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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见义勇为的故事，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却因为“见危不救”而受到责难。
但是，在多维度视野下，我们可以发现，“见危不救”并不一定应该入罪。
首先，从道德层面来看，“见危不救”固然是不道德的，但并不代表它应该成为犯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能力，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和经历来做出自己的决定。
如果一个人不想冒险去帮助别人，他应该被尊重，而不是受到指责或惩罚。
如果一个人选择不帮助别人，但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或危害，那么他应该被保护免受过度惩罚。
其次，从法律层面来看，要确定“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入罪，需要考虑许多因素。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情况可能过于危险或复杂，以至于一个人不可能安全地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是“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之间存在一个模糊区域。
如果一个人是在不安全的条件下救人，他本来应该被称为“见义勇为；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他是否应该受到惩罚？这是不合理的。
此外，如果法律强制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在危险情况下进行干预，这将导致许多人不愿意卷入陌生的危险环境，可能会加重事态。
第三，从社会角度来看，“见危不救”也不应该被过度惩罚。
强制要求帮助别人可能会导致不负责任的干预，这可能会使事态更糟糕。
此外，如果一个人因救助别人而被感染或受伤，则他可能需要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这将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变得更好，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和措施来鼓励人们去帮助别人，而不是将不帮助别人的人视为犯罪。
综上所述，虽然“见危不救”是不道德的，但并不应该过度惩罚。
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因为很多原因不想去干预；此外，在过于危险或复杂的情况下，强制要求干预可能会导致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后，应该通过其他政策来鼓励人们去帮助别人，而不是过度惩罚那些不愿意干预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危险或紧急情况时，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都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和决策。
道德视域下见危不救社会问题研究见危不救是指在紧急情况下，目睹他人遭遇危险，但选择不予援助的行为。
这种行为在社会伦理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在道德视域下，见危不救涉及到个体的道德责任和社会的道德底线，考验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本文将从道德视域角度出发，讨论见危不救行为在社会中引发的问题，并分析其根源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见危不救的社会问题1.1 缺乏道德责任感见危不救行为背后存在着一种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道德观念常常受到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价值观的影响。
一些人对于他人的生命和安全并不感到直接的责任，而更关注自身利益和安全。
这种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现象是见危不救行为出现的根源之一。
1.2 社会冷漠和道德沦丧见危不救行为也反映了社会的冷漠和道德沦丧。
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和冷漠。
社会价值观多样化导致人们对他人的关注和关心减少，人们对于他人遭遇危险时的无动于衷，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缺乏对他人的基本关爱和尊重。
1.3 法律不完善和责任漏洞另外，见危不救行为的存在也与法律不完善和责任漏洞有关。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法律对见危不救行为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这使得见危不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加大了见危不救行为的发生概率。
二、见危不救问题的解决方案2.1 加强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引导为了减少见危不救行为的发生，我们需要加强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和价值观的引导。
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培养公民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道德教育，使人们能够理解和认同他人的生命和安全的重要性，培养关爱他人的情感和行为准则。
2.2 完善法律和责任制度同时，完善法律和责任制度也是解决见危不救问题的关键所在。
国家应制定相关法律，明确规定见危不救行为的违法性质，并对其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同时，建立健全的责任制度，明确社会组织和个人在见危情况下的责任和义务，增加见危救助行为的激励和保障力度。
2.3 增加社会关爱和凝聚力加强社会关爱和凝聚力也是减少见危不救行为的重要方面。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近年来，“见危不救”事件屡屡发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对于“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该入罪，民众和专家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应该入罪以严惩不救之罪，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宜入罪，有必要从多维度视野下进行深入思考。
我们需要了解“见危不救”的背景和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关爱意识越来越强烈。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存在很多人对于他人遇到危险时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置之不理。
这种“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人们的道德伦理，也损害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一些人呼吁将“见危不救”入罪，以加大对这种行为的打击力度。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见危不救”行为背后可能存在诸多不同的原因和考量。
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安全和利益考虑而选择不救，他们可能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或者害怕因救人而牵扯入麻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为缺乏相关救助技能或者认为自己无法提供有效帮助而选择不救。
一些人可能因为社会环境对于“好心被坏人伤害”的传统观念而选择不救，他们担心自己会因此遭受不公正待遇。
我们在进行对“见危不救”行为的评判时，应该从多维度视野进行思考。
我们需要明确“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或者过失犯罪行为。
如果是故意不救，则应当视为一种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但如果是过失不救，就需要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量，是否应当对其入罪。
我们需要充分考虑“见危不救”行为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条件。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些人可能确实存在无法及时提供救助或者担心自身安全的情况，这时并不应该对其进行过于严厉的处罚。
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见危不救”行为的社会教育和引导作用。
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公民责任感，通过法律和道德教育引导人们对他人遇险时给予帮助和救助。
我们认为在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行为不应该一概入罪。
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思考和考量，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增强公民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切实解决“见危不救”问题。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是指在他人遭受危险或需要帮助的时候，不予以援助或拯救。
在中国法律中，该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前法律框架下，该行为并不属于违法行为的范畴。
将“见危不救”入罪的立法考虑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思考。
首先，入罪意味着将该行为上升到一种犯罪行为，这需要明确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实际情况，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没有进行援助或拯救的行为可能并不是由于不道德或冷漠，而是由于环境因素限制，个人能力不足或安全风险过大等原因。
因此，必须对该行为进行细分和审慎考虑。
其次，将“见危不救”入罪也需要审慎考虑其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影响。
入罪可能会导致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过度干涉，例如让人担心因为无法提供援助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导致人们在救助他人时产生恐惧。
此外，入罪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意愿，使得本来愿意给予帮助的人因为担心被追究而选择不去帮助别人。
这种情况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最后，将“见危不救”入罪需要考虑法律和社会的实际可行性。
司法资源已经相对有限，如果将“见危不救”列为犯罪行为，则需要相应的监管机制和法律执行力度。
同时，社会文化素质和道德底线的提高也需要时间和力量的投入，并不是单凭法律就能解决的。
在综合以上方面的考虑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见危不救”行为的确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必须进行细分和审慎考虑，将其与有心伤害他人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并且要考虑到法律和社会的实际可行性，以免过度干涉个人行为和人权。
相比于依赖法律来对负面行为进行惩罚，我们应该更注重构建和推广一种公民责任和社区意识，让人们习惯于帮助他人，让道德底线和公共安全成为自我约束和社会共识。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指的是当一个人目睹他人遭遇危险或需要帮助时，他选择无视或不提供及时救助的行为。
该行为涉及道德、法律等多个层面的考量，对于是否应该将“见危不救”入罪，需要从多维度的视角进行思考和权衡。
从道德层面来看，“见危不救”违背了人们对他人生命和身体安全的正常关怀和应尽的道义义务。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互之间的互助和合作。
当某人处于危险中时，我们有责任伸出援手，尽力帮助他人摆脱困境。
在道德观念中，关爱他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道德福利和公德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从道德角度出发，对“见危不救”行为予以谴责是合理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将“见危不救”入罪也有其合理性。
法律的基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如果一个人在目睹他人遭遇危险或需要帮助的情况下选择不采取任何行动，其行为可能导致其他人受伤甚至丧生，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有必要对这种行为予以惩罚，以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
对于“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入罪，还需要考虑到一定的特殊情况和情境。
有时，见危不救的行为并非是出于恶意或故意不管，而是出于安全和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面对火灾、爆炸等可能危及自己生命的情况下，个体有权选择保护自己而不冒险去救助他人。
一些儿童或身体残障者可能无力提供帮助，将其归罪于“见危不救”是不公平的。
在这些情况下，法律还需要考虑到个体的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和情境因素，以避免对无辜者的不公正处罚。
在确定是否将“见危不救”入罪时，还需要考虑到社会教育和法律执法的角度。
通过社会教育，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加强对互助和合作的认识，有助于降低“见危不救”的发生率。
对于恶意的见危不救行为，法律应该进行严厉的打击，以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近年来，“见危不救”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
有人认为，见义勇为是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见危不救是一种虐待行为，应当予以法律惩罚。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
本文将从多维度视野下，对“见危不救”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见危不救”并非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复杂问题。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见危不救者的处罚问题应当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和分析。
我们需要考虑见危不救的行为是一种主动的犯错行为，还是一种被动的不当行为。
有些见危不救者因为畏惧风险、缺乏应急处理能力或是被其他因素所影响，导致了他们放弃了救助他人的行为。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这些见危不救者的行为，针对其存在的问题给予适当的教育和帮助，而非简单地进行惩罚和制裁。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紧急情况下，每个人的反应和处理方式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的条件限制或是精神状态不佳无法进行救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恶意的见危不救者，而应当给予理解和宽容。
而有些人可能是出于无视生命、漠视他人、甚至是出于故意伤害他人而不进行救助，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需要对其进行法律制裁。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下，救助他人是需要勇气和技能的。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于紧急情况并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如果强行进行施救反而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这就需要我们对见危不救的行为进行更加细致地分析和辨别，避免对无辜的人进行不当的处罚。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见危不救者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应当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和思考。
在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我们还缺乏对于见危不救问题的具体界定和标准，这就给了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在处理见危不救问题时很大的裁量权。
这就需要我们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制定更加具体和合理的处罚标准和程序。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作为道德层面的行为失范，不论是古今中外，都受到了社会的谴责和道德的谴责。
但是从刑法的角度来看，是否应该把“见危不救”作为犯罪入罪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多维度视野下，我认为“见危不救”不宜入罪。
首先，在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道德和法律的标准不完全一致。
众所周知，道德是人类行为的导向，而法律则更多地关注的是行为的后果。
这种区别与“见危不救”相关，因为妨害他人公共利益是犯罪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见危不救”被划为犯罪，那么会平衡法律中所谓的“成果犯罪”，即行为被定罪与行为造成的危害程度匹配。
但是，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社会和个人的互动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警惕，把道德的标准简单地投射到法律的领域是有问题的。
因为不同的道德标准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负面后果。
例如，虽然“见危不救”显然是一种道德失范，但是如果把这种行为入罪，可能会导致法律制度更加严厉，更加倾向于惩罚行为，而不是重视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
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更全面的视角来平衡道德和法律的标准。
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将“见危不救”作为犯罪入罪并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鼓励和促进志愿者和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例如实施拯救法、加强对人命财产的保障、加强公民道德和义务等。
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见危不救”是一个基本的行为价值，因此，这种价值不能被法律所否定。
另一方面，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所以即使他们想要帮助受害者，很可能会感到无能为力。
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纯法律上的问题，而是大量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最后，从人性方面考虑，不应该将“见危不救”作为犯罪入罪。
因为人类本性是复杂的，而且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当一个人面对紧急情况时，很难保证他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例如，有人在火灾中听到了求救的声音，但是也许他会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他不敢在火场里冒险救人。
见危不救犯罪化研究【摘要】“见危不救罪”设立与否一直在刑法界存在分歧，该不该将此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成为了焦点。
笔者认为见危不救应该纳入刑法范畴，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且是可行的，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
【关键词】见危不救；道德；不作为犯罪一、引言在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如琦等32位代表就关于设立见死不救罪提出议案，他们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
反对一方认为：惩治见危不救，是道德问题“泛法律化”，既不符合法律的歉抑性，也增加司法过程中的经济成本。
支持一方则不然。
对于此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二、见危不救的涵义和外国法律借鉴见危不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行为人遇见他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不予伸出援手。
法律角度看，受助者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在无法律义务与不损害他人利益前提下，行为人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的情形。
道德是社会生活中一种维持社会秩序存在于人价值观中的内在约束力。
它的存在与地域、经济文化、信仰等因素息息相关，各国、各地区有时候会有所不同。
与之产生的道德义务也不尽相同。
但是对于面对见危不救，无视生命这种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不认同的，说明价值取向在这一问题上是一致的。
如果对于像见危不救这类违反重大道德义务行为的处罚仍然只是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显然不利于这种道德败落的社会现象进行有效的遏制。
例如：《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时，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阻止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
”《德国刑法典》（1976年）第330C规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急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况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他义务而不救助者，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
”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国都对此作出了规定，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见危不救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根源于对社会秩序保护的社会利益的侵犯，根源于对社会全体成员一直决定的价值选择的违背。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是指在看到他人处于危险境地时，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没有提供帮助与援助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是缺乏人性，更是一种社会不良风气，甚至可能导致他人的生命危险。
因此，有人主张应该将“见危不救”加以惩罚，以维护社会正义。
然而，在多维度视野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理由。
首先，道德责任远远大于法律责任。
见危不救的行为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显然是缺乏基本的道德操守和同情心所造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来避免“见危不救”这类不良行为的发生。
此外，人们的行为受到环境、家庭、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加强家庭教育、推进社会文明建设等方面工作，也是预防“见危不救”行为的有效方法，远远强于法律制裁。
其次，不应将救助义务强加于个人。
通常，个人的行为不应被法律定义为犯罪，除非它涉及到违反一定的公共政策。
救助行为应该是自愿行为，且不能仅仅是受到法律的强制。
如果将“见危不救”加入刑法，可能会引发一些不良影响。
例如，在恶劣环境下，可能会出现犹豫不决、逃避、甚至逆反的情况，以致于误伤或或强制干预。
因此，采取激励机制，通过奖励和表彰来鼓励个人进行救助行为，是一个更加明智而有效的方法。
最后，加入刑法难以界定“见危不救”的法律标准。
在不同的情况下，“见危不救”行为的界定会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比如救助者的人数、意愿、机会等。
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对于法官而言，他们需要对情境下的行为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虑，这将给司法程序带来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因此，将这种行为加入刑法会导致很多争议，而这些争议会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总之，虽然“见危不救”这种行为与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背道而驰，但这种行为应该在道德上受到谴责，而非法律上加以惩罚。
我们应该通过多方面努力，提高公民的道德观念，引领人们做好救助行为，为构建一个和谐先进的社会形态奠定坚实的基础。
见危不救是否应当入刑、在多大程度上入刑、如何入刑，一直都是刑法领域颇具争议的问题。
以是否应当入刑为标准，可将现有观点分为两类:一是以道德义务刑法化、有违刑法谦抑性等为由质疑见危不救入刑；二是以己他两利、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性等为由主张见危不救入刑。
在分析两种不同观点时，应当注意二者并非完全对立。
主张见危不救入刑，并非机械地将对所有见危不救行为的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而是审慎地将其中的部分行为犯罪化。
本文认为，将全部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是矫枉过正的，但将其中道德要求有限、不会使公民利益有损的见危不救犯罪化，是应当且合理的。
以下详细分析。
一、见危不救的范围界定对见危不救犯罪化与否的讨论，应当建立在范围界定明确的基础上，否则容易出现张冠李戴的混淆。
首先，现已明确“见危不救”在语义上是指对处于危难中的他人能救助而不救助的行为。
实际上，正是这种宽泛的、定势的范围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并加剧了对其犯罪化与否的争议。
故厘清见危不救的内涵和具体分类，是研究其是否入刑的必要前提。
其次，上述宽泛的“见危不救”行为，可以据行为人对需要被救助人是否负有特定救助义务为标准，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为人负有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其义务来源涵盖三种情形—法律规定、职业或职务要求、先行行为引起。
实际上，此三种情形的“见危不救”都已经符合了刑法不作为犯罪的相关构成要件2，应当且已经实现了犯罪化，故毋庸赘述。
另一类则是行为人没有任何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
这是颇具争议的一类见危不救，行为人对需要被救助人不负有任何来源、任何形式的救助义务，也就是有学者所称的“陌生人之间的见危不救”3。
在此基础上，可将其细化为两类:一是对自身和其他人有危险的不救助，二是对自身和其他人无危险的不救助。
对于前者来说，如果施救，在性质上更类似于新闻报道中的“见义勇为”—对不负有救助义务而陷于危险状态的陌生人施以救助，尽管代价会是对自身见危不救的犯罪化问题研究宋 颖(南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天津)摘 要:见危不救是否应当犯罪化，一直颇具争议。
无特定救助义务的陌生人之间，见危不救是指不会对自身或者其他人造成任何危险而对陷入危险状态的生命及人身利益不实施救助的行为。
这种行为犯罪化，符合最低限度道德要求且属于刑法谦抑性原则中必要犯罪化的范畴，且不会出现不具可操作性的问题。
一定的法益侵害性和刑罚基础，也使得见危不救犯罪化有现实必要性。
关键词:见危不救；犯罪化；道德义务；利己利他1参见:黎宏.一定条件下的见危不救入刑研究[J].中外法学,2018(3):590。
2汪力、邹冰.关于‘见危不救罪’的法理学和刑法学思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15.3同注[1],第590页.或者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
而对后者来说，对陷入危险状态的陌生人进行救助不会影响到自身或者其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可以说是在不损害自身或第三人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挽救陌生人的利益，最大化地保护更多的社会利益。
二者界限在于，无救助义务的施救行为是否会对救助行为人或者其他人造成影响。
最后，对无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也并非全部犯罪化处理，而是仅将其中对自己或者其他人无危险的见危不救犯罪化。
冒着自身或者其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风险而实施救助，与其说是“见危而救”，不如形容为“见义勇为”更加贴切4。
行为人不顾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救助行为是“义”、“勇”的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体现；若将该类并不常见且已经被称为“美德”的道德要求法律化，认为当陌生人陷入危难时“不义”、“不勇”即应入罪，于法于情都是不当的。
所以，在陌生人陷入危险时，行为人可以在自身或者其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利益均无危险的条件下为救助行为而不作为，可以由刑法加以规制。
据此可以确定见危不救的范围和构成要件。
第一，行为主体为没有特定救助义务的一般人。
否则就应该涵摄在现行刑法规定的不作为犯罪中进行评价。
第二，必须存在现实紧迫的生命及人身危险。
该种危险必须具有现实紧迫性，不是杜撰或者假想的危险，且具有需要即时救助的性质；否则就丧失了要求毫无特定救助义务的陌生人出手救助的请求基础，这时候如果刑法依然要求陌生人出手相救，则会正中反对者“见危施救不是最低限度道德”5的下怀。
同时，处于这种危险状态下的利益是且仅是生命及人身利益，不包括财产性质的利益。
有不同观点指出实践中存在财产利益重于人身利益的情况，并以“老人宁愿自己被痛打一顿也不愿给孙子的救命钱被抢走”为例证6。
但这只是媒体报道的罕见事件，而刑法所规定的是普通大众均可以接受的一般正常事项，以罕见事件为由要求刑法提高见危不救入罪的法益标准，未免有失严谨。
在现今的大众观念里，财产利益尚无法和生命及人身利益在重要程度上相提并论，若将财产利益也纳入危险利益范畴，会使公众对是否具有需要紧急救助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加剧其对“见危而救”的质疑。
第三，行为人必须具有进行救助的能力和条件。
这一要件和现行刑法中不作为犯罪“行为人具有作为能力”7要件具有一致性，不再赘述。
第四，救助行为必须不能对行为人或者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危险。
这是见危不救犯罪化的绝对性核心要件。
首先要求行为人的施救行为不会造成自身及其他人(尤其是与行为人有法律或者情感关系的人)的危险。
试想，若救助陌生人会对自身及与自己有法律或者情感关系的人造成危险或者危险威胁，或是对无关的其他人造成这种威胁，一般人还会毫不犹豫地实施救助吗?这种要求甚至达到了“美德”的标准，不再属于应该刑法化的有限道德。
所以应将这一核心要件绝对化—救助行为必须不能对行为人和其他人造成任何危险，即使这一危险远远小于需要被救助人所面临的危险8。
这样方能符合社会公众的“至少利他不损己”的心理预期，才不至于将任意道德刑法化，见危不救犯罪化方才具有得以推广的可能性9。
其次，这种危险或者危险威胁不仅包括人身利益而且包括财产利益。
可以发现，于需要被救助人，只有人身利益陷于危险状态时，方才要求陌生人实施救助；而对于无特定救助义务的行为人，只要人身利益或者财产利益中有其一可能因救助行为遭受危险，就可以不实施救助而不构成见危不救。
之所以这样考虑，并非因为在此处就认为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的重要程度相当，而是从保护行为人所看重的一切利益、激励其积极对陌生人施以援手的角度出发的。
只有解决了行为人在利益考量上的后顾之忧，才能实现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良好社会效果。
二、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可能性尽管将见危不救的犯罪化限缩界定在上述范围和要件的基础上，学界和社会依然有质疑的声音存在。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是最常见的质疑，认为任何形式的见危不救犯罪化都是不合理的道德义务刑法化；第二，4参见:蔡英.见危不救犯罪化之合理性质疑[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6):50. 5同注[4],第52页.6参见:于浩.论见危不救是否应当入刑[J].江汉论坛,2018(11):129.7周光权.《刑法总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5.8同注[6],第129页.9董邦俊.见危不救之犯罪化路径[J].法治论丛,2009(3):145.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见危不救应当先由民法、行政法等一般性法律调整，当且仅当其调整效果不理想时，方可考虑入罪；第三，不具现实可行性。
对这些质疑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其均不能成为反对前述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强有力理由。
(一)见危不救犯罪化符合最低限度道德否定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观点指出，无论何种程度的见危不救犯罪化，都是道德义务的刑法化，且这种道德义务不属于维持社会基本秩序运转的“最低限度道德”10。
由此看出，该反对观点也认同一定程度上的道德义务刑法化，但要求这一道德必须是最低限度道德，而他们认为见危施救不属于这种道德。
一方面，需要明确何为“最低限度道德”。
反对观点引用富勒《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的论述“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义务的道德便是从最低点出发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使有序社会达致特定目标的那些规则”11,得出了“最低限度道德”就是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道德之结论。
实际上，这种推论的逻辑是有待商榷的。
应是义务的道德也即最低的道德确立了有序社会及其目标，而不是只有确立了有序社会及其目标才是最低的道德，其因果关系不可本末倒置。
另一方面，无论是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认可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这一基本理论。
但即使是这样，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于更好地利己的目的，在一定范围内利他12。
问题就在于利他的行为是否属于可以刑法化的道德。
损己利他的行为因为对社会一般人设置了过高的道德要求而属于“美德”范畴，不在刑法讨论之列。
不损己而利他或许会因为于自身无益而受到不能作为最低限度道德进行刑法化的质疑，但是己他两利的行为，不仅能够在增加个人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更多的社会总体利益，而且不会对个人提出强其所难的要求，符合“最低限度道德”的标准。
在此基础上，不会对自身或他人产生影响的见危施救可以归入“利己又利他”的范畴:既不会影响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又能挽救陷入危险状态中陌生人的利益，同时在自己陷入危险状态时也有相应的保障。
故而，见危不救犯罪化符合“最低限度道德”刑法化的标准，在道德和刑法的关系上是站得住脚的。
(二)见危不救犯罪化与刑法谦抑性并不冲突反对观点称，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于任何一类行为，刑法的规制都是要在民事、行政等法律无法有效调整的情况下方可进行。
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指出，谦抑原则是指刑法应将不得已才使用刑罚的场合而非所有违法行为作为其规制对象13。
由此可以看出，刑法的谦抑性并不是为了刻意将犯罪事项缩小在某一特定的圈内，而是为了更合适地划定这一犯罪圈。
所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应当是刑法学人确定罪与非罪的指导性原则和工具，而不能反过来成为束缚其将任何一个问题犯罪化的枷锁。
一方面，谦抑性原则并不完全排斥犯罪化，它是合理的非犯罪化和必要的犯罪化的有机统一。
对于一类事项，如果其社会危害程度达到了犯罪化的必要标准，那么谦抑性原则就不再是反对其入罪的理由，反而可以为其提供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支持。
以我国几十年刑事立法进程为例，可以看出从1979年刑法至1997年刑法，罪名是呈不断增加趋势的，增加数量约达288个；同时十个刑法修正案也具有相同的趋势，如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和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等20项罪名，2017年刑法修正案(十)在第299条中增加了第二款以设立侮辱国歌罪。
将上述这些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并没有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反，正是由于这些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和入罪必要性，将其犯罪化是遵循谦抑性原则的体现。
另一方面，前文所述对自身或他人利益无影响的见危不救，属于谦抑性原则所允许的必要犯罪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