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守相和县令的考核，仍沿秦制，通过上计的方式进行考课。汉《上计律》规定，年终由郡国上计史携带上计簿到京师上计，汇报工作。上计的范围包括户口、赋税、盗贼、狱讼、选举、农桑、灾害、道议等，根据政绩的殿最决定迁降赏罚。
随着官僚制的发展产生了官吏的休假和退休制度。对有功之臣给予省亲的假期，对有病官吏令其回家养病。退休称为致仕，汉时致仕的年龄为70岁，退休后的待遇，一般是给予一次性的较高赏赐，以示养老尊贤。
■监察制度
【分析】汉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自成系统的监察组织。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职掌全国的最高监察权，下设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地方监察机关主要是在京师设的司隶校尉和各州（部）刺史。司隶校尉可纠举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并可直接弹劾三公。东汉时期，司隶校尉在皇帝面前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均专席独坐,被称为“三独坐”。
汉武帝时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每区派出刺史1人。刺史在御史中丞的领导之下，依照《六条问事》行使监察权。到西汉末年，刺史的实际权限已超出六条的范围，直接干预地方行政事务。
《六条问事》是对部内所属郡、国进行监督的标准，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吏，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恃估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贿,割损正令也。”其中，一条规定监察强宗豪右,五条规定监察郡国守相。
除《六条问事》外，汉初惠帝时也曾颁行监察法规《御史九条》。
西汉御史台的建立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结果。监察机关的活动，对于严肃吏治、纠弹不法，制衡权力，维系臣下对于皇帝的忠诚，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司法制度
■诉讼与审判
【分析】汉朝起诉叫做告劾:告（告诉）指当事人或其亲属直接到官府控告,类似今天的自诉;劾（举劾）指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类似于现代诉讼中的“公诉”。汉朝规定应按照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严禁越诉，除非有冤狱才得越级上书皇帝。根据“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除大逆、谋反之外，一般不准卑幼亲属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罪处刑。严禁诬告，诬告者实行反坐。汉律还规定治安官吏负有纠举犯罪的责任，“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
对被告的审讯，称“鞫狱”，沿用西周以来的五听之法。被告的口供即所谓“辞服”，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为了获取口供，审讯中可以使用刑讯。经过审判的各项程序,事无可疑后，法官可依据律令作出判决，并向被告及其亲属宣读，称为“读鞫”。如果被告及其亲属不服，允许其申请重审,称为“乞鞫”，乞鞫期限为三个月，期外不听。
汉代还建立了录囚制度，即由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囚徒的复核审录，监督和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决狱情况，以平反冤案，疏理滞狱。西汉时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东汉光武帝也曾亲录囚徒。录囚之制对平反冤狱,改善狱政,监督司法及统一法律适用具有积极作用。
■春秋决狱
【分析】“春秋决狱”，也称“引经决狱”，是指以儒家经典（主要是公羊《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它是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必然产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盐铁论•刑德论》评价:“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春秋决狱最重要的原则被认为是“论心定罪”，即以《春秋》之义去考察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再对案件作出裁决。但现存汉朝三十多个引经决狱的案例，无一例证明“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可见“论心定罪”的结论比较绝对和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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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决狱的原则，按照董仲舒的论述应该是“本事原志”，即春秋决狱，应兼顾事实和动机。但是，由于儒家经典教义不具有法的规范性和确定性，法吏又往往不谙晓儒术，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任意比附，造成司法专断和腐败的局面。
春秋决狱始于西汉中期，沿用于魏晋南北朝，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除了对律学的推动和对审判原则的修正外，它还促进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开辟了引礼入法的通道。
■秋冬行刑
【分析】汉代死刑的执行采取秋冬行刑制度。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宜施刑罚，清理狱讼。秋冬行刑理论渊源于西周，它把司法镇压与阴阳运行、四季变换联系起来，借助天的权威和实际生活感受来加强司法的严肃性。汉朝将秋冬行刑制度化，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又标榜了德政慎罚，故为后世法律所继承。
第三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_、立法概况
■曹魏律（《新律》）
【分析】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是魏国明帝于太和三年（229年）制定的《新律》，又称《魏律》，后人称为《曹魏律》。此外蜀国制有《蜀科》。《曹魏律》在继承汉律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第一，删繁就简，增加篇目至18篇，扩充了法典的内容，又删削了条文;第二，将《法经》中的《具法》改为《刑名》律，置于律首，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第三,“八议”入律，使礼与律进一步融合;第四，改革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晋律（《泰始律》）
【分析】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共20篇，称《泰始律》。《泰始律》的主要成就在于：一是从刑名中分出《法例》篇，完善了刑律总则的内容;二是精简律令，律文和字数均较汉律大为精简;三是将律和令明确分开，“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解决了汉以来律令混杂、矛盾的局面；四是增加律注，并与法典本文合为一体,律注与法条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五是第一次将礼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晋律》颁行之后经律学大家张斐、杜预作注，释文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史称《张杜律》。《泰始律》为南朝沿用，影响深远。
■北魏律
【分析】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颁行《北魏律》，共20篇。《北魏律》根据汉律、参酌魏晋律,经过“综合比较、取精用宏”而制定,在刑名、罪名和刑罚原则诸方面皆有新的发展。其修纂集当时律典之大成，为隋唐律典之渊源。
■北齐律
【分析】《北齐律》于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完成，其特点为:形成12篇的法典体例；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确立“重罪十条”，为后世之“十恶”所本；确立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新五刑体系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北齐律》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在古代法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隋唐立法尤具影响。
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指出：“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总的来看，南北朝时北方律典兼容并蓄，日臻成熟，它克服了南朝律的繁芜，避免了北周律的刻意复古，注意了礼律并举，又在罪名和刑制上有所创新，因而为隋朝所取法。
■麟趾格
【分析】《麟趾格》是东魏政权制定的法典,因其议定于麟趾殿而得名。“格”源于汉代的“科”，北魏始以“格”代“科”，至东魏制定《麟趾格》，始为独立法典。隋唐时“格”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中国法■制史_大统式
【分析】“式”源于秦，秦简中有《封诊式》，汉代有“品式章程”。西魏编定《大统式》，成为历史上最早以“式”为形式的法典。隋唐时“式”也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_律学
【分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律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引经注律，章句众多，但并未摆脱对于经学的附庸地位。魏晋之际，律学开始从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对古代法律的起源、本质与作用的一般论述，而是侧重于立法技术、法律运用、刑名原理、定罪量刑原则以及法律术语的规范化解释，律学研究趋于规范化、科学化。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律学家,如陈群、刘劭、钟繇、张斐、杜预等。张斐著《律解》《汉晋律序注》，杜预著《律本》，贾充、杜预合著《刑法律本》，是这一时期律学成就的代表。
张斐晋律注称“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这说明律学家对于《刑名》作为法典总则的性质、内容与地位，已经有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