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32009摘要：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以实践理性的形式，从善良意志、责任等概念中引出了绝对命令，制定出一些理性必须遵守的准则，希望建立一个道德王国。
然而他并没有成功，理由之一是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纯粹唯心基础之上的。
康德关于绝对命令中所包含的一些错误，揭示了康德动机论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道德；形而上学；绝对命令中图分类号：B51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09）03-0016-02作者简介：熊声波（1981-），男，江西人，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330022）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
收稿日期：2008-09-09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绝对命令的浅析熊声波如何更准确地把握康德伦理学的内容体系、逻辑发展，仍然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是找寻康德伦理学的中心范畴、逻辑发展线索以及如何去把握、理解康德伦理学的问题。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基础，《实践理性批判》亦只是对《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一些原理详尽而系统的叙述。
康德希望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构建一个形而上学的理想道德王国：他首先从善良意志、责任这些概念中引出绝对命令，继而通过绝对命令来规划出道德形而上学。
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绝对命令这个概念切入，以这一概念为中心范畴，并以它的内涵及逻辑关系来把握康德的伦理思想。
一、“绝对命令”及其证明“绝对命令”是《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一个基础概念，那么康德的“绝对命令”是指什么呢？康德认为，在自然界中，每一事物都是按照规律起作用的，唯独有理性的东西是按照客观规律的概念，也就是按照原则而行动的。
或者说，具有意志这些客观原则的概念，就其对意志具有强制性来说，称之为理性命令。
对命令的形式表述称为命令式。
康德将命令分为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
“一切命令形式，或者假言的，或者定言的。
假言命令把一个可能行为实践必然性看作是达到人之所愿望，至少是可能愿望的另一个目的的手段。
定言命令，即绝对命令则把行为本身看作是自为的、客观必然性的，和另外目的无关。
”［1］31康德的这段话，就是说在假言命令下，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借助于一种手段。
例如：追求财富，我们得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
所以假言命令告诉我们：如果追求一个特殊的目标，就必须使用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他的行为就是手段。
康德认为人不仅具有理性，而且具有某些天性的、感性的要求和欲望，在这些要求和欲望下，假言命令便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而定言命令就是我们为行为而愿意有这行动，而不只作为一种目标的手段。
例如，“人应当讲诚信”，人讲诚信并不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或人的意愿、意图而讲诚信，因为诚信本身就是目的，是人们最基本的意图、意愿、目的，在它之上没有更高的目标。
在这种意义上说，它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目的，而是普通的目的，是人人都具有的目的；如果说假言命令是出自人的感性部分，或者说它是人们为追求现实生活中的享乐、避开痛苦而作的一个命令，那么定言命令则直接出自于人的理性部分，它的行为与后果毫无关系。
在这里，定言命令就是康德的“绝对命令”。
所谓“绝对”，就是无条件的，不受任何经验、感性欲望、利害关系等条件的制约，“命令”是指“应当如此”。
在这里，康德还必须说清“绝对命令”的合理性，他自己也发现这并不容易。
“必须时时注意，不要通过例证，即通过经验来证明在什么地方有这样一种命令式：全部看起来是定言命令式，但在骨子里却很有可能是假言的。
”［1］37我们不能把“绝对命令”奠定在经验上，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实例，却不能成立一个普遍、必然的“绝对命令”。
从经验层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所谓的道德行为，许许多多的善举或善行，但如果仅仅根据其结果，我们仍然不能对道德有所洞察,因为那些事例只能告诉我们人们曾经做过什么，而不能说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而“绝对命令”正是说明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同时还要注意那表面看起来是定言的命令式，很可能是假言的命令。
康德举例予以说明:“你不应该言而无信。
”表面上看，这是个定言命令式，但是如果抱着“你不应该不兑现的诺言，只是以免在谎言被揭穿之后而失掉信用”这种想法的话，那么“你不应该言而无信”在这里就是个假言命令了。
因此人们无法确定无误地通过例证证明，究竟哪些是单纯规定意志的定言命令式，哪些是夹着其他动机的、表面看似定言命令的假言命令。
既然不能从经验中来说明“绝对命令”的合理性，“所以，对定言命令的合理性我们要完全先天地加以研究。
”［1］37康德这样证明定言命令的合理性：“在我设想一个定言命令的时候，我立刻就知道他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命令式除了规律之外，还必然包含着与规律相符合的准则。
”［1］38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只从“绝对命令”的概念就能马上知道他所蕴含的意思，然后行动，并且他的行为是和“绝对命令”的内容相符合的，这些内容是普遍的。
所以，康德的“绝对命令”用公式可以如此表示：“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1］38“康德这句话的意思明白地说，就是所谓‘以身作则’或者‘推己及人’”［2］。
当我们想要做出某种想法时，只要问一问这个想法是否能够得到大家的承认,如果能，则可以看作绝对命令；如果不能，就不能算。
康德用了四个例子来说明“绝对命令”的客观有效性。
其中一例：当一个人在逆境中想要自杀时，他应该问结束自己的生命能否成为普遍的原则，如果人人都自杀，结果会怎样？社会的发展倾向是人用自卫来促进生命的发展；如果因为人人都自杀而停止了社会发展的话，那自杀就是不道德的了。
二、“绝对命令”的失败康德关于“绝对命令”的证明，虽然表面上看头头是道，然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指出这一命题的不合理性。
第一，从这条命题的内容来看：“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即我必须随时按照我认为它是普遍规律的准则来行动。
然而，我认为的这条普遍规律的准则能否同时也正好是你认为的、他认为的、所有人普遍认为的普遍规律呢？仍以前例来说明：假若我处在逆境中，在不顺的情况下，我想自杀，因为我认为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一了百了，无须受任何折磨。
对我来讲，这是我认为的“普遍规律”。
另一方面，却又会有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因此他会在不管多大阻力的情况下而存活下来,而这又是他的“普遍规律”了。
其实，这是由于我们观察道德行为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它体现了个人的自然天性同理性原则的矛盾。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社会无数的人拥有各式各样相反的兴趣爱好,因此，必然会产生无数条他们认为正确的“绝对命令”,那么“绝对命令”就失去了它所独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了。
第二，从这条命题的逻辑看：康德依据规律与意志的关系，在将规律与意志之间强制关系的不同程度分为定言命令（绝对命令）和假言命令的时候，这种分类方法是行得通的。
既然定言命令是规律完全决定意志，那么我们的意志应该按照规律行动，到这里为止，康德仍然是正确的。
但是，当康德试着证明“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时，他的错误就体现出来了。
实际上，在规律完全决定意志的状况下，我们只能合理地推出“我的意志应该按照普遍规律行动”。
与康德的命题“我的意志应该是按照我认为的普遍规律”相比较，康德通过这两个命题的转换，我制定的规律变成了客观规律，而我的意志变成了普遍意志，并从中推出按照我的意志行动就是按照规律行动。
在康德的命题中，康德使用了“我认为的普遍规律”实现了以上的转换，但在我的意志成为普遍意志中间还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
关键就在于这鸿沟能否被跨越，即两个命题能否对等。
也就是说，我认识的规律是不是大家都认识的规律？而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康德认为，解决规律与意志的一致性在于人们有理性，能够认识规律。
康德曾经指出，人是有两重性的：一是具有感性经验，具有动物性本能的趋利避害，只是爱好与欲望的满足。
在这一性质下，人是无法认识“绝对命令”的，也就无法做出道德行为。
另一方面，人具有理性，他们是自由的，能够认识普遍规律。
但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呢？所以理性不是绝对的。
所以，康德的规律决定意志是推不出“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一命题的。
第三，从“绝对命令”的来源来看：康德割裂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康德认为，“绝对命令”不能来源于经验，而是先验的，来源于理性。
他说，除了上帝之外，你见不到任何东西是至善的。
那至善的上帝这样一个概念来源于何处呢？他的回答是：来自于先天的理性当中，而不是经验。
同理，道德或“绝对命令”也是先天地存在于理性当中。
即使这条命令还没有在经验中表现出来，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先验存在；而经验中的事实也只是把“绝对命令”由看不见变成看得见的，它更加无疑地证明了“绝对命令”的合理存在。
“如若没有一条真正的最高原理不是独立于经验，而唯以纯粹理性为基础，那么我认为，要把这些先天建立起来的概念连同其所属原则一道展现在普遍中，展现在抽象中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样的知识应该和普通知识区别开来，而称之为哲学知识，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1］26“首先要把道德放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等它站稳了脚跟之后，再通过大众化把它普及开来。
”［1］27“绝对命令”就是这样从理性中来，到经验中展开的。
这里，经验中的行为应该是内容，而“绝对命令”才是形式。
内容是主导方面，它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因为内容之间的要素关系会决定事物以何种形式存在。
康德这样生硬地用相对稳定的形式去规定内容，如此本末倒置的形式主义，显然是行不通的。
三、康德的教训康德关于“绝对命令”及其基础之上的动机论没有建立起来，最大的教训在于建立纯粹动机论本身是不够合理的。
动机是行为者的意愿、爱好、兴趣、情感、信念和理想的综合。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将那些由于对后果的期望所产生的爱好、兴趣等动机完全排除在责任之外，只剩下意志和信念等因素，而这些纯粹的动机显然并没有解决道德行为的动力问题，康德不得不将同样排除在道德形而上学之外的情感请了回来。
康德在经验和理性之间制造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并以理性来规范经验，用经验来证明理性，试图跨越这条鸿沟，然而他并没有成功。
这不仅仅是康德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想建立纯粹动机的思想家不得不首先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冒丛虎.欧洲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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