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新作《世界秩序》，自出版以来备受瞩目，尤其是中国知识界、政治界和媒体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与讨论。
2015年底，基辛格参加北京“京城国际论坛”纵论世界秩序的图景，虽然他声称并不知道未来世界的样子，却提醒观众，“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秩序，但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秩序，来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否则，国家间的冲突可能会摧毁人类所有文明。
”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深谙世界历史又饱经外交风云的智者的箴言甚至谶语。
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可怕的是，“世界秩序”的驾驶舱中居然空无一人，门口倒是有几个船长在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如果你对未来迷惑不解，那就回头看看历史吧，寻找世界秩序演变的来龙去脉，这也是基辛格的独门秘诀。
武力征服不能带来秩序合法
如今，“世界秩序”已经变成公共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新闻媒体中频频出现，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都愿意为世界秩序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恰恰说明，现在的世界秩序出了问题，很多国家和民众对现状不太满意，就像基辛格所推崇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说的，“武力征服不能带来秩序的合法性”。
久经外交考验的基辛格，也为当下的政治家提出了一项高难度任务：“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
失败的后果不一定是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可能的是，演变成特定的国内结构和治理形式相一致的种种势力范围。
”每一种势力范围都可能要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这与当下全球化的格局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恰恰是全球化带来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让历史上已存在的世界秩序议题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这也是当下国际关系面临的根本性悖论。
在欧洲人还没有崛起并统治世界之前，世界是非常多元的。
1648年当欧洲人打完了“三十年战争”签订和约的时候，东方的清帝国根本就没有关注此事，而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还没有衰落。
国际关系史的教科书，总是从“三十年战争”开始写起，但是相比于混乱的欧洲，当时更受期待的是一种帝国秩序。
甚至可以说，几千年来，帝国一直是主流的政治秩序。
煌煌帝国与普世宗教的结合，塑造了一种可以自我解释甚至自我圆满的“世界秩序”。
东亚地区比较流行的是朝贡体系，是一种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中国是这个秩序的中心；而伊斯兰世界则存在着伊斯兰之地和战争之地的区分，圣战变成了一种维护秩序的手段，神权高于一切。
世界秩序的多元性是一种常态，直到最近的100年里，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帝国，以一种强制性、压迫性的力量，暂时终结了世界秩序的多样性。
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浪潮，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他者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单一性，美国独步全球的格局出现裂痕，在这些裂缝中，曾经作为复数出现的“世界秩序”在复苏。
这也是近代以来又一次世界秩序的大变革，基辛格显然意识到了这次“未有之变局”的本质，他说，“当今时代，探寻世界新秩序需要我们首先了解那些基本不为外界所知的社会。
所有国家的人民都需要克服这种神秘感――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
”正因如此，未来世界秩序是各种局部秩序发生化学反应之后的结果。
均势秩序对帝国秩序的胜利
世界秩序并不一定覆盖地理空间上的全世界，但是为什么复数的世界秩序变成了单数呢？基辛格说道，“我撰写本书时，以上所有秩序概念中，唯有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被普遍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基础。
”审视现当代国际关系史，就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的世界秩序成为全球性秩序的基础。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均势秩序”，而这一领域恰恰是基辛格所熟稔并推崇的。
从他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就专注于欧洲均势的“黄金时代”――维也纳体系，再
到后来的《大外交》《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等，都体现了基辛格对均势秩序的偏爱。
而他在1970年代叩开中国大门，并非仅仅要跟中国做朋友，而是要重塑世界的均势格局，因为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强劲，而美国陷入越战泥潭。
果不其然，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中、美、苏三边互动，改变了美国的被动局面。
从本质而言，欧洲的均势秩序是对帝国秩序的一种反叛，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可以独占那块叫作“欧洲”的地方。
查理五世失败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失败了，拿破仑也没有成功，随着这些有帝王之心的枭雄相继失败，欧洲的均势秩序的范围不断扩大，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的冷战，让均势变成了全球化。
也正因如此，基辛格得以将19世纪的智慧用于20世纪。
如他所言，“17世纪巧妙地缔造了威斯特伐利亚式和平的谈判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为一个全球适用的体系奠定基础。
”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和平是建立在世俗王权的基础之上，也就是王权战胜了神权，从此之后，宗教不再是引发欧洲战争的主要原因。
世俗国家的胜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出现了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每个国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战争或外交，每个国家都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干涉他国内政或者“灭国”不再受欢迎，拿破仑几乎将欧洲大陆收入囊中，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国家又复活了。
恐惧与不安全是欧洲体系内在的特质，一个大国获得绝对安全，就意味着另一个大国绝对的不安全。
因此，均势体系并不能阻止战争，但是可以限制战争的规模，尤其是框定了战争的目标，即恢复均势。
维也纳会议之所以受到基辛格的推崇，就在于战胜国没有将法国排挤出战后安排之外，只是让法国收缩到“自然边界”之内。
有限制的战争，以及频繁的结盟都是维持均势的条件，而得到各方基本的认可是均势合法性的来源。
如果结盟体系走向僵化，或者彼此已经不再认可权力安排的合法性，那均势就会慢慢瓦解，一战之前，欧洲形成了越来越僵化的同盟体系，大国对小国盟友做出了清晰的承诺，最终因为一场危机，各个大国如“梦游一般”掉入战争之中，欧洲的明灯熄灭了。
不可否认，均势体系内在的竞争性使欧洲保持了活力，分立的列国体制没有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
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琼斯就认为，欧洲是一个技术共同体，也促成了欧洲工业革命的传播。
借着一流的军事技术，欧洲人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殖民化了。
这不仅是欧洲国家的胜利，更是欧洲均势秩序对各式帝国秩序的胜利。
最终，世界秩序的含义简化了，即非欧洲地区是如何一步步接受了这一套世界秩序规则的。
均势秩序的基础是世俗化
世界秩序的危机，要么来自权力的分布状态发生变化，要么是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当下的世界在这两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因此，重建世界秩序就变成了当下最重大的时代议题。
从权力分布而言，多元权力中心的出现已经成为趋势，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结束时那样，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并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秩序合法性的流失，体现在美国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在中东地区出现了“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势力，对现代主权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态的合法性提出了直接挑战。
均势秩序的基础是世俗化，这一基石在中东地区一直没有奠定。
要建立新秩序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也许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梅特涅、卡斯尔雷，当然也包括基辛格。
世界如此纷扰，人心躁动，而基辛格在世界历史的沉潜中，提出了值得每一个人倾听的金玉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