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浅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危机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转型。

在这一转型期，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危机、价值观危机、社会道德危机、生活方式危机和生态危机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不同程度地阻碍和延缓了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认真分析和有效化解这些危机，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社会转型；文化危机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时代，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实现现代化，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理性选择。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中国社会也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转型。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不全是机遇，也有巨大的挑战。

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的那样，“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他所带来的结果也不全是良性的。

（1）P1-15全球化在为我国的发展创造着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我国的精神文化和生存条件带来了许多破坏性的后果，引起并加深了各种更为复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使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总是在由意识形态、价值、社会道德、生活方式和生态危机等所引导的矛盾冲突中前行。

下面做个简要分析：一、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危机伴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必然，全球范围内超越国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冲突与整合随之而来，多元文化相互激荡，新思潮新观念不断涌现，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第一、消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英国学者汤林森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而这样一种文化，会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旋涡之中。

”（2）P6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特定含义的生活方式就绝不仅仅是消费本身，而是一种价值观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以商品文化为核心的消费主义，已经构成了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宰着人们的生活，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实践领域和日常活动。

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分析今年二季度以来,新老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渐呈起稳回升的态势,金融海啸的冲击正趋式微,全球经济的后危机时代在恐慌中姗姗而来。

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从投资、需求、就业和改革等四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解析,基本结论为:由于我国经济自身运行的特殊性,真正的化危为机还需要政府对其中的沉疴顽疾进行更有力的治理。

标签：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金融海啸2007年以美国次级房贷为导火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到2008年下半年已蔓延至实体经济,并且造成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影响,有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其影响将不亚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全球性经济危机正式爆发。

经过全球政界、学界、民间团体及个人的共同努力,从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的各方面指数来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起稳反弹的势头已趋明朗,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已成定局。

1 投资:政府抑或民间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放松银根、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资金的流向及由此引发的民间投资乘数应进行更为科学的统筹。

危机时期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是国际通用的办法,它将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最小化。

当前,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应当说是恰逢其时。

但是,应当在4万亿投资中适当限制基础设施的比重,尤其是限制地方政府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从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来看,市场虽然存在失灵的风险,但相对于政府而言,仍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手段。

经济危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市场自身的运行出现了问题,此时需要政府大规模的干预是毋庸置疑的。

但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政府有形之手不能长时间弱化和消弭市场的无形之手。

在此次危机应对中,我国政府堪称一枝独秀,各级政府集中一切手段打保8%的攻坚战,并且从数据层面上来看,短期效果还相当不错。

但以后危机时代的大视野来审视的话,许多对策还必须认真谋划,其中的关键就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结构和比例问题,这关涉到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蹒跚中嬗变,实现现代化。

中国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阶段判断告诉我们在哪里，还连接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

中国目前已进入什么样的阶段？总体说来，已悄然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建国后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和调整，即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主要表现为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变；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推进改革开放，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次是“十二五”开始系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和军队“七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第三次大转型与前两次大转型有所不同：一是转型面临的内外环境不同，从国际环境来看，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后全球转型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开始显现。

二是转型的内容不同，这次转型不仅有体制或制度转型，还有发展模式转型，不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一系列非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

三是转型的方式不同，这次转型将更多地表现为人本转型、全面转型、协调转型、创新转型、可持续转型等。

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转型开始在全球展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本主义”正在转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推进“再工业化”或“再制造业化”，试图以此化解金融泡沫和缓解就业压力。

二是高福利社会正在向“适宜福利社会”转型，以缓解因“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高负债压力。

三是高碳经济正在向低碳经济转型，通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实现地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产业发展正在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成为世界潮流。

全球转型既为我国推进转型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我国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次大转型面临新的国内环境：一则我国开始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30多年的年均10%左右逐步转入年均6%—8%。

《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核心内容概览后危机时代，世界步入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周期，迫切需要从战略上谋划中国对外贸易的长远发展。

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应有新思维、新战略。

商务部研究院日前发布的《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规划出了加快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的“路线图”，以下为该报告主报告的核心内容。

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充分发挥我国现有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动态比较优势，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实现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中国外贸实现三级跳改革开放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了开放条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为我国从完全封闭下的经济逐步探索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作了准备，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加入WTO之前，我国实行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

加入WTO以来，我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出口导向型战略。

这并非中国政府宏观政策刻意所致。

加入WTO后，使中国原本具有的出口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释放，出口呈现超高速增长态势。

同时，进口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国内进一步开放市场，进口规模也得以扩大。

但由于总体上，出口增速快于进口增速的“速度差”，形成了事实上的出口导向型战略。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外贸发展战略的演进，我国对外贸易明显呈现三级跳，1988年贸易额是1978年近4.98倍，2001年贸易额是1988年的..96倍，2008年是2001年的5.03倍。

1978~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在绝大多数年份均高于GDP增长率，起到了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新战略定位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国际地位。

———拉动经济增长，就是要吸收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理论的合理内核，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出口贸易对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冲击稳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变革及启示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跻身世界经济第二大体系，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结构调整等新的问题。

近年来，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模式，抗冲击稳增长的变革进入新阶段。

一、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与现状2002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GDP以12%-13%的年平均速度增长，行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高速扩张。

2008年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2010年后依然维持在8%左右的增速，2014年以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转型升级，推出了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措施。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国内市场更加庞大，科技创新日益活跃，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服务业日益重要。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变革在疫情冲击下，中国政府全力以赴，通过大规模财政支出和黄金水龙头式的国内需求，扩大内需、稳住经济、促进投资、加强产业扶持和市场监管，快速调整发展模式，提高经济适应性。

这种抗冲击稳增长的方式，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保障举措不同，是更全面、更深入的结构性变革，集中体现了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和战略调整。

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方兴未艾，城市化扩大人口规模，消费升级加速，服务业占比增加等，这些变化引起了社会、政府、企业、工业界的重视，纷纷转换发展方向，加速产业升级和市场化改革。

短短几年间，供给侧改革已成为发展的新常态之一。

近期，中国以“双循环”为战略定位，推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一重点改革着眼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等现代化先进产业发展，更好地融入到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去。

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启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为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随着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还需要不断优化其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第一点，必须转型升级。

在经历了19世纪的苦难与动乱之后，20世纪的中国进入到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波澜迭起的革命时代。

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先后被革命浪潮所掀翻，退出历史舞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出现稳定局面，由此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回首百年，有人感叹，如果走代价较小的改良之路该有多好，遂有“告别革命”之说，亦有提倡“回到康有为”“回到孔孟道统”等等说法。

然而，历史选择并非由一个理想化的愿望所决定，任何事后的讨论都应该回归历史现场，观察其发生的原因、进程及其影响，而不应脱离具体时空作臆测与推理。

革命不是人为的任意选择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因此，选择改良、避免暴力对抗为一般常情。

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

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20世纪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并成为一波波不可阻遏的洪流，并不是中国人有激进的偏好，也不是少数人鼓动所致，而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触发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陆沉，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外不能抵抗强敌，内不能维持民生，国家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

历史是给了改良机会的。

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再到辛丑之耻后的清末新政，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救运动，试图通过局部的改良来挽救将倾之大厦。

客观地说，清末十年的改良不能说毫无成就。

然而，清政府的改良和社会期待落差巨大。

清政府期望通过细枝末叶的改良，将无所不包的君权法制化，为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

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赋予了皇帝极大权力。

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台，则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丧失信心。

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使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

后危机时代中国吸收FDI的趋势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FDI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它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吸收FDI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投资额连创新高。

然而，2008年，因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继而演变成全球的经济危机改变了这一趋势。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FDI更是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带了重大的影响。

一、当前全球FDI发展态势受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FDI流入量从2007年*****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下降到2008年的*****亿美元，下降幅度为14.25%。

截至2009年底，全球FDI流入量在2008年的基础上再次下降34.35%，降至*****亿美元。

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全球FDI流入量在2010年将会回升至1.2万亿万美元以上，2011将进一步升至1.3～1.5万亿美元，2012年则向1.6～2万亿美元挺进。

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全球FDI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作为全球FDI目的地和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预计将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在经历了6年的连续增长之后，FDI 在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的流入量于2009年下滑27%，降至5480亿美元。

虽然FDI出现了收缩，但是这一类别表现出的危机抵抗能力却强于发达经济体，其下降幅度低于发达国家（44%）。

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在全球FDI流入量中所占份额持续上升，2009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吸收了将近半数全球FDI流入量（42.9%）。

在这最大的FDI接受国中，中国于2009年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在全球FDI接受国位居前6位的目的地中，有半数为发展中或转型期经济体。

其次，初级部门、制作部门和服务部门这三个部门的FDI不约而同出现了下滑。

制造部门的FDI受挫最大，该部门的跨国并购与2008同比下降了77%，初级部门和服务部门的跨国并购交易的收缩幅度相比要稍微低些，分别为47%和57%，以致初级部门和服务部门在全球跨国并购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扩大，而制造部门所占的比例大幅度缩减。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各领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1］，这其中自然包括公共危机治理模式。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政府习惯将公共危机治理称为应急管理，因而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史。

我国从改革开放前建立以职能部门分类管理为主、单纯注重防灾减灾的应急管理体系，到不断加强综合协调和过程管理，建立议事协调机构与临时机构以及部际联席会议，再到新时代成立应急管理部，走向全面综合统一管理，每一阶段都是对应急管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是应急管理体系质的飞跃。

在全球进入系统性风险高发期、公共危机跨界特征日益彰显的背景下；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的历史方位下，如何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因此，研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有必要梳理和归纳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历程、优势特点，在此基础上，积极回应国际国内环境和公共危机属性变化，不断调适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探寻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变革取向，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制度效能，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

收稿日期：2020-10-05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 ：///jhxs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间网络建构研究”（18BGL234）作者简介：张玉磊，男，河南延津人，淮阴师范学院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培育点“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法治化”研究员，E-mail ：*********************。

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发展演变与变革取向——基于应急管理体系发展史的考察张玉磊（淮阴师范学院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淮安223001）摘要：基于应急管理体系发展史的考察，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发展演变与变革取向。

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转变——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正处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重要使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方向已达成共识，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哪些阻碍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推进的突破口在哪里，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

历史的关节点《南风窗》：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迎来了第12 个五年规划，各界都对“十二五”寄予厚望，认为“十二五”将是改革的再出发，是很多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推进时机，您认为呢?迟福林：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趋势看，至少应当包括两次大的转型与改革：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是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线是经济体制转轨，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做大经济总量；第二次转型的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变，目标是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向富民强国，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将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将为我国今后30 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构筑坚定的体制制度基础。

在这个大背景下，一个总的判断是：“十二五”是中国发展方式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也是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十二五”改革有“三条主线，”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南风窗》：这三条主线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后继乏力，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时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

这应该也是您提到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难点所在。

如果说第一次转型相对容易把握，即以经济总量为导向，那么第二次转型如何把握呢?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应该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

经济总量导向是在普遍贫穷情况下的选择，只要经济总量上去了，贫困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基础。

但是，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百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便会出现很多总量导向解决不了的问题。

2014政法干警考试申论热点:十大热点问题（4）社会热点问题在河北政法干警考试中也是经常会涉及到的，正所谓考试来源于生活，所以做充足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解对于参加招警考试的考生也是很重要的。

今天，中公政法干警考试网为大家分享目前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像后危机时代经济、大学生诚信这些问题是与民息息相关的热点问题，希望帮助大家做好备考准备。

后危机时代经济1、问题：(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

(3)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世界进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不断凸显。

2、对策：(1) 一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二是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三是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四是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2)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

(3)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4)一是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二是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三是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四是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

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5) 一是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三是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发展趋势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陈文通大家早上好。

这个题目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含义也不是很统一，所以这个题目还是不是很好讲。

首先要对这个题目做个解释，然后是对国际经济做个判断，第三就是对我国经济的基本问题，第四个是我国经济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第五个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对策。

这个涉及到危机这一段时间演变发展后的问题。

我们除了受到外界影响外，还要讲到国际的影响因素。

这个题目我想先简单一下。

我考察了一下，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樊纲。

他最初是在去年九月份事讲到这个母体，以后列财经大学的党委书记他也讲这个问题，他没有去解释，但是讲到发展的问题。

他讲了以后，新华社的就去报到，还有其他媒体报道。

现在我想把定义还是解释下，供大家参考。

“后危机时代”的定义。

金山词霸—汉语爱词霸网站，“汉语词典”：它讲“后危机”时代是指随着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相对平稳期。

但是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而使世界经济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是缓和与未知动荡并存的状态。

就这次经济危机来看，世界经济已趋于好转，有些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但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

因此有可能出现再次的经济衰退。

但是这个概念还不是特别明确。

谈到钱和后这个概念。

“后危机时代”概念的提出。

7月29日，文新传媒（网）报道，了望东方周刊刊登文章，题：《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机遇》。

樊纲认为：“我相信，中国经济复苏趋势已经形成了，而且能够持续下去。

”“现在到了讨论‘后危机时代’各种问题的时候了。

”然后到11月30日新华网报道，题：《“后危机”时代咋投资？》内容：11月27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经济学家洪银兴，在第二届中国（南京）金融博览会上作主题演讲，指出：“中国目前已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

”“危机已触底，前景明朗；抵御危机的各种扶持政策还在，投资成本低。

”因此，“这个阶段是最好的投资时期。

10月27日，新浪网—新浪财经：“2009中国汽车发展论坛”，年度主题：“世界汽车变局下的中国机会”。

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回归市场体制改革的过程,分析国际经济转型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经济改革理念的调整和创新。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改革模式也许千差万别，但是经济改革理念归根结底在于“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权衡与决策。

对于此，我们回顾自20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改革实践，两种经济改革理念可谓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一，“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

在1989年，拉美国家深受债务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阻力重重，国际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此背景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应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以期就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政策和方案。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系统地分析了拉美国家就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共识性主张和措施。

总体而言，“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小政府，大市传格工场”的社会图景，并且提出了若干旗帜鲜明的经济改革措施。

如：①相关文档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货币政策领域，提高利率市场自由度，采用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汇率，20世纪90年代上海国有制度。

②在财政政策领域，实行严格的财政纪律，推行税率改革，20世纪80年将政府的财政支出转移至经济效益较高或是民生基础建设领域。

③在绩效加薪工资理论研究的回贸易政策领域，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削弱“贸易保护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带来的互惠阻力。

④在产业政策领域，通过立法强化私人产权的保护，自动插拔试验机限制政府的经济管制，并且进一步深化私有化进程。

上述建设性经济改革措施被记录在《华盛顿共识》之中，并集中反映了拉美国家在经济危机下所达成的协作态度和自救方案。

作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宣言”，“华盛顿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理念转型和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盛顿共识CPostwashingtonConsens 时至1997年，流行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自发起之日起已达近十年之国优20地热度：久。

八十年代国家差点解体的方案1.引言1.1 概述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这是一个差点导致国家解体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国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

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首先，政治方面的问题是导致国家解体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政治体制遭遇了革命之后的变革和调整。

新的领导层接管了国家的权力，试图实施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体制的改革进展缓慢，缺乏适应和应对国家发展需求的有效机制。

这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矛盾和权力斗争，严重削弱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其次，经济问题也是导致国家解体危机的重要原因。

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正进行着经济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

然而，由于改革进程的失衡和不完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和矛盾，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下滑，物价的飞涨，失业率的上升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这对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此外，社会问题也是导致国家解体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国面临着快速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口流动的问题。

这导致了城市社会治安的恶化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此外，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的缺乏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不满情绪的蔓延。

所有这些社会问题的叠加，使得社会秩序的稳定遭到了极大的威胁。

综上所述，八十年代是我国国家差点解体的一个关键时期。

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导致了解体危机的爆发。

为了避免国家解体，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应对方案，从各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

只有通过有效的改革和措施，才能确保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发展。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是指文章内容的组织和安排方式，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文章的要点和逻辑关系。

在本篇长文《八十年代国家差点解体的方案》中，文章结构部分将对整篇文章的组织方式进行说明和介绍。

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展开：在撰写本文时，本文将按照以下结构进行组织：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主要包括概述、文章结构和目的。

作者： 宋怡倩
作者机构： 上海外贸学院
出版物刊名： 发展研究
页码： 66-68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10期
主题词： 金融运行 规律 改革 发展
摘要：2007年初在美国房贷市场爆发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随后2008年末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也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金融危机从而导致了经济危机。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是一个值得多方位多角度反思的重要问题。

本文试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答案，总结出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从金融运行规律来看本次金融危机和危机后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

阐明从金融运行的角度看，本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运行脱离规律的后果，金融业的发展应遵循金融运行规律。

危机后，各个国家以及世界性组织均加强了金融改革，提高监管力度，规范证券化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交易行为，限制金融自由化，使金融业运行回归本质。

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应遵循金融运行规律，坚持金融为经济服务的的核心，辩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