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术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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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文评・评郑大华新著《晚清思想史》———兼谈晚清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郭汉民 郑大华教授的新著《晚清思想史》(以下简称郑著),2005年11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笔者认真研读了这部洋洋洒洒52万多字的著作,发现郑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起点、发展过程、突出表现、主要遗产以及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少颇为新颖的观点,是一部很有思想和价值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
概而言之,郑著的主要创新之处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晚清思想的研究对象作了新的界定。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过去还没有以晚清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反映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学术著作大都冠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或“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等名称。
由于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缺乏必要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近代的思想史与哲学史、经济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分支学科和专门思想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缺乏应有的讨论,学者们对思想史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或学术史的内容,学科界线混淆不清。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兴起以及西方用社会史方法研究思想史观念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发生兴趣,对思想史本身开始有所讨论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有人主张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是一定时期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有人主张思想史应当研究一定时期的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还有人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应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观点和主张。
郑著与上述看法不同,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所决定的。
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晚清国粹派史学李洪岩邓实与国粹派晚清时期,有一批知名的学者,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口号,一边进行学术研究,一边从事政治与文化活动,在社会上赢得广泛影响,被称为“国粹派”。
国粹派有自己的专门组织:国学保存会;有专门的学术阵地:《国粹学报》;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首惠福里;有比较周密的管理制度,如财务报告制度;有专门的藏书楼: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面辰字24号;还曾经组织编写《国学教科书》、《各省乡土教科书》,刊刻《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办国粹学堂、图书馆,等等,可以说是有声有色,颇为热闹。
它是一个组织管理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学术流派。
国粹派的行政首脑是邓实,文字主帅是刘师培,精神领袖是章太炎。
其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黄节、陈去病、马叙伦、陆绍明、柳亚子等,后来王国维也曾经积极为《国粹学报》撰写稿件。
邓实(1877-1948),字秋枚,广东顺德人。
近代知名诗人邓方(秋门)的兄长,著名学者黄节的同学。
主要著作有《史学通论》、《政治通论》、《民史总叙》、《古学复兴论》、《国学讲习记》、《国学真论》、《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等。
邓实出生在上海,早年就想着靠学问来报效国家。
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学问走出书斋,对国家和社会发挥实际效用。
为此,他曾经创办过一个叫做“湖海有用文会”的组织,专门“讲求有用之文”。
要想使学问对国家有用,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所以,邓实早年买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外国书,在父亲教导下,每日抄写。
抄书的过程中,他渐渐懂了一个道理:要想革除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弊病,就必须“大采西政西艺之良者”,仅仅修修补补,是不行的。
但是,他又发现,尽管西方国家目前非常强盛,但也存在许多毛病。
所以,在采用西方列国“富强”之术、“与天下人士共奋于新政新艺之理”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本国传统,并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
他说,15世纪是欧洲古学复兴之世,20世纪则是亚洲古学复兴之世。
专门史专业(区域文化研究方向)研究生
必读书目
一、通史、断代史类
1、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2、戴逸《简明清史》(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
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二、学术史类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3、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
4、柳治徵:《中国文化史》
三、思想史类
1、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海书店出版社
2、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3、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1-5卷),人民出版社
四、史学史类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师大出版社
2、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1-3册),南开大学出版社
3、乔治忠、姜胜利《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
4、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
5、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
五、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类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2、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3、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三联书店
4、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大出版社
5、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
6、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
7、乾隆帝《评鉴阐要》(四库全书本)
六、目录学类、文献学类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高国航、杨燕起《中国历史文献学》
3、张之洞《书目问答》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一)【内容提要】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新的学术人才的涌现,其中不乏像钱钟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第二是权威性的学术机构真正开始运作,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第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形态基本确立;第四是代表20世纪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论着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
【关键词】人员构成/学术机构/学科形态/学术经典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深化时期。
其特征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格局的变化,学者队伍基本上由五四时期及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学人构成,这样的人员结构给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全面的影响。
二是现代学术机构真正运作起来。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巨大的学术机构,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都是在30年代开始全面、系统地实施研究计划。
三是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学科形态在这时基本确定。
就文学研究而言,小说史、戏曲史、词学、文学批评史、晚清小说史、新文学史等研究专题,从3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或中文系被逐步列为专业课程,由专职人员系统讲授,形成了20世纪特有的文学研究专题,对20世纪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是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论着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
像吴梅的《曲学通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钟书的《谈艺录》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论着在这一时期完成或出版。
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作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才得以确立。
因此,在概括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学术成果时,我们应该注意到30、40年代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即它一方面延续了五四新文化确立的现代学术规范和样式,另一方面,30、40年代的研究者在各个研究的具体领域又体现出自己的研究风格和个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
散章静嘉张读书笔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
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
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
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
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
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
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
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
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
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
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
读《剑桥中国晚清文化史》的读后感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晚清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变迁,让我对这一时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在读完之后,对晚清时期的文化面貌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首先,本书揭示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
在这个时期,中国遭受了外国列强的侵略、内忧外患的困扰,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严重的挑战。
对于文化发展来说,这种动荡给了许多新思潮和文化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例如,西方科学、哲学和艺术的思想通过海外留学生的传播和翻译而渗透到中国社会,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浪潮。
其次,本书还探讨了晚清时期的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的相互关系。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社会群体和文化运动,这些变革引发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动荡。
例如,《剑桥中国晚清文化史》提及了戏曲变革、女性解放运动、新诗派和新文化运动等重要事件和思潮,这些都对晚清时期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本书还介绍了晚清时期的文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晚清时期的文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方面,国家对于文化的引导和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推动各种文化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打造现代化的中国。
另一方面,晚清时期的文化建设也反过来推动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文化改革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持。
总体而言,读完《剑桥中国晚清文化史》让我对晚清时期的文化变革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这本书以其详实的史料和独特的分析视角,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代。
同时,通过对文化建设与社会变迁的交织关系的探讨,也使我认识到文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本书给予了我更多思考和思索的空间,也让我对中国晚清时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研究》课程推荐书目2014年2月一、通论1、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
2、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3、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5、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6、向世陵著:《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7、张怀承著:《中国学术通史(隋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8、张立文、祁润兴著:《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9、陈其泰、李廷勇著:《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10、步近智、张安奇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11、冯天瑜等编:《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上、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
二、先秦诸子1、吕思勉著:《先秦学术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2月。
2、朱志凯著:《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3、晁福林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
三、两汉经学1、周桂钿著:《秦汉思想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2、胡适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
3、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钱穆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
5、刘汝霖著:《汉晋学术编年》(上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6、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一创新与崇洋
二科学与艺术
三民史与考古
四释古与历史科学
五新系统的通史
六转折与再兴
七结语
第二章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
一道统与派分
二宗派的研究法
三家派与分科
四后设与解析
第三章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一创新史学
二眼光向下
三回到历史现场
第四章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
一南北中国史学会
二北平史学会与群雄并起
三南方各大学的史学会
四参加国际历史学会
五抗战期间的中国史学会
六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和新的中国史学会
第五章民国学界的老辈
一各花入各眼
二老则老耳何遗之有
三隔代相传
四门径各异
第六章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
一太炎师徒
二国学大师
三晚年讲学
第七章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
一乾嘉朴学还是西洋统系
二从十字真言到四字诀
三再创新典范的努力
四但开风气不为师?
五远近高低各不同
第八章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一对对子
二中国比较研究的渊源
三影响研究与平行比较
四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
第九章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二近真与头绪
三求实与证虚
四曲解与本意。
第一章龚自珍的古文经渊源、今文经学术思想和历史发展哲学思想教学目的: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龚自珍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贡献,以及由古文学转向今文学的原因,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内容、特点。
教学重点、难点:龚自珍如何结合经史,阐发《春秋》大义三律。
第二章魏源的今文经学术思想和启蒙哲学思想教学目的: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作为经世派的魏源在传统学术和启蒙思想之间的贡献。
教学重点、难点:以“经术为治术”的批评标准,朴素的辩证法和进化的历史观。
第三章曾国藩与其他封建卫道者的保守思想教学目的: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其“一宗汉儒”“汉宋兼容”的经学思想,以及哲学上的唯心天命观及“格物诚心”论。
教学重点、难点:如何人理解曾国藩思想的社会意义。
第四章郭嵩焘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掌握郭嵩焘的调和汉宋、经史兼治,探求西儒、中西会通的学术思想。
教学重点、难点:引经史论证对外开放,寻觅中西相通之理。
第五章张之洞从政、治学、综合汉宋和立足古文经学的中体西用教学目的:让学生理解、掌握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以及“经世”“务实”之学。
教学重点、难点:“中体西用”的哲学基础及其“开新”“卫道”的统一。
第六章严复以摄取进化论而自强保种名家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严复是如何吸纳西方哲学以求经世致用的,以及他是如何重估中西文化的。
教学重点、难点:如何理解他晚年对传统的回归。
第七章康有为的经学擅变、抉发微言与哲学观种种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及其对《春秋董氏学》等儒家经典的阐释。
教学重点、难点:《空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第一章龚自珍的古文经渊源、今文经学术思想和历史发展哲学思想一、龚自珍简介龚自珍是清代经学思想演变过程中一位很关键的人物。
龚自珍虽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对一些哲学问题,如名实关系问题、人性问题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等,都进行了深人的思考,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二、龚自珍与古文经学(一)受外祖父段玉裁和父亲龚丽正的影响。
龚自珍对古文经学有颇深的造诣。
龚自珍是在视名物训话为学问全部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考据学对龚自珍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龚自珍继承了明末清初民主主义思潮,并根据身处的现实,加以扩充,予以宣传,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一。
其次,考据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直接影响了龚自珍一代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
再其次,考据学派研究问题的治学方法对龚自珍的治学、论述均有一定影响。
尽管龚自珍对传统的考据学及古文经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著述,但他本人并没有把大量精力放在考据学术活动方面,因为他所面临的时代形势为他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社会任务,他把自己的治学定位在社会改革宣传的活动上。
(二)与章学诚“六经皆史”相互发明在刘逢禄看来,《左传》是不传《春秋》的。
他说:“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
”他主张对于《左传》应该“审其离合,辨其真伪”,“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以存《左氏》之本真”(《释内事例》)。
龚自珍认为《左传》是很有价值的书,纠正了刘逢禄偏颇之见,态度比较公允。
至于《周礼》,龚自珍对它的批评更为严厉一些。
他认为“《周礼》晚出,刘欲始立。
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立于‘明堂阴阳’而已。
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欲,非述孔氏,’(《六经正名》)。
龚自珍又说:,’(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应该正名。
”(《六经正名答问》)(三)兼采汉、宋的经学史观点所谓“汉学”,即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汉儒二左退巡适之学。
两汉以后历代皆有重考证,尚质朴之治学者,这些人都可视为汉学的传人,归为汉学学派之中。
清代的汉学,则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考据之学,有人称之为新汉学。
宋学,即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性命、义理之学。
龚自珍力主屏弃“汉学”、“宋学”互相对峙、势不两立的门户之见,并且创造性地阐释古文经学中的资料,引出具有近代价值的新论点。
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短订,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沽?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话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思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泪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另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
今文经学1.奉尊孔子2.尊孔子是受命的素王3.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4.孔子为托古改制5.六经为孔子所作6.以《公羊传》为主7.经学派古文经学1.尊奉周公2.尊孔子为先师3.孔子为史学家4.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5.六经为古代史料6.以《周礼》为主7.史学派三、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思想(一)师承刘逢禄之前,发挥《公羊》“三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
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
……”在这里,龚自珍提出以“治世一衰世一乱世”这一模式作为概括时代变迁的理论,这在中国经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公羊“三世说”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先后三次讲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思想资料,加以发展,提出了“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公羊“三世说”。
《公羊传》所言是后来学者推演的公羊“三世说”的雏形,其中包含着极其宝贵的历史发展观点,人们可以据以发挥,划分历史不同的发展阶段。
到了东汉何休,作了进一步发展,总结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模式。
治世—衰世—乱世(二)师承刘逢禄之后,发挥《公羊》和《尚书·洪范》历史进化说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贯之’又曰:‘文不在兹乎!’文学言游之徒,其语门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诚知圣人之文,贵乎知始与卒之间也。
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性与天道。
”八政《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日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日宾,八曰师。
”孔颖达在《正义》中说:“八政者,人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也。
”龚自珍却据之来论证上古文明发生、发展的过程,并且划分为三大阶段。
在龚自珍看来,经济活动是基础,天地之后最基本的活动是饮食,故说:“饮食继天地。
”在此基础上才能演变、发展出其他一系列活动。
八政配三世食、货者,据乱而作也;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
”他又说:“通古今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
”(《五经大义经始论》)《农宗》批驳“圣人创造万物”的教条“采集经济”阶段“耕作经济”阶段发扬公羊学说大一统的精义《五经大义终始答问第七》“严夷夏之大防”大力弘扬了公羊学“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大一统进步思想。
“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
(三)经史结合,阐发《春秋》大义三律从形式上看,龚自珍的((春秋决事比》这部阐发《春秋》大义的著作有类于汉儒以《春秋》决狱,将《春秋》当作最高法典。
但从实际内容看,该书更重视对《春秋》根本大义的发挥,即通过对《春秋》书法和所记载的一些事实的归纳,得出“春秋作新王”、《春秋》有“常”有“变”的深刻认识。
《春秋决事比》阐发《春秋》大义可以概括为如下三项:1.不定律2.不屑教律3.“常”与“变”律1.不定律一、“先原奏”“权假以立文”二、“后旨意”2.不屑教律更加突出地体现了龚自珍运用《春秋》“以经议政”的特点。
夷狄之间的残杀,君子是不痛恨的,在不痛恨里边实际上是包含着对夷狄的痛恨在内的。
对于夷狄之乱,最好不要过问,因为如果过问就是对他进行用兵。
无论打胜打败,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这是仁者弗为,智者弗为的事。
在这里,龚自珍把少数民族视为落后,不可理喻的民族是其思想的局限,但他敏锐地发现民族纠纷是不易解决的矛盾,引而申之,要慎重解决边疆之争的问题则是颇具远见的。
3.“常”与“变”律有“常”则有“变”,有原则性也还应有灵活性。
龚自珍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春秋》的常经(龚氏又说:“言父子则兄弟在矣”),但不能一成不变地到处套用,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变通,即“大义灭亲”,这种变通在根本上是符合《春秋》经义即儒学的基本精神的。
“常”与“变”,“经”与“权”,是公羊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龚自珍从《春秋》经传中归纳出许多史实和书法,进一步揭示出公羊学家经权观的价值,不仅把《春秋》公羊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也丰富了传统学术中辩证思维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经学今古文之别,古文经学着眼于学术本身多一点,故其学风朴实。
而今文经学,尤其是晚清今文经学,更多着眼的是政治,即“以经议政”,这往往不符合经义本身,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从经文中搜寻指导自己理论的见解,这有时难免给人牵强附会之感。
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在议政,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只能从经书中寻找助成己说的东西。
龚自珍是如此,后来的康有为更是如此。
就今文经学来说,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
其糟粕包括用牵强附会的手段宣扬迷信的“五行灾异说”和“谶纬说”。
龚自珍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出这些均不得混人孔子家法,这是颇具科学头脑的。
四、龚自珍的哲学思想(一)历史发展观和历史发展循环论龚自珍认为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事物是发展的。
世界上每一事物的内部要素也都处在变化之中,变是事物的必然性。
他说:“一瓠三变,一枣三变,一枣核亦三变。
”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天运十年而小变,人事亦然。
据乱—升平—太平”或“治世—衰世—乱世”三个历史环节,连礼祭也有三种,“有据乱之祭、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
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三段循环的模式则是错误的。
(二)世界为心力所造的唯心宇宙观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
民事终,天事始,鬼神设,福禔应,圣迹备。
龚自珍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先从社会的“民事”开始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