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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合和意合的典型例子形合（Xíng hé）和意合（Yì hé）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两种修辞手法，形合侧重于形式和声韵的呼应，意合则强调意义的相互关联和呼应。
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种修辞手法，并给出一些典型例子。
形合，是指在诗文中通过形式和声韵的呼应，来营造出一种优美、和谐和有力的感觉。
形合常见的表现方式有平仄、押韵、对仗等。
平仄是形合中最基本的手法，指的是诗句中字音的高低变化。
有平声、仄声之分，平声字音低平，仄声字音高昂。
通过平仄的变化，能够产生优美的韵律感，使整篇诗文更加和谐统一、例如宋代刘过《贫女》诗中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这里的“埋”、“径”、“晋”、“衣”、“冠”、“古”、“丘”七个字都是平声，使诗句的韵律感更加突出。
押韵是指诗句中的词尾音韵相同或相似，营造出一种整齐、和谐的效果。
押韵在诗歌创作中非常常见，尤其是古体诗中。
例如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日夕怀空意，人谁感至精？美目只顾言，背面羞为行。
”这里的“意”、“精”、“言”、“行”四个字的韵脚都是“-ing”音，使整篇诗歌十分悦耳。
对仗是指诗句中的字句在排列和结构上的呼应。
对仗有平仄、韵脚、字数等多个层面的表现。
通过对仗的运用，能够使句子、诗句的结构更加严谨、文辞更加优美。
例如唐代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里的“行”、“声”、“白”、“明”四个字的韵脚相同，使整篇诗歌在结构上呼应紧密。
意合，又称“意照”，是指诗文中的意义相互关联、呼应，创造出一种深远、富有内涵的效果。
意合能够将不同的意象和意义通过呼应和联想，使整篇诗文的意境更加深远，读者能够在心灵上产生共鸣。
例如唐代李白的《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通过夜晚的明月、思亲之情的描写，使整篇诗歌充满了浓厚的离愁别绪。
形合和意合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修辞手法，通过形合可以使诗句更加韵律优美、和谐统一，通过意合可以使诗文更加含蓄深入、意义丰富。
英汉语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李靖民（《外语研究》2012年2期）引言英汉语比较研究中的形合和意合问题是国内语言学界和翻译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形合和意合问题开展研究，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凡是学习过英语的人，都听说过形合和意合，都知道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
但是，目前的形合和意合研究现状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表明，关于形合和意合的概念以及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含义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亟待澄清。
“形式和意义的对立和相互制约是语言的本质。
如何在语言研究中解决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问题是语言学的永恒的主题”。
（王维贤1997：86）围绕着形合和意合问题进行的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恰恰能够体现出英语和汉语各自形式和意义对立和相互制约的本质，而在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中，也的确总是要涉及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多种因素和多个层面。
本文认为，面对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应当进行深刻的反思，厘清其根源，使形合和意合研究更为富有成效。
1. 形合和意合在英语里的对应词“hypotaxis”和“parataxis”即为形合和意合在英语里的对应词这一认识，在国内语言学界和翻译界颇有影响。
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写文章涉及形合和意合问题时，无论其所持的角度、涉及的层面、讨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要提及形合和意合，总要加括弧注明或是在英文摘要里表明，“hypotaxis”和“parataxis”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
可见这种认识影响之大，以至于人们往往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具体概念不假思索，人云亦云。
笔者（2011）曾经指出，英语里的“hypotaxis”和“parataxis”是一对很普通的术语，分别源自希腊语的“hypotassein”和“paratassein”，前者意为“arrange under”，后者意为“arrange side by side”，用来指能够体现句子成分从属和并列关系的两种排列方式。
国外除了词典等工具书中的术语界定和相关著述的个别章节提及之外，很少有人像国内学术界一样，把它们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涉及英汉两种语言的现象专门加以讨论，而且人们在提及这两个术语时，对它们的界定并不一致。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人们从什么角度予以提及，无论人们的界定存在什么分歧，大家对“hypotaxis”和“parataxis”这两个术语的认识，始终没有超出句子成分的从属和并列排列方式的基本概念，充其量也只不过涉及相邻的句子。
（参见Chimombo & Roseberry 1998: 131-132；Connatser 2007: 140；Gelderen 2004: 8；Halliday 2004: 374-375；Smith 2005: 65；Thibault 1991: 46；Wilson 1993: 318）一般认为，形合和意合的说法最早是由王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
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里，王力（1984：468-472）谈到汉语“联合成分的欧化”问题时，确实提到了形合和意合，并在括号里分别注明英语对应词“hypotaxis”和“parataxis”。
但是，从王力先生在文中所做的具体分析来看，他当时提到形合和意合，主要是针对汉语和英语复合句里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及一些连接性词语的使用而言的，并没有超出“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基本概念，也没有特意对形合和意合做出一个确切的界定。
因此，就人们今天讨论形合和意合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与王力先生当年在《中国语法理论》里提到的形合和意合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绝非“hypotaxis”和“parataxis”概念所能涵盖。
经常还可以看到有人在谈到形合和意合时，引用奈达先生的论述，以为奈达也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
的确，奈达先生曾经谈到，“hypotaxis”与“parataxis”的差别或许是英语和汉语最重要的语言区别特征之一。
但是，奈达先生这样讲，并不能说明他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
从奈达先生的著述里（Nida 1982: 16；1964: 210；1969: 168，202，204）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阐释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术语的界定并没有超出句子成分的从属和并列两种排列方式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奈达先生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认识，与国外其他学者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认识没有什么两样。
也有学者提出，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不尽一致，应该对应不同的英文译语，如“hypotaxis”和“parataxis”、“overt”和“covert”、“morphotactic”和“semotacitc”、“syndeton”和“asyndeton”。
（郑文婧2007）我们认为，虽然目前人们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不能统一，但它们毕竟是国内学者针对英汉语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产物，不大可能在英语里找到一对现成的对应词语，这“就如同西方没有阴与阳这样的概念，而分别用yin与yang来表示一样”（王菊泉2007）。
因此，我们赞同王菊泉先生提出的方法，在英语里分别用拼音“xinghe”和“yihe”来表示形合和意合。
这样，即使国内学术界对“xinghe”和“yihe”的认识尚不能统一，但至少不会让外国人误以为我们针对形合和意合问题的研究，即是局限于“hypotaxis”和“parataxis”的从属与并列的句子成分排列方式的研究，也不会让外国人误把形合和意合等同于“overt”和“covert”、“morphotactic”和“semotacitc”、“syndeton”和“asyndeton”之中的某一对术语。
事实表明，我们中国人所研究的形合和意合问题，绝非这些英语术语中的任何一对所能涵盖，要远比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对复杂且深奥得多。
2. 形合和意合的不同认识王菊全（2007）在梳理前人关于形合和意合论述的基础上，将各家的论述归纳为两种主要观点。
一种观点以连淑能为代表，把形合与意合看作造句法，认为形合与意合的主要区别在于词语或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不同，因而主要是句法层面的现象；另一种观点以刘宓庆和潘文国为代表，主张把形合与意合视为语言表达法或话语组织法，认为形合、意合现象不仅存在于句子及句子以下层面，也存在于句子以上层面，乃至语篇层面。
郭富强（2006）从语言哲学、语言结构、翻译理论与实践和汉语意合研究等方面对前人关于形合和意合的研究进行了分析综述，涉及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句法结构、语义范畴、篇章理论、语言类型等各个方面。
也有学者对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模糊认识提出质疑，如沈家煊（2003：30），高卫东（2005），王菊泉（2007），余东（2010），任永军（2010）等。
他们认为，形合和意合是以西方语言如英语为参照物得出的产物，所谓汉语的意合现象和英语的形合现象是相对而言的，人们在谈论汉语的意合现象时不应忽略意合后面的形合因素,在谈论英语的形合现象时不应忽略形合背后的意合因素。
尽管这些质疑的声音目前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比较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但是其终将会对形合、意合辩证统一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起到有益而健康的推动作用。
我们认为，面对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的现状，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之所以会存在各种所谓的不同认识，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研究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所持的角度不同，所涉及的层面也不相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有关形合和意合，还有各种层面上的问题有待逐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正如许剑宇（1998）针对意合法的研究所说：不能因为意合法暂时没有完美的定义而过分地指责它,因为目前研究意合法的人们老老实实地承认意合的具体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只能逐步深入下去。
这不见得比那种盲目引进各式各样新潮的术语和定义却食洋不化的毛病落后到哪儿去。
因此，客观地说，除了针对那些以同样的认识基础所做的同类研究之外，不应对各类研究孰优孰劣，孰重孰轻简单地做出评价，而应当对这些研究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形合和意合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深层机制有待人们去挖掘，认识到形合和意合的研究涉及到各种复杂的因素，尚待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层面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
全面深入的挖掘、探索能够扩展形合意合研究的视野，不断完善研究的方法。
只要能够揭示形合和意合的本质性问题，有利于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认识形合意合问题的全貌，对语言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实践活动有所启示，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层面进行的相关研究都是有益的。
3. 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概念及英汉翻译尽管人们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不能统一，而对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两种语言构形与传意取向不同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似乎并没有多大异议。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在英汉翻译实践应用这一层面上的问题，就会发现，人们在这方面依然存在着模糊认识，倾向于从英汉两种语言形式结构对比的角度来找个说法，或是把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构形问题和传意问题混淆在一起。
这种模糊认识给从事英汉翻译实践活动的译者以及普通翻译教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有许多人以为，重形合和重意合就是有没有性、数、时、体、态、格等形态变化或是否使用连接性词语，以为英汉翻译涉及到的重形合和重意合问题就是这些东西的加减问题。
这种影响之深、之广，仅仅从网络上可以看到的数量庞大的相关文章及电子教案即可见一斑。
我们认为，英语的重形合可以从英语本身以形役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探讨，汉语的重意合可以从汉语本身意定形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探讨，分别揭示英汉两种语言各自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因此，要搞清楚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不能把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构形问题和传意问题纠缠在一起来对比。
这里不妨仅以能够反映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形式结构特点核心问题的基本句式为例，来看看二者在信息传递机制上的本质性差异。
英语的基本句型无论怎样归纳，充其量也就只有那么几种，凡是学习过英语的人，都可以脱口而出；而即便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倘若被问到汉语有哪些基本句型，也难以回答得上来。
如果要为汉语归纳出基本句型，数量则会十分庞大。
有学者曾经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对汉语的句型进行分类归纳，得出了一百三十多种基本句型（陈亚川、郑懿德2000：437；陈建民1999：219；李临定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