷是追求一种女性写作的最佳状态,但她的“双性同体”观颠覆了男权社会性别角色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为后世追求男女两性和谐、平等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
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的心理分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两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心理分歧。
无论是在阅读同一篇作品,还是在对作品内涵的理解上,男性和女性常常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感受。
这种心理分歧源自于两性间的生理差异、文化背景以及社会角色等因素。
本文将探讨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的心理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带来的影响。
一、生理差异对文学作品解读的影响生理差异是导致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产生心理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
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和生理需求,从而影响他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1. 情感表达的偏好:女性一般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细腻的描写,对于感情的渲染和揣摩更加敏感。
而男性则更加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行动的描写,更偏向于冷静客观的分析和思考。
2. 视角的差异:男性的思维一般较为理性,注重逻辑和事实;女性的思考方式更加情感化,善于从细节中寻找启示。
这导致男女在对于文学作品的角度选择上存在着差异,男性更倾向于从理性的角度去解读作品,女性则更注重情感和细腻的描写。
二、文化背景对文学作品解读的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男性和女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的心理分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文化背景塑造了我们对于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角色的认知,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感受。
1. 价值观的不同:不同文化的男性和女性对于价值观的认同和关注点存在差异。
比如在一些传统文化中,男性更加注重权利和竞争,而女性则更加关注情感和人际关系。
这种差异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物行为和冲突的理解和评价。
2. 社会角色的约束:不同社会角色对于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产生心理分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传统上,男性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权利和责任,因此在对作品的解读上更加理性和客观。
而女性则更多地承担着家庭和情感方面的角色,因此在对作品的解读上更加注重人物关系和情感描写。
三、心理分歧带来的影响两性在文学作品解读上的心理分歧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更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凌叔华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分析凌叔华是一位中国现代作家,他的作品中尤其突出了对女性意识的探讨与表现。
在《一代女皇武则天》中,《神秘突击队》中,《年轻的母亲》中,凌叔华通过对女性的角色、情感、性格等方面进行深刻的刻画,展现了对女性意识的独特理解。
在《一代女皇武则天》中,凌叔华描绘了一位历史上极具争议和传奇色彩的女性形象。
他在文中着重表现了武则天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如何逆转局面,称霸一方,并最终成为唐朝的女皇。
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表现出了极强的野心和果敢的决断力,几乎是以男性的方式来领导国家。
凌叔华通过描绘武则天的形象,表达了对贞节束缚、男权压迫的反抗态度。
同时,他也通过这一形象,展现了女性能够有所成就,成为强者的可能性。
在《神秘突击队》中,凌叔华运用了女特工的形象,展现了女性的勇敢和职业素养。
随着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逐渐提升,女性也开始逐渐走进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成为了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
作者更是通过对女特工的刻画,强化了女性应该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品质。
另一方面,在《年轻的母亲》中,凌叔华关注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这个作品中,女主角在成为母亲之前,一度放弃了事业,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
这一决定虽然令她失去了工作上的成就,但却令她更好地了解了家庭、婚姻和亲情等社会问题。
同时,她也发现自己在家庭中,依然可以发挥着她的才能和领导力,成为家庭和睦、和谐的中心。
凌叔华通过这一形象,呼吁女性应该更多地重视家庭和亲情,同时也鼓励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都能够做到全面发展。
综合来看,在凌叔华的作品中,女性角色往往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独立自主的性格,他通过这些角色的形象塑造,也反映出对女性在社会中地位提升的呼吁。
同时,他也在作品中关注女性在家庭、情感等领域中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家庭、助长亲情、倡导平等。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摘要:美狄亚、娜拉以及爱普莉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西方女性,她们的故事也迥然不同。
但三者均为男性作家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且作家都被誉为在维护女性权益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尝试细读文本,对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再次予以解读。
关键词:《美狄亚》;《玩偶之家》;《革命之路》;男性视角欧里庇得斯现存的十八部剧作,有关女性题材的多达十二部,享誉世界的《美狄亚》历来被女性主义者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发出最早的女性声音;在十九世纪后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易卜生创作了以《玩偶之家》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引起了剧坛轰动,为妇女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今由著名导演山姆·门德斯根据查德·亚特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革命之路》上映,因提出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堕胎等一系列尖锐问题而备受关注,票房收入一路飙升。
前两部作品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对女性的关注也被公认;后一部因多位巨匠倾情打造一举摘取了金球奖的桂冠,成为奥斯卡的提名影片,获得一致好评。
这三部作品均出自男性作家之手,我们无意否认一些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男性文学曾经给予女性巨大的震撼,也无意否认,在妇女的解放历程中,男性知识分子曾经担当过启蒙者的责任。
但是,正因为如此,妇女的解放从一开始就必然与男性讴歌相伴相随。
女性的解放离不开男性的理解和支持,但也决不能依赖男性的拯救,否则,妇女解放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男权文化的陷阱。
虽然每一位作家都声称本着客观的宗旨创作,但我们仍然不难从作品内部觉察到男性视角的残留痕迹。
下面就是笔者尝试着按照女性主义批评家鲁斯文指出的批评方法“检查一部文学作品,从中找出构成它的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看它的作者对此是否有所了解,进而指出作品字面上讲出的东西与通过精读而揭示出来的东西有何矛盾。
”①来解读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一、《美狄亚》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一剧中通篇洋溢着对古代雅典社会妇女的同情。
通过女仆、歌队以及美狄亚的独白和对话将她的不幸表达的淋漓尽致。
“男子作闺音”——论沈从文湘西小说女性形象创
作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创作涉及多种题材,但以湘
西山村小说最为著名。
沈从文的小说中,女性形象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对象。
与传统的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塑造有所不同,沈从文的女性形象更
加真实、具体、生动,展现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人格特征。
其中,沈从文有时候会运用“闺音”等手法,让男性形象化身为女性,来描绘
女性形象,展现其细腻、柔情、柔弱之处。
因此,本文将从沈从文湘西
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对女性形象创作的影响,以期有
利于对沈从文小说中女性形象创作的理解和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现象,探讨其对
女性形象创作的影响,解析作家的写作技巧和创作思路,进一步深入认
识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1.研究内容:本文将通过对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特点及
其表现手法进行分析,进而从情感、性别、文化等角度探讨其对女性形
象创作的影响。
2.研究方法:本文将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实证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
对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女性形象的塑造和作家思想进
行深入探究,从而形成科学、系统的研究结论。
四、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
1.进一步丰富对沈从文小说的理解和认识,增进文学爱好者的审美和阅读体验;
2.深入探讨中国文化中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高社会公众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3.为后续反思性别与文化的关系、提高女性地位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观念与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性别观念和女性形象是非常重要且常被讨论的话题。
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性别观念的描绘,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角色、权力关系和性别平等的看法。
本文将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观念与女性形象,并探讨其中的社会意义。
一、塑造女性形象的方式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描绘多种多样,通过各种文学手法来表达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社会角色。
有的女性形象展现出坚强、独立的一面,有的则体现出柔弱、依赖的形象。
这种多样性的展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女性的多样性。
例如,《简爱》中的简爱形象,她勇敢、独立,追求自由与平等。
她拒绝了传统的婚姻观念,追求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这个形象展示了女性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可以说,她是一位具有前卫思想的代表。
这样的形象无疑对于激发女性的自主性和追求人生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也有一些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被描绘为柔弱、依赖和被动。
这种形象的塑造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传统期望和约束。
这种固定的女性形象使得女性的选择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这种性别观念的传递,往往会对社会中性别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性别观念的表达与评判性别观念是作品中表达和评判性别角色的方式。
通过描绘男性和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的角色分工和地位,作者传递着对于性别关系的理解和态度。
有的文学作品中,通过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设定和描绘来体现性别观念的不平等。
例如,《傲慢与偏见》中,女性形象常被描绘为需要嫁人以达到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
这种性别观念的描绘,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和限制,并对其进行了负面评价。
同时,也有一些文学作品中,描绘了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情景。
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形象,她聪明、独立,对于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追求。
她对于权力、爱情和自由的追求,使得她成为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女性形象。
这种文学作品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当时的女性,鼓励她们争取自己的权益和机会。
母性与妻性的结合体——张贤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论文摘要:女性是在建国之后文人作品中谈论很多的一个话题,每一个作家心中都有自己对女性独特的理解认识。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人物长廊中,经典的女性形象是有许多,不同作者笔下塑造不同的形象,诠释不同的感情理解和认识,张贤亮的作品就为我们塑造很多生动个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对张永璘的怜悯与同情及无私奉献蕴含着母爱的丰富性。
从张贤亮的作品中我发现他笔下的女性都具有慈母般的温情,他们都身份低微,他们具有传统女性的勤劳贤惠的品德,具有生命的野性,渴望真正的爱情,她们拥有不同的命运,分析她们悲剧命运的同时这些形象的塑又是张贤亮男性男权意识的体现。
关键词:张贤亮;女性形象;母性;传统文化;男权意识一个阅历丰富创作走向成熟的作家往往以他多产的创作提供一系列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他对生活的态度和美学理想在这一点上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他把长期的底层生活中形成的对人的美好信念作为基础以深沉的笔调强烈的感情塑造了一系列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
其中有一群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马缨花 ( 《绿化树》、黄久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这些女性形象如仙女一般有着较好的外貌,善良的内心。
她们勤劳热情,拥有那个年代女性顽强的生命力。
她们对生活总是抱有乐观的态度。
然而生活却给了她们不同的命运。
她们象妻子又像母亲一样的爱护着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然而却拥有的同的命运。
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绿化树》中的马缨花是位纯朴、善良、富有同情心、乐观、感情丰富、聪明、贤惠的有着浓郁的传统观念的妇女。
她富有同情心在第一次与“我”见面的时候,她没有瞧不起“我”这个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狗崽子,而是轻声对我说“你拿镐头刨吧,你刨一块杂们砸一块”“也别累着,看你瘦鸡猴似的,刨不动大块就刨小块的”①(一)从不同角度分析马缨花人物性格。
1.文中对马缨花母性的描写。
在这次见面没几天,在我们并不熟识的情况下,马缨花以帮忙修灶为由,将我叫到她家中,但她并未叫我劳动,而是让我去她家掀开锅台上的锅盖,拿出一个白面馍馍,爽气地伸到我面前:‘给!’”。
文學中的女性情感與性別角色文学中的女性情感与性别角色女性在文学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们的情感世界和性别角色常常成为作品的核心。
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女性在不同背景下的思考方式以及她们所面对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情感以及性别角色,并着重分析其对人物塑造和故事发展的影响。
首先,女性情感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女性通常被描绘为富有情感,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许多小说和诗歌中,女性的情感被细致入微地展现出来。
她们的忧伤、欢乐、爱情和失望,都成为了作品的灵魂。
例如,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班内特展现了一个坚强而聪明的女性形象。
她的情感和思考方式贯穿整个故事,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次,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往往被认为是弱势群体,被期望成为家庭的依赖和照顾者。
这种性别角色在文学中得到了广泛描绘。
例如,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中的女性角色多半是弱小而无助的,她们需要男性的保护和关怀。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文学中的性别角色也在逐渐改变。
一些现代作品描绘了女性的自立和坚韧,她们追求自由和平等,不再被社会桎梏。
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还反映了性别关系中的权力和控制。
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往往被视为男性所有物,被人权力和控制。
然而,一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抵抗和反抗的力量。
例如,美国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女性们被迫陷入了男性统治的虚弱地位,然而她们通过秘密行动和静态反抗,最终找到了真正的自由。
这些作品通过女性角色的塑造,呈现出了性别关系中的动荡和变革。
此外,女性情感和性别角色在文学中常常与身份认同和社会属性交织。
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常常被社会角色所限制,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着各种责任。
然而,一些文学作品揭示了女性面对社会和家庭压力时的痛苦和挣扎。
男性作家视域下的女性形象分析作者:刘丁榕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7期摘要:莫言的中篇小说在塑造传统女性形象表现女性无意识地压抑自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作为男性作家的无意识。
然而,从部分女性形象中可以看出,莫言还有意识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反思男权社会、否定性别等级观念,高扬女性主体能动性,积极理解和认同女性的生命意识和欲望本能。
男性作家对性别意识的反思正是两性间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存的前提,也是和谐的两性生存状态与精神融洽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男性作家;女性形象;莫言作者简介:刘丁榕(1991-),女,山东莱州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7-0-02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有三次女性解放的高潮,分别是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
尽管这些女性解放高潮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过了女性观念和女性命运,但并不是每一次都导致产生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
其中,前两次高潮都是以集体话语来取代个体话语,而新时期因受西方现代及后现代思潮影响逐渐出现女性个体话语取代集体话语的状况。
毫无疑问,女性作家的创作是研究艺术文本中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主要阵地,但仍不能排除男性作家创作对这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比如男性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对后者的研究可以将艺术文本对社会文本的反映推向全面化、客观化和综合化。
如果说在前两次女性解放高潮中,男性作家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表现只是少量存在,那么在新时期的男性作家创作中则有大量的呈现,其试图对传统的性别意识进行反思,在主体性平等的基础上结构男权中心文化,高扬女性主体性,重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个性价值与个体差异性并充分尊重这种差异性。
这其中尤以莫言为代表,笔者主要以莫言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来探究这一命题,试图让新时期文学中对表现女性主体意识的研究更加全面和客观。
论中西情诗人物形象的通性爱情永远是诗人咏颂的主题,东方诗人李贺和西方诗人怀亚特笔下的爱情诗歌流传广泛,婉转动人,感人肺腑。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价值取向的异同一定会导致东西方诗人在对爱情的理解上有所偏差,但是经过解析对比两位诗人的作品发现,李贺的《苏小小墓》和怀亚特的《情人的诉求》中的怨女痴男形象还是有其共通性的。
标签:李贺;怀亚特;情诗;对比在爱情诗的创作历史上,中国唐代诗人李贺(790—817)所写的《苏小小墓》和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先驱诗人托马斯·怀亚特(Thomas Wyatt,1503—1542)的《情人的诉求》(The Lover’s Appeal)都是爱情诗中传诵最广、影响最深的名篇,是汉英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1.李贺及其诗句(1)李贺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
有“鬼才”之称的李贺是中唐时期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其诗歌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刻画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为主的,在这些众多的女性形象中,有半数以上描绘了女性形象在爱情中的酸甜苦辣,笔调落笔一般都在展示“怨女” 形象。
而这些女性形象往往是具有人生的缺失性体验,完整圆满的情感缺失和正常的家庭婚姻生活的缺失都在李贺的诗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2)李贺笔下的苏小小。
苏小小是南齐时杭州的名妓。
盛传苏小小天生丽质,美貌难挡。
传世的李贺所做的《苏小小墓》,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苏小小的绝世容颜:“幽兰露,如啼眼。
”从眼睛开始进行描写,落笔便勾起读者的好奇心,想一窥苏小小面貌之美。
兰花清冷,更能代表她的心境。
着眼“幽”字,给人以阴森气氛。
照应题中“墓”字,引出下面的“啼”字,为全诗定下哀怨的基调。
“油壁车,夕相待”,物是人非空等待,仅用6个字就把苏小小的悲剧爱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表现出诗人非凡的艺术造诣。
2.托马斯·怀亚特的爱情诗怀亚特是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是第一个把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引进英国这片土地的作家,从此,十四行诗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浅析孙频小说中女性生命形态
孙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直备受关注,其笔下的女性常常被描绘为矛盾复杂、纯真坚强的形象。
通过对孙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她们的生命形态存在着一定的特点和内涵。
首先,孙频笔下的女性通常具有亲情牵绊和人际关系的需要。
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往往面临着亲情的考验和选择,如《荷塘》中的刘胡兰,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依然拒绝了投降的机会,坚持选择与母亲相依为命;《凤凰池》中的梁仪,为了寻找亲生母亲,不断地追寻与寻找,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种亲情的牵扯,使得女性在孙频的小说中,不能仅仅是追求个人的价值和成就,而是要关注他人的需求和感受。
最后,孙频的女性形象通常具有复杂的人性和心理状态。
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往往既有纯真和天真的一面,也有成熟和深沉的一面,如《牧羊女》中邱珞婷,她是一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但她也是受过情感伤害的女性,有些许的自我保护心理。
这种复杂的心理和感受,使得她们在生命的历程中,不断地探索和成长。
综合起来,孙频小说中的女性生命形态具有多维度的内涵和寓意,她们是现实世界中女性的一个缩影,代表着弱者的力量和智慧,也代表着人性的复杂和纯真。
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人性与普遍性,在她们身上,我们找到了生命精彩的一面。
婉约派诗人秦观的女性意识与文学表达简介婉约派是宋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以柔美、娴静和抒情著称。
而秦观正是这个流派中一位杰出的诗人。
他的作品及其独特风格都表现了他对女性意识和情感的深入思考,并在其作品中展现了对女性生活体验的细腻描绘。
秦观的诗歌风格秦观的诗歌具有柔情媚态、明忧私语、抒发个人感慨等特点。
他通过鲜明而华丽的文字,以及富有画面感和音乐感的形象描写,将内心世界与外在景物相结合,展示了他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女性意识在秦观作品中的体现秦观常常用女性视角来描写内心世界,并通过女性主题反映了当时妇女社会地位和经历。
他关注女性内心情感体验,细致描绘女性友谊、家庭琐事、夫妻之间的爱恨纠葛等内容,展现出对女性生活的关注和理解。
婉约派诗人在女性意识中的独特贡献婉约派诗人通过探索女性意识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为后来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他们以柔美细腻的笔触描绘女性情感世界,拓宽了当时文学表达的边界,并为后世流传下许多经典之作。
秦观对婉约派文学的影响秦观不仅是婉约派文学的杰出代表,同时也对后来的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开创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抒情风格,被后世广泛模仿和推崇。
他对女性主题的关注和演绎,也激发了其他诗人在这方面进行更多探索,并使得婉约派诗歌在批评纠结、感伤抒怀方面取得突破。
结论秦观作为婉约派诗人,在其作品中展现出对女性意识与生活体验的深入思考与细腻描绘。
他的艺术表达方式独特,将女性视角巧妙融入诗中,不仅拓宽了当时文学表达的边界,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
通过对女性主题的探索和演绎,秦观对于婉约派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推动着后来文人在这一领域的创作探索。
男性笔下女性意识的申张——明清文学婚姻爱情体裁创作中“女强男弱”现象的背景浅析及具体文本阐述在明清的话本、小说以及戏剧中,爱情婚姻剧逐渐占了很大比例,其中作为文本中的主体——女性,不仅较多的出现在故事情节中成为一个主角与重要线索,同时亦鲜明表现出了与传统文本创作体系中女性形象的较大出入,譬如反传统的思想观念,她们大多有着鲜明的个性以及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精神,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在反抗外来阻力、争取婚姻自由的常常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往往有男子不及的见识和胆量,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她们可以为情而死,也可以为情而生,有着比男性绝对执着的对爱情的追求与反抗外力的坚定,而在此方面,男性却往往显得被动与懦弱,从而显示出人物塑造方面“女强男弱”的倾向;再譬如在人物的基本性格方面,她们除了纯真、善良、温顺,向往理想的爱情外,也向往一种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人格,在她们身上已经开始了女性作为几千年被礼教压迫下不为人、只为玩物的人的觉醒,她们聪慧、具诗情、懂人情,在品性上也显示出了比男性的相对高洁,不为世俗所浸染,使“女儿国”中的贾宝玉不由得自愧弗如,只道“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此中也道出了相比男性,女性在品性高洁方面文本中所显示了“女强男弱”的倾向。
所以,从此两方面入手,通过对明清两代戏剧、话本、小说文本创作中的“仙芭”的考察,作出“女强男弱”现象产生的背景浅析,并在此背景下对男性笔下女性意识申张的具体文本作出部分阐释。
男性笔下女性意识申张的背景浅析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端,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因素。
这一时期,也是封建理学发展到极致的时期,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和生活束缚也是最为严厉的,封建理教所宣扬的女子贞节观导致的节烈风气盛行,《女鉴》、《内则》和《女训》成为统治阶级对女性的高度防范与严厉禁锢的产物,女性仍旧作为与男性不平等地位上的一个摆设花瓶、玩弄的对象以及“物”而存在,女性意识被封建礼教所抹杀;而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群体的兴起及腐朽奢侈的贵族生活所引起的社会风气的变动,理学的各种禁锢也开始面临挑战,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对社会以及文人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甚至质的变化,使得男女之间的情欲以及女性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重新思考。
古代文学作品的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古代文学作品对性别意识和女性形象的表述在整个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因为受到当时社会、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制约,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通常被限制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特定的社会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缺乏内涵和深度。
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们对性别的思考和对女性的赞美,以及他们对女性在家庭、社会和情感方面的角色所作出的认可。
首先,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通常被塑造成婀娜多姿、柔婉娴静的美好化象征。
这种美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评价。
例如,在唐代的诗歌作品中,女性常常被描述成婉约轻盈的仙女或绣花楼上的美人,如魏晋时期的曹操《短歌行》中写道:“登吴台以观沧海,泪流尽,杨柳岸晓风残月。
”这里的女性形象通过婉转的词句和典雅的描写展现了她们的美丽和温柔,同时也传递了作者对女性的赞美和敬佩。
然而,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并不仅仅停留在形式的美丽上,也透露出作者对女性内在品质和智慧的赞赏。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表妹林黛玉被塑造成聪明伶俐、才情出众的形象。
她敢于质疑权威、追求自我价值和追求真爱。
虽然她最终以悲剧的结局结束,但她的形象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独立、自立、有思想和追求自由的一面。
古代文学作品还通过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的描绘来反映性别意识和女性形象。
尽管受到束缚和限制,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家庭和社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在明代的《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妻子王熙凤就展现了她聪明才智和出色的家庭管理能力。
她主持家务、经营生意,并为丈夫的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这种形象展示了古代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的聪慧和智慧,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
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仅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还可以反映作者们对女性情感世界的关注。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追求真爱,渴望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幸福婚姻,但最终却终结于悲剧。
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与平等意识在文学作品中,性别角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中的性别观念和平等意识。
通过对文学中性别角色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性别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并探讨如何加强性别平等意识的重要性。
一、性别角色的刻画在文学作品中,性别角色的刻画通常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预设观念有关。
男性通常被描绘为强壮、勇敢和理性,而女性则被描绘为温柔、柔弱和情感丰富。
这种刻画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而文学作品又对其进行了再次强化。
例如,在经典小说《简·爱》中,女主角简·爱挑战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位。
她不愿成为一个依附于男性的女性,而是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
通过她的奋斗和努力,这本小说突破了传统对女性的限制,并为女性争取了平等的权利。
二、性别角色与社会反映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与社会反映密不可分。
作家通常会借助性别角色来呈现社会对性别角色的不平等待遇,并探讨这种不平等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品,其中对性别角色的刻画和社会反映得以充分呈现。
小说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班纳特是一个聪明、独立的女性,她拒绝了社会对女性嫁入豪门的期望。
通过描写班纳特家庭和其他人物对她的态度,小说成功揭示了当时社会中性别歧视和双重标准的问题。
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浪漫小说,更是对当时社会中性别角色与平等意识的强烈批判。
三、增强平等意识的重要性文学作品在呈现性别角色时,有助于加强人们对性别平等的意识。
通过对于不公正对待的揭示,文学可以激发读者对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并启发人们思考如何消除性别差异。
在美国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中,女性成为了被迫忍受压迫和歧视的对象。
作品通过女主角的视角,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权益的剥夺和控制。
这种文学作品不仅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更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提高性别平等的意识和改变现状。
通过阅读和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性别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并加强性别平等意识。
摘要:距20世纪90年代的“陕军东征”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作为三秦文学的重要标杆,他们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但不难看出他们笔下风采各异的“女”性,又有着明显的同向性。
本文拟从地域文化、创作主体心理等方面对他们笔下女性性格的同向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三秦;地域文化;女性性格同向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4-0079-01 在20世纪90年代“陕军东征”后,路遥因《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因《白鹿原》等佳作分别获得第三、第四届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作品屡屡引发国内外文坛震动,掀起阵阵“贾平凹热”,他们三人被评论界认定为继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之后的“陕军”第二代领军人物。
①三秦大地的男性作家们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性格个性鲜明,陕北作家路遥的作品中“春泥式的姑娘”,她们具有泥土般的无私和宽厚,犹如春泥对根的情意。
关中的陈忠实笔下的女性性格,犹如严冬里的玫瑰,虽然艳丽芬芳,但却命运坎坷;而陕南的贾平凹笔下的女性性格犹如野花般绚烂又犹如秋叶凋零的静美与无奈。
综上,细加梳理,三位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性格也具有了明显的同向性,这种同向性是男性作家对“理想女性”的集体想象的结果,三位男性作家在“女人”中只看到了“女”而没有看到“人”。
一、美丽是“姿”本
三位作家所塑造的女性是漂亮的,她们是经过男性眼光过滤后的。
路遥在写到贺秀莲时:“虽然不太白,但人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身体发育得丰丰满满。
”②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这样写到田小娥的:“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从头顶拢梳的时候,宽宽的衣袖就导捋到肩胛处,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
”③在写到田小娥为黑娃而求鹿子霖的时候:“被泪水洗涤过的脸蛋儿温润如玉,光洁照人。
”④贾平凹在《废都》中描写到唐宛儿的外貌时写到:“唐宛儿二十五六年纪吧,一身淡黄套裙紧紧裹了身子,拢得该胖的地方胖,该瘦得地方瘦,最是那细长的脖颈,细嫩如玉,带一条项链,显出很高的两个美人骨来。
”⑤以上三位男性作家在各自的代表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描写,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经过男性的审美过滤的,这种描写是男性作家自身欲望的回映与满足。
在美貌的后面的柔弱则更能衬托男性的伟岸与果敢。
二、善良是必备的品质
当男性主人公面对困难,心情苦闷时,此时女性则是排泄烦闷的最佳人选,往往这些女性的出现给男人以心灵上的慰藉。
路遥小说中正是这份善解人意来缓解现实生活中的平淡与冰冷。
在《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叫孙少安到二叔家去吃饭的细节是这样写到的:“他什么也不想了,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否则他吃这顿好吃的饭会有多别扭!”⑥。
陈忠实在《田园》中塑造了秀芬,秀芬作为宋涛的前妻,心里原本就有芥蒂的宋涛,误以为秀芬要惩治他,报复他。
其实,秀芬是至今仍然记得他有吃冷面肚子疼的毛病,要有滚水冒一下面。
”宋涛觉得秀芬对他太宽容了,这种宽容让他产生的负疚心理与日俱增。
贾平凹在《废都》中塑造了一系列甘愿为“庄之蝶”倾其所有的女性形象。
以上的女性是在男性话语霸权下塑造的,她们的意志受到了男性的掌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满足了他们在背叛面前给予的理解的心情,满足了男性对于自我性欲的渴求,正是善解人意女性的存在,才使得男性主人公在自己的男女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没有了后顾之忧。
三、真实、真诚、真境遇
女性的真正的境遇——作为性欲的发泄对象以及传宗接代的工具。
三位男性作家在“女人”身上只是见到了“女”,她们就只有履行“女”的义务了。
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与贺秀莲因结婚十个月不能怀上孩子,而着急地去医院检查,作为女性有的只是顺从。
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只不过是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和每逢初一、十五的性欲发泄对象。
在贾平凹的《废都》中文章中和还有这样的描写:“唐宛儿一整天没有见到了周敏的面,知道是在外边为工作奔波,将中午做了的麻食又温了一遍,就热水洗了身子,漱了口,专等着男人回来慰劳她。
”女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慰劳男人,在两性关系上,女性都是较为被动的,并且女人仅仅是作为一种性欲对象而存在的。
《白鹿原》中朱先生对鹿兆鹏说的一段话:“冷先生留给你的一句话,纯系家事:给女人个娃娃,给个娃儿,她好在你屋里就能活下去,她自己在白鹿镇也能撑起一张人脸。
”白孝义没有生育能力,而不惜借种。
他们不会考虑女性的心理感受,对于整个家族来说,繁衍才是重要的,女性则是没有地位,仅仅是个繁衍的工具而已。
可见,生育能力是决定女性荣辱的一个标准,在传统思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女性,则身肩重任,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责任,如果没有生育能力,那么她们的生活则是苦不堪言的。
贾平凹在《废都》中写到在孟云房、庄之蝶在周敏家中做客时,唐宛儿的脸被油溅伤了,孟云房说:“现在这女人,除了生娃娃,啥也不会干了。
”牛月清和庄之蝶之间也因为不能生育而苦恼。
在陈忠实的《七爷》中的黄桂英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男性话语霸权的语境里,黄桂英不能抬起头来做人。
甚至连她自己也觉得低人一头!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理屈气短的心情。
因此在三位作家作品中,是以男性的审美视角进行叙述的,女性则作为“依附者”生活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的美,是供男性“赏心悦目”的,女性的善,是她们的宽容给男性较大的自由空间,女性的真,使她们无怨无悔地接受着男性为自己安排的生命轨迹。
上述三位作家地处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塑造女性性格的上有明显的同向性,则可以追溯其产生的原因:首先,以上三位男性作家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用孔孟之道来框定女性的性格和行为。
儒家思想对女性人格上的贬低,使三秦地区的男性作家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男权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女性则是“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成为男性在生活中的附属品,女性的地位是次要的、被动的。
即使自己的丈夫是个不负责任的,没有生活能力的,但是女人仍然是男人的一部分,“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生都逃离不开男性的束缚。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生活在三秦这片儒学系统比较夯实的土地上,思想中的那份保守,自尊自大的特质,影响着他们对于女性的塑造。
他们笔下的男女之间是一种“男主外,女主内”、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的关系。
男性——文化生活的参与者,家庭的主人,生活的主宰者;女性——被摒弃了社会生活之外,家庭的奴仆,生活的依附者。
第二,来自作家的生活阅历。
三位作家都出身于农村,在农村生活中女性的经济地位的低下,从而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的低下,进而女性的话语权的弱化。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虽然他们后来都生活在了都市中,但是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是农民的思想。
“耕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权,“织者”则紧锁深闺进行劳作,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男女之间形成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在农村生活中男性以主人的形象出现,成为农村家庭生活中的经济来源,而妇女在经济上“无私蓄,无私器”的地位。
综上所述,三秦的男性作家在儒教伦理道德体系中缺乏对女性个性尊严的充分尊重。
他们往往以整体遮蔽个体,以理性压抑感性,正如儒家经典中“存天理、灭人欲”,儒家的道德体系,以刻板的礼法,来扼杀活泼的感性生命,导致了无数个体生命的毁灭或人格的扭曲,在儒家经典中形成了“色”、“德”对立的模式,儒家思想剥夺了对爱的权力和自由的剥夺,把家长意志强加给年轻人。
对这种不道德的爱和婚姻道德的攻击,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主题,叙写由传统道德造成的无爱的婚姻的痛苦,或有爱而不能自由去爱的无奈甚至毁灭。
这正是三位作家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作品中共同的女性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