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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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当代价值信电学院2011级4班李根1101100614摘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是我国文化的主导,我们在继承中发扬光大,在发扬中不断改革创新,不仅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在世界文化中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作用。
对中国,对世界来说,儒家文化是一朵奇葩。
关键词:儒学,中国,文化,价值,继承,发扬,影响先不谈当代价值,就凭它是中华文明经典文化就应继续发展,台湾随便一个大学就有儒学专业,氛围很好。
在台湾,新加坡,小学生都要求学《三字经》《论语》《千字文》,是正儿八经的学,不是走过场。
在大陆,四书五经也被编排入必修课本。
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其说是后罗斯福时代的国家垄断之本主义,倒不如说是儒教资本主义。
中华台湾,韩国,日本走的是儒教资本主义道路。
理性人概念是一个伟大的假设,它同时体现着对人性的悲观与乐观。
在儒教资本主义理论话语里,逐利是人类行为的特征,但并非人类行为的全部或人性本质。
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黑格尔认为性恶论比性善论深刻,不知他会怎样评价荀子“化性起伪”说?我觉得它更接近“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真实描述。
所以,儒教资本主义对人性也是既保持警惕又充满期待。
所不同的是,经典资本主义是通过理性概念实现二者的统一,儒教资本主义则寄望于圣贤,因为中国人的神灵信仰并不强烈。
这样一种古典主义、精英主义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却为“欲望约束”奠定了理论基础――更接近于斯密。
换言之,儒教资本主义不仅认为政府应该对维持市场有序运行承担责任,对社会发展加以引导也是其义务所在。
《礼记》把“均富安和”作为追求目标;蒋经国先生将其作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新诠。
而中山先生用民生主义统摄经济活动,完全符合经济者经邦济世之谓也的古意。
查尔斯·泰勒主张把GDP的增长与社会团结的因素要做平衡的综合考虑,主张坚持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性的、社会的“好”。
可谓古圣今圣心同理同。
总的来说儒学的当代价值不仅仅是文化价值,商业价值,更在于其社会价值,名族价值。
对于中华文化,应该改良继承,而不是批判继承。
陈卫平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撰文认为,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不仅要阐释正统儒学的传统,也要发掘非正统儒学的传统;不仅要梳理典籍里的儒学传统,更要考察实际中的儒学传统。
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必须正确运用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两个尺度,并将它们统一,不仅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儒学,走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轮回;对儒学与西学之长短的评价,需要确立辩证的尺度,认识到两者的价值互补性,使得对儒学当代价值的阐明,既有抗拒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意义,又不会导向国粹主义。
当代中国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需要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文字这三个环节上作出制度上的安排;由此来实现的儒学当代价值,不是其原有价值的翻版,而是融入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之中。
一、儒学的当代价值”有两个: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时期,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
他认为,在公元前500 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更加重视对古老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而儒学,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主导文化,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我们要创建以孔子为首的文化领导体系,以响应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
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
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
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具体说来,就是文化问题。
一个好的文化,能引领我们走向和谐,走向世界。
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走社会主义路线,文化的巨大力量不可否认。
而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之精华,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首先,凝聚作用。
儒学在中国的影响面之大,历史之悠久,它已渗透到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民族的共同信念。
从目不识丁的文盲,到学识渊博的学者,恐怕都或多或少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
甚至多年寓居海外的华人,仍然把儒家文化视为自己的根。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儒学无疑仍然可以成为唤起民族意识的资源,成为联络民族情感的纽带。
其次,激励作用。
儒学中三纲之类的道德规范已经过时,但仁爱精神没有过时,与人为善的价值导向没有过时,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过时,引人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没有过时。
这些对于我们仍然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再次,制衡作用。
无庸讳言,儒家思想中经济意识比较淡漠,具有很浓厚的非功利主义色彩,故而直接从儒学中开出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机制似乎不大可能。
然而,在我们已经引入市场经济机制以后,儒学并非只有负面效应。
儒家比较重视道德价值,不甚看重功利价值,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没有用武之地。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现代人会感受到意义失落、价值迷失的困惑;极端的功利主义将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
对于这些现象,儒学将发挥制衡作用,以崭新的面貌再现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也会出现所谓"现代病",如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社会风气低俗化,人被单面化、或异化,容易造成对价值理性漠视。
对于现代化带来的"现代病"来说,经过转化了的儒学无疑是一副医治的良药。
总而言之,对于儒学既不可以过分抬高,也不可以盲目拒斥。
二、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
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
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
春官。
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
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
这是因为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有一个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
这就形成了百余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
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的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对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
把“儒教”立为“国教”,“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
另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
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
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
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
前不久部分学者讨论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合理性等。
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先生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其意义。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我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
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
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
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
即使是其中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予现代的诠释。
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不都比我们今天不如,有些问题可能是万古常新的。
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
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里程碑。
”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
从我国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已经证明这一点。
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
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