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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40卷第3期,椡椺楖,2010,椫楋楈.40,椢楋.3検楋楑楎楊椺楈楋楁椢楋楎楐楄楓楀楏楐椪楊楅楒楀楎楏楅楐楖(椥楄楅楈楋楏楋楌楄楖椺楊椾椨楋椼楅椺楈椨椼楅楀楊椼楀楏椗椾楅楐楅楋楊)收稿日期:2009-10-20;修回日期:2010-03-10作者简介:王俊霞,女,山西山阴人,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㊂【经济研究】明清陕西商人 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初探王俊霞1,李 刚1,广红娟2(1.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陕西西安 710127)摘 要:明清时期陕西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面临诸多的经营困难㊂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他们创造性地形成了 合伙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取得了经营500余年的成功㊂这种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企业制度,比西方早了300年㊂研究和继承这份遗产,不仅对于把握陕商的历史运动规律,而且对于促进企业制度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㊂关键词:明清;陕西商人;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中图分类号:椝248.249 文献标识码:椓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3-0122-04一、明清陕商产生初期面临的经营困难陕西商人利用明政府 开中制”政策机遇,仓促走上经营道路时,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㊂首先是资金短缺㊂其一,陕西商人力农积粟,在明初 开中制”下,以输粮换引走上经商道路,但明中叶 叶琪变法”后,停止开中,转向 输银于运司”,即 以银买引”政策,断绝了陕西商人的资金来源;其二,陕西商人多为农民进城经商,大多数不是因为家中富有,而是因为家中贫困才走上 以商求富”的经营道路;其三,明清时期,中国银行业不发达,资金融通的社会形式尚不充分,人们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获取资金㊂所以,陕西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资本来源只能靠 假资亲友”,东挪西凑;其四,陕西商人所从事的是涉远性大宗商品经营,长远贩运数量很大,耗资甚巨㊂如川盐贩运 必于各厂设号购盐,又复沿江设号雇船拨运,前盐未销即需赶运后盐,后盐未到又需赶购后盐 有三万之金始能行一万金之盐”[1](卷1)㊂同时,陕西商人因长途贩运,异地购销,资本营运一般采取 驻中间,拴两头”的一手托两家方式,如陕西布商,常常在三原设总店,在江南棉布产地设驻座分号收购布匹,在西北各地设销货分号,因此,经营布业的陕西商人,一般需要三套资本,即在出产地购货㊁途中运货时压本及销售时所需要的资本㊂这种大宗商品长途贩运,非有大宗资金,不得开办㊂因此,陕西商人在经商之初,面临着资本存量狭小与资本用量巨大的矛盾,能否解决好这一矛盾,对陕商的生存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㊂二是人力资源缺乏㊂明清时期,中国人口的急剧增加,导致商业经营结构发生变化,即从原先经营奢侈品为主,转变为经营民生日用品为主㊂经营民生日用品,面广量大,又得实行购㊁运㊁销一条龙经营,企业规模一般都比较大㊂如当时经营茶叶的茶店,仅紫阳福音堂茶场拣茶女工多达上百人;洞河镇拣茶女工多达120至180人”[2]㊂这种大规模的商业经营,个体家庭难以承担,非动员个体家庭以外的经营人手不可㊂因此,陕西商人在经商之初,又面临着经营耗费人力巨大与商人个体家庭人力资源匮乏的矛盾,如何解决经商业贾的人力资源及其管理问题,成为对陕商生存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第二大问题㊂三是信息不通㊂明清之际,陕西商人主要从事涉远性大宗商品221批发交易,商业经营靠服牛格马,肩挑车载㊂路途遥远,信息交流自然有限㊂如从西安到兰州,沿陕甘间18马站,晓行露宿㊁鸡声茅店,走18天方可到达㊂从西安到康定,沿川陕间的38马站,步行40余日,跋涉3000余里,才可到达㊂从西安到江南贩布,步行数日到龙驹寨,换船入襄阳进长江,到苏州㊁嘉庆㊁上海,倏忽千里,数月方能到达㊂信息不通的客观事实需要陕西商人进行制度创新,以弥补其给经营带来的困难㊂二㊁陕商 合伙股份制”的基本形态面临上述诸多困难,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资金筹措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以 万金账”为主要标志的合伙股份制资金组合方式㊂即集合众人资财,合伙经营,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权㊁责㊁利分明的资本运作方式㊂合伙股份制资本组合方式的基本形态是:投资人按股份大小投资入股,并将应享有的各种权利以合同形式予以确认,最后体现为企业的 万金账”㊂ 万金账”是一本以账簿表现的产权证书,一般为纸心布皮,装潢精美,长期放在柜里,不用不出㊂万金账一般载明投资人的股份及其分红与认债的权利和义务㊂分红是按商定比例分割盈利,也叫破账,一般是两年或三年一次,其算法是将应分之红利总额列为被除数,以股东的成数之和除之,再以除得的商与每位股东的成数相乘,即为其人应分的数额㊂如生意做赔了,并无利润可言,所有股东风险共担,等于白干,还需将预领的长支如数退还㊂认债是投资人的风险负担,一般是无限责任,投资人以自己的资本及其财产为债务之担保㊂这种以万金账契约形式所表现出来股份制已具有有限责任公司的雏形㊂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字号㊁企业大都采取了这种资本组织方式㊂其典型如乾隆年间户县人在康定经营的 德泰合”茶庄㊂这种通过 万金账”来实行集腋成裘的资本集资方式,可以以契约形式将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细小资金集中到字号企业,扩大了陕西商人的资金来源㊂同时,它以契约形式规定投资人的权利与责任,可使投资人大胆投资,而不必担心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从而能有力地克服陕西商人创业初期个别资本短缺的困难,确实是陕西商人的一项制度创新㊂三㊁陕商的 合伙股份制”的几种类型根据合伙组织中劳动㊁资本地位的不同,明清陕西商人合伙股份制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合伙,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投入资本,共同经营㊁共担风险,并按资金多少分享利润㊂[3]陕西商人创立资本与资本的合伙经营,如乾隆年间,陕西人戴传经兄弟合伙开的 立昌号酱园”,就是资本与资本的合伙制度㊂再如,朝邑县商人石象,其父 用盐起赀淮上 君兄弟与泾阳人郝君父子善,各以母钱同鬻财,两家以此起,无间言”[4](椥191)㊂对陕西商人所创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合伙制,邱煌的‘府判录存“①有重要的记载㊂如‘府判录存“(卷五)载,朝邑人周百仓与白水人刘日春合伙开设 恒升益”号杂货铺, 盈亏两半分认”㊂陕西商人创立资本与资本的合伙制中,小额资本合伙比较普遍㊂如‘府判录存“(卷一)所载,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陕商王经㊁任义㊁郭凝三家合伙于凤翔府凤翔县开办 合盛协号”花布铺㊂任㊁郭㊁王三家各出资本银400两, 历年除本分利”, 每年按出本之多寡,分获利之厚薄”㊂又如1836年(道光十六年),阳县人侯连升同监生雷鸣治各出本银500两,在县城开设绸铺㊂后又在县属地方各均等出资500两,合伙开设粟炭行, 每人各占分头一股”[5]㊂陕西商人这种共同出资的合伙制是利润共享的,如上例中,侯连生与雷鸣治均等出资,并 每人各占分头一股”㊂又如 合盛协号”花布铺之例中,关于利润,也是 历年除本分利”, 每年按出本之多寡,分获利之厚薄”[5]㊂同时,资本与资本合伙制又是风险共担的㊂上述阳县人侯连升同监生雷鸣治合伙之例中,绸铺店两年后亏损4000余两,债务各认一半㊂雷无现金,向侯写立2000两借据,由侯承还所有外债,雷退出粟炭行合伙经营,立有合同[5]㊂在陕西商人创立的资本与资本合伙制中,所投资本又是随时可以投入和转出的㊂如‘府判录存“(卷一)所载的王经㊁任义㊁郭凝三家合伙开办 合盛协号”花布铺一例中,资东王必育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算明铺账,提本银200两后,即行出伙㊂321①邱煌,贵州毕节人,嘉庆十年进士㊂‘府判录存“是其署理陕西凤翔府及同州府知府期间的判牍记载㊂‘府判录存“前四卷为道光二十年序刻本,第五卷为道光二十五年后补刻,原本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㊂本文所用‘府判录存“中的资料皆引自罗东阳:‘清中叶陕西工商业的合伙经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第1期,在此表示感谢㊂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人投入的资本,既可以为货币资金,又可以表现为房屋㊁设备㊁材料等其他不变资本㊂至于陕西商人资本与资本合伙制中的具体经营情况,有的是合伙人共同经营的,如上述朝邑人周百仓与白水人刘日春合伙开设 恒升益”号杂货铺之例,便为出资人共同经营㊂另外,也存在合伙人中部分出资者经营,部分出资者不干预具体经营事务的情况,如‘府判录存“(卷五)载:1822年(道光二年),雷声纯兄弟领李天培㊁宋正殷各出本钱1000两,于陕西泾阳县及甘肃曲子镇开设杂货布铺㊂但李㊁宋为二东,具体经营由雷氏兄弟进行㊂当然在资本较大㊁经营复杂或合伙人不善于经营时,也存在雇人经营,而付薪水的情况,但所雇之经营者只领薪水不参与利润分享㊂2.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合伙㊂即参加合伙的既有不变资本(货币资本㊁房屋㊁门面等),也有可变资本(劳动力),此外,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合伙与资本对劳动的雇用是不同的㊂前者中,经营者以自己的劳动及能力(品德㊁专业知识等)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参与利润的分配,而不仅仅是拿薪水㊂最普遍的形式就是一位富于资本的合伙人与另一位缺少资本却擅长经营的人合伙,按事先规定的比例分取利润㊂[4](椥219)陕西商人所创立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合伙制度,如陕西渭南县原之坳底村的著名当商贺达庭,设立当铺三十多处,散布于渭南㊁临潼㊁蓝田㊁咸宁㊁长安数百里之间,每月必遍历诸处,考察各当铺经营情况,对于 朴事能任事者于应分赢余外,别出已赀奖之,不少游移,司事者惧且奋”[4](椥229)㊂这里 任事者”都有 应分赢余”,就是劳动力以其人力做资本参与的利润分享,故属于第二种合伙制㊂清代,陕西商人资本与劳动的合伙制进一步发展,形成人股与身股合伙的制度㊂[4](椥219)并且,至少在乾隆年间,银股与人股的合伙制度,就已相当成熟㊂如‘府判录存“(卷三)所载的晋顺当铺,开于乾隆年间,是由凤翔府扶风县民范凤鸣出资1000两,由张乃仓领本(即合伙)经营㊂后来范氏兄弟将资本分做十份,范氏各房相继抽本出伙,其中范凌霄(其子范纯熙)之子700两㊂据订立于1835年(道光十五年)的 永绝葛藤合同”载: 自从晋顺当开设以来,历年已久,内有范凌霄资本银七百两,作为力一俸,又协人力一俸,与其子纯熙协人力五厘,至今多年,分利已觉不少㊂”3.混合的合伙制,既属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合伙,但是经营者(劳动者)也出一部分资本,因而又具有资本与资本合伙的性质㊂如‘府判录存“(卷三)所载,陕西凤翔府宝鸡县有何金印㊁何金章兄弟二人,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何金印领谢姓资本三百串,自己亦出本钱三十串,开义信成号贩芋生意㊂1799年(嘉庆四年)移入城内,改公正成号花铺㊂本钱三千五百串,所得息钱本半人半㊂至1806年(嘉庆十一年),金章之子何生生入铺经理铺务㊂道光元年,谢姓又入本钱7100两,历年各按分头多寡分息㊂1822年(道光二年)金印之子监生何文炳入铺接做㊂当时规定人股由经营者何金印(何文炳)㊁何生生与众伙计三分五厘六毫五分占,何金印占一分二厘四毫五㊁何生生占二厘六毫㊁其余二分零六厘,由众伙计分占㊂此例中,何金印与谢姓为资东,同时,花铺由何金印经营,金印既以所投资金获得股利( 历年各按分头多寡分息”),同时,又以自身的经营获得人股,故当属混合的合伙制㊂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种合伙制在实践过程中是可以相互转换的㊂如上例中,1789年(乾隆五十四)到1799年(嘉庆四年),东伙合作先以330串的资本起家经营贩芋,当属资本与资本的合伙㊂后何金印以经营者的身份获得人股,当属混合的合伙制㊂后花铺因谢姓资东家气不和而分伙,谢姓退出,此时资东为何金印,何金章之子何生生兼有人股,这又成为资本与劳动的合伙,从中可见,清代陕西工商业中的合伙制已相当成熟,运用灵活㊂四㊁陕商 合伙股份制”的经营模式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合伙股份制资本组合形式,在企业经营机制上实行的是 东西制”委托经营模式,即财东投资而不事经营;掌柜经营而不负盈亏㊂ 东西制”又有两种不同的形态㊂一种是 领东掌柜制”㊂由于东西制下,财东投资而不事经营;掌柜经营而不负盈亏,存在财东责任无限㊁经营有限与掌柜责任有限㊁经营无限的矛盾,加之陕西商人多涉远贸易,山高水长,音讯难递,再加上购销分离,财东便对企业经营鞭长莫及㊂为了克服这些矛盾,许多企业采取了 记名开股”的办法,即对那些为企业经营做出贡献的掌柜,以他们的人力作为投资,在企业占有一定的股份,享受与股东同样的权利,叫 订生意”,被记名开股的掌柜以人力转为股份,对企业经营风险负有财产连带责任,称421为 领东掌柜”或 带肚子掌柜”㊂掌柜记名开股后,企业红利即分为 银人”两个部分,银为东方,人为西方,并协定分成比例,一般是 银六人四”㊂人方的比例则按记名掌柜的责任大小和在企业中的地位而分割为不同的比例㊂领东掌柜制”可以对企业内部的分工做出详细安排,使人各负其责,同时,也可以将二柜以上高层管理人员的利益与企业捆绑起来, 积银钱至数千两存于号内者,升为掌柜”[6],促使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关心企业的经营与发展㊂在 领东掌柜制”下, 掌柜积有劳疾,许回坐号休养,照常分红”[6],促使掌柜努力工作,才得保享晚年㊂并且掌柜故后亦充分照顾其利益,可退本亦可任其子弟继承,免去了掌柜的后顾之忧,使其效死为企业卖命,并以此而形成以掌柜为核心的自主经营体制㊂此外, 领东掌柜制”中,掌柜又不能世袭垄断, 统由总号掌柜指派”,使总号掌柜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㊂而财东则不干预店务,只是由总号设在西安的坐庄 专司汇兑红利,周转成本等事”,按年分利㊂可见, 领东掌柜制”已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㊂领东掌柜制也存在缺点㊂由于记名开股为股东赐予,容易形成掌柜对财东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掌柜为多分红又常会夸大利润,以资充盈,出现奸伙欺东的尾大不掉局面㊂东西制的另一种形式是 水牌掌柜制”㊂这种体制下,掌柜对企业没有开股投资关系,只负有经营责任,因此掌柜对财东不存在人身依附,只是字号的雇佣人员,带有明显的雇佣劳动性质㊂字号可以自由选择掌柜,掌柜亦可以任意选择企业,良禽择木而栖,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㊂如清代陕西商人在兰州经营的水烟业就大多采取了这种制度㊂当时烟坊规定,财东与掌柜 没有契约,也没有合同,财东可以随时辞退掌柜,同时还规定 人不占银,银不占人’,即掌柜有钱不能向本号投资或占银股红利”[7]㊂在 领东掌柜制”之下, 领东掌柜”与 水牌掌柜”在一个企业内也并不固定,而是因人而异,互有交叉,企业内部体制转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㊂综合起来,在东西制之下,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进一步分离,企业更多具有股份公司的性质㊂财东虽然不直接插手企业经营,但企业的大政方针㊁分红比例㊁人才遴选仍由股东大会决定㊂这种类似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伙股份制,既有宏观上的统一指挥,又有微观上的自主经营,使陕西商人的内部经营充满了活力㊂参考文献:[1]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椡].成都:成都官盐总局,清光绪七年刻本.卷1.[2]樊光春,程良斌,栾成珠等.紫阳茶叶志[椡].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2.[3]刘秋根.中国古代股份经济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検].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8).[4]刘秋根.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椡].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5]罗冬阳.清中叶陕西工商业的合伙经营[検].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6]王振中.豆腐㊁老陕㊁狗,走尽天下有[検].读书,2006,(4).[7]严树堂.解放前的兰州水烟[椡]∥甘肃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65(第14辑):60.[责任编辑 刘 欢]椓楌楎楀楈楅楉楅楊椺楎楖楎楀楏楀椺楎椼楄楋楊"検楋楅楊楐-楏楐楋椼楇楌椺楎楐楊楀楎楏楄楅楌"楉楋椾楀楈楋楁椨楄椺椺楊楕楅椻楑楏楅楊楀楏楏楉楀楊楋楁椡楅楊楃椺楊椾椦楅楊楃椖楖楊椺楏楐楅楀楏椬椓椢椙検楑楊-楕楅椺1,椞椛椙椺楊楃1,椙椪椓椢椙椚楋楊楃-楆楑椺楊2(1.椨楄楋楋楈楋楁椗椼楋楊楋楉楅椼楏椺楊椾椡椺楊椺楃楀楉楀楊楐,椢楋楎楐楄楓楀楏楐椪楊楅楒楀楎楏楅楐楖;2.椖楀楌椺楎楐楉楀楊楐楋楁椓楌楌楈楅楀椾椨楋椼楅椺楈椨椼楅楀楊椼楀,椢楋楎楐楄楓楀楏楐椪楊楅楒楀楎楏楅楐楖,椮楅'椺楊710127,椕楄楅楊椺)椓椻楏楐楎椺椼楐:椨楄椺椺楊楕楅椻楑楏楅楊楀楏楏楉楀楊楋楁椡楅楊楃椺楊椾椦楅楊楃椖楖楊椺楏楐楅楀楏楁椺椼楀椾楉椺楊楖椾楅楁楁楅椼楑楈楐楅楀楏椻楀楁楋楎楀楐楄楀楖椻楀楃椺楊楐楄楀楅楎楀楊楐楀楎楌楎楅-楏楀楏.椛楊楋楎椾楀楎楐楋楏楋楈楒楀楐楄楀楏楀楌楎楋椻楈楀楉楏,楐楄楀楖椼楎楀椺楐楅楒楀楈楖楁楋楎楉楀椾椺"楆楋楅楊楐-楏楐楋椼楇楌椺楎楐楊楀楎楏楄楅楌"椻楑楏楅楊楀楏楏楉楋椾楀楈,椺楊椾楆楑楏楐椻楀椼椺楑楏楀楋楁楐楄楅楏椼楎楀椺楐楅楒楅楐楖,椨楄椺椺楊楕楅椻楑楏楅楊楀楏楏楉楀楊楋楁椡楅楊楃椺楊椾椦楅楊楃椖楖楊椺楏楐楅楀楏楄椺椾楃椺楅楊楀椾楏楑椼椼楀楏楏楅楊楉楋楎楀楐楄椺楊500楖楀椺楎楏.椩楄楅楏椻楑楏楅楊楀楏楏楉楋椾楀楈,楓楄楅椼楄楄椺楏楐楄楀楊椺楐楑楎楀楋楁楐楄楀楈楅楉楅楐楀椾楈楅椺椻楅楈楅楐楖椼楋楉楌椺楊楖,楅楏300楖楀椺楎楏楀椺楎楈楅楀楎楐楄椺楊楐楄楀椬楀楏楐.椩楋楎楀楏楀椺楎椼楄椺楊椾楅楊楄楀楎楅楐楐楄楅楏楈楀楃椺椼楖椼椺楊楌楎楋楒楅椾楀楑楏楋楌楀楎椺椻楈楀楄楅楏楐楋楎楅椼椺楈楀楕楌楀楎楅楀楊椼楀楓楄楅椼楄楊楋楐楋楊楈楖椼椺楊楄楀楈楌楑楏楃楎椺楏楌楐楄楀楈椺楓楋楁楐楄楀楄楅楏楐楋楎楖楉楋楒楀楉楀楊楐椻楑楐椺楈楏楋椼椺楊楌楎楋楉楋楐楀楐楄楀楎楀楁楋楎楉楋楁楏楋椼楅椺楈楅楏楐楀楊楐楀楎楌楎楅楏楀.椝楀楖楓楋楎椾楏:椡楅楊楃椺楊椾椦楅楊楃椖楖楊椺楏楐楅楀楏;椨楄椺椺楊楕楅椻楑楏楅楊楀楏楏楉椺楊;検楋楅楊楐-楏楐楋椼楇楌椺楎楐楊楀楎楏楄楅楌;椻楑楏楅楊楀楏楏楉楋椾楀楈52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研究背景明清以来缘商帮而产生的工商会馆是中国商人面对15世纪以来世界商品经济一体化冲击而自觉进行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商人对自古以来商业经营形式和组织机构的一次大调整，从而保证了中国商人以全新的姿态登上明清之际世界商品经济的舞台，标志着中国商业走上集团化经营的新阶段。
现阶段对工商会馆的研究新作廖廖，而会馆的市场操作却迎合市场经济的需要遍地滋生。
现实的急速发展与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构成主客观之间的反差和矛盾，需要我们加强对工商会馆的研究。
(一)在我国，关于会馆史的研究，大体始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5月，郑鸿笙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①为会馆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三、四十年代以后，窦季良等人开始注重诸如会馆这类社会组织的研究，其《同乡组织之研究》②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化、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包含会馆在内的同乡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堪称会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里程碑。
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会馆问题。
解放后，中国学术界对会馆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框架下研究会馆。
主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资料收集的基础性工作。
其中李华先生编著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③《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④《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⑤《上海碑刻资料选编》、⑥《明清佛山碑刻文献资料选辑》⑦等，尤其是彭泽益先生编辑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⑧在会馆史料辑录方面影响尤大。
二是研究工作。
在资本主义萌芽框架下，学术界这一时期对会馆的认识停留在“工商行会组织”的传统观点上。
在众多的论述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中，较多论者干脆把它比附注:研究背景参考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述评》，见哎文史哲》1994年第3期。
①郑鸿笙:《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国闻周报》1925年第2卷第19期，第19-20页。
浅析明清时期陕商的经营特色在封建社会，涉远行贾常常要久羁异地，在乡土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商人的排挤竞争以及部分民众的排斥，为此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博得当地商民的心理认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涉远行商、异地坐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明清陕西优秀商人深明其中之理，他们秉承秦人厚重质直、鸷而不贪的禀性，树立了诚商良贾的外在形象，赢得了当地商民的信任与支持，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祥和的经营环境，并使其成为自身的重要经营特色。
讲求商业道德商业道德是商业主体在商业活动领域内处理他同消费者、其他经营者以及生产者之间关系时，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
传统商业道德的要求主要有文明经商，礼貌待客，切实做到货真价实，买卖公平，不欺骗顾客等。
陕商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商业道德，使其内化为自身商业活动的约束，具体来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诚信不欺陕西商人善动心智，精于筹划，但并不意味着就必然趋向奸伪欺诈，坑蒙拐骗。
恰恰相反，他们禀承陕西人特有的厚重质直人格特性，又以诚实经营、童叟无欺见长，做到了经商以信义为本，谋利以诚实为先。
陕商开办的兰州恒丰行店以恪守信义而闻名陇上，该店有‚三宝‛远近闻名。
‚所谓‘三宝’就是大门上的匾，收发货的秤，多年遗留下来的酒缸……恒丰店的秤有人专营，进出货物由一人司秤，只要经他过的秤，买卖双方都无异言，可称进出公道，成为兰州市南关行栈的标准秤。
‛湖北应山县的陕商更是将诚信不欺这一道德原则上升为行帮条规：在《公议布商条规》中强调‚名声，重任匪浅‛’，各庄首领须认真办理，信义为重，忠厚为本。
因此，他们与当地布行‚协议每季收购府布的数量、规格、价格，虽然不用记载，但双方都是信守不渝‛!，业务开展的很顺利。
由此可以看出，清人郭松焘所言‚中国商贾夙称山陕……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2、长线远鹤，甘为廉贾中国自古就有‚贪贾三之，廉贾五之‛的俗语，陕西商人，尤其是陕西钱商对此颇有心得。
明清时期陕商成功的影响因素分析影响明清陕商成功的因素很多，在商业人员方面有鲜明的人格特性和良好的商业职业道德，在资金筹措方面有农业的原始积累和“万金账”的有效融资，在商业物质技术设备方面有布庄、过载行及会馆的保障作用，在商业信息方面善于从中央政策中捕捉商机和建立“号信”系统等。
笔者认为，商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是陕商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陕商在商业管理方面为当今商人提供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商业资金商业物质技术设备商业信息明清陕商在长达500年的商业活动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十大商帮之一。
探究影响陕商成功的因素有利于深化对明清商帮商业管理经验的研究，为当今商业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商业人员的人格特性和职业道德“商业人员是指从事商品经营和提供商业服务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全体从业人员的统称。
他们是商业活动的主体，是商业活动要素中的主导性要素”。
商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决定商品流通的规模和效益，也决定商业活动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处在一定时期、一定水平上的商业人员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会获得更大的效益，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能垄断中西部贸易通商五百年之久，与其有着较多数量的高素质商业人员有很大关系。
鲜明的人格特性。
“商人是生活在特定的地域与文化环境中的，他们的经商原则与方式，必然会深深地打上地域的烙印，并往往由此而形成一个流派”。
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形成的十大商帮就是很好的佐证。
从陕西商人来看，陕西，主要是关中一带，八百里秦川，一望无垠的地理特点孕育了陕西人厚重质朴、心胸宽阔的性格，而陕西水深土厚、地僻风刚的生存环境又为秦人的性格特征中增添了吃苦耐劳、轻生重死的勤劳与强悍成份。
再加上陕西商业传统源远流长，自周秦汉唐而始，陕西有几千年商业活动的历史积淀，曾创造过商品经济最辉煌的历史，这些都对明清陕商有着直接影响，是其成功的积极因素。
良好的商业职业道德。
试析明清时期晋陕商在西北地区兴起的原因摘要作为明清时期在中国经济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两支商业力量—晋商和陕商，他们在这一时期，是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发展和兴起的，他们在西北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中更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甘肃一带，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对便利，所以更是分执商业牛耳，本文即从分析二者在该地区兴起的原因出发，探索近代商帮发展给当下带来的现实作用。
关键词明清甘肃地区晋商陕商明清时期的西北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程度远逊于内地，所需手工业产品多贩自内地。
明清时期甘肃的商人有“土商”与”客商”之别。
土商，顾名思义，即本地商人，他们皆是小规模经商者，资本有限，实力较弱，无法对商品经济产生大规模、持续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客商，则是在西北各城经商的内地商贾，又称“客帮”。
《清稗类钞》中有记载：“客商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
”这些客商多来自陕西、山西、河南、川汉等地，是明清甘肃地区商业经济中的活跃力量，也是西北地区商业经济的主体。
明代，客商主要活动于兰州、西宁等地；至清代，则扩大至漠北及天山南北各地，他们推动着各地商业的贸易，连结大小市场，对西北地区的商业经济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
而作为客商主体中最大的两支——晋商和陕商，在甘肃地区的商业经济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商和陕商在明清时期的崛起与壮大，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取得较大进步，手工业得以发展，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流动现象增加，并且从农业向手工业和工商业开始转移，新的经济因素开始发展。
有学者这样分析晚明社会的变迁造成的经济影响：“明后期的人口流动，主流是改变经营方式，调整农村经济。
至嘉、万之后逐步转移到加快发展工商业生产为中心的轨道上……（人口）从农业中分流出来，向工商业和大小城镇转移，出发点是为了改变经济资源配置，发展工商业，冲击旧的经济势力，促进新经济因素的萌芽。
简述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在茶马互市方面的商业经营——以西北藏区为例[关键词]明清时期陕西商帮茶马互市商业经营[摘要]明清时期，陕西商帮是全国十大商帮之一，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在茶马互市方面的经营一度十分成功，后又逐渐衰败。
远在唐宋时期，茶叶就成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饮料。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
”１因此自唐就出现了以茶易马的交易，而宋以后则出现了专理茶马交易的茶马司等机构。
明朝建立之初，新王朝的统治并不稳固，群雄割据的局面并未结束，军事斗争仍在继续。
其北边还存在这几支比较强大的元朝残余势力，史称“北元”。
元顺帝逃奔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后，仍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政府机构，正伺机反扑，企图复辟，“整复故都”。
几次向明出兵，有时甚至兵临通州，窥视明在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
而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活动于西北的扩阔贴木儿，他拥有强悍的“骑兵十万，步卒倍之”。
盘踞宁夏、甘肃时，屡犯兰州等地。
其次东北还有元太尉纳哈出在金山（今双辽东北五十里）屯驻二十万精兵，与东北其他元军“彼此相依，互为声援”。
这些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北方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态势。
另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领“精甲十万”仍盘踞在云南一带，欲和塞北声势联络，危及明朝大后方的稳定。
当时北元的兵力“不下百万众”，城域“不下数千里”，是新王朝站稳脚跟的大患。
故蒙古的问题关系到明朝的生死存亡，是明初倾注全力之所在。
为抵抗其侵扰，“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
为了对抗蒙古铁骑，又亟需大批高质量的军马。
正是出于防御蒙古而对战马的迫切需要，明政府采取了茶马互市这一重要举措，虽然期间也有拉拢藏区隔绝塞北和云南的因素。
明初采用了茶马互市这一措施固然有出于巩固北部边防的需要，但是另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以茶驭番”。
关于“以茶驭番”政策，明都御史杨一清在上疏中曾作如下表述：“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原夷臣民，不敢背叛。
明清陕西商帮对民族经济发展的“四大历史作用”一、陕商前缘远在原始社会中期，神农氏“召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日中为市”，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市场，即雍市。
从那时候起，陕西商人作为中国商人的始祖就开始活动在陕西这块土地上。
进入文明社会后，周王朝周公秉政，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商业管理制度，即“工商食官管理体制”以及第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管理制度，对中国商业历史产生过几千年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秦王朝统一六国的征战中，产生了许多名扬天下的大商贾，如秦始皇之仲父吕不韦；陇上巨富王宗汉，牲畜用山谷量；巴寡妇清，资财合5亿人民币，资助秦始皇修长城，并提供秦陵墓成江河的水银，显示了陕西商人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汉代陕西商人更是中国商人的主要代表，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中表明陕西籍的商人就有30余人之多，陕西兴平的马援，经商陇上成富翁，后弃商从戎，成为著名将领，号称“伏波将军”，留下了赫赫战功。
进入隋唐时代，陕西由于国都所在，陕西商人更是以“国商”的身份从事商贸活动，产生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人。
在通往罗马的丝绸之路上，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是陕西商人，其中长安商人窦乂，将生意做到了罗马，开的商铺号称“窦家店”；大唐西市商人王酒胡，一次为政府捐资就相当于全国一年的盐税；长安商人王元宝，敢与唐明皇比富，致使唐明皇长啸“朕，富不及元宝！”，大唐西市商人韩嫣，每次出行携带大量金豆子，随行抛撒，人们争捡金豆，形成西市一景。
陕西几千年商业的发展，为明清陕西商帮以“天下第一商帮”的姿态，率先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雄厚的商业文化基础。
二、陕西古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陕西古代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完善化、规划化、统一化三个阶段，历经秦汉、隋唐、明清三次商业浪潮，至明末农民起义、回民起义两次打击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原始时期的商品交换黄帝号有熊氏，曾居陕西黄陵县一带，是个游牧部落。
炎帝族，号称神农氏，原居渭河流域，是个农耕部落。
作为民间资本发展的标志，大量涌现的商人会馆成为明清企业家留给后人最典型的物质遗产，特别是山陕会馆，可谓“一座山陕会馆，半部商业历史”。
会馆，本意为开会和聚会的宾馆。
中国的民间会馆兴起于明初，兴盛于清代，在近代走向衰落。
早期的会馆是为了方便举子应试，“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
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后来会馆之风由京城蔓延到全国，商人会馆反倒后来居上，成为会馆的主流。
明清时期，因为人口迅速增加，水陆交通条件改善，城市化程度提高，整个社会走出“重农抑商”的传统窠臼，出现了大量的工商业者。
这些以家族和同乡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业组织，成为中国近代私营企业的先驱者。
随着大型商业集团和商帮的出现，基于共同利益而自筹资金建立的工商会馆也成行业自治的标志。
晚清时代的汉口拥有各种工商会馆达百余所。
秦晋之好马克思说过：“商品没有腿，不会自己跑到市场上去。
”明朝初期，为了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供应难题，不得不借助商人势力，出台了开中制度。
商人用粮食物资从官府换取“盐引”，凭盐获得食盐运销许可证，便有暴利可图。
明朝的开中法始行于毗邻“九边”的山西和陕甘。
近水楼台先得月，陕商和晋商因此迅速崛起。
明清500年，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帮；他们把茶叶贩运到甘肃和青海，把食盐贩卖到四川和贵州，从江苏贩卖棉布，把烟草贩卖到江浙。
经过长期发展，财力雄厚的陕商逐渐占据了以泾阳和三原为中心的西北、四川、贵州、蒙古和西藏等几大市场，被称为“西秦大贾”和“关陕商人”。
明朝中期以后，徽州崛起，为了抗衡，陕商与晋商联手合作，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就是这种秦晋之好的产物。
在当时的“十大商帮”中，山陕商帮始终处于领袖地位。
山陕会馆凝聚了陕商和晋商两大商帮的势力，利用会馆，各行商可以互通商情、维护同乡和同业利益，除了调解商业纠纷，还可以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收稿日期］2017－05－18［基金项目］本文系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招标课题（项目编号：XT －ZB2017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立云（1979—），女，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藏经济研究。
明清时期藏地的陕商研究刘立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北京100081；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5）［关键词］明清；康定；陕西商帮；陕藏贸易；“一带一路”［摘要］明清时期，“茶马互市”主要连接了陕西、四川和西藏，是内地农耕经济与边疆游牧经济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丝绸之路，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陕商利用明初朝廷“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利用血缘、乡缘、地缘关系，最早筚路蓝缕地行进在陕甘、川藏茶马古道上，在藏地留下了耐人寻味的600年贸易史。
由于康定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陕商“炉客”从户县集聚，经历38道驿站、总行程3088里，前往康定从事经济贸易活动。
因此，在康定“陕西街”设有陕商著名商号多家，比如户县“牛东帮”所开设“#泰和”，属当时影响颇大、历时较久的商号之一，调研分析其经营过程中的“物资流通”与“利润分配”模式，从中可窥见近代陕商经营特征及存在价值。
这段以陕西为出发点的南向经济史研究，将为明清“陕西与西藏的交往”提供更多历史依据，为当代陕商提供接力前行的基础，亦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陕藏省际跨域经济发展给以时代借鉴。
［中图分类号］K28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17）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04－0048－10一、引言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正式成为国家战略；8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8月24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搞活西藏商贸流通业，对西藏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再认识。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致辞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它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回顾历史，早在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产出上就已领先于世界，而且该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1］。
15世纪中叶，随着统治中国西北地区的瓦剌和察合台后王政权的强大，更主要是奥斯曼帝国在14—17世纪的兴起，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通道，海上丝绸之路逐渐繁荣。
这意味着丝绸之路的远洋运输可将产自中国东南地区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较低成本运至环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东来并占据澳门，形成了澳门、日842017年8月第4期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 No.4Aug.2017本长崎和南美巴西之间的大三角贸易圈，海上丝绸之路受阻。
但是，由于唐宋以来回鹘与吐蕃等民族日益嗜茶、中原朝廷急需战马的市场诉求，供需双方道路险远等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丝绸之路，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使茶马交易成为边疆游牧经济与内地农耕经济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
明清时期，“茶马互市”主要连接了陕西、四川和乌斯藏，使经济联系成为西藏与明朝之间最根本、最广泛和最主要的联系［2］。
陕、甘、宁、青、蒙、川、藏、滇八省间汉藏贸易经久不息，减轻了中原地区城市膨胀的压力、满足了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消费性贸易的逐利需求①、缓解了传统农业已无处安置过多的乡村人口的窘境②；也形成了明代除江南、华南、华中、华北等区域市场以外，西北、西南、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经济活跃带。
以空间上的省际跨域经贸往来，带动了中原黄河、长江流域以外的“北狄”“南蛮”“东夷”“西戎”之地的经济发展。
当时，陕商利用明初朝廷“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利用血缘、乡缘、地缘关系，最早筚路蓝缕地行进在陕甘、川藏茶马古道上，在藏地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明清600年贸易史。
康定亦由元朝时的荒凉之地发展为川藏茶道“南路边茶”总汇要地，迅速繁荣。
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通至康定的“小路茶道”和“大路茶道”；再由康定往西，各自形成“南路茶道”和“北路茶道”。
笔者认为，古代商道在人们头脑中的图景多是荒野、戈壁、沙漠、草原、高山峻岭等险恶地$；事实上，如果远方没有强大的吸引力，是不可能让商人热情奔赴的。
目前学界对“一带一路”及“茶马古道”的研究，已产生丰硕成果，并颇有深度。
但是，对基于丝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视角下“商道”的关注似显不足，对行进其中的陕西商帮的研究，尚未深入到县、镇级别的地方性帮口（比如户县“炉客”）研究，对其所从事跨域贸易尚待进一步的行业性梳理；未能充分说明，陕商是如何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资本、将资源存量转化为经济增量的具体生产经营特征；特别是，对藏地（尤其是康区）的陕商在陕商整体中的地位、特殊性，及其意义的分析仍需深入。
因此，笔者重新爬梳明清陕商赴藏的轨迹，试图还原其在藏地从事跨域贸易活动的历史情境，摆脱过去或注重计量实证或偏于考证训诂的窠臼，明确回答“明清时期陕商在藏地发生了什么”的问题。
这段以陕西为出发点的南向经济史研究，将为明清“内地与西藏的交往”提供更多历史依据，为当代“秦商”提供接力前行的基础，亦为陕、藏省际跨域经济发展，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给以时代借鉴。
二、康定社会状况分析（一）地理因素特殊的地域文化总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相联系，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是导致地域文化差异的要因。
藏族居住地域一般被分为“卫藏”“安多”“康区”三大区域。
其中，“卫藏”包括拉萨、日喀则及山南，“安多”涉及青藏高原东北部甘、青地区及川西北区域，“康区”则涵盖川西高原大部、滇西北及藏东［3］。
特别是“康区”，地跨藏、川、滇、青四省区，属于农牧混合经济过渡地带、民族走廊地带，地处西北与西南交通要道，是自古以来民族互动和政权联系更迭的地区［4］。
康定在地域范围上属于“康区”，又名“达折多”，系川藏茶马古道上3个贸易集散重镇之一（其他两处是：西藏昌都的“察木多”，青海玉树的“结古多”）。
藏语“多”意为交汇融合之地；“达折多”乃两河交汇之意。
位于甘孜州东部的康定，由雅拉神山和雅拉英措圣湖流下的冰雪之水雅拉河与折多河水交汇形成，处于滇、藏、川大三角的中心位置。
东达四川，西通雪域高原，西北可出甘肃至“西北丝绸94西藏研究2017年第4期①②西方学者对中世纪后期各种不同的资本收益有一估计，经商或贷款可获30%以上利润，若是海运则有100%的赢利，土地和不动产的利润仅为5—10%，这与中国大致相同。
参见马克篧：《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95—96页。
明代陕西人口的增加率，分别记录如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户294526，口2316569；弘治四年（1491年）：户306644，口3912370；隆庆六年（1572年）：户394423，口4502067（摘自：《续文献通考》卷13：户口考）。
之路”，南联云贵地区接“南方丝绸之路”。
汉代以前，藏区的先民们就已横穿康定或南下或向东迁移。
途中虽然险峻却较平缓，可用骡马运输抵达目的地。
藏区与内地的商人交换货物之多，“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
从此，康定亦成为藏地与中原的经济交汇之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又因康定曾称“打箭炉”，据说乃古时以马易茶的商旅必经之地，藏商谓之“达甲洛”，即“马茶坐屯地”，后来音误被传为“达甲路”，直至演化为“打箭炉”，赴康定等藏地的陕西商帮亦被称为“炉客”。
据《卫藏通志》《西藏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康定辐射的道路主要有：东道通雅安，经木雅、雅家梗、摩西、冷碛的龙巴布，至化林坪、汉源、荥经、雅安；另一条从康定出，经烹坝、昂州（泸定岚安）、天全，出南门至折多山、东俄洛、泰宁、雅砻江、甘孜。
北道翻达波（大炮山）至丹巴或经过康定的中谷、新店子、台站沟、疙瘩梁子、泰宁等，均为古官道。
还有许多便道，如东北、东南、西南便道等。
（二）历史因素汉代以前，康定属于古牦牛国的疆域，谓之夷部。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曾设牦牛县，后又废之。
唐以土官分治。
宋代，处于分裂割据时期的吐蕃，茶叶烹制饮用的方法由佛教僧侣传向普通百姓。
据史书所载，“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
内受佛教僧伽之教化，人必宁谧，外因邻接诸国之衰乱，不相侵扰。
边境安靖，越400年，惟其时中夏需买，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
茶马贸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
”［5］起初，宋对茶实行统购统销的官卖制度，即“榷茶制度”，“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禁私刑交易，全蜀茶尽榷”［6］。
熙宁六年（1073年），在接近康区的黎、雅等地，开辟了主要茶马市场［7］28；熙宁七年（1074年），“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
”［7］85神宗年间，每年以茶叶交换的战马达两万余匹、茶叶有百余万斤［8］。
川藏茶马古道的兴盛，使作为连接川与藏区的咽喉地位的康定，开始得以发展。
元代，国家统一，西南地区的茶马贸易渐变为内地和藏区特产的贸易。
元世祖在汉藏聚居区交界处设置碉门宣慰司，其属地跨川西、滇北的交通要冲及汉藏茶马贸易地带。
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的广大西北地区，是边关之地，古人有“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叹。
陕西既属边疆，“明边重陕西”①，“九边”中就有固原、延绥、宁夏、西宁四处隶属陕西，政府为解决军需实施“食盐开中”，陕西商民“疾耕积粟，以应开中”②；政府遂将“食盐开中”的理念运用于茶马交易领域，实行“开中商茶”，允许民间商人参与并予以奖励，陕商入川赴藏。
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洪武六年（1373年）征沿边土官进京封为万户都护府。
任汉光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关于《康市锅庄调查报告书》中谈到：“惟据安家锅庄主人称，按家谱该庄当建于五百年前，复据江家锅庄主人称，该庄明洪武年间已成立，则谓元明之际，康定已有锅庄建设，当无大误。
”［9］74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传统茶马互市的商业往来改为“差发马”的赋税关系，藏民纳马，不曰易马而曰差马，类似田之有赋，意味着臣民对政府的贡职和赋税；类似洪武十六年（1383年）朝廷在四川松潘所征收藏民马匹的“土赋”③。
据《明史·食货志》茶马互市载：“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来五千万余斤，获马一万三千八百匹”［10］。
永乐五年（1407年）征滇、碉茶马转输粮饷。
天顺二年（1458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
成化三年（1467年）“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径赴洮、岷，著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