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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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小说对明清社会现实的反映作者:王淑玲来源:《科学大众·教师版》2010年第11期摘要:才子佳人小说即以才子佳人为男女主人公,以双方酬诗唱和、互相爱慕为主线,描写上层社会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从题材上继承和发展了此前才子佳人小说恋爱的主题,并通过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歌颂了作者理想的社会形态,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关键词:才子佳人小说;社会现实;理想社会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0)11-162-001才子佳人小说即以才子佳人为男女主人公,以双方酬诗唱和、互相爱慕为主线,描写上层社会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从题材上继承和发展了此前才子佳人小说恋爱的主题,并一改过去一见倾心的恋爱形式为男女主人公在志趣、情感一致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追求、历经磨难结合在一起,通过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歌颂了作者理想的社会形态,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佳人们的爱情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他们的爱情无一例外的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坎坷和磨难,正如曹雪芹所说的那样“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
但我们统观此类小说,这里的“小人”范围较广,上自朝廷官吏,如《玉娇梨》中的杨御史、《定情人》的屠驸马;中有地方官员,如《赛红丝》中的袁通判;下有地方的豪强恶霸,如《飞花咏》中的盗贼宋脱天等等。
通过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及封建官场的复杂斗争。
明朝中期以后,政治腐朽,皇权削弱,朝廷中宦官与朝官的斗争,朝官之间的忠奸派系的斗争都十分尖锐。
从小说描写的婚姻斗争来看,它们往往同忠与奸、正与邪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
《玉娇梨》中的白太玄之所以不愿与杨御史结亲,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政治品质的不同,而杨御史求亲未允,于是公报私仇,奏请皇上派白太玄去漠北迎请上皇,以图陷害,打击异己。
浅议晚明及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文化思想发表时间:2009-03-24T19:00:57.357Z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2期供稿作者:刘莹莹[导读] 才子佳人小说是晚明反对禁欲主义文化思潮的产物。
才子佳人小说是以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在明末清初之际,大约七八十年间,极度繁荣。
才子佳人小说常取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书名,如《玉娇梨》、《平山冷燕》、《春柳莺》、《孝义雪月梅传》等。
才子佳人小说篇幅约在十六回到十九回左右,约十万字左右,与中篇小说相当。
才子佳人小说在情节上有较为固定的叙事情节模式: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拨乱离散、及第团圆。
才子小说数量繁多,常见的如《玉娇梨》、《平山冷燕》、《梦中缘》、《铁花仙史》、《春柳莺》、《雪月梅》、《飞花咏》、《赛红丝》、《定情人》、《吴江雪》、《画图缘》《快心编》、《两交婚》、《柳氏传》、《娇红记》等等。
才子佳人小说从内容上看,多为有才华的读书人与才貌双全的官宦富家小姐的爱情婚姻故事。
从叙事情节的形式上来看,有几个通用的程序:(1)一见钟情。
男女主人公偶然相遇,都惊羡对方的才貌,暗生情谊;(2)私定终身。
相遇之后,男女主人公以诗词为媒,传达爱慕之情,私定终身。
(3)拨乱离散。
私定终身之后,或者是由于小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或者是由于一方父母坚决反对,或者是由于一方的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使得男女主人公从此天各一方,饱尝艰辛。
(4)及第团圆。
即使处于困顿潦倒的生活中,男主人公依然努力寻求功名,最终金榜题名,或者奉旨完婚,或者取得双方父母认可,结局都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
一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明代末期的新兴,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明代初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极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倡导“三纲五常”的封建道统。
明代中期出现了王守仁学说,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点,提出“心即理”,强化道德的内化。
清初三部小说中对科举制度批判的原因探究【摘要】科举制度在清代走向了衰败期,在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三部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中,作者对科举制度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
文章从社会的角度分析科举制度由于发展的原因导致其本身的衰败;从个体的层面分析由于其作者的思想深度和对这个制度的感情而导致的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
【关键词】科举制度;衰败期;作者经历在清朝,科举制度由于八股取士的方式已经走向衰败。
清初,大约同一时期出现的三部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都对科举制度有所涉及。
而且作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于科举制度批判的态度。
只不过批判的程度不太一致,表现出其不同的思想性。
《聊斋志异》主要是作者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操纵者水平和肮脏品性的不平与不满,因而实行挖苦、讽刺与抨击。
《儒林外史》是作者吴敬梓针对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影响,从而改变士人人生价值观、品行、情怀的现象进行讽刺与批判。
《红楼梦》则是作者曹雪芹对这个制度比较彻底的否定,该书主人公贾宝玉将劝其努力科举斥为“混账话”,就是最好的说明。
为什么几乎出现于同时期的小说对科举制度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1 从科举制度本身发展的角度分析从社会的角度看,在三部书都体现出作者对科举制度有所批判,其主要原因是这个制度本身已经到了衰败期。
处于这个时期的科举制度必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会弊端百出。
而小说中则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中涉及到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必然会涉及各色人物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也就体现出作者借人物本身表现出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
1.1 科举制度的起源发展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隋开始采用科举制。
唐朝承袭了科举制度并逐渐完备起来。
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1]殿试开始。
明代开始考八股文。
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
论科举考试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作用作者:何娟娟王军涛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15期摘 ;要: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作为当时风靡一时的流派,其爱情观与其它爱情小说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玉娇梨》作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品,在反应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而科举考试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亦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玉娇梨》在反应积极的恋爱观的同时,又在一定的层面上表现出了封建礼教下的一些思想弊端。
比如科举考试在其中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其消极的力量存在。
关键词:才子佳人;科举考试;《玉娇梨》[1]作者简介:何娟娟(1993-),女,汉族,甘肃临夏人,西藏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王军涛(1973-),男,汉族,甘肃张掖人,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现工作于西藏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史诗学、民间文学、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5-0-01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而至明清,小说则当之无愧地成为此期的代表文学。
本文将以明清小说中较具代表性的才子佳人小说为研究对象。
才子佳人小说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流行文学,其内容背景自然是源于生活的,那么就免不了关于科举的情节,因此整个才子佳人小说中流露出了较浓的科举情结。
本文以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代表作《玉娇梨》为例。
科举考试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作为才子、佳人及其家庭最为关心的内容之一。
科举是否成功也就成为才子佳人能否结合的重要前提。
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虽影响深远,但是也存在它自身的弊端。
其小说中对于男主人公的描写都是貌若潘安,才如子建,最终与佳人结合也是年少成名、才利双赢。
但是据统计,清雍正以前,20岁以下科举及第者仅9人,士子们普遍中进士的年龄约在37岁左右,少年进士简直凤毛麟角。
论科举文化与明未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者:杜彬语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4年第03期内容摘要:茅盾和贾平凹都曾写作乡土小说,茅盾30年代的作品反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古老乡村的冲击,贾平凹在改革开放潮流中用审视的眼光看待乡土社会的变化。
本文将通过对比茅盾、贾平凹此类乡土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变化、乡土发展状态以及作者对“城乡碰撞”的态度来探究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在城乡巨变中对乡土社会的思考。
关键词:城乡碰撞异化乡村未来前言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之前由于列强的长期侵入,中国固有的乡土形态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而49年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在新政策的影响下再一次发生了转变。
两次城乡的碰撞使乡村朝着不同的方向行进,世代生活的农民们在思想上也发生了转变。
本文将从乡村人物类型的分化、乡村社会碰撞后的发展状态以及作者对这种城乡碰撞的态度三个方面阐述乡土社会的转型。
一、乡村人物的分化转型乡村在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时,人们思想上和心理上均产生过分化。
这里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固守土地、安分守己的老一辈,另一类则是获得了新思想,逐步脱离土地的年轻人。
在《农村三部曲》中有鲜明的两类人物形象:老通宝和儿子多多头。
《春蚕》开篇就塑造了一个坐在“塘路”边,对所有“洋东西”厌恶和害怕的一个老农民形象。
“四五十年辛苦挣成了一份家当的他,素来就只崇拜两件东西:一是菩萨,一是健康”。
多多头则正好与之相反,他的思想转变在《农村三部曲》中有一个从懵懂到清晰的过程。
《春蚕》中他虽不相信“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
但仍然高兴地工作着。
而在后来的《秋收》中,多多头开始离开土地,加入了“抢米囤”的风潮,在《残冬》中更是打死了“三甲联合队”的队长和卫兵,缴获了枪支,从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在社会大背景下,多多头和老通宝的分歧恰恰体现了新旧思想碰撞时的对立,多多头的选择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作者: 杜彬语
作者机构: 大连大学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文学教育
页码: 40-41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6期
主题词: 科举文化 才子佳人 小说
摘要:科举自唐代之后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沿用至清,千百年来,几乎成为士人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对士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及科举文化有着复杂关系,其作者均为落榜文人,他们批判科举制度,但却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和世俗的追求,无奈之中又不得已而依附此制度,对科举制度仍然抱有幻想.。
明末清初的小说流派--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清初的小说流派,也被认为是世情小说的一种。
明末清初之际,“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的浪潮过后,迎来了“才子佳人小说”的繁荣时代,《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等作品相继问世。
以歌颂爱情为题材的故事本来可以写得美好动人,但因作者多为下层穷困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结果作品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充斥着大量的俗滥之作: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贵族出身的青年男女,一个郎有定邦之才,一个女有骄人之貌。
二人一见钟情,订下终身。
这时,出现豪门权贵或阴险小人,千方百计地挑拨,从中作梗。
经过曲折的斗争,小人的阴谋被粉碎,才子克服种种困难,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小说中,出于艺术结构的需要,才子佳人都是奇才奇情;才子先是英雄失路,佳人则慧眼识珠;二人因都饱有才学,时常以诗文传情。
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多本身不得志,其毕生追求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愿望不能实现,因此才借小说宣泄,满足自己对功名和情欲的渴望。
小说的篇幅一般在十六到二十回之间。
非常有趣的是,这样被国人批为酸腐十足,庸俗不已的小说,到了国外文人的眼中,却成了绝好的上品。
德国大诗人歌德,在读了这些小说的德译本后,对遥远的东方古国神往不已。
据《歌德谈话录》记载,歌德曾动情地说:“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援引起来很像格言,如说一个姑娘步履轻盈,站在一朵莲花上,花竟没有损伤;还有一个颇具才干的年轻人三十岁就荣幸地和皇帝谈了话;又有一对相互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十分纯洁自爱,有一次,二人不得不在一间房间里过夜,就说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招惹谁……”据后人考证,歌德提到的就是《好逑传》。
想来,读过这部小说的当代中国读者,很难会产生歌德那样美好浪漫的联想吧。
《红楼梦》中清代科举制度的描写科举制度是中国隋朝开始实行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为维持中国的“文治传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以前,主要通过荐举贵族子弟的方式选拔官员,隋文帝开始用笔试的方式来选拔地方人才,以此加强地方官制和中央集权。
唐代以后众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踏上立身扬名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很多逸话,唐传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宋代以后科举制度的地位更加巩固,确立了乡试、会试、殿试的基本模式,唐传奇以来有众多的中国小说描述通过科举考试立身扬名的过程。
《红楼梦》是18世纪中国的代表小说,通过主人公贾宝玉展现对向往荣华富贵的立身扬名方式的批判,与历代小说相比这是比较独特的地方——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展现主人公立身扬名的过程往往比较顺利《红楼梦》则批判和否定了通过科举考试而立身扬名的过程,突出表现了主人公要求摆脱儒教社会的压迫,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生观。
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主人公,反对科举制度,被刻画成批判儒家立身扬名道路的代表。
贾宝玉一开始就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
这与他自己已经享受荣华富贵当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他天生就不热衷于此。
他极度蔑视那些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贾雨村一流。
贾宝玉认为他们是“禄蠹”,也就是领着国家的俸禄一心扎进仕途的虫子。
因此他也没有了努力准备科举考试的理由。
虽然日后贾宝玉也被迫参加科举考试,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他却在科举考试后直接遁入了空门。
《红楼梦》中对追求立身扬名写的最露骨的人物就是贾雨村。
在小说第一回贾雨村和甄士隐同时登场,但是甄士隐很快就悟到人生无常,最后在道士的指引下出家,相反贾雨村费尽心机踏上立身扬名的道路。
他为求官职不择手段,对上也是阿谀奉承。
结果贾雨村因贪污而被革职,递籍为民时才领悟到官场的虚妄世界。
中国的小说作者大部分都是中层士人,是科举落第或不能应试的士人。
明末以后,中国的小说作者们开始以自由的思想来描写人生和社会,甚至对男女爱情也以自由的手笔进行描写,以至当时自由恋爱盛行。
明清科举与小说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与小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两个重要的方面。
科举制度是明清时期的选拔官僚的主要途径,而小说则是广大读者触及文化知识、休闲娱乐的主要途径。
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同塑造了这个时期的文化风貌。
首先,科举制度对于明清小说的题材和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僚的重要途径,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当时士人和读书人追求的目标。
这一制度引发了社会对文化知识的需求,因此催促了小说的繁荣发展。
为了迎合这一需求,小说题材逐渐多元化,各类题材的小说相继问世。
其中,官场小说、传奇小说和历史小说成为了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小说类型。
官场小说是明清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它以官场为背景,描绘了一系列关于官场的权谋斗争、官员的品行以及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
这类小说既满足了读者对于官场的好奇心,又借题发挥,通过对现实官场的批判,呈现一个作者理想中的官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通过对清代乾隆朝官场的刻画,揭露了官员的贪腐、虚伪和权谋之道。
传奇小说则是明清时期的另一类重要作品。
这种小说以神话、传说为基础,描绘了一系列离奇、惊险、奇幻的故事情节,其中既有超自然的英雄人物,又有阴谋诡计、仙魔斗法的情节。
传奇小说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引导着他们摆脱对现实的束缚,提供了一种娱乐和思考的平台。
《儿女英雄传》、《金瓶梅》等经典传奇小说在明清时期享有很高的人气,至今仍被广泛传诵。
此外,科举制度也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一些作家的文学风格。
由于科举考试对文言文的高要求,明清作家在通过科举考试时,必然受到文言文的熏陶和训练。
这使得许多作家的文学作品在语言和结构上都具备了古典文学的特点。
作为科举考试的一部分,作文更是成为了每个考生必备的技能。
为了获得较高的分数和通过考试,考生们在素养和技巧上大量下功夫。
这种作文训练锻炼了很多明清作家的写作能力,使得他们在创作小说时更加熟练和自如。
清代才子佳人与四书五经的经典教育
1. 清代才子佳人的概述
在清代,才子佳人是指具有卓越文化素养和才华出众的男女青年。
他们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诗词歌赋、书画等活动展示自己的才情。
2. 四书五经的概念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些著作被视为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重要的教材。
五经则包括《周易》、《尚书》、《礼记》、《春秋》和《左传》,它们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其他重要著作。
3. 才子佳人对四书五经的学习
在清代社会背景下,四书五经成为了炎黄子孙培养社会精英及各级官员所必须修读的内容。
而才子佳人作为优秀的文人,在诗詞歌赋创作以及科举考试准备过程中,都离不开对四书五经深入透彻地学习。
4. 清代才子佳人与四书五经的关联
清代才子佳人通过对四书五经的学习,锻炼了自己的思维能力、修养和文化素养。
他们从儒家经典中得到启迪,形成了追求道德修养、遵循礼仪规范以及注重个人品质的价值观。
5. 经典教育在当代的启示
尽管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四书五经的价值仍然不可忽视。
这些经典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提升思维方式以及塑造完善的人格特质。
通过对清代才子佳人与四书五经的经典教育相关内容进行探讨,可以发现这段历史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启示,将古籍中蕴含的智慧应用到当今社会中,推动现代人们更好地发展并提升自己。
以上就是关于清代才子佳人与四书五经的经典教育相关内容的概述。
通过深入学习和理解这一主题,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知识与视野。
2002年6月 第19卷第2期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Journal of Further Educati on of Shaanxi N o r m al U niversity Jun.2002V o l.19N o.2 才子佳人小说“重才观”的文化透视陈 瑜(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硕士 北京100080) 摘 要: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所重视和强调的是“举业之才”,与同时代进步思想家的“重才观”、“实才观”相较,不具备什么进步意义。
关键词:才子佳人小说;举业之才;实才观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826(2002)02-0063-03 明末清初,文学界出现了大批以描写才子佳人婚恋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形成了人情小说创作的一个分支。
这类作品极力突出才子佳人们的不凡之“才”和“才”在才佳婚恋中的特殊位置,将“才”作为才子佳人择偶时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
如才佳小说中较有影响的作品《平山冷燕》中的人物就说:“千古之美,又千古之才美也。
”“人只患无才耳。
若果有才,任是丑陋,定有一种风流,断断不是一村愚面目。
”在作品中佳人的眼里,只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才子方能为夫婿,而在才子心中,也只有才色兼具的佳人才是理想的妻子。
由于才子佳人小说如此突出“才”在恋爱、婚姻中的位置,所以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都将目光注视到对“才”的研究上。
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者都就事论事,抓住才子佳人小说中关于“才”的个别观点便认为作者所强调、肯定的“才”具有突破封建婚姻观念的进步意义。
如果我们综合考察一下这些小说中关于“才”的观点,并将它与当时进步思想家的“重才观”、“实才观”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就会发现,才子佳人小说强调的“才”实际上并不具备什么进步意义。
一、“诗赋之才”和“举业之才”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之所以被称作“才子”,其标准只有一个:善于填诗作赋。
他们诗词曲赋样样精通,且都下笔成章、一挥而就。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科举情结
黎藜
【期刊名称】《韶关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030)011
【摘要】才子佳人小说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小说流派,这些小说中彰显了浓重的科举情结,这种情结是明清科举社会在文学中的直接反映.这批小说的作者多为郁郁不得志的中下层文人.他们多半是科场的失利者;而小说描写的对象--才子,却都是少年进学的英俊.在这一对矛盾中.彰显着小说作者自身对科举的痴迷、对功名的向往;也彰显着小说作者的理想--在才子的风流倜傥、少年得志中寄托自己的黄粱美梦.【总页数】4页(P13-16)
【作者】黎藜
【作者单位】广州体育学院,新闻系,广东,广州,5100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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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冷燕的科举生态明清通俗白话小说中,不少小说对科举制度有着或多或少的涉及,但是不同的作品对科举制度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
《平山冷燕》是一篇才子佳人小说,主要内容是才子与佳人之间的爱情婚姻故事,但是其中才子的科举功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才子自身的科举之路以外,其中还有诸多关于科举生态环境的描写,统治者求贤若渴,才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等。
这些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希望金榜题名而不得的复杂心境,另一方面反映了某些科举生态的某些真实。
其复杂之处,远远超过大家关注的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一、皇帝支持科举唐代以后,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选官制度,除元代以外,历代皇朝的统治者都采用科举来网罗人才为自己服务,明清两朝是科举制度的巩固期,明末清初既是科举考试制度走向固化的时代,又是其走向衰退的开始。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不仅支持科举制度,而且对科举进行了补充,另辟他径搜求隐逸之士。
所以在小说中,皇帝求贤若渴,欢迎天下才子参加科举考试。
小说开头,小才女代父题诗之时,作者就对当时的科举环境作了介绍:“本朝祖宗立法,皆于制科取士。
”在描述朝廷的文学风气之时,作者介绍:“天下果然多才”,“辞赋巨卿,有前七才子、后七才子之号”。
这与明代文坛的真实状况十分相似,前后七子是明代文坛的两大诗文流派。
文章还对皇帝进行了歌颂,科举大门面向所有有才华的男性文人打开。
在历史上某些异族统治时期,科举的大门并不是时刻都向天下男子洞开,元朝曾经废止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
小说中的皇帝除了通过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拔有用之才外,还于“科岁大比试期”,“必须于报名正额之外,加意搜求隐逸真才,以应科目”。
二、科举对女性予以限制科举大门向天下男子打开,可是女子即使有才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古人参加科举考试是有性别限制的。
在封建社会,只有男子才有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女子没有机会和男子同等参加考试。
小说将一个小小女子的才华展示放在一个男子不能企及的背景上,突出表现了作者“显扬女子”的意图。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内容摘要: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明清科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动机、故事情节、结构安排等都烙上了科举的印迹。
可以这样说,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是科举制的副产品。
关键词:才子佳人小说科举制度创作动机结构安排中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取仕制实行了千余年之久,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众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盛行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这样说,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科举制的副产品。
一、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与科举在明末清初四十多部才子佳人小说中,已考出里籍的作者大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如江苏的古吴金木散人、古吴娥川主人、吴门佩蘅子、古吴素庵主人;浙江籍的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同时,小说中主人公的籍贯及其活动场境也多在江浙一带,如金陵苏友白、白红玉(《玉娇梨》),扬州冷绛雪《平上冷燕》),松江燕白颔(《平山冷燕》)、居掌珠(《人间乐》)、昌谷、端容姑(《飞花咏》),姑苏钱兰(《合浦珠》),秀水梅干(《醒风流》),青田管彤秀、卜红丝,丽水司空约、赵如子(《宛如约》),山阴江蕊珠(《两交婚》),等等。
郭昌鹤先生发表于1934年的《佳人才子小说研究》,曾对12篇作品进行分析统计,其中在19个才子中,有12人籍贯是江浙;在他们所配的33个佳人中,有24个是江浙人。
这些才子大多白皙瘦弱,风流倜傥;才女则乖巧玲珑,细腻婉约,是典型的江浙人体型1。
如平如衡“生得面如美玉,体若兼金”,燕白颔“垂髫初敛正青年,弱不胜冠长及肩。
望去风流非色美,行来落拓是文颠。
凝眸山水皆添秀,依笑花枝不敢妍。
莫做寻常珠玉看,前身应是李青莲”。
苏友白“美如冠玉,润比明珠。
山川秀气直萃其躬,锦绣文心有如其面。
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
并无纨绔行藏,自是风流人物”(《玉娇梨》)。
灵性的江南山水孕育了他(她)们,他(她)们又成为江南诗性文化的呈现者。
自唐宋以后,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文化高于北方的总体趋势已是不可逆转,到了明清时期,这一表现就更为明显。
反映在科举上,南方士子中举率遥遥领先,江浙之地更成为盛产才子佳人的风水宝地。
据周亚菲《中国历代状元录》统计,产生状元最多的省是江苏,1647-1894年共49人,其中又多集中在苏州,共24人2。
明清两朝录取五万多名进士,仅江南八府就占到全国录取总数的15%以上。
清代江苏一甲进士119,占全国342名的 34.8%,浙江81名,占23.7%,两地占全国8.5%。
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计算出清代二、三甲人物地理分布和各省人才生产率的差异,江苏实取进士数比应取进士数多出7%,浙江多出6.5%。
一甲进士中,江苏实得单位数比应得单位数多出219名,浙江124名3。
又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108年间,共有状元、榜眼、探花、传胪156人,江苏籍66人,占42.3%。
明人叶盛云:“礼部会试,三甲之魁与高等,多出苏、松、应天。
”4以致江浙人“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
5[4]状元更被形容为苏州的土特产。
江浙地区读书应试蔚然成风,中举数量多,落第数量同样也就难以计数。
明人归有光说:“吴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
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
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
江以南其俗尽然。
”6张岱在《夜航船序》中则说:“余因想吾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
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
”7用现代的话说,科举实际上是一种配额内的有限竞争,是一种淘汰率极高的智力游戏。
根据现存明朝科举文献及其它文集资料的统计与分析,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8。
梁启超概括清代科举考试逐级竞争的情况说:“邑聚千数百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拔百数十人为进士。
复于百数十进士,拔十数人入于翰林。
”9这种竞争的残酷性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清代在全国近300个二级行政区(府、州、厅)中,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的共有 11个,其中江、浙、皖地区竟占了9个,而按顺治乙丑年所定各省乡试中额计算,全国共有1428人中额,江、浙、皖地区仅有270人,只占了总数的 19%10。
科举取仕制逐渐形成了“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的社会风气11,“天下英俊之士,非此不得进用”。
12葡萄牙人曾德昭1667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的中国通史》第八章中说:“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
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
”13进士录取后,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无上的荣耀。
从唐代开始,士人“一登龙门,则身份十倍”。
14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说:科举“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15不以进士及第成为士大夫的平生三恨之一16。
《儒林公议》卷上描绘北宋时进士公榜后的盛况道:“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
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锦鞯绣轱,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
庶士倾羡,欢动都邑。
洛阳人尹洙,意气横跞,好辨人也。
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17[8]而落榜则被视为人生最大的悲剧。
洪迈《容斋四笔》卷第八“得意失意诗”记云:“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好事者续以失意诗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落第举人心。
’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科举得失甚至成为衡量亲情厚薄的依据,《容斋随笔》卷五云:“为兄父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18唐杜羔累举不第,归家之前收到妻子的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
” 杜羔见诗后竟不敢归,立即打道回京,继续努力19。
[2]宋时的《劝学谕》谓“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草”,这就是《两交婚》中甘梦所说的“若空戴儒冠,而一丁不识,岂非禽兽,岂非草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给落第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唐李廓《下第》诗描写自己落榜时“榜前潜制泪,众里独嫌身” ——有一种无隙可钻的耻辱和悲伤。
《聊斋志异·王子安》写应试举子在等待发榜时,一想到落榜“瞬息骸骨已朽”。
落第者不但要承受社会和家庭的多重压力,而且要面对着生存的艰难,“不得手者不良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希矣”(《儒林外史》卧闲草堂第二十四回末评语)。
科举名额录取有限,机缘仕进者少,落第铩羽者多。
侥幸中试者志满意得,富贵荣华接踵而至;不幸落榜者嗒丧还家,境况更为凄凉。
诚如《儒林外史》卧评所言:“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功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得其手者不过一二。
”由于明末清初江浙地区士子登第(特别是高第)和落榜的数量都很多,现实中的巨大荣辱反差就尤为凸显,落第者体验的痛苦就异常深刻。
人的任何意志行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引起的。
动机指的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具体到文学创作动机,则是指那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能够激活作家的创作欲望、触动文学艺术活动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诱因。
才子佳人小说盛行,就与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动机有极大的关联。
那些在科场上屡战屡败的士人,只得躲进空中楼阁,通过创作小说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表现自己的才学文章;同时,也发泄郁结在心中的缺憾不平,完成某种心理补偿。
天花藏主人在《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序》中写道:“每当春花秋月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
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黄梁事业。
……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其结果是造成了一般文人对科举既欣羡、热望,又怨恨、诅咒的矛盾心态。
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们不能跻身于科举仕进之途,触发了难以抑制的孤愤,他们不得不借小说来倾吐心声,表现自己穷愁落寞的生活状态。
但他们并不是通过揭露和批判的激烈方式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理想世界的营造和眷恋来寻找自己的生活支点,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舒展的壮志和抱负,进而获得心灵的慰藉。
在他们笔下,才子多中高第,如苏友白殿试二甲第一(《玉娇梨》)燕白颔、平如衡是会试前二名(《平山冷燕》)梅良玉是状元、陈春生是榜眼(《二度梅》)昌谷是榜眼(《飞花吟》)。
状元是“一科之长,文运所系”,20名次越高荣耀越显,因此,在传统小说戏曲中,状元成为科举制度的代表和象征。
萧源锦《状元史话》中所附《古代小说、戏曲、弹词中状元一览表》列出宋代至清代65部以状元为题材的文艺作品21。
这些作家让自己笔下的才子中高第来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驱动下,大批落第文人纷纷加入到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队伍中,促进了才子佳人小说的繁荣。
二、“才”“情”之界定与科举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才”“貌”尤其是“才”受到大力推崇。
在作者看来,“才”比门第、地位、财富都重要;“才”和“貌”是统一的,有才必有貌,有貌必有才。
这种观念在当时来说不无道理,因为在科举时代,虽然盛衰难凭,人生无常,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才”,“才”关乎个人荣辱,家族盛衰,是消弥人与人之间阶级、地位差别的重要手段。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管一个家族如何鼎盛,如果子孙不能读书中举,衰败随之将至;不管一个家族如何贫贱,只要子孙有才,有资格参加科举并获得成功,很快就会崛起。
唐代举子被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
22 晚唐“台阁清选,莫不由兹”。
23明天顺二年(1458),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所以《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要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才子佳人小说《定情人》中的双星对这一点有很透彻的理解,他母亲主张婚姻应该门当户对,他却认为:“若论门户,时盛时衰,何常之有,只要其人当对耳。
”从遗传学的角度而言,才子和才女结婚,子孙中举的可能性就更大,从而保证家族科举的延续性,维持家族的长久繁荣。
所以,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不但正面人物婚姻选择重视“才”,如《麟儿报》中的廉清,其父以磨豆腐为生,但幸尚书却不计门第,屈尊纡贵,将女儿许配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