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中央苏区文化研究

论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特点及对发展、繁荣
社会主义文化的启示
苏区文化建设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革命为苏区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苏区是中国领导的革命
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改革了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民并加强了
农民群众的组织，为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机关领导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苏区机关领导把文化建设作为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方面，积极组织推动各类文化活动，支持文
化人士的创作和研究，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智力支持。

3.注重群众参与和思想教育。

苏区文化建设注重宣传教育的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的群众活动和思想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社会
主义建设中来，培养社会主义意识和道德观念。

对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启示有：
1.坚持群众性、大众化原则。

苏区的经验告诉我们，群众是文化
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广大人民群众
成为文化创造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注重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

苏区文化建设注重思想教育，培养
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给我们
的启示是，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提供娱乐和消遣，更要引导和塑造人们
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3.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支撑。

苏区的经验表明，
文化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附属品，也不仅仅是政治建设的附属品，它应当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同步推进，互相促进，为全
面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坚实基础。

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一、导言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是对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文件。

这一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并撰写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以深入探讨和思考这一重要的政策文件。

二、深度评估1. 政策背景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的出台，是对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也是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署。

方案的出台意味着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2. 主要内容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

方案明确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任务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尤其是方案对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部署，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和保障。

3. 重点任务方案提出了一系列重点任务，涵盖了党的领导、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等方面。

方案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红色文化教育与学科教育相结合，注重以案例教学和实验教学等方式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广度评估1. 教育意义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的出台，对于加强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工作、弘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传统文化、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方案的实施将有助于引导师生深入学习和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2. 思想引领方案的出台将进一步强化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工作，有力推动了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这对于坚定不移地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周围，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提高全党宣传思想工作质量，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国梦不懈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苏区的建设与问题中央苏区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的一段历史，它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苏区的建设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中央苏区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本文将从中央苏区的建设和问题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中央苏区的建设1.政治建设中央苏区建设的最重要任务是政治建设。

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下，民主政府得以建立。

他们采取“农工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形式组织地方政府。

民主政府的建立使得人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民主政治制度得以形成，思想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经济建设得以稳步发展。

2.经济建设在中央苏区建设中，经济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目前的中央苏区的地区内部组织了全民所有制、合作社、个体户三大经济组织。

通过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组织人民劳动，使生产翻了一番，特别是中旬以后，一批新的工业企业相继建立。

与此同时，红区的财政税收也得以发展，为中央苏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3.文化建设中央苏区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成立之初，就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

中央苏区成立后，各种文化活动得到了流行，恢复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此外，中央苏区建设了一大批教育机构，培养了一批革命的人才。

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1.白区严重依赖红区中央苏区在其建设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白区严重依赖红区的问题。

一方面，中央苏区的领导力不足，无法充分维护红区的利益，导致中央苏区的资源和财富都流向白区。

换句话说，红区为白区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另一方面，白区能够发展的有限，很难为红区提供反过来的支持。

这种依赖关系严重限制了中央苏区的发展。

2.地区内的权力斗争在中央苏区的建设过程中，地区内部主要存在的就是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

这种权力斗争，严重阻碍了中央苏区的发展。

在地区内部，不同的派系之间，由于各自的利益关系等因素，难以达成共识，统一行动。

5.方茴说：“那时候我们不说爱，爱是多么遥远、多么沉重的字眼啊。

我们只说喜欢，就算喜欢也是偷偷摸摸的。

”6.方茴说：“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

”7.在村头有一截巨大的雷击木，直径十几米，此时主干上唯一的柳条已经在朝霞中掩去了莹光，变得普普通通了。

8.这些孩子都很活泼与好动，即便吃饭时也都不太老实，不少人抱着陶碗从自家出来，凑到了一起。

9.石村周围草木丰茂，猛兽众多，可守着大山，村人的食物相对来说却算不上丰盛，只是一些粗麦饼、野果以及孩子们碗中少量的肉食。

于都—长征出发地摘要：1934年四五月间，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闽赣省的首府建宁相继失守。

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

10月上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先后从福建长汀的钟屋村，宁化西南的大王、凤凰山、隘门、曹坊一带（红九军团从长汀，红三军团第四师、少共国际师1个团、中央直属炮营和红九军团后方机关等从宁化）以及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关键词：中央苏区于都苏区振兴发展红色记忆正文：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指在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

随着近几年党史界的学者、专家对中央苏区范围的深入研究，中央苏区范围有所扩大。

截止2009年5月20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确认全国共有34个中央苏区县：福建省达20个，江西省达13个，广东省1个。

福建省20个中央苏区县是：建宁、泰宁、宁化、清流、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漳平、平和、将乐、沙县、邵武、诏安、武夷山、光泽县、建阳。

江西省13个中央苏区县是：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石城、会昌、寻乌、信丰、安远、广昌、黎川、上犹、崇义。

中央苏区中医药文化馆观后感中央苏区中医药文化馆是我近期参观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所。

在这个馆内，我对中医药的历史、文化和价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以下是我对参观体验的一千字观后感：在中央苏区中医药文化馆的参观中，我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了中医药千年传承的精髓和智慧。

一进入馆内，我被迎面而来的古朴氛围所吸引。

陈列馆内的文物、展品和图片，生动地展示了中医药的源起和发展历程。

从古代草药的种植、采集，到药材的加工制作，再到丰富的医学经典和著名医家的生平事迹，每一件展品都仿佛在述说着中医药的故事。

参观馆内的展览，我了解到中医药是基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哲学思想和自然观念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医学体系。

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注重以调整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为基础来维护健康。

我对中医药的核心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即通过平衡和调节整个身体系统，促进自愈能力的发挥，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在馆内的展览区，我了解到中医药疗法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针灸、中药、推拿等疗法被系统地介绍和展示，让我感受到了中医药治疗的综合性和个性化。

我看到了各种针灸器械的展示和解说，了解了针灸的原理和穴位的应用。

同时，我还对中草药的分类、功效和使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草药的煎煮和制剂的制作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参观过程中，我还注意到中央苏区中医药文化馆对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展示中医药的历史文献、古籍和器具，馆内强调了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被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震撼，也深感保护和传承这一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中医药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应该被珍视和传承，不仅仅是对我们自身健康的负责，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在这次参观中，我深刻体会到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中医药不仅是一种医疗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哲学思考。

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预防和整体调理，具有个体化和综合性的治疗特点。

通过参观中央苏区中医药文化馆，我对中医药的传统文化渊源、疗法原理和应用技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摘要：1.引言：红色歌谣的背景和意义2.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的发展和特点3.红色歌谣的主要内容和形式4.红色歌谣的影响和传承5.结论：红色歌谣的价值和意义正文：红色歌谣是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人民为了表达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热爱，以歌谣的形式创作的文艺作品。

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是红色歌谣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发展、特点、内容、形式和影响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它们反映了中央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红色歌谣的形式多样，有山歌、民歌、小调、快板等，内容丰富，涵盖了革命斗争、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爱情婚姻等方面。

红色歌谣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包括：一是表达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热爱，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二是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如《游击队之歌》、《红色娘子军》等；三是宣传革命道理和政策，如《土地改革歌》、《婚姻自由歌》等；四是表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等。

红色歌谣的影响和传承非常深远。

它们既是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红色歌谣在鼓舞人民斗志、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今，许多红色歌谣仍然广为传唱，成为人们怀念革命历史、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总之，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反映了中央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中央苏区研究的学术生长与实践指向作者：张自永来源：《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9年第3期张自永【摘?要】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中央苏区研究,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央苏区研究学者具有显著的学术群体谱系特征,他们由文化自觉而文化自信,内生地推动研究范式从历史语境到现实社会的转变,为其直接参与原中央苏区社会建设奠定了学理基础。

国家关于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对中央苏区研究的学术生长以及中央苏区的社会历史问题的关切与回应,同时又不自觉地重塑了知识分子的“阐释者”角色。

【关键词】中央苏区研究;中央苏区;学术生长;实践指向【中图分类号】D23;K2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3-108-05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社会基础,同时,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发挥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作用。

历时40年,中国社会科学正稳步构筑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有学者将中国社会科学的演进轨迹划分为“补课”“探索”“拓展”“提升”等主要阶段①。

但具体到苏区研究,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怎样深刻的变革,有着怎样的生长态势和价值取向?中央苏区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研究主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从单一学科到多元交叉、从断裂的历史语境到强烈的实践指向等多向维度的转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是我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切面和缩影。

一、作为“历史”的中央苏区研究中央苏区,亦称中央苏维埃区域,被誉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治国安邦伟大预演的实践基地②。

它起始于1929年1月,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进而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成熟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终止于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

第38卷第4期2021年8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苏区革命再认知‘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王　震[收稿日期]　20210609[作者简介]　王　震,吉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㊂①　南平专区土地㊁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1213㊂一㊁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从‘寻乌调查“说起1930年代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已然成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讨论有关于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重点区域㊂虽然在第五次反 围剿”期间,毛泽东已经淡出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但是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对于中共中央此后一系列有关于土地革命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㊂在此背景下,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首先强调了毛泽东‘寻乌调查“对于中共中央一系列决策的重要性,以‘寻乌调查“为引,勾勒出中共中央对于苏区阶级分化㊁土地关系的实质判断㊂相较于非实地所作的‘兴国调查“,毛泽东立足于实地状况的‘寻乌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寻乌乃至赣闽粤边区社会生活的风貌,具备相当的客观性㊂通过‘寻乌调查“,可以了解到苏区土地革命中人口及土地占比情况㊂相关数据显示,寻乌全县地主人口成分占比为3.445%,土地占比为30%,连同富农在内的农民人口成分占比为92.255%,土地占比为30%[1]105㊂该调查结果很容易将苏区土地革命爆发的原因导向苏区土地集中程度较高这一推论㊂然而‘寻乌调查“的土地占比数据实质上忽略了地权分离这一特殊因素㊂基于这一观点,黄氏从‘苏区部分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调查“‘福建土地占有情况调查“‘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等相关数据得出了苏区土地集中有限性的结论㊂例如, 官埠头㊁官庄㊁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2]162㊂ 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唯一超过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20%~30%,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别”[3]96㊂与此同时,黄氏运用自己独特的历史认知方式阐释了中央苏区土地分散与这一地区实际存在着的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的关系㊂通过与‘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统计“的比对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虽然苏区呈现土地分散的态势,但地主人均占地一般为贫农的10~30倍①㊂地主与贫农之间人均土地占有的差距,实际上暗示了苏区土地革命发生的诸般可能,它也从另一角度解释了苏区土地革命源流的多样性㊂随着苏区土地革命的持续推进,地方豪绅很快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㊂在此状况下,农村人口和占地比例最大的农民成为苏区土地革命的重点关注对象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将注意力转向富农群体㊂他将这种富裕的农民视为 半地主性的富农”㊂这一论断的出现实质上与党内 富农路线的发展”[4]200密切相关㊂对于富农群体的重点关注,使得苏区土地革命往往忽略了中农的影响力㊂而对于强调阶级分析的中共党人而言,中农的划分实际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㊂基于此,黄氏首先阐述了苏区土地革命对于中农的实质影响㊂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农形象的逐渐鲜明㊂其中毛泽东给中农下的定义是: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 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 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5]128,该定义表明中农实质上是作为中共联合对象的身份存在的㊂此外,黄氏也注意到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话语中,中农作为联合对象的地位和紧密度往往随着中共中央判断的变化而改变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不但发现了中共对于中农群体的重视,因为尽力使中农成为主流阶层,符合中共的战略需求;而且通㊃031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过相关数据敏锐地觉察到由于中农和贫雇农具备不同的经济地位和利益诉求,二者之间必然容易产生利益冲突㊂对福建14个县22个村耕牛占有状况的调查显示,中农占有耕牛总数的55.69%,贫雇农占有32.63%[6]189㊂江西九江县石门乡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农占有耕牛㊁农具的比例分别达到46.6%和50.47%[3]146㊂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来看,中农具有更大优势㊂而一旦二者发生冲突,贫雇农实质上具有绝对强势的地位,查田运动后苏区甚至一度形成了普遍打击中农的局面㊂阶级话语下中农与贫农的尴尬境遇正是由于苏区社会政治的排异性所造成的,而中农命运的浮沉不由让人体会到具体历史情境的复杂性㊂此外,苏区土地革命虽然处在一种复杂的历史情境中,但是整体来看,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㊂苏区土地革命能够成功的核心要点便是中共对于土地的实际分配与利用㊂‘寻乌调查“也涉及了苏区土地革命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 公田问题㊂‘寻乌调查“对于传统中国公田运作制度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央苏区的公田制度提供了相应的材料㊂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将公田分为祖宗田㊁神道田㊁教育与社会公益性质的公田三类㊂毛泽东有意用 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公田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1]108㊂在此基础之上,黄氏结合公田制度以及相关史实,从另一角度综合考量了公田对于重组农村社会权力结构㊁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意义㊂这是因为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㊁闽西实际上都是公田比例较高的地区,其中, 闽北㊁闽西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赣南公田通常也能达到百分之二三十”[6]109㊂对于公田的平均分配一方面可以打破中央苏区聚族而居特征下宗法家规的制约,从而形成及时有效的新型农村权力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使用权,将公田本身效率低下的集体利用方式转化为高效的个体使用方式㊂黄氏将这一举动称为 中共革命可以信手拈来的绝妙棋子”,它对于中共苏区土地革命的进行实际上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㊂通过作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在一种复杂轨迹上逐步推进的㊂黄氏基于‘寻乌调查“中所折射而出的土地革命问题,从苏区土地分散程度㊁中农认知㊁公田利用价值等方面对苏区土地革命展开了全面而又细致的思考㊂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中央苏区革命历程中的种种阻力与问题㊂然而除却土地革命外,苏区革命制度的建设在苏区革命历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㊂接下来让我们走进1933 1934年中央苏区革命制度建设的具体过程,深入了解军事推行特征对于中央苏区制度建设造成的影响㊂二㊁中央苏区的制度建设:军事推行的制度特征毫无疑问,‘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中论述最为精彩的篇章便是中央苏区革命制度建设的有关内容㊂本书以第五次反 围剿”前后中央苏区的党建问题㊁政权建设问题㊁文教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妇女㊁群众及红军等多角度呈现了中央苏区革命制度建设的特征及问题㊂实际上,从1930年苏区建立起,强烈的军事推行特征与民主性特征往往处于一种此隐彼见的状态,直至第五次反 围剿”结束,基本划定了中央苏区发展的限界㊂1933 1934年由于国民党产生的外部威胁以及党内高层领导人共识的形成,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始终坚持军队是基础㊁政党是灵魂㊁政权是手足的指导方针,军事力量在苏区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建设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㊂而苏区制度建设中强烈的军事推行特征也为苏区的党建㊁政权建构㊁文教宣传等工作带来了些许弊病㊂强烈的军事推行特征对于中央苏区党员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㊂正如‘赣西南会议记录“所言: 党的组织的发展,是红军到达之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7]628㊂黄氏明显注意到了军事力量对于政治力量发展的大力推动作用㊂其突出的表现便是中央苏区党员数量急剧增加,然而短时期内扩大党员数量必然会造成党员质量下降,这实际上是中共在苏区建构庞大组织网络必然付出的代价㊂面对这一问题,黄氏展开了思考㊂他一方面发现中共保持强大组织力的秘密 高质量的干部队伍培养,另一方面也关注到军事力量主导地位下党建工作的弊病㊂黄氏发现军事推行的特征使得 无产阶级纯洁性”成为党组织发展的首要因素, 成分论”开始大行其道㊂这使得苏区成分高的干部普遍不被信任,纷纷遭遇被洗刷的命运㊂据统计,经过1932年初的 肃反”, 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 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8]696㊂这个问题虽然在之后引发了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重新思考,使得从政策方面知识分子被排斥的现象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遏制,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特定历史时期军事推行特征对于以排除知识阶层干部为实际结局的 唯成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㊂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央苏区的政权建构后会发现,军事力量主导下的政权建构实际上也产生了许多问题㊂在言及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原因时,黄氏便注意到了中共苏维埃革命实际上是社会政治领域的全新转换㊂共产国际代表对于中共初期苏维埃政权状况的描述,从侧面印证了这一观点: 试图躲在自己的区域内,用万里长城将自己同外界隔开,建立一个摆脱赋税㊁摆脱地主统治等等的国家”[9]510㊂这一时期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首先体现了 人民性”的特征㊂而在实际的制度构建中,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沿袭了苏俄的体制和经验,实行代表会议制度㊂地方政权往往实行 议行合一”制度,其中民主选举㊁民主监督是其首要原则㊂黄氏对于苏区 村代表”制度以及工农检察制度的强调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央苏区政权建构的新变㊂然而这种新变实际上一直处于苏区军事推进这一基本背景之下,其造成的后果便是红军极度强势地位的生成㊂这就导致了初期苏维埃政权反而处于一种相对薄弱的状态㊂来自中共内部的报告指出: 许多苏维埃政权,不但不能为群众谋利益还要压迫群众,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不敢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所以这个政权还是脱离群众”[7]377㊂事实上,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中: 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武装革命㊁政治革命,同时还是一种思想革命㊁社会革命”[10]126㊂因此,在整个中央苏区的革命制度建设历程中,除却党建㊁政权建设工作,军事推行的主导特征对于文教工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㊂苏区内部往往将宣传与教育相结合,这大大提高了苏区内部民众的文化水平㊂据统计,1933年底,苏区共设有夜校6462所,受教成人达94517人,尤其是 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11]330㊂民众基本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妇女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求平等㊁求解放的宗旨㊂中央苏区妇女教育水平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很好地体现了民主性的特点㊂这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表现为: 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12]283-284㊂然而受限于以军事推进为主导的时代背景,妇女运动受重视程度于后期开始明显下降,特别是妇女平等问题中暴露出来的 性错乱”问题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也不无关联㊂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苏区妇女地位的提高,使其在后方生产与安全警戒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㊂例如各地在乡苏维埃政府之下,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积极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㊂1934年春耕期间,瑞金能够参加生产的妇女达到3104人,仅下洲区就有1019人①㊂兴国全县参加生产的妇女更高达两万人以上②㊂通过黄氏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苏区文教工作下妇女地位的提高㊁群众武装组织的改造以及红军队伍宣传系统的建设都受到了军事力量推进的极大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都是为军事力量主导下的苏区革命服务的㊂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1933 1934年苏区制度建设过程中军事推进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㊂苏区军事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是因为第五次反 围剿”开始前后,中央苏区面临空前的困难,无论是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封锁,还是苏区内部人力㊁财力的持续消耗都迫使苏区的制度建设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㊂军事推行下的制度建设固然有许多弊病,但是它很好地解决了中共首先面临的生存问题㊂因此,如果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苏区的革命史,我们就会发现苏区革命的推进往往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㊂三㊁革命的张力与界限:新历史观下的苏区革命史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研究在此前实际上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在充㊃131㊃第4期 王　震:苏区革命再认知①②定一.春耕运动在瑞京.斗争,19340407㊂王首道.模范红军家属运动.斗争,19340816㊂㊃231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分掌握相关史实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突破传统革命史观的固定架构,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㊂书中对于苏区土地革命以及军事推行特征多角度的考察不禁让我们对于如何看待历史产生思考㊂对于客观化史学立场的研究者来说,历史往往首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史料的掌握是研究历史的基础㊂但是对于秉持新历史观的黄氏而言,除却对于史料的呈现,‘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一书最想向我们传达的观念是一种全面还原历史的方式㊂这种方式要求作者在对中央苏区革命历史进行书写时必须带有自我思想的光芒㊂在这种新历史观的引导下,本书首先跳出历史学单一学科的局限,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全面考察了原初历史中政治㊁经济㊁社会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㊂例如苏区土地分散这一推论实质上是作者通过苏区大量的经济数据比对分析得出㊂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土地面积数据㊁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比数据㊁生产资料占比数据等,通过对数据的处理,结合社会学㊁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视野,我们才能够对土地革命的复杂性进行全面的反思㊂与此同时,这种新历史观也体现在本书创造性地考虑到了农民具体历史情境下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感受㊂虽然土地革命作为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其地位不可动摇,然而当黄氏诉诸事实,我们会发现农民实际从土地获利较少㊂正如陈赓雅实地考察后写道: 尝与一分得田地之农民谈话,据称:单就分田论,固属满意 但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之负担 结果殊与愿望相反”[13]12㊂在此状况下,贫穷实际上成为农民渴望寻求革命的一个基础性因素㊂土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传统的生产资料,实际上也是农民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㊂黄氏敏锐地把握到了农民对于土地渴望的心理㊂例如湘南暴动期间, 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 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 ”[14]77而这实际上也印证了土地革命之所以成为苏维埃革命旗帜的深层次原因㊂此外,黄氏还指出 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㊁权力㊁尊严㊁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㊁心理原因”[11]72㊂在这里,黄氏关注到了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心理变化的影响,其中重要的表现便是普通民众参政热情提高㊂此前论述中妇女地位的变化实际上印证了这一观点㊂早在1933年5月,中共闽赣省委在召集省党代表大会的有关通知中,便明确规定: 出席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工人成分应占百分之四十,劳动妇女至少要占百分之十”[15]4㊂妇女及普通农民具备参政可能的结果表明了其实际上已经被纳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且成为主要成员㊂全书运用新历史观的最大体现在于摆脱了传统史观主导下由结果展开逆向推论的问题㊂本书的诸般推论往往是从原初历史出发,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政治话语所带来的真相遮蔽㊂这点可以从本书对于查田运动的新论断中窥见一斑㊂查田运动向来被认为是 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干扰的集中反映,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寻找和制造敌人的过程㊂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打击造成了苏区群众的普遍恐慌,极大地损害了我党与革命群众之间的关系,甚至使得苏区社会发生严重动荡㊂而黄氏通过大量资料,深层次分析了查田运动的成因与现实㊂首先,查田运动的开展实际上与此前得出的苏区土地分散的相关结论有关㊂苏区的土地占有较为分散,导致地主㊁富农的有限资产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改善生活的愿望㊂因此,在均平的旗帜下,生活高过平均水平的中农很容易成为平均的对象㊂其次,由于土地分散,阶级关系不明晰,在苏区的现实环境中,公式化的农村阶级分析往往不是当地农民真实状况的写照㊂例如,‘黎川梅源概况“中也体现了土地革命运作中的诸多问题: 其已分配者,耕作之后,仍将其所收之谷,按佃户例,送还原主㊂土匪因此怀疑分配不实,于是一再举行分配,并有所谓查田运动之新花样出现,但举行结果,依旧如故”①㊂而除却土地革命相关因素的影响,查田运动的开展实质上也离不开中央苏区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历史背景㊂事实上,查田运动包含着为即将到来的反 围剿”战争凝聚力量的目标,更为迫切的需求是支持苏维埃的财政需要㊂在中央苏区发展早期,一个极其重要的财政来源渠道便是没收地主㊁富农财物㊂但是由于苏区军事力量的持续推进,地主㊁富农阶级逐渐被完全清理,加之国民党后续采取的封锁政策,使得中央苏区的经济变得十分窘困㊂在此情况下,查田运动①黎川梅源概况.汗血月刊,19340420㊂虽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其表现形式却多是经济的㊂运动中特别重视对地主㊁富农的财务没收,为此中央苏区专门设立了没收征发委员会用以完成经济目标㊂而在查田运动开始后的三个月内,仅博生㊁乐安㊁石城㊁胜利四县,就利用没收财物和强制捐款 筹到了十八万元”①,整个中央苏区共筹到606919元②㊂几个月的罚款收入相当于江西全省一年的农业税收入,查田运动现实的筹款需求在此体现得非常明显㊂再次回到查田运动的相关历史情境中,作为第五次反 围剿”前夕开展的社会政治运动,查田运动具有明显的苏区政治印记㊂正如黄氏所言: 如果说当年的中共中央对运动的恶果毫无了解,未免也太低估了他们的能力,只是有理论和现实脱节的思想基础,加之吸取资源这样的需求的催迫,很多问题的出现就是大概率事件了”[11]305㊂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革命史书写新趋势的研究, 革命”一词得以重新回到公众视野㊂本书正是沿着中共在中央苏区革命的步伐,试图带领我们去点亮㊁触碰历史的暗角㊂在此过程中,革命,这个曾经震撼中国社会的 幽灵”再一次浮现在读者眼前㊂正如查默斯㊃詹隼所言: 研究一般革命或任何特定革命,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革命的研究必须置于它们所发生的社会体系中,对革命的分析和对具有生命力且发挥功能的社会的分析相互交叠,任何割裂这两个概念的企图,都会削弱它们的作用”[16]2㊂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一书正是基于此原则对中央苏区的革命史进行了再认知㊂事实上通过黄氏对于苏区革命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在改变国家㊁社会㊁个体时彰显出的令人炫目的张力,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也会发现革命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这也正是作者想要为我们所展现的真正的历史㊂[参考文献][1]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　王日根.清代前朝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福建学刊,1997(5):72-75[3]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㊃解放前部分,1953[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7]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8]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㊁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0]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12]　毛泽东.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报告∥苏维埃中国.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13]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4[14]　邱恒聪,吴振录.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霹雳星火 湘赣边秋收暴动及进军井冈山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15]　中央档案馆.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 1936年).北京:中央档案馆,1984[16]　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郭基,译.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㊃331㊃第4期 王　震:苏区革命再认知①②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陈诚档案缩微胶卷008㊃661/6421/0240,江西省各县及中心区财长联席会议(1933年10月)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19340126㊂。

《苏区研究》正式创刊作者：李志光来源：《源流》2015年第07期5月28日，由江西省社科联组织举办的“新时代多视角中的苏区研究暨《苏区研究》创刊”学术座谈会在南昌市隆重召开，江西省委书记强卫题写创刊词，副省长朱虹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祝黄河致辞。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作主题报告。

本刊社长兼总编辑谢佚芳等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专家学者5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

强卫指出，苏区史是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苏区时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我们党进行的建立人民政权的伟大探索和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后来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政权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并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在苏区这段波澜壮阔、风雷激荡的岁月，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我们党培育了苏区干部好作风，铸就了伟大的苏区精神。

我们要加强苏区历史的研究力度，积极弘扬苏区精神，进一步激活和传承红色基因，积极学习和贯彻习总书记在纪念中央苏区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广开思路视野，多推精品力作，将刊物办出特色、办出风格、办出品位，使之成为研究苏区史的重要平台，传承苏区精神的重要阵地，促进苏区发展的重要智库。

朱虹在会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总书记特别重视党史、国史和革命精神的学习、研究与传承，习总书记提出，党史、国史是全党的必修课、永远的教科书，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弘扬苏区精神，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初是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接受思想洗礼，进而加快推进苏区、老区发展。

朱虹表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和实施《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以及批准《苏区研究》创刊这两个方面，无疑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时代关切，体现了其对党史、国史的高度重视，和对苏区、老区人民的深切关怀。

廖华英，浙江江山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外国语学院院长。

现为江西省外语学会副会长，中国学术英语研究学会理事。

学历教育/进修与访学：1987年7月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英语专业，2005年12月获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英语教育硕士学位。

2007-2008学年在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教学课程：英语专业《高级英语》、《中国文化概况》、《西方文化概况》、《跨文化交际》、《外贸函电》以及《博士研究生英语》《研究生英语》、《大学英语》等本科、研究生课程；主持2013年江西省优质课程资源共享课程《中国文化概况》。

研究方向：从事跨文化交际、英语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科研项目：[1]主持2014年“留法、留苏体验与中央苏区文艺建设”，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14YJA751015）；[2]主持2013年“基于《中国文化概况》课程的中国文化对外表达能力研究”（13WX301）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办[3]主持2010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英语表达能力研究”，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赣教社政字[2010]6号) 规划项目YY1002;[4]主持2008年“基于FLASH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课件的研究及应用”江西省高校省级教改立项项目项目编号：JXJG-08-8-10；[5]主持2006年“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趣味性记忆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06-2007）规划项目06WX53；[6]主持2005年“英语专业优秀毕业生辅助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研究”江西省级教研课题立项[7]主持2003年“外语教学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江西省十五规划课题。

[8]主持2002年“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水平差异研究”省级教改项目。

主要科研成果：独立或合作编著：[1]《中国文化概况》（英修订）（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3;[2] 《西方文化概览》（英）（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主编）东北师大出版社2012.10[3]《跨文化交际案例分析》（英）（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0;[4] 《中国文化概况》（英）（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3;[5]《汉译英教程》副主编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6](合著)《斯诺与长征胜利及延安时期的红色文化传播》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12月；[7] (合著)《留苏、留法、留日革命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南方出版社2014年12月论文：[1 ]《延安时期的语言翻译特点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第一），《文史博览》2016年2期；[2] 《异域红色体验与苏区文艺建设》（第一），《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1期；[3]《“红色”的汉英文化比较研究——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第二），《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3期。

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全面评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中，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这个方案旨在通过红色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时代新人。

本文将针对这一方案展开全面评估，并进行深度探讨。

一、理念与价值观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体现了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发展。

在这一方案中，红色文化作为教育内容，以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和伟大事迹为重点，有力地传递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核心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和品德养成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塑造学生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教育内容与方法在教育内容方面，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涵盖了广泛的内容，包括红色历史、革命精神、英雄人物等。

通过纪念馆、主题教育基地等教育形式，学生们得以深入了解和感悟党的光辉历程和先烈们的丰功伟绩。

还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学生们在了解现代革命历史的也能深刻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三、示范与成效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已经在一些高校得到了落实和推广。

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高校进行考察和调研，可以看到这些高校在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时，形成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教育实践。

学生们在参与各类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认同感，一些学生还在学习之余积极投身到红色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工作中，展现出了良好的个人素质和道德情操。

四、个人观点作为一名参与撰写高质量文章的写手，我对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持肯定态度。

这一方案不仅有利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这样的红色文化教育，我们可以期待培养出更多热爱祖国、有担当、有责任的时代新人，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总结回顾通过对中央苏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方案的深入评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方案在理念与价值观、教育内容与方法、示范与成效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吉州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是在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吉州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隶属吉安县，是吉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郊区的长塘镇、樟山镇、兴桥镇的一小部分及白塘街道所辖的各行政村为吉安县坊廊乡、兴桥镇的大部分属吉安县儒行乡、禾埠乡属吉安县永福乡、曲濑镇属吉安县儒林乡。

是赣西地区的中心县城，是整个赣西南的军事要塞。

一、大革命时期，吉州区（吉安城）是赣西党组织和工农运动的发祥地。

1926年1月，成立中共吉安小组。

3月，成立中共吉安特别支部，这是赣西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是江西省党员最多的一个支部，特支委派党员回到各自家乡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党组织以吉州区（吉安城）为中心，辐射赣西各县。

1927年1月，成立中共吉安地委，管辖10个县、30个支部（小组），其中吉安城区（现吉州区）内有13个支部。

党组织的发展，掀起了吉安城乡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吉安总工会组织三次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城郊水东农民协会对省水巡局职员，劣绅麻安邦横行乡里，鲸吞公产的罪行进行清算的控告，迫使江西省政府以致坐镇南昌的蒋介石，不得不责成江西省高等法院审判严办，并“令江西水巡局长再庇一人而拂众意。

”吉安城乡工农斗争的胜利，致使广大赣西地区的工农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1926年11月29日，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一行，北上武汉途中，乘船抵吉安，在党政机关及群众代表欢迎宴会上，鲍罗廷通过张太雷翻译，赞扬吉安的工农运动开展得好，对国民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二、“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壮举，致使赣西、赣南两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主要基础的苏维埃中心，即中央苏区初步创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1927年10月，中共吉安县委在吉安城（吉州区）内肖家巷恢复成立，书记张一道。

至1928年6月，管辖6个区委20多个支部、党员800余人。

苏区文化政策苏区文化政策是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发展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革命斗争，推动苏区的经济建设以及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革命与文化发展相结合的方针。

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民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

因此，苏区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了苏区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苏区文化政策注重农民文化的发展。

苏区党委和政府重视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积极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知识。

他们建立了许多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如农民文化馆和农民图书馆，提供书籍、报纸和其他文化资料给农民阅读。

此外，苏区还组织各类文化演出，如京剧、戏曲和音乐会等，以满足农民对艺术的需求。

其次，苏区文化政策重视青年教育和培养。

在革命时期，青年是革命的中坚力量。

为了培养出一支充满革命热情和觉悟的青年队伍，苏区充分利用各类教育场所，如学校和培训中心，为青年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他们注重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灌输，培养青年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奉献。

再次，苏区文化政策鼓励群众参与文化活动。

苏区党委和政府积极动员群众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推动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

他们组织了各类的群众文艺演出、读书会等活动，让群众参与其中并得到文化知识的提升。

他们还组织了各类社区文化节日，如新年晚会和文化庙会等。

这些活动为苏区的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艺和享受文化的平台。

最后，苏区文化政策注重民族团结和族群文化传承。

苏区党委和政府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通过各类民族文艺演出和节日庆典，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他们还保护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开设了各类的文化学校，为各民族提供学习自己语言和传统文化的机会。

综上所述，苏区文化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地区实施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发展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

通过注重农民文化发展、青年教育和培养、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以及保护民族团结和族群文化传承，苏区文化政策为苏区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幸福感。

苏区文献综述文献综述一、中国苏区史回顾中国苏区的研究也就是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的研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苏区的研究几乎都是被列入党史来研究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涵盖广阔、内容丰富，仅仅把它列入党史来研究，难免失去了应具有的科学性，充满了人为塑造的痕迹。

特别是对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大肆宣传，淹没了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应有的光彩。

40年代，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发出了开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的倡议，1944年，张鼎丞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文章，在湘鄂西苏区的同志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和回忆录，如许光达1945年写的《红六军历史材料》，王绍南1946年写的《关于洪湖苏区的发展和失利问题》这些文章的发表为研究根据地历史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准备。

50年代到60年代末，主要根据地所在省份，如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陕西等，从调查访问、搜集史料入手，迈开了编写农村根据地史的步伐，陆续出版了《江西人民革命史料》、《海陆丰人民革命史》、《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等，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说政治味很浓，一些人和事更不敢涉及，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写出来的著作，往往都是一个调子、一个模式，其学术性和科学性都不高。

苏区史研究的真正开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史学界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大批高质量的作品。

无论从史料考证、专史著作还是学术论文都取得了大面积丰收，可以说硕果累累。

90年代以前，学术界广泛关注苏区史的研究，各革命根据地的专史和史料集陆续出版，如《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井冈山斗争史稿》、《中央根据地史》、《中央根据地史稿》、《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湘鄂西苏区史稿》、《海陆丰革命史料》《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等，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主要特点就是能够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对以前一些避讳的问题做了全面的评价，如毛泽东在领导反“AB”团中的错误都不同程度的提了出来，对反面人物也没有一概否定，对一些重要领袖也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而且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发觉了新史料。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构成主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方面。

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创造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

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红色区域，无论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是中央苏区的创立与巩固过程中，苏区红色文化建设的最大特征，是党与苏维埃始终把握住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着力于创造先进的红色文化。

先进的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区军民为战胜敌人捍卫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所开创的文化事业，包括了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方面。

这种文化反映了共产党人、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的意识形态，是他们理想、信念与人生价值观的总和，因而也成为了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伊始，党和苏维埃政府就把文化建设摆在了重要位置，在一系列文件、训令中规定了割据区域文化事业的任务、方针和原则。

这些任务是：各地创办列宁学校，俱乐部、列宁室，开办墙报、识字夜校、游艺场等；在农村推广初小文化教育，铲除文盲；演出新剧、歌舞、话剧等节目，丰富苏区的文艺生活；举行赤色体育运动会，开展卫生防疫运动，提高苏区军民的健康水平。

针对苏区广大的贫苦工农其子女上不起学和文盲很多的严重状况，推广初小、高小文化教育，减少文盲，成为苏区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10月正式成立后，各县、区两级苏维埃政府也设立了文化部（1933年7月，文化部分为文化、教育两个部），乡苏维埃政府设立教育委员会，管理各级教育工作。

如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在“三大”通过的《文化教育决议草案》，阐明了苏维埃的基本教育政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阶段和国内斗争环境中，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原则，必须适合目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采取阶级的文化教育原则……根本转变到建立在绝大多数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上。

”决议根据湘赣苏区文化教育的现状，规定苏区今后文化教育建设的任务是：以革命战争为中心，进行扫除文盲、推广初小、高小的义务文化教育，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使苏区三分之二以上的适龄儿童能够入学，做到每地约800人要有一所小学，人口更多的相应办起列宁中小学，各县应开办列宁高级小学，各乡应普遍开办工农夜校、妇女半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