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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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与犯罪率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当今社会,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许多国家和地区。
这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犯罪率的上升。
尽管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会对犯罪率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要明确的是,收入差距并不等同于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衡量的是社会上贫困人口和富人之间的差异,而收入差距体现的是社会上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
然而,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一方面,贫富差距扩大会加剧收入差距,因为贫困人口往往面临更少的机会和资源,使得他们更难获得较高的收入。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为社会上富人的财富将不断积累。
那么,为什么收入差距会与犯罪率相关呢?一方面,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不满、失去希望和绝望感,进而促使一些人选择犯罪来寻求经济利益。
例如,贫困人口由于无法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社会认同,可能会为了生存而选择非法手段。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上,富人因为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更容易获得成功和财富。
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可能会激发一些人的嫉妒和愤怒,导致他们选择犯罪以达到再分配财富的目的。
此外,犯罪率与收入差距之间还存在一种“环境效应”。
犯罪活动往往更集中在贫困区域,而这些地区往往也是收入差距较大的地方。
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福利发展不充分,公共设施匮乏等问题,使得贫困地区更容易滋生犯罪行为。
同时,这也使得贫困地区的居民更难脱贫,构成一种恶性循环。
然而,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因果关系。
研究也表明,犯罪率的上升可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失业率、教育程度、社会价值观等。
有些国家或地区面对较小的收入差距,但犯罪率却相对较高;而有些国家或地区面对较大的收入差距,但犯罪率却较低。
因此,要全面了解犯罪率上升的原因,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解决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犯罪与低收入、失业率及人口规模的关系本文通过对犯罪率y 与低收入家庭百分比1x 、失业率2x 及人口规模3x 的关系进行研究,对所给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一些合理的结论。
首先,针对问题一,这个问题涉及变量的取舍问题,和犯罪率y 与低收入家庭百分比1x 、失业率2x 及人口规模3x 之间的相关性有关。
通过对数据的逐步回归分析我们可以知道y 与1x 、2x 及3x 的相关性系数,得到结果如下:如果至多取两个变量建立模型,低收入1x 与失业率2x 对犯罪有最大相关性,则取这两个变量建立模型。
得到函数关系式为213989.42239.10725.34x x y ++-=其次,针对问题二,可以在问题一解答的过程中得到答案,即当三个都作为自变量时建立的模型没有只取1x 2x 的模型好。
所以函数关系式不变,依旧为213989.42239.10725.34x x y ++-=接着,对于问题三,做出只有1x 2x 作为自变量的残差图,有两个异常点,剔除之后得到最终函数关系式213926.36023.17095.35x x y ++-=关键字:回归分析、相关性、残差图为解决问题一,编写程序如下: %低收入家庭百分比(人/十万人)X1=xlsread('E:\matlab\work1.xls','sheet1','B1:B20'); %失业率X2=xlsread('E:\matlab\work1.xls','sheet1','C1:C20'); %人口规模X3=xlsread('E:\matlab\work1.xls','sheet1','D1:D20');%犯罪率y=xlsread('E:\matlab\work1.xls','sheet1','A1:A20');figure(1),plot(X1,y,'g*');figure(2),plot(X2,y,'b*');figure(3),plot(X3,y,'r*');运行程序得到:犯罪率与低收入家庭百分比散点图(图1)、犯罪率与失业率散点图(图2)、犯罪率与失业率散点图(图3)。
贫富差距与社会犯罪率的关联性研究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备受关注。
长期以来,贫富差距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然而,除了正义和道德的角度外,还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注意:贫富差距是否与社会犯罪率之间存在关联性?这一问题的答案仍然存在争议,因此有必要展开深入的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是如何被定义和测量的。
贫富差距通常通过计算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或财富的差异来衡量。
这些群体可以是不同的社会阶层、职业群体或地区。
社会犯罪率则是指在一个特定地区或社会群体中发生的犯罪事件的频率。
犯罪事件可以涵盖各种类型,例如盗窃、抢劫、毒品犯罪和暴力犯罪等。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贫富差距与社会犯罪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根据这个观点,贫困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更容易受到社会排斥和经济限制的影响。
由于缺乏机会和资源,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参与非法的活动以获得生计。
此外,贫困地区往往缺乏有效的警力和社会控制,也更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温床。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贫富差距与社会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单向的。
一些学者认为,高犯罪率本身可能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剧。
大量的犯罪活动可能导致商业活动和投资的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实力。
这种恶性循环可能会导致贫困地区的社会状况不断恶化。
除了这些观点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更复杂的理论和框架来解释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之间的关系。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之间存在着中介因素的作用。
例如,社会不公平和贫困可能导致人们的心理困境加重,从而使他们更易于参与犯罪行为。
此外,教育水平、家庭背景、就业机会和社会支持等因素也可能在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要想深入研究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率之间的关联性,不仅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也需要具备丰富的数据和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家和犯罪学研究者可以通过搜集和分析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的数据来了解贫富差距和社会犯罪的变化趋势。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以中国为例,提供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不平等问题逐渐凸显,而社会犯罪率也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呈现出上升趋势。
这些因素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备受关注。
本文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深入探讨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将对收入不平等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基尼系数等指标来衡量中国当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接着,本文将对社会犯罪率进行统计,探讨其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
本文还将收集国民幸福感的调查数据,分析其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率的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包括文献综述、数据分析、案例研究等。
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的数据,揭示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
本文将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讨论,提出政策建议。
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政府应关注弱势群体,实施有效的扶贫政策,以缩小贫富差距。
在社会犯罪治理方面,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提高执法力度,同时注重预防教育,降低犯罪率。
在提高国民幸福感方面,应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多方面着手,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能为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证证据。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早期文献主要关注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例如,库兹涅茨(Kuznets)提出的“倒U型曲线”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不平等会逐渐缩小。
收入差距对社会安全的影响研究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大社会问题。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鸿沟加剧,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对社会安全构成了威胁。
本文将探讨收入差距对社会安全的影响以及相关研究结果。
首先,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加剧。
当一小部分人拥有相当大比例的财富和资源时,其他人的社会地位和机会不平等现象将显著加剧,这对社会稳定和安全造成了潜在威胁。
大量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时,社会不满情绪容易蔓延,而积怨过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社会冲突。
其次,收入差距的增大可能引发犯罪率的上升。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越大,社会的犯罪率往往越高。
这一现象可以通过经济学中的相对贫困理论来解释,即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相对贫困的人群更容易受到物质诱惑和社会排除的压力,从而选择犯罪行为。
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会导致社会犯罪率的上升,进而对社会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资源分配不平衡,贫困人群更难获取优质医疗和受教育机会。
这不仅使社会形成了分化的阶级结构,还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浪费。
由于教育和健康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收入差距的扩大将阻碍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
除此之外,收入差距的增大还可能引发社会的社会信任度下降。
研究发现,当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时,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度往往较低。
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剧社会的分裂感和不公平感,使人们对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怀疑。
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不仅影响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还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的瓦解,最终对社会的安全带来威胁。
针对收入差距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
首先,政府应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在合理范围内调节收入差距,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
其次,提高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平等分配,尽可能提高社会中底层和贫困人口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以减少由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犯罪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摘要】经济因素是影响犯罪率最根本的因素。
本文选取2004年全国各地的横截面数据,以犯罪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主要经济因素为解释变量,运用逐步回归法和交互效应分析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贫富差距、开放程度都对犯罪率有显著影响,但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在开放度不同的地区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经济因素犯罪率偏弹性回归模型一、引言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自古以来学者们长期探讨并试图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纵观各学者的观点,引起犯罪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犯罪人自身条件等等,但经济因素是引起犯罪的最根本原因。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墨翟、李斯、韩非子等就把犯罪与社会经济状况、统治阶级的为富不仁、百姓的饥寒交迫等因素联系起来。
所谓“饥寒起盗心”、“饥年出盗贼”的提法就朴素地反映了这种观点。
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制和剥削才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
在国外漫长的犯罪学研究历史中,大多数学者都从人类学角度进行分析,把犯罪现象归因于生物遗传、自由意志选择或生理特征等因素。
在犯罪学形成时期,犯罪人类学派代表龙勃罗梭(意大利)在《犯罪的原因与犯罪的消灭》一书中,虽然提到了经济因素,但只把经济状况看作是导致犯罪行为的一个一般原因。
在犯罪学发展时期,社会学的出现为犯罪原因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犯罪社会学派的代表菲利(意大利)在1884 年和1901 年相继出版了《犯罪社会学》和《实证派犯罪学》两部著作,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犯罪行为是一定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主张立法者应当改造社会环境,并采取经济和教育的方法预防犯罪。
荷兰犯罪学家邦格(Bohm)在《犯罪与经济状况》(1916)一书中提出了“经济贫困论”,认为经济贫困使一些想要结婚的人不能结婚,就产生强奸、杀婴等犯罪。
收入不平等对社会犯罪率的影响研究近年来,收入不平等一直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众所周知,社会犯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多种因素相关。
然而,有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犯罪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性。
当一小部分人垄断了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和财富时,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存在。
这种不平等往往会加剧社会的不满和紧张气氛,进而影响社会犯罪率。
首先,收入不平等导致经济压力增加,这对一些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一种诱因。
他们可能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低收入和缺乏机会等问题,从而导致对财物的渴望和不满情绪。
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非法手段来补偿不平等带来的困境。
因此,收入不平等可以被视为一种犯罪诱因。
其次,收入不平等也会导致社会的不公正感,从而加剧社会犯罪率。
当人们看到自己的邻居或同事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时,他们可能感到愤怒和嫉妒。
这种不公正感可能导致对社会的不信任和对权威的质疑。
一些人可能会选择通过犯罪来“反抗”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获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
此外,收入不平等还可能导致社会关系的恶化,进而促使犯罪行为的发生。
在一个收入差距巨大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可能变得疏远和冷漠。
社会联系的减弱可能会导致人们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他人的关心和尊重。
这种冷漠和无情的社会氛围可能会鼓励人们从事犯罪行为,而不考虑对他人带来的伤害。
然而,应该注意到,并非所有的社会犯罪都与收入不平等直接相关。
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教育水平、家庭背景、文化价值观等。
只有将收入不平等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犯罪率的变化。
因此,在研究收入不平等对社会犯罪率的影响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进行深入的研究。
虽然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但大部分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对社会犯罪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与犯罪率的关系自社会发展转型期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以各种统计指标度量的犯罪率也在持续上升,这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考虑,主流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犯罪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本文试图对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等宏观经济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选取中国1978~20XX年间犯罪率和经济增长、城市化、失业率、贫困率、社会保障、刑事政策等因素,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各变量对犯罪率变化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一)理论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产生冲突,经济因素是产生犯罪的决定性但非唯一因素,城市化和工业化主要促使财产性犯罪增加。
路易斯·谢利在《犯罪与现代化》中指明,犯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代价,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导致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
约翰·齐林在《犯罪学及刑罚学》中指出影响犯罪的主要三大经济原因:贫穷、经济困难、商业盛衰。
罗伯特·默顿的“紧张理论”阐述,在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国家,从事合法活动的收益较低,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低,若穷人分配更多时间在非法活动上,收益会更高,因此收入差距过大会鼓励穷人更多参与犯罪活动。
加里·贝克尔的《犯罪与惩罚》首次将现代经济学引入犯罪学领域。
他提出的“威慑理论”认为犯罪是一种理性行为,罪犯只有在成本小于收益时才会去犯罪,由此,确定且严厉的惩罚能威慑犯罪。
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研究犯罪行为外部性所带来经济成本,得出市场一般均衡条件犯罪最优水平,并从福利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预防和控制犯罪公共政策的效率问题。
(二)实证研究在加里·贝克尔提出“威慑理论”后20多年时间内,实证研究几乎一致认为提高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会产生强大的威慑效应。
实证研究逐步转向犯罪率的决定因素,广泛考察了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经济发展、国民教育、人口结构等对犯罪率的影响。
犯罪率与经济状况的关系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犯罪问题。
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极大,不仅仅令人感到恐惧,还会破坏社会秩序和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
那么,犯罪率与经济状况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呢?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可以从经济分配不均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财富分配不均往往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从而增加了犯罪的可能性。
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贫困人口更容易从事非法活动,因为他们有更大的需求和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率往往会上升。
另外,经济不稳定也会对犯罪产生影响。
当经济不景气时,人们更容易陷入困境,失去稳定收入的人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他们可能会寻找其他的出路来获取财富,而其中一种可能就是通过非法手段进行。
此外,经济不稳定也会导致社会不安定,社会的失序和混乱也会促使犯罪行为的发生。
然而,犯罪率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
犯罪率的增加也可能对经济状况产生影响。
高犯罪率地区常常会面临人口外流和投资流失等问题,这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旅游业、投资和创业都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高犯罪率会削弱这些活动的发展动力。
因此,犯罪率的增加也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状况的恶化。
除了经济分配不均和经济不稳定,一些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犯罪率。
社会文化因素、法律制度以及教育水平都是可能的影响因素。
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也会对犯罪行为产生影响。
例如,一个重视法律和道德的社会对犯罪的容忍度往往较低,犯罪率也会相应降低。
此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在探讨犯罪率与经济状况的关系时,我们还需要关注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动机。
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个体的行为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除了经济因素外,个体的心理状态、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也可能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犯罪率与经济状况划等号,而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s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Criminal
Offense Rate
作者: 史晋川[1];吴兴杰[1]
作者机构: [1]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出版物刊名: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73-84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1期
主题词: 地区收入差距;跨省流动人口;刑事犯罪率
摘要: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刑事犯罪率的快速攀升,是我国礼会转型期出现的两个重要社会现象。
地区收入差距所引发的跨省流动人口又与刑事犯罪率显著正相关,因此,控制流动人口因素是准确测度地区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相互关系不可忽视的问题。
通过分解跨省流动人口方法.可以解决两者存在的共线性问题。
当某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每高于伞同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则该地区刑事犯罪率将下降0.44-0.49个百分点,上述负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
该系数远大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表明在诸多收入差距因素中,地区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刑事犯罪牢的最主要闪素,上述结论存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
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关键词: 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犯罪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流动人口与犯罪在历史周期、空间布局、结构特征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流动人口的犯罪成因及其与社会整体犯罪率的相互关系成为亟待研究的社会问题。
低收入、高财产犯罪是我国流动人口及其犯罪的显著特征,犯罪经济学有关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合适的分析框架,应用这一分析框架研究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的文献日益增多。
从流动人口与犯罪,流动人,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三个不同层面,综述相关研究文献,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脉络,并作出相应的评价和研究展望。
一、引言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与转型之中,出现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它们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流动人口与犯罪是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两个重要现象,流动人口的犯罪成因以及流动人口与社会整体犯罪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课题。
基于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流动与犯罪的整体考察不难发现:一方面,流动人口与社会整体犯罪率在历史走势、空间分布以及结构特征上都具有较强的一致性⑴,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之间具有某种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具有丰富的群体特征,既有导致其较高犯罪倾向的不利因素,亦有抑制其犯罪的有利因素,而且其群体内部存在显著的分化现象。
因此,简单地判断流动人口与社会整体犯罪率的因果关系可能有失偏差,而准确地把握我国流动人口的犯罪成因及流动人口与犯罪的相互关系,有赖于科学研究框架的选择。
社会科学各学科为流动人口与犯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同分析框架⑵,本文选择犯罪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作为研究文献综述的主线。
犯罪经济学从成本一收益分析出发,分别发展出收入差距与犯罪论、犯罪威慑两大核心理论,得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基于我国流动人口低收入、高财产犯罪的显著特征⑶,本文将着重从收入差距与犯罪这一视角去综述收入差距对流动人口犯罪决策的影响。
暴力犯罪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实证研究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暴力犯罪是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
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也是当前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还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因此,通过探讨暴力犯罪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暴力犯罪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对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三、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和实地调研数据,使用SPSS 等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处理,以暴力犯罪率和收入不平等指数为主要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影响因素。
四、论文结构:
第一章:绪论,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等。
第二章:暴力犯罪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理论,主要介绍暴力犯罪和收入不平等的定义、特征、关系及其理论基础。
第三章:暴力犯罪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实证研究,主要对暴力犯罪率和收入不平等指数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处理,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影响因素。
第四章:结论与对策,总结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列举并分析本研究所采用的相关国内外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收入差距与犯罪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
这一现象在如今的社会中越发普遍,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而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犯罪率。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
首先,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一个社会中存在极大的贫富分化,贫困人口的数量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犯罪率的上升。
贫困人群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和机会的缺乏,他们很难获得合法的经济来源,于是他们可能会转向非法途径获取生活所需,从而增加了犯罪率。
此外,收入差距的存在也会导致社会不公平感的加剧,而这种不公平感也是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社会上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时,贫困人群可能会感到极度的不满和失望,这种情绪的积累可能促使他们选择非法手段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其次,与收入差距相比,绝对贫困可能对犯罪率有更大的影响。
绝对贫困是指人们处于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状态,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水、住所等生活所需。
一些研究表明,绝对贫困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极端行为的出现,其中包括犯罪行为。
当人们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犯罪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种逃避现实困境的手段。
因此,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对于降低犯罪率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单向的。
犯罪率的上升也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当社会上的犯罪率增加时,人们对于社会的信任度将会降低,这将对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经济发展受限将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同时,犯罪行为也会对工作环境及社会秩序产生冲击,使得一些企业或个人被迫采取行贿、收受贿赂等不诚信行为来维持生计,从而增加了收入差距的存在。
因此,收入差距与犯罪率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而高犯罪率又可能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
中国犯罪率的实证研究基于的计量分析一、本文概述《中国犯罪率的实证研究:基于计量分析》一文旨在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中国近年来的犯罪率变动趋势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文章首先对中国犯罪率的现状进行了概述,分析了不同类型犯罪的发生率及其变化趋势。
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构建了犯罪率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确定了各因素对犯罪率的具体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变化、教育程度、法律制度完善程度等因素均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影响。
文章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为中国社会的犯罪预防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犯罪问题的认识,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中国犯罪率现状分析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化,犯罪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通过对中国犯罪率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和趋势。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犯罪率呈现出稳定下降的趋势。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不断努力,包括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高执法效率、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等。
同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稳定和发展也为犯罪率的下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然而,在总体犯罪率下降的背景下,一些特定类型的犯罪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例如,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网络犯罪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的犯罪热点。
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等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态势。
这些犯罪类型的上升不仅对社会治安构成了威胁,也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
在犯罪率的影响因素方面,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因素如贫困、就业压力等可能导致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社会因素如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等也可能对个人的犯罪倾向产生影响;文化因素如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犯罪率水平。
针对当前的犯罪率现状,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打击犯罪。
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1978-2008年间收入分配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发现,全国间的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容易造成社会紧张,穷人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对社会产生不满,地位的不公平感导致穷人可能通过犯罪来提高自身满足度,由此可能引致低地位的人犯罪。
从经济学视角看,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低,而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如果穷人将时间更多的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收益可能会更高,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鼓励了穷人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关键词:收入差距犯罪率一、文献综述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大量利用计量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广泛考察了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如收入分配、失业、教育等对一国犯罪率的影响,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
1978年全国的犯罪总数为五十多万起,到2005年犯罪总数达到了四百六十八万多起,是1978年犯罪总数的8.7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的犯罪率到底是否造成了影响?如果对犯罪造成了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自有多大?哪些是影响犯罪的关键?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定量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
本文试图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国民教育状况、城市化等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变量描述(一)模型设定(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检验法、PP 检验法和ADF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
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检验法,其模型为:模型Ⅰ(无常数项、无趋势项)△yt= (ρ-1) yt-1+i1mδi△yt-i+εi(1)模型Ⅱ(有常数项、无趋势项)△yt=β1+(ρ-1) yt-1+i1mδi△yt-i+εi(2)m模型Ⅲ(有常数项、有趋势项)△yt=β1+β2t+(ρ-1) yt-1+i1δi△yt-i+εi(3)其中,{εt}为白噪声。
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1978-2008 年间收入分配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发现,全国间的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容易造成社会紧张,穷人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对社会产生不满,地位的不公平感导致穷人可能通过犯罪来提高自身满足度,由此可能引致低地位的人犯罪。
从经济学视角看,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低,而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如果穷人将时间更多的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收益可能会更高,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鼓励了穷人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关 键 词: 收入差距 犯罪率一、文献综述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大量利用计量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广泛考察了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如收入分配、失业、教育等对一国犯罪率的影响,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
1978 年全国的犯罪总数为五十多万起,到2005 年犯罪总数达到了四百六十八万多起,是1978 年犯罪总数的8.7 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的犯罪率到底是否造成了影响?如果对犯罪造成了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自有多大?哪些是影响犯罪的关键?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定量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
本文试图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国民教育状况、城市化等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变量描述(一)模型设定(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 检验法、PP 检验法和ADF 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
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 检验法,其模型为:模型Ⅰ(无常数项、无趋势项) △y t = (ρ-1) y t-1+ ∑=m i 1δi △y t-i +εi (1)模型Ⅱ(有常数项、无趋势项)△y t =β1+(ρ-1) y t-1+ ∑=m i 1δi △y t-i +εi (2)模型Ⅲ(有常数项、有趋势项)△y t =β1+β2t+(ρ-1) y t-1+ ∑=mi 1δi △y t-i +εi (3)其中,{εt }为白噪声。
△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
原假设为H 0:ρ=1,即{ y t }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
T 为时间趋势因素。
若ADF 值小于Mackinnon 临界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
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准则确定,AIC 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
由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如果ADF 检验结果显示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则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对这些非平稳数据进行处理。
尽管就单个时间序列而言是非平稳的,但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
从经济理论理解,说明这些经济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尽管会经常偏离均衡关系,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和随机的。
认识经济变量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制订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gle-Granger 最小二乘估计法。
设{ y t }和{ x t }均为I (1)变量,首先用OLS 法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回归,Y t =β0+β1 x t +μt (4)其次对残差μt ^ 做平稳性检验,μt ^= y t -β0^-β1 ^x t 。
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 y t }和{ x t }存在(1,1)阶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否则就不存在协整关系。
在存在协整性的前提下,为使推断更有效,我们需要引入误差修正项,其检验模型为 △y t = ∑=p i 1αi △y t-i +∑=q j 1βj △x t-j +γEC t-1+εt (5)其中,EC t 为误差修正项,即协整方程中的回归残差项μt ^。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各个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部分是长期均衡。
误差修正模型比普通的单方程模型更全面的反映了变量间的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3)变量的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如果变量X 有助于预测Y ,即根据Y 的过去值对Y 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 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 是Y 的Granger 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 因。
其检验模型为y t =c+∑=p i 1αi y t-i +∑=q j 1βj x t-j +εt (6)检验零假设为:X 是Y 的非Granger 因,即H 0:β1=β2=…βq =0。
由于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二)变量及描述1.犯罪率。
犯罪率一般用每十万人口的犯罪数量表示。
根据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刑事犯罪立案总数应为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和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立案数之和,本文亦以此数据为犯罪总量数据,然后用犯罪总量数据除以人口数,得到每十万人口的犯罪数,即犯罪率。
2.收入分配。
一般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为基尼系数,我们也主要采用该指标。
不平等引起的犯罪更主要的是当事人通过和周围的人相比较而感受到不平等,即收入的不平等引起犯罪。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一)协整检验本文模型所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建模要求所有数据都是平稳的或者不平稳的数据之间是协整的,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是不平稳的,则再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所有数据的时间跨度均为1978-2008年,各变量都取对数,所有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6.0 实现。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采用常用的ADF 方法来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各变量的水平值进行检验,变量基尼系数是非平稳的。
因此,进行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基尼系数的一阶差分在接近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2.协整检验。
虽然变量不是水平平稳的,但是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从而构成协整关系,使模型的估计能够避免伪回归。
由于模型中的变量不是水平平稳,因此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我们采用Engle-Granger 两步法来进行。
首先对模型用OLS 进行估计,然后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ADF 检验。
检验形式均不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三。
结果表明,方程的残差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水平平稳。
因此,方程的变量均具有协整关系。
(二)回归结果采用OLS 对上面的方程进行估计,方程的拟合效果都很好,调整的R2 均达到0.86 以上,四个方程的F 统计量十分显著,收入分配不公变量的t 值显著,说明用收入分配解释变量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1978 年以来的犯罪率。
方程的回归结果:Ln(fanzui)=-62.83195+0.034720t+1.226712log(jini)+0.706237ar(1)+μt-1.6737 1.8655 2.2471 5.1911R2 =0.929 A-R2 =0.921 DW=1.3447 F=113.576(三)对回归结果的说明和解释模型表明,收入差距是影响犯罪率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系数比较大。
如果基尼系数提高1%,则全国的犯罪率提高1.2267%。
以2008年犯罪率每十万人400起算,接下来一年全国将增加63788.4起,这些犯罪本身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危害,还会有部分犯罪有直接的受害者,而整个社会还得支付大量成本来处理这些犯罪,所有这些对社会来说显然将是一个巨大的开支。
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为什么会增加犯罪?首先,社会的收入差距会使穷人感到一种巨大社会压力和被剥夺感,而中国社会又持有一种强烈的以财富作为成功标志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国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同时又人口众多,人均财富水平较低,整个社会无法提供那么多合法机会以让所有的人都实现他们的愿望,于是部分人为了达到他们对成功的追求开始变得不择手段,犯罪成为他们追求成功的替代性选择,从而导致犯罪的增加。
其次,收入的差距和机会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紧张状态在中国缺乏合法的、制度化的疏导和消解机制加以化解,从而使得问题越积越严重,最终必然会导致犯罪上升。
再次,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相伴随的是,部分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和收入来源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通过对中国1978-2008年犯罪率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确实对中国的犯罪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收入分配不公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1978 年以来的犯罪率。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和社会的稳定,犯罪率的持续高速增长会得到减缓。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发展进程的成熟会带来犯罪率的稳定,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犯罪率增长就低于发展中国家。
如果希望采取一定的刑事政策来减少中国的犯罪率,那么前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入手,采取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将会是一种良好的刑事政策。
据此,本文对中国刑事政策的建议就体现在以下方面:减少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公。
减少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一种有效的降低犯罪率的社会政策。
减少收入分配不公不仅具备经济学的意义,也对减少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减少收入分配不公不仅能够通过减少犯罪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也能够为社会节约应对犯罪的成本以及避免犯罪给社会带来的成本。
也正因为此,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现状不仅是平等和公平的需要,也是减少犯罪的需要。
(1)廖颖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影响研究 2009(2)黄少安陈屹立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率:基于中国1978-2005 的实证研究(3)许雄奇朱秋白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