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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版》读书札记1.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概述自清朝末期以来，中国的学术界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研究逐渐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开始走向独立、自由的道路。
中国的学术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重要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学术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经学、史学等学科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新兴学科也逐渐传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学科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科体系。
中国的学术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陈嘉庚、钱穆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这一时期，学术研究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且为培养新一代的科技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学术界也在国际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展示了中国学者的风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界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术研究逐步摆脱了过去的束缚，开始走向独立、自由的道路。
中国的学术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重要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学术界也在国际上取得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力，为世界的科学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版》这本书通过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全面梳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界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以及中国学者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巨大贡献。
这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推进学术研究、培养优秀人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1 学术史的定义与意义学术史是一门关于某一时期特定学科领域内的思想、理论、方法及其发展的历史研究。
它不仅记录了过去，更是当下学术现状的映射和未来学术发展的参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版》作为对中国近代学术历程的全面梳理，其定义下的学术史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沿革的简单记录，更是思想演变、观念变革、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平台和载体。
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书笔记一、反动与先驱明末学术主潮：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宋元明道学产生的原因：一是六朝隋唐文化，灿烂活泼。
晚唐五代纷乱，人心厌倦，回归严肃朴素。
二是儒佛接触，禅宗与道学接近。
道家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
补充《大学》《中庸》《易经》对抗佛学。
王阳明后，反对派约三，其一张居正等事功派，其二王世贞等文学派，其三依附魏忠贤等势利派。
事功派、文学派与道学派由相轻到相攻。
道学派之东林、复社形成政党。
明亡以后，学者批评道学先生。
如李刚主、朱舜水、顾亭林、王船山、费燕峰。
王学的反动：一是自身的反动，如刘宗周，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减少谈玄，是旧时代的结局。
二是自然界探索的反动。
徐霞客、宋应星。
但不代表整个时代。
三是明末欧洲历算学输入。
为第二次中外智识相接触，晋唐间佛学输入为第一次。
四是藏书刻书风气渐盛。
如焦竑、范钦、毛晋等。
五是晚明净土宗三大师。
一反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回到隋唐佛学途径。
二、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时代思潮：文化昂进。
继续的群众运动。
明朝灭亡：学者痛定思痛，为政治而做学问，政治绝望，乃做纯粹学者。
清朝统治政策：顺治元年至十年利用；顺治十一二年只康熙十年高压，操纵贰臣，江南奏销案、文字狱等；康熙十一二年后怀柔。
举荐山林隐逸、举荐博学鸿儒、开明史馆。
清代学术变迁：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前明遗老支配学界，对王学实行革命。
经世致用。
代表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康熙二十年之后，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生长新朝，经世之学涉及时政，为文字狱禁锢。
趋于健实有条理，约有四支：阎若璩等之经学、梅文鼎等之历算学、陆世仪等之程朱学（介乎王、汉之间）、颜元等之实践学。
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科学发展戛然中止：科举制度、耶稣会内部分裂，早期教士抓住国人心里，教皇令禁拜祖宗，朝野震怒、耶稣会徒党胤礽，被雍正驱赶。
076《名家名作》·研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明末以来近三百年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为后人从宏观视角把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树立了典范。
探讨此书中的学术史观念和编写方法，有助于认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传统学术。
一、时代下的个体写作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的又一个转型期，承担着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历史任务。
社会的新陈代谢，要求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使其成为文化新陈代谢的养料，以实现整个文化传统的延续。
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 957之意即如此。
不同于以往由内生本土化力量实现社会转型，此次转型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
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使当时的学者在评估传统的同时引入了某些西方的价值和标准，却又不得不面对异质文化与本土价值之间的矛盾。
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既要评估传统文化，又要将西方思想本土化，不然其理论思想势不可久。
梁启超“力主‘理学反动’说而以欧洲‘文艺复兴’比附清学，将‘以复古求解放’视为清学的特质”，“视顾炎武为从事‘黎明运动第一人’，视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学人为‘启蒙期’代表人物”［2］，皆是出于这一目的。
五四以来，种种西方学说的传入与消寂，也无不与这一因素有关。
就个体而言，梁启超社会身份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特征。
少年科举登第，穷探帖括之学；继而师从康有为，意欲效法泰西变法以图强；后知改革之路不可行，又投身民主共和之事。
其身份经历了从传统的士大夫到改革者再到民主革命者的转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
这一过程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前途的认识和思考的不断深化，而梁启超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时代命运的缩影。
梁氏身份定位的转变更深层次地表现出其思想的不断发展，而中西交融是其内在动力。
“晚清精英知识分子基本上完全根植于儒学传统，从儒学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出发，回应着西方的冲击。
”［3］梁氏倡导中西结合，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
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 陆琦杨07一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
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
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
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
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
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2，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是梁启超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所编的讲义，约撰于1923 年至1929 年之间。
这本书被人们视为关于清代学术发展史的名著，突破了学案体的学术史著述模式，为学术史的撰著体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全书共有16 个章节，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到第四章，综合叙述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到第十二章，这八章主要介绍对清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名家巨匠的学术思想。
总体来说，前两部分可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分别从引论、总论、心学余波、经学建设、哲学、史学建设、程朱学派、颜李学派、自然科学等方面论述“清学”，以人物为中心，分析介绍其思想要点。
剩下的第十三到第十六章曾被梁启超于1924 年6 月至9 月发表于《东方杂志》，并先后于1929 年、1936 年由上海民智书局、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至1932 年被作者收入《饮冰室合集》中。
这四章被人们视为梁启超一直从事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清代部分。
此书是一本有着百科全书色彩的清代学术史，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创新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有可借鉴
之处。
梁启超论文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
革命家，他的论文触及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
其中，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这篇论文从明朝开始，经过清朝，直至民国初期，系统地总结了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
梁启超在论文中提出了“中西学
术并重”、“归纳与演绎并进”等观点，对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
学术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梁启超的《革命史纲要》是一部重要的政治论文。
该论文提出了“君主立宪”，即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思想。
他认为，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梁启超还写过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文，如《中国学制与教育改革议》，它对近代中国的学制和教育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改革建议，提出了构建科学、民主、实用的教育体系的思路。
以上只是梁启超众多论文中的几篇代表作，他的著作丰富多样，对中国近代思想与政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散章静嘉张读书笔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
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
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
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
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
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
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
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
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
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
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读此文为章太炎、刘师培等撰,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导读。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
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
2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
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
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
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
3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
4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
5 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 。
6 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7 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
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中国人民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一段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段不可缺少的历史。
这段历史，既有活跃的学术文化交流，也有挫折和失败的迹象。
本文就以《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为标题，简要阐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近三百年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史经历了从“中国学”到“新学”的转变，也面临了从外的考验。
从八世纪到清朝，中国各朝代的思想，科技，文化等都确立了多种元素，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国文学和学术传统。
从明朝开始，受到欧洲技术、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出现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学术流派。
各式各样的学术流派及其相应的思想形式，得到了大量的讨论和探讨，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近三百年来，中国文学及学术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流派不断繁荣。
这些发展都是以清朝文人雅士、书法家、诗人、学者和音乐家为中心。
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文艺创作，使中国文学及学术文化得到了巨大发展。
其中，包括了清朝李渔、蔡邕、黄景仁等人的诗文，题材丰富多彩，风格多样，表达了不同的精神情感和思想意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此外，清代杨万里、窦晨光等学者们的经学著作，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学术文化。
至于新式学者和新学派，尤其是19世纪出现的洋务派，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西方科技和文化，并以此作为借鉴，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使中国从封闭的传统中出现了开放的观念。
他们的研究和实践，使中国的学术文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国的中古文学史，也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一部分，此时正以更快的步伐发展着。
一方面，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如鲁迅、陈独秀等，建立了以新文学为代表，以语言、思想、文体、情感和艺术形式为主题的文学流派，使中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改革家，也推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探索新的学术思想，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把中国告诉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郭璐霞来源：《卷宗》2019年第06期摘要：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可以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晚年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成果。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十分重视社会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
他从清学是对宋明理学反动的角度全面总结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而这也正是他与钱穆同名作的最大差异之处。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清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代学者们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一方面，清代学术上承宋明理学，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成为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清代学术下启近代学术，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中华文明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遭受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日渐衰落。
由此，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引发了一批学者研究整理清代学术的热潮。
其中，梁启超是研究清代学术最有影响、成就最多的学者之一。
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的著作，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此书并不完整，并且只有第八章论及清代。
第二个是《清代学术概论》，此书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研究的精要概括，作为一步纲要式的著作，侧重于“论”。
而第三个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发展做了比较完善的研究和总结。
与《清代学术概论》相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加侧重于“史”，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和充实，直到现在仍然作为我们研究清代学术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此外，与钱穆的同名作著述宗旨也不相同。
1 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十分注重整个社会政治背景对学术走向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从第一到第四章，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为题，主要叙述了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政治对其的影响，从政治角度指出了清代学术发展曲折的原因。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剧锦阳来源：《祖国》2016年第18期摘要：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世学者研究学术史提供了一种范式，其书论述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的学术发展、学派源流、师承关系、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在学界的地位。
学术界也有很多关于此书的评析，尤其是对梁启超与钱穆同名书的比较研究更多一些，但我认为缺少对全书内容的介绍，因此写此文对书中的内容做了一个总结并对该书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内容提要成就不足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创作于1923年至1925年之间，原为其在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时的讲义，是梁启超先生《清代学术概论》的姊妹篇。
这部讲义诞生在中国近代最动荡的时期，全社会各阶层都在奋力探索救国救民之出路，其主旨在于反对宋明理学空洞无用的抽象说教，注重科学和实践，对明末至清一朝的学术成果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和总结，力图说明学术发展变迁的趋势和过程。
一、全书内容提要全书共分为十六章，我认为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反动与先驱”，这一章作者明确地提及“三百年”的明确界限，上溯公元一六二三年，下至公元一九二三年，开门见山地提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①，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梁启超是新时期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改革者，不仅体现在戊戌变法上，更体现在他与时俱进的学术思想上。
明末清初，阳明学派明心见性、纯粹谈玄的空疏思想的弊端已经渐渐显露，我们不可否认其在两千年的学术史上的价值，但到后来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②，明末清初在学术界掀起了一阵务实的清风。
第二部分是第二到第四章，讲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先生特别重视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如他在文中所述“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论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是2009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刘师培。
内容介绍：《老北大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是1917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国文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今北大博士生导师钱志熙教授评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讲义，而是近现代中古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是“旧学之殿军，新学之开山”。
《中国中古文学史》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研究对象，丽当时的学术界，除章太炎外，都对魏晋玄学相当陌生，连梁启超也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
刘师培率先肯定魏晋玄学“撷佛老之精华，弃儒家之糟粕”，“不可谓非哲学大昌之时代”，给予魏晋文学充分的重现。
171SONG OF YELLOW RIVER 2023/ 20可获得准确结果。
他视司马迁、班固之后的京房、郑玄等关于铸钟和算术的研究为欺骗之学，不值得一提。
史料显示，梁启超因此认为毛奇龄人格有缺陷，对全祖望的评判表示赞同。
“然其对于荒诞支离的旧说扫荡廓清之功，固不可泯灭。
”虽然毛奇龄的人格不足以让人信服，但他却荒诞、支离、破碎。
旧的音乐理论有着扫荡、肃清的功绩，固然不可泯灭了他做出的贡献。
毛奇龄《竟山乐录》这样写道，“先臣尝曰，乐未尝亡也。
乐者，人声也，天下几有人声而亡之之理？……人各为说，而乐遂以亡。
”⑧“乐者人声也”，毛奇龄用此观点反驳“乐亡”的错误看法。
他坚信，音乐是由人声产生，只要人还能发声，音乐就永存。
他指出，研究音乐应以声音为核心。
当众人纠结于音乐的消亡时，毛奇龄直白地批驳这观念，问道：难道有人声存且音乐消亡之说吗？他追溯“乐己亡”的观点至汉朝，批评后世对音乐的复杂论述，认为多数偏离音乐本质，充斥错误。
因此，梁启超称赞毛奇龄在纠正音乐误区中的巨大贡献。
“彼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会乐理。
”毛奇龄极力排斥以前的人用五行来解释音乐的理论。
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写道“推原元本……，名之所创。
”将乐律之数强行与阴阳五行、周天行数等相关联。
分配五行与之对应，……造就了一种音乐的缥缈玄妙。
⑨毛奇龄反驳那些将音乐与阴阳五行结合的观点，认为他们对音乐基础概念如“宫”与“商”都不清楚。
实际上，音乐与阴阳五行的关联并不深刻。
这种误导是音乐风气混乱的主因。
梁启超赞同毛奇龄的反驳，并高度评价其对音乐的贡献。
（二）对江永的评价书中乐论部分写到“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然乐律应否以算理解释实为先决问题。
慎修虽用力甚勤，然其截断……出西河下也，书中附会河图、五行、纳音、气节诸陋习亦不免。
”⑩“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
”江永善于计算所以他以算数来解释乐律。
对于这个评价，在江永的《律吕阐微》中确有体现，原文写到，“法曰：求得袭宾倍律之率……即夹钟正律之率。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引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学术也开始逐渐进入现代化的轨道，这一变革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介绍从清朝晚期到现代中国三百年的学术史。
通过对中国学术从近代以来的变迁，揭示其在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第一章清朝晚期学术清朝晚期学术是中国学术进入现代化之前最后的一个阶段。
在积累了几千年的学术遗产之后，清朝时期，中国学术思想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清朝晚期学术思想主要包括“科举”、“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
科举考试是清朝晚期学术的核心，也是政治和社会体制中的重要部分。
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考生可以获得最高的名誉和最高级别的文官地位，成为官方的官员。
从整个政治、文化和社会系统来看，这个考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整个清朝晚期，科举考试成为固定不变的制度，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朝晚期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扬。
随着儒家思想的完全发展和改进，清朝晚期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高峰。
儒家哲学思想，尤其是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和谐和安定的最重要因素是道德和知识，而不是个人的力量。
这一思想意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
除此之外，道教思想也在清朝晚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扬。
与儒家思想不同，道教思想在伦理、心理等方面有完整的章节和体系。
在道教信仰中，人们寻求的是自我实现、精神升华、修道成仙等。
道教思想也可以帮助个人找到更高的生命价值。
第二章近代中国学术19世纪下半叶，近代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和变化，这种变化和变革也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和思想。
近代文化运动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的面貌。
近代文化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和朝臣文化，提倡民主、科学和现代化的思想。
基于近代文化运动，一批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如钱玄同、胡适、严复等开始崭露头角，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代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赏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史名著，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全书分为十六个章节，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学术专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条分缕析。
全书内容脉络清晰，文笔雄浑流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提出并贯彻了“学术史”的四条规范，即：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这是继其以前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后，又提出的学术史的撰写原则。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生前未刊，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曾连载发表于1924年的《东方杂志》。
主要版本有1929年的上海民智书局本，1932年的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本，1936年的中华书局单行本。
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朱维铮校注本，以《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和注释，与《清代学术概论》合编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政治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各家学术的主旨以及清代学术的成绩。
首先第一部分，大致为书本内容的一至四章节，梁任公叙述了
清代的学术源流及所受政治影响。
梁任公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想源头是汉学，和宋明的学术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理学的延续，而是反动。
在清初，中国的学术思想选择了一个与宋明完全相反的道路，发展成为经学考据学。
梁任公列举了明末清初反理学的五个方面：一是王学自身，刘宗周一派的“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反王学中的玄学；二是自然界，徐霞客、宋应星等对自然界的探索，表现出学者厌空喜踏实的精神；三是明末欧洲文化的传入，经世致用之学盛行；四是藏书刻书风气盛行，也是当时讲学的反动；最后一点是不仅在儒学，佛学方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其次第二部分，为书中五至十二章内容，叙述了各家学术主旨及代表人物。
在这一部分，梁任公以时代为经，以学派为纬，主要介绍了近三百年重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并以史料加以论证。
介绍了如黄梨洲、孙夏峰、李二曲作为阳明学派的余波及其修正者之列，重点介绍了黄梨洲的学术思想以及在他的影响下浙东王学的源流发展。
梁任公以黄梨洲为清代这栋学派的开创者，认为“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
将顾炎武归为清代经学的开山祖师。
顾炎武“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的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受他的影响，学者们排斥理气性命之类的玄谈，专从客观方面进行研究，无论在治学方法还是门类上，清代学者皆未能出其范围之外。
除此之外，梁任公将王夫之、朱之瑜称为两畸儒，评价他们“在本地一点声光也没有，然而在几百年后
或在外国发生绝大影响”。
在“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章当中，他种的叙述了万斯同、全祖望的功绩，他们务求精准的治史态度影响了前清一代的史学界。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中，重点介绍了张杨园、陆桴亭、陆稼书、王白田等人的学术与生平，认为他们的学术虽然有部分可取之处，但此派的末流多为乡愿，不认真读书，仅在口头上谈格物理论穷理。
梁任公认为颜习斋、李恕谷为实践实用主义者，并以很大的篇幅颂扬了他们的学术思想，肯定他们“复古”、“现代”的精神。
在书中，梁任公还认为“求中国历算之独立者，则自王寅旭、梅定九始”，将王寅旭、梅定九等人的历算学研究看做科学的曙光。
对于另外一些不列于上述各学派的学者，比如方以智、费燕峰、刘继庄、潘用微、陈乾初、戴南山、吕晚村等十来位学者，则都收录在“清初学海波澜余录”中进行介绍，梁任公认为“因此益可见清初学术方面之多波澜壮阔”
最后第三部分，为十三至十六章，梁任公叙述了对于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绩。
在这一部分中，梁任公分门别类的择要评述清代学者的贡献，所分门类有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古籍、辑佚古籍、史学、方志地理及谱牒、历算及其它科学。
不仅总结了成绩，还总结了治学的方法。
梁任公原来便不能算做一个单纯的文人学者，他还担负着一个政治家的任务与志气，因此在这三百年的学术史里，他对于具有事功之心，能切身实干的人是极推崇的，如顾亭林，黄梨洲，孙夏峰，朱舜水，王畺斋，颜习斋，李刚主等人，下笔慷慨激昂，大有其政
论文的气魄。
任公之所推重者，一在于人格的峻洁，二在于学术的价值高低，三百年的学术史就如此展开。
汉末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以上诸公也可以做如此语。
后人睹其面目形状，行为处事，不能不心生向往，骎骎然向风而拜，以此反观当下学界的纷纷扰扰，以及政在学先的种种怪现状，倒能获一种平常心。
此外，任公对于人品低下，但学术上确有可取者也不凭个人好恶摈弃之，如钱谦益，毛西河。
三百年的学术史，便只记下了这数十个人物，其间风云变幻，何种学术能处变不惊，何种学问又是在哗众取宠，都一览无余。
以《古文尚书》为证，从黄梨洲，阎百诗，到程绵庄，段茂堂，已经是一百多年过去，人寿几何能看清所有真相？又上溯到东晋《古文尚书》初出时候，已是一千多年，虽彭祖亦且不能全观面貌，遑论其余。
所以知天下悠悠，学术为大。
朝菌不知晦朔，夏虫不可语冰，人亦如是。
处于世间之上，只能尽力而为，是非对错不由人定，又必由人定。
梁启超在本书中对于各家学派的评价都基本做到客观公正，不因自身的好恶而随意褒贬。
以“时代思潮”来论述，并撰写“反动与先驱”、“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等概论性的章节，使读者对于清代的学术有了一个贯通、全面的认识。
理清各派的关系。
对于多学科的论述，也反应出作者恢弘的治学特点，为后人研究学术提供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