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言》看扬雄的处世哲学

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０Ｏｃｔ．２０１２第３３卷第１０期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ｆｅ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Ｓｃｉ）扬雄是西汉颇有建树的儒者，一生不求富贵显达，借助官俸致力于学术研究，以标举圣人之道、纠合诸子为目的，仿《易》而作《太玄》，象《论语》而作《法言》。

王充、刘勰、韩愈、司马相如等人，对其推崇备至。

《法言》虽然是模仿《论语》而作，但是却在其中包含着儒学的新思想。

一方面，扬雄注重传述先王之道中合乎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受道家因循思想影响，他已不满足于对先王之道的单纯因袭，而是力求在因袭中创著符合时代的新意。

儒本兼道的思想正是其创作思想的基础，亦影响了扬雄的处世之道。

一、儒本兼道的思想基础扬雄在《法言》卷首《序》中阐明写作宗旨，曰：“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

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

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1]。

由此看来，《法言》写作目的有两点：第一，纠正诸子“诋訾圣人”，不合乎圣道的言论，重新树立符合圣人之道的思想。

第二，辨析《史记》中“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与于经”的地方。

目的看似两点其实质却是相同的，即标举符合圣人之道的真正的儒学。

扬雄认为孔子是掌握了“天之道”的，他的学说不仅可以开拓视野，增长知识，而且在诸子互相攻讦，符命灾异之说流布的时期，圣人之道更是辨别是非的唯一依据。

在他看来，诸子之说是容易蛊惑世人的“邪哆”之说，识道之人应选择圣人之道而舍弃诸子之说，“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吾子篇》）。

圣人在时，则学于圣人；圣人亡时，则求诸圣人之书。

由是观之，仲尼之言、圣人之说以及儒家经典著作，乃是扬雄执之以论诸子的正道之言。

综观《法言》，全书直接称述孔子、孟子、圣人及儒家经典的地方达七十多处，扬雄征圣宗经的思想宗旨甚明。

然而扬雄并不固守儒家思想的一切条文，而是从儒家通经致用这一根本出发，吸收化用其他诸子的学说，尽力完善儒家思想。

他吸收道家“因循革化”思想，并以此思想为指导，改革儒家思想中不合时宜的地方，这使他的思想卓立于两汉之际，显示出不为俗儒思想牢笼的气魄。

道家崇尚“因循革化”的思想，《老子》云：“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2]。

河上公注：“圣人重改更，贵因循，若自无心。

”所谓“圣人重改更，贵因循”就是指，圣人不师心自用，没有主观模式，根据实际需要对道或者更改，或者因循。

具体地说就是客观地体察百姓的需求，因势利导。

《法言》中，他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对因革思想作了更为全面辨证的说明，提出了“可则因，否则革”（《问道篇》）的观点。

在扬雄看来“道”是事物的本质规律，圣人潜心天地间发现总结事物的规律，“道”虽恒常不变，但它的表现形式却因事物的不同而不同。

从《法言》看扬雄的处世哲学王博（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洛阳４７１０２２）摘要：扬雄象《论语》而作《法言》，既标举圣人之道崇圣尊经，又兼取道家因循革化的思想，显现出其思想中儒本兼道的特点。

《法言》中扬雄关于处世哲学的论述，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导，兼取道家避世隐逸的思想，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后人多以扬雄事王莽新朝而贬低其操行，然而这恰恰是扬雄儒本兼道处世哲学的体现。

关键词：扬雄；《法言》；儒本兼道；处世哲学中图分类号：Ｂ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４０－０３４０－－或曰：“经可损益乎？”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

《诗》、《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其益可知也。

故夫道非自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

”（《问神篇》）道并非天然而成，是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而成，可则因，否则革，如此才能使圣人之道真正成为用世之道。

二、处世哲学儒本兼道的思想是扬雄哲学思想的基础，对其处世的方法和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无论入世或出世，扬雄都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

在他看来，入世为官有为官的艺术。

首先，唯有忠心事主，言行谨慎，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

否则，不必有人构陷，也定会自以罪过而取诛灭。

“或问‘臣自得’。

曰：‘石太仆之对，金将军之谨，张卫将军之慎，丙大夫之不伐善。

’请问‘臣自失’。

曰：‘李贰师之执贰，田祁连之滥帅，韩冯翊之愬萧，赵京兆之犯魏。

’”（《重黎篇》）其次，以忠言进谏君主亦须讲究方法。

当君主言行有失误时，臣子应循礼而动，劝之以道，可则行，否则止，不可强求。

“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

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

’或曰：‘说之不合，非忧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问明篇》）正如颜回所说：“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

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3]！屈原坚贞忠信，不苟且富贵的品格历来被人们所称道。

但是扬雄却有着与世俗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屈原以道劝说楚王，尽心竭力，已尽臣子应尽之责。

楚王若采纳其建议，则应进而辅佐；楚王不用，则其责在于楚王。

君主可辅则辅，不可辅则退而待其时，投江自尽是不明智的选择。

“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

如其智！如其智！’”（《吾子篇》）他提倡明哲保身。

《法言·自序》云：“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

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

遇与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不遇之时，退隐而独善其身，洁其行，等待时机。

虽然扬雄提倡明哲保身，但是亦鄙视那些在乱世中，行无趋向，随众往来的人。

或问“活身”。

曰：“明哲。

”或曰：“童蒙则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贵，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

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贵也。

”（《问明篇》扬雄还反对以言辞巧辩进谏。

以言辞巧辩自明其志则可，若恃其辞，以巧辩说服君主则如同摸虎牙，存在极大的危险。

或问：“茅焦历井干而死，使始皇奉虚左之乘。

蔡生欲安项咸阳，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辩与？”曰：“生舍其木侯而谓人木侯，亨之不亦宜乎？焦逆讦而顺守之，虽辩，劘虎牙矣。

”（《重黎篇》）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可以说是儒家与道家的共通之处。

他还接受道家“少欲”的思想，“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

’”（《问道篇》）认为国家无道时应清心寡欲，淡泊世俗名利，守死善道，独善其身，唯有如此才能不屈道侮志。

他赞赏无欲洁身的人，“楚两龚之洁，其清矣乎？蜀庄沉冥，蜀庄之才珍也，不作苟见，久幽而不该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珍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

不慕由，即夷矣，何毚欲之有”（《问明篇》），在《法言》中多次提及并赞颂颜渊知足不辱，淡泊名利的精神自足，认为“纡朱怀金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也。

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利也，外”（《学行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贫穷是人们所忧惧的，颜渊却并未因此而烦恼，因为他致力于对道的探索，并以此为乐。

精神的内在满足能够超越物质的外在占有，这种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超越，正是扬雄所推崇的生活方式。

但是扬雄并不赞成完全出世退隐，出世退隐只是入世为官的沉淀积累。

老子的哲学辩证法中有一种处世的方法，那就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4]，“吾人若欲如何，必先居于此如何之反面，南辕正所以取道北辙”[5]。

老子再三强调“弱也者，道之用也”，让人们知足，守弱，因为事物发展到极点，必转变为其反面。

而知足、守弱则可以保持自己，使自己持久而有韧性，战胜对方而不被转化。

扬雄接受了老子的这一哲学辩证法，并将其应用到为人处世当中。

他把国家政治黑暗，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时的退隐看作是以退为进，在退让中求得生存、积蓄力量用以取得最终胜利的一种手段。

或曰：“子于天下则谁与？”曰：“与夫进者乎！”或曰：“贪夫位也，慕夫禄也，何其与？”曰：“此贪也，４１－－非进也。

夫进也者，进于道，慕于德，殷之以仁义，进而进，退而退（进）（加注释），日孳孳而不自知倦者也。

”或曰：“进进则闻命矣，请问退进。

”曰：“昔乎，颜渊以退为进，天下鲜俪焉。

”或曰：“若此，则何必少于必退也？”曰：“必进易俪，必退易俪也。

进以礼，退以义，难俪也。

”（《君子篇》）扬雄赞赏的不是看重禄位进退的人，而是不以禄位进退而动摇，致力进于道德的人。

颜渊身处陋巷之中而有为邦之问，孜孜以求，务进于道德。

这与老子的必退完全不同。

老子认为要想在道德上有所进步就必须远遁于世，脱离世俗，故而可以看作是必退。

扬雄则主张入世，圣人“不遁于世，不离于群”（《先知篇》），暂时的退隐是积蓄道德学问的时期，时机成熟仍将入世施展才能。

因为“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

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学行篇》），学习最终乃是为了辅佐君主，治理国家。

由此，扬雄虽有取于道家，然其结穴在于儒家思想的论证明矣。

三、品行之辨尽管扬雄不愿参与政治纷争，却又无法逃离政治漩涡，晚年事王莽新朝，写《剧秦美新》为王莽歌功颂德，颇为后人所诟病。

关于扬雄的这一行为后世评论颇多，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他作王莽新朝大夫、撰写《剧秦美新》之事开脱，认为其情有可原。

北宋赵湘作专文《扬子二辨》为其辩驳，认为扬雄事王莽新朝，是以孔子行为为准则，符合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之道。

王安石亦认为扬雄的品行符合儒家处世之道：“扬雄亦用心与内，不求于外，不休廉隅以侥名当世……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奈何欲非之乎”[6]？另一类则从儒家忠君思想出发，对扬雄品行进行了批判。

李善在《文选》注文里说“王莽潜移龟鼎，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亢词鲤议；退不能草玄虚室，颐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

‘素餐’所刺,何以加焉”[7]。

诚然，扬雄于王莽代汉后，没有伏节死义，但这又何尝不是扬雄屈身以达道的行为体现呢？西汉后期经学逐渐演变为谶纬之说，邪说流布，神学经学已无力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扬雄为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使经学回归正途，仿《论语》而作《法言》，象《易》而作《天玄》，以儒为本，兼取道家，既继承了儒家思想，又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内涵。

《法言》中多次表露扬雄治国的思想，如《法言·先知篇》，足见扬雄的经世治国之志。

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

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