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汪曾祺《跑警报》原文及读后感汪曾祺《跑警报》原文及读后感【汪曾祺《跑警报》原文】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
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
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
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
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
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
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
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
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
“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
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
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
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
“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
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
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
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
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
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
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
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
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
153[传记的评价与探究]一、(2017·广东肇庆市三模)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独为神州惜大儒潘剑冰陈寅恪，相信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发出一连串的惊叹号，惊叹他的大脑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其记忆力之强、知识面之广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陈寅恪的记忆力，经过口口相传，难免带上一点传奇色彩，有人说他会背唐诗十万首，又有人说他会背《十三经》。
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陈寅恪堪称神人了。
与陈寅恪的记忆力配套的，则是他的学问。
陈寅恪的学问不仅让凡夫俗子敬畏，就连与他比肩而立的大师都为之倾倒，其挚友吴宓称赞他为“全中国最为博学之人”，一向盛气凌人的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学问，光语言一项就足以让人震惊。
其弟子季羡林在研究老师早年留学德国所作的64本学习笔记本时，发现其中“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
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
梵文、巴利、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
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都下过深浅不同的功夫。
还有一些语言，他也涉猎过，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语、尼泊尔语等等”。
季羡林只能以“泛滥无涯”来形容老师的语言水平。
陈寅恪的学识不仅名震国内，甚至扬威国外，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现象。
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出了三个突厥碑文，各国学者加以研究，竟无人能解读。
陈寅恪翻译解释之后，各国学者毫无异词，同声叹服。
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的白鸟库吉研究中亚问题遇到疑难之处，写信向柏林大学某教授求救，对方复信说应请教中国的陈寅恪教授，白鸟转向陈氏，果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白鸟库吉感叹说，如果没有陈教授的帮助，自己对这个问题可能至死不解。
令人惊异的是，陈寅恪在外留学十六年，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欧美一流名校都转了一圈，且成就斐然，人人折服。
然而最终他不仅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就连学士学位都没有。
雷海宗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4年（1935—1949），将“清华史学”发扬光大。
雷海宗强调学术对现实的作用，在抗战时期走出书斋，积极参政，参与创办《战国策》杂志，发表时评。
有人曾评价他“与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位政治哲学家”。
【蒋廷黻慧眼识人】雷海宗字伯伦，1902年生于河北省永清县，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学习，1922年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
1927年，雷海宗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5岁。
同年返国，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史学界，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取得国外名校博士学位的凤毛麟角。
雷海宗经过清华文科训练，以外国思想史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雷海宗在学术中所表现出来的开阔视野、中西比较、大胆质疑和探索的特点，与这种较长时间的专业训练有很大关系。
雷海宗主张史学家应贯通中外、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并且身体力行。
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蒋孟引（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听了雷海宗的“西洋中古史”和“西洋文化史”课程，给他的感觉是“不用讲稿，更无教本，板书也很少，全凭流利的口才论述史事，精辟分析，滔滔不倦，娓娓动听，极其引人入胜，真是如坐春风”。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教授，讲授“欧洲通史”。
雷海宗在西洋史方面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英国作家韦尔斯《世界史纲》的批驳。
1928年，雷海宗发文批驳了韦尔斯的“欧洲中心论”，成为最早批驳“欧洲中心论”的中国学者之一。
1932年，年仅30岁的雷海宗得以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
这一年，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为“多方延揽人才”，聘请雷海宗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蒋廷黻成为雷海宗学术生涯中的“伯乐”。
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雷海宗同吴稚晖、张其韵、蒋廷黻、顾颉刚、钱穆、陈寅恪、傅斯年等入选，反映了雷海宗在文教界的声望。
蒋廷黻和雷海宗一样，是留美博士，攻读的都是西洋史史学。
中国史纲要（雷海宗文集）读后感1500字《中国史纲要（雷海宗文集）》原为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教材，描述了中国历史变迁的主要关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
讲授对象主要为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因其广博而不失精细的特点，受众多学生的追捧，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
无论史学观点还是编纂方式，《中国史纲要》均不同于其他通史，特别与当时盛行的“考证派”大相径庭，反映了作者一向重视综合和通识的治史特点，尤其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封建时期和专制时期，逻辑严密，脉络清晰，成一家之说，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佳作。
中国史纲要（雷海宗文集）读后感这本短短的书，非常简要地描述了中国从石器时代到清朝灭亡的数千年历史。
用几百页的纸，来叙述几千年的历史，必然是惜字如金，一页纸概述几十年。
读完此书，得到如下印象。
1）商代是松散的部落联合，商王权力很小。
2）周的结合比商紧密，已经是典型的封建王国。
3）春秋有一百多年的晋楚争霸，最终因为吴的兴起而打破均势。
吴的兴起以及随后的吴越争霸，导致了春秋终结。
这一点，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似乎是以“三家分晋”做为春秋终结，战国开始的标志。
4）秦灭诸国，开始两千年的帝制。
5）项羽等豪杰蜂起而灭秦，项羽分封诸侯，接着被刘邦打败。
项羽的失败，意味着回光返照的封建制在中国正式走进历史的坟场。
6）刘邦初取天下，分封诸异姓王，但瞬间将诸王绞杀殆尽。
到了景帝，诸多同姓王也被铲除。
作者推崇汉武帝，因为他打败了匈奴，开拓了疆界。
除了几个有为的皇帝可以利用外戚和宦官，汉朝严重地被外戚和宦官乱政。
7）两汉期间，汉朝与北方胡人战争不断，北方的胡人南下与汉人混居，埋下了日后乱华的种子。
8）汉亡，三国并立，随后终结于晋。
晋没有有为之君主，却有腐烂之风气，被作乱的匈奴人赶到长江流域。
五胡乱华，中原涂炭。
汉人对胡人作战虽然不利，但是对南方的土著有极大的优势，汉化了长江流域。
前秦皇帝攻打东晋，投鞭断流的豪气，遭遇风声鹤唳的危机。
专家与通人雷海宗专家是近年来的一个流行名词，凡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希望能成专家。
专家的时髦性可说是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
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
学问全境就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全境的探索与追求，各门各科不过是由各种不同的方向与立场去研究全部的宇宙人生而已。
政治学由政治活动方面去观察人类的全部生活，经济学由经济活动方面去观察人类的全部生活。
但人生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人生。
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我们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
各种自然科学对于宇宙的分析，也只有方法与立场的不同，对象都是同一的大自然界。
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凡是有划时代的贡献的人，没有一个是死抱一隅之见的人。
如牛顿或达尔文，不只精通物理学或生物学，他们各对当时的一切学术都有兴趣，都有运用自如的理解力。
他们虽无哲学家之名，却有哲学家之实。
他们是专家，但又超过专家；他们是通人。
这一点总是为今日的一些专家或希望作专家的人所忽略。
假定某人为考据专家，对某科的某一部分都能详述原委，作一篇考证文字，足注能超出正文两三倍；但对今日政治经济社会的局面完全隔阂，或只有幼稚的观感，对今日科学界的大概情形一概不知，对于历史文化的整个发展丝毫不感兴趣。
这样一个人，只能称为考据匠，若恭维一句，也不过是“专家”而已。
又如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
这样一个人，可被社会崇拜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他的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
再进一步。
今日学术的专门化，并不限于科门之间，一科之内往往又分化为许多的细目，各有专家。
例如一个普通所谓历史专家，必须为经济史专家，或汉史专家，甚或某一时代的经济史专家，或汉代某一小段的专家。
太专之后，不只对史学以外的学问不感兴味，即对所专以外的史学部分也渐疏远，甚至不能了解。
此种人或可称为历史专家，但不能算为历史家。
●史学专论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 ○齐世荣 1947年秋,我由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插班入历史系三年级,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慕名已久的雷海宗先生。
雷先生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新生选课完毕后,照例要由他签字。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对学生很亲切,没有架子。
在清华读书两年期间,听了雷先生几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洋近古史和西洋文化史这两门课。
当时有些名教授,学问很大,但讲课不考虑方法,兴之所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时离题很远,有时对大问题不讲,而对自己感兴趣或有特别研究的小问题则讲得十分仔细。
雷先生不是这样,他学问渊博,贯通古今中西,但讲起课来井井有条,从不“跑野马”,总是围绕中心题目加以发挥,并能深入浅出,强烈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
他讲课的某些内容,在时隔五十几年以后,我仍记得清清楚楚。
例如,在西洋近古史这门课上,当讲到宗教改革时,他先从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巨大作用说起。
他以“七礼”(或称“七圣事”)为例,说明一个人在当时从出生到死都离不了教会。
婴儿一出生,要受洗礼。
长大成人,结婚时要由教士主持婚礼。
临终时,要由教士将油膏涂在病人身上,是为敷油礼。
这样一讲,立刻引起了学生的兴趣。
然后,雷先生再讲教会的腐败,接着很自然地引出了路德的宗教改革。
再如,他在讲《堂吉诃德》这部名著的重大意义时,说“它使全欧洲在一阵大笑中结束了骑士文学”。
像这样的警句,在雷先生的课堂上,常常可以听到。
雷先生的课不仅受到学生们欢迎,系内一些老教师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比雷先生年纪还略大一些的刘崇宏先生(学问渊博、一生专教西洋史)就曾郑重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点。
”我听了刘先生的话以后,既感到先生谦虚和老教授们之间的互相推重,也更增加了我对雷师的敬佩。
西洋文化史这门课完全采用“讨论班”的办法。
每一次都由一个学生做读书报告(书的内容事先由雷师指定),然后大家讨论,雷先生随时插话,最后做总结。
我记得第一次是由一位同学做关于《历史研究》的读书报告。
读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1902-1962，河北永清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20世纪30, 40年代战国策派代表人物之一。
其于1938年12月所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可谓是其史学思想与现实主义思想的综介体现。
在此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史观，也可以看到在1938年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雷海宗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如何战胜日寇，在战火纷飞的世界环境下得以生存与复兴的深刻探讨。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可以说是雷海宗先生的成名作，也最能反映其学术成就以及思想。
同时，这本书还是从“兵文化”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开山之作。
通过阅读本书以及了解本书的写作和编写情况，我发现它并不能算作雷先生的学术专著，只能算作一本论文集。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上编、下编、附录。
上编的内容主要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批判。
包括《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两周》。
我把上编也分为三个部分：前三篇主要写了秦朝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第四篇主要写的是秦汉以下中国兵文化的衰落，最后一篇是雷先生运用文化形态史观的方法合论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特征。
下编则收录了《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抗战爆发后，雷海宗针对抗战建国中的中国所发表的看法，目的是为了增强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
本书的附录收录了《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一文。
在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以后，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一．中国的兵作者从“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是附带论及，因为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框架，本身并无轻重。
”并且相信兵的精神是看清一个民族盛衰的方法。
春秋时代虽然有平民当兵，但是士族才是当兵的主体。
当时的贵族踊跃参军，视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
“士族子弟自幼接受文武方面的教育”，打仗全无怕死心理。
雷海为议论文引言雷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
他在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雷海为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深刻的政治见解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从雷海的个人背景，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以及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三个方面对雷海进行全面的议论。
一、雷海的个人背景雷海（1863年-1931年），字耿和，广东南海人。
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年幼时就展现出卓越的学习能力和敏锐的思维。
雷海考入广州京师圣路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新的学问和思想，对于社会不公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后来，雷海赴日本留学深造，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在留日期间，雷海积极投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加入社会主义协会。
这段经历对后来雷海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雷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运动，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开端。
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雷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积极参与筹备和组织革命，并在广州、梧州等地开展宣传工作，将革命理念传播给更多的群众。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雷海出任南海县的县长，并推动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
2.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雷海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成员之一。
他参与了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对于党的建设和党的宣传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着力于发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组织了一系列的罢工和农民暴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发展。
雷海还在党内起到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指导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雷海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雷海不仅在实践中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1.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之一，雷海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介绍给中国群众，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他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国家繁荣。
雷海宗的生平、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作者：王敦书来源：《历史教学》2003年第02期雷海宗（1902-1962年）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
一、雷海宗生平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一个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
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
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
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
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25岁。
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1927年，雷海宗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他不但讲授外国史，而且以史学家应兼通中外、改造旧史学为己任，进而研究和讲授中国史，发表《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评汉译〈世界史纲〉》、《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
已故著名英国史学家蒋孟引先生回忆道："那时雷先生还很年轻，却是全校宣扬的名教授。
我慕名选课，果然十分满足，收获很多，从此爱好外国史，确定了一生学业的方向。
"他还写道："雷海宗先生，一代英才，学贯中西，但在中央大学时，只是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讲授的又是外国史，有些冬烘先生妒火中烧，竟胡说他中国史学问不够，中文水平不高。
这当然不是雷先生所能容忍的。
所以随即大写中国史文章，并讲授中国史，无不大得好评，誉满全国，这远非冬烘之流所能望其项背。
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雷海宗王敦书（原刊《世界历史》1995年6期）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兼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
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总起来说，可以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可各以1937年和195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一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家庭出身中农，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
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
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
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
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25岁。
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1927年，雷海宗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他不但讲授世界史，而且以史学家应兼通中外，改造旧史学为己任，进而研究和讲授中国史，发表《孔子以前的哲学》、《克罗奇的史学论一历史与记事》、《评汉译<世界史纲>》等文章。
已故著名英国史学者蒋孟引先生回忆道：“那时雷先生还很年轻，却是全校宣扬的名教授，我慕名选课，果然十分满足，收获很多。
从此爱好外国史，确定了一生学业的方向。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
他采用新的方法，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的观点，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这一看法的妥当，从而推断周室元年当在公元前1030与1020年之间，因此肯定《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认为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王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乔治忠：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原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乔治忠[摘要] 雷海宗先生近年已被誉为“历史学家”、“史学大师”，然而盛名之下，是否有相对应学术成就？学术评价只能根据其著述来判定，《伯伦史学集》一书将雷先生的主要历史撰述基本收录于内，只要客观、公正地加以审视，则可发现在所收各文中论点、论据以及学术方法，舛误充斥，实在乏善可陈。
雷先生在宏观上，热衷于先验地构建历史体系，不做深入研究和验证，而不惜削足适履；在具体问题上，对历史考据根本没有入门，却硬选难题，罔顾史实，随意定论，这是其治史的致命伤。
学术界应当以学术理性的精神，重新做出公允的学术评价。
[关键词] 雷海宗构建历史体系历史考据学术理性雷海宗（1902～1962）先生在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业甚早，而除1940年至1942年因随从林同济、陈铨等人形成学术、文化上的“战国策派”受到瞩目之外，生前在学术上不显于世。
但自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之后，对雷海宗的学术赞誉之声日益高涨，直至号称“历史学家”，甚至加以“史学大师”名衔。
在学术史上，确有学者在世时声名不显，如清代的崔述，而历时愈久则越显现出学术造诣的精湛。
雷海宗先生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查迄今所有的赞誉之词，颇少切实的学术依据。
“历史学家”之类的名衔，不能随意滥加于一般的历史学科从业者，必当通过对其史学建树做出公允的学术评析。
否则，其论文、论著原文俱在，迟早要经受史学史研究的严格审视。
一、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的根本性谬误雷海宗先生受到学术界、理论界的瞩目，实际缘于参加到“战国策派”内发表议论。
当年“战国策派”的主张刚一出现，立即受到左翼学者从政治角度的严厉批判。
“战国策派”的论说本来就是议论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予以政治性批判并不为过。
但作为“战国策派”理念基础之一的“文化形态史观”，特别是雷海宗先生的关于中国经过“两周”的历史循环论，应当予以理性的学术审视，廓清当前存在的随意发挥、无原则赞誉的理性迷失。
雷海宗：一个学术史的解读来源：岁月联盟作者：张国刚时间：2010-09-06上有那么多的巧合。
1902年——雷海宗出生那一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删2年，雷海宗冥诞一百年，也正是历史学界以明确的理念追求史学的近代化道路一个世纪。
近代历史学的各种思想和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但就其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大而化之地归为两个面相：1．基于史料进行历史重建，或者说恢复历史的面貌。
这种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寻求证据、寻求确定性，因此搜集、整理、解说、连缀史料构成主要任务。
它体现了历史学的性质，也可以说是非人化特征。
2．以某种观念为依托，对历史进行阐释。
这项工作在既有的材料范围下进行，不关心材料本身的问题，而关心历史研究对人类和社会各方面所(已经、正在或即将)遭遇问题的解答。
这体现历史的特质和历史的人文主义性质。
对于以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学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就应该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去思考。
一、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规则化、系统化与可操作化，因此要运用科学的方法。
但人文关怀是历史存在的根本。
这两方面是健全的历史学必须同时具备的。
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始，侧重于人文关怀。
从欧洲史学的传统来看，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都是近代历史学中的基本时代特征。
寻求证据和史实的确定性并非十九世纪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首创，事实上应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史学开始学科化的时代。
历史的哲学关怀和解释功能受近代哲学之兴起嬗变的影响。
而且这两个面相并非井水河水互不干犯，而恰恰是有所交错，互相启发与纠正。
比如欧洲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开始重视证据批判，其背后有对绝对理性真理的信奉与追求为支撑，理性真理在启蒙时代被认为是解释一切现象和问题的法门。
反过来，史料方面的突破可以影响某种历史解释理论的产生或存亡。
一句话，历史学家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陷于片面，也可能因为个人的价值取向或兴趣而约束证据。
如果将十七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整体来考虑，就会看到西方史学的总体进程中，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并行不悖且处于守衡状态，尽管在某一短时段里，对两方面的侧重性互有消长。
了解欧洲近代史学这一传统，再反观中国近代史学界，不难发现它恰恰难以在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中保持平衡。
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是中国史学科学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虽然史语所中有个别人有意识注意历史研究的理论性与观念性，但总体而言对此是相当忽视的。
史料学派对中国新史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辉煌贡献，此处不论。
需要指出的是，史料学派的功与过都在于对史学研究科学性的强调。
一个学派以科学化道路为圭臬本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史料学派借“集团研究”的强力在当时的史学界具有压倒性优势，加之傅斯年提倡的史料研究方法与中国旧有的史料研究方法多衔接相通之处，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心理上讲都更容易有号召力。
然而以史语所的人力、物力、号召力优势，却没有鼓励和正面提倡完整的历史学观念，致使原本就有理论缺位、哲学缺位之失的中国学术界更加一边倒，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而史语所的基本态度又深受傅斯年个人认识的影响，他曾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刊之旨趣》)。
在这个背景下看，无论唯物史观，还是文化形态史现。
或者其它什么理论形态的史学，它们的出现与发展都具有重大学术史意义，这，不仅仅是对史料学派重局部微观而忽视整体宏观、碎化历史的纠偏，还是驱使中国史学界向健康、完善的生态发展的动力。
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以文化形态史观为基本指导的战国策派，其五位核心人物中(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估、贺麟)，有三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雷、陈、贺)，这与傅斯年西游求学时广泛涉猎实验科学恰成对照。
本来他们对学术发展具有互补性，可惜历史没有赋予战国策派足够的时间与机遇，也可以说历史对于让近代中国学术界充分接受思想启蒙的时间太过吝惜。
二、雷海宗形态史观要素的学术史意义对于战国策派学者视野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不加讨论，而只想从雷海宗的治史观念中挑选一些内容说明其对中国近学术史发展的重要价值。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引进西方学术的概念、范式、理论、、规则来组织和定位中国文化的内容，揭示中国文化的问题。
而混乱也就常常发生在西方概念的理解与搬用上，，这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结合西方学术成就和本土文化经验进行有价值的创新就无从谈起。
霄海宗便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堪为后人的表率。
雷海宗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立产生与自由发展的，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认清各个文化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实际上就是断代；丽认清文化的时间范围必须以划分文化的空间范围为前提，认清文化的空间范围就是划分各个文化的区域。
断代必须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而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因为文化是个别的、多元性的。
他指出中国史学界无论研究西洋史还是中国史，各种名义都不严正。
基于他上述观念，基本的"iE名”就是正时间之名和空间之名，即确定历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正是在这两点上，中国学界多不求甚解，照搬西方概念。
首先看断代问题，欧洲上古、中古、近代的中统分期法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上古指古希腊罗马，即所谓经典时代，经典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之间被认为是野蛮人人侵的黑暗时代，称为中古。
显然这种划分虽然也体现了欧洲文明的重大变局，但感情因素强于理性因素，思想性质高过学术眼光。
随着十九世纪考古发现揭示出希腊之前还有与欧洲文明密切相关的漫长历史(近东地区的历史》，这种分期法在欧洲学术界已经显出不足，尤其令治通史者进退窘迫，但不管怎么说，就狭义的欧洲文明而论还能讲得通。
然而“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们也就无条件地认…西洋上古‟为一个神怪／j、说中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
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摹仿西洋，把中国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135)。
“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
……西洋的先例，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
再完备的就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
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
……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同上)。
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欧洲的“上古、中古、近古”概念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含义及限制，中国人不去深入了解这概念的来源，不去思考支持历史断代的观念与标准，而只求在时段上与欧洲的三段论法相匹配，可以说是强以中国文化就西方框架，对于中国：学术独立与创新而言，有害无益。
，因此，当雷海宗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三周”，其意义就不只在于确立研究范围，而体现出深一层次的引进西学，体现出把握西方观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要质后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努力。
，再来看关于“西洋史”的概念辨析。
“世界史”、“外国史”和“西洋史”是中国人常用(t的名词，但对这些概念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中国人大多不甚了了。
而就在这几个概念的混淆与不求甚解中，包含着中国学术界概念意识的缺乏，可以说引进了名讨，但没有引进概念。
欧洲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概念原是启蒙时代为标示与中世纪以来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概念之不同而提出的，后来可以混同使用。
“普遍史”是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的历史观念，它的普遍性只存在于《圣经》历史所能被覆的范围，事实上无论从文化观念还是地理范围上讲都是很狭小的。
“世界史”则是欧洲人发现并承认基督教文明以外的众多文明之后提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欧洲、中国、近东；中东、美洲、非洲各区域的历史都以相对独立的形态统合在“世界史”之下，尽管欧洲人书写的“世界史”长期以欧洲历史为中心。
然而“世界史”到了中国，却奇怪地等同于“外国史”，仿佛中国人主动自外于世界。
这是概念传播中的变形失真问题，究其实还是学术引进过程中粗疏生硬弊病所致。
雷海宗则凭借自己的西方史学造诣指出这种看似小节实则大过的问题。
“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这在中国范围内约定俗成，也就不论了，因为对中国人不至于造成所指混乱。
然而“西洋史”到底何指，这关系到“西洋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
欧美人用“西洋”一词(The West或the Occi-dent)，意义已经非常含混，雷海宗将其分为泛义、广义与狭义三种意义。
狭义的西洋专指中古以下的欧西，即波兰以西的地方，近四百年来又包括新大陆，也就是说指以日耳曼民族为主所创造的文化，东欧不包括在此范围。
广义的西洋是在欧西之外加上古希腊罗马，在谈论思想学术文艺发展的作品中多使用这层意义。
泛义的西洋则是在广义的西洋之外再加上中东伊斯兰教地区和近东地区的古代文化(古埃及、巴比伦)，这样的泛指比较少用(同上，页137-139)。
中国人有关“西”的概念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日常说“西洋”大半是指狭义的西洋(欧西+北美)，倒也不会有误会。
但对历史研究而言，若只是空泛地使用“西洋”一词，则与学术研究的严谨要求相去甚远，可以说是研究西方历史的门径都未把握。
厘清“西洋”一词的不同含义，实则是了解欧西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阿拉伯文化间的关系。
这六种文化各有独立形态，有亲疏不等的联系却不能混为一体。
要而言之，雷海宗强调“正名”的四种价值，直指中国近现代史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雷海宗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三、文化形态史观与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要求二十到四十年代史料学振占据史坛的中心位置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固然也是对史料学派的纠偏。
而文化形态史观与之并不矛盾。
如果以某种理论为唯一合理的解释而排斥其它史学指导理论的存在，则有违学术研究的多元化生态。
事实证明，多元化不仅是界各物种和进步的原动力，也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动力，学术研究也不能逃脱这一法则。
无论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还是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其理论缺陷我们姑且存而不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解释和历史认识方式。
就这种性质而言，它与唯物史观属于同类。
而且这两种史观都是试图对整部文明史进行宏观解析从而找出历史的发展，两种理论都体现出强调本体论的思路。
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经济的变迁作为探讨历史变迁的主线索。
文化形态史观则将这一基础性位置赋予“文化”这个要素，它以文明共时态的演变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力求通过比较各个共时态的文明及其特点而找出文化发展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