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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译文人禀受了（上天赐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有各种各样的善行，正和邪是有区别的，直和曲是不同的。
像邪曲的行为，是人们所鄙视的，是小人的行事准则；而正直的行为，是人们所珍视的，是君子的德行。
但是世人大多愿意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愿意追随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之道，为什么呢？俗语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如弯钩，反而能封侯。
”所以（世人）宁愿顺从来保持自身平安，不愿违逆而遭受祸害。
何况写史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劝惩，树立好的风气。
如果有那些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荒淫无度不好好治理国家的君主，倘若把他们所做的事不加隐晦地记录下来，不掩饰他们的污点，那么他们的丑恶行径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而他们的恶名则会流传千年。
史书的记载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秉笔直书）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那么就不会招来祸害；如果在不可以做的时候也这样做，那么就会招来祸害了。
像晋国太史董狐记事的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赵盾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背上了恶名。
赵盾和董狐两人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各自按照自己的行事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就是因为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
至于像（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写“崔杼弑其君”，司马迁写汉代皇帝的过失，韦昭按照规矩不给吴主孙皓的父亲孙和作纪而只是作传，崔浩监修北魏国史写了一些鲜卑贵族忌讳的事情，（这些史官）有的身遭刑戮，被当时的人所取笑；有的史书（被当做垃圾）埋到坑里，不为后世人所知。
世事如此，却来责备史臣不能有东汉“强项令”董宣那样刚直不屈的品德，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太难做到了。
所以张俨发愤私撰《嘿记》，收藏了起来；孙盛愤然不愿修改《晋阳秋》，于是私下将原稿另抄一份，寄给辽东慕容俊收藏。
用这种办法来逃避祸害，侥幸使秉笔实录的史书和个人的生命获得两全。
（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世事多艰，史书要做到实录是特别难得的。
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征伴随着人类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历史应运而生，而史学的产生则跟文字密切相关，不同的地域和政治孕育了不同的文明，在不同文明的指导下撰述历史的方法也就不尽相同。
在世界史学发展的长河中，有两支巨流，一为中国史学，一为西方史学。
除此之外，其他史学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无法同中西方史学分庭抗礼。
中西方史学的发展是动态的，这里就其整体而言探讨主要特征。
一.“王者之学”和“私学”完善的制度化的官方史学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最重要的区别。
中国古代史学的起源是很早的，它的萌芽源自官方的记史制度。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必举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可以看出中国从很早就就开始记录王朝正史，此后官方修史和私人著史一直沿袭，特别是官修史书。
中国古代，官方始终予以史学足够的重视，以致于后来朝廷不断增强对史学的监控，并使史学为王朝服务。
早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就有意识的加强对史书修纂的控制，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的《史记》也与汉武帝的支持密切相关。
到了东汉时期，王朝垄断了修书，班固私下编纂了史书就受到了统治者的严惩。
魏明帝时期，朝廷又设置新的官员来专门的修纂史书：著作郎。
到了唐朝则更加的完善，并设立了史馆，使王家将史学牢牢的掌控，朝廷编纂历史成为制度。
此后王朝政局分裂乃至统一，修史活动却并未停止，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朝廷编史制度沿袭下来。
正是由于封建王朝的重视，促进了史学编纂的逐步发展，官方史学和私学协同发展推动史学长盛不衰。
相比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较少的受到统治者的控制, 更多的是神话色彩和口头叙述，没有严密的制度做支撐。
古希腊的神话史诗《荷马史诗》就是覆盖在神话传说的层层纱幕之下的。
到了赫西俄德的诗作《工作与时日》，通过文学渲染出古希腊对历史认识的萌芽。
公元6世纪后创立了历史编纂学，但更侧重哲学，政治学的研究，在历史方面略逊一筹。
包括后来的基督神学控制下的中世纪也未推崇历史到很高的地步，凡此种种皆可以看出没有一套严格完整的像中国官修史书的制度，多以私人著述为主，官方没有过多的干预。
【词语大全】秉笔直书的意思，秉笔直书造句
【拼音】：bǐngbǐzhíshū
【解释】：秉：持，握住。
拿起笔来直接书写,
成语造句。
指书写史实不隐瞒、不避讳，真实的记录情况。
【出自】：清?曾朴《孽海花》第三十五回：“我是秉笔直书，悬之国门，不能增损一字。
”
【语法】：连动式；作谓语；形容客观对待历史。
【褒贬】：褒义词
【英语】：writethetruthwithoutfearorfavor；writedownthetruth；
秉笔直书的
近义词
据实直书书法不隐董狐之笔
秉笔直书的
反义词
讳莫如深
秉笔直书
造句
我们应该学习古代史官修史时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不能增损一字。
作为一名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应该秉笔直书，不能虚报数据。
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他秉笔直书的工作作风，另我们佩服。
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写作上秉笔直书，毫不夸大其词。
储安平是一个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上有过成功尝试的民主报人，他既是一个特立独
行的编辑家，又是一个秉笔直书的时评家。
尽管他有着难言的隐痛，但他仍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记录着史实，终著成不朽名作。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了唐朝刘知几的《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个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所谓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
而曲笔，则是指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
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或为报复私仇。
从二者的含义可以看出，直书就是要史家秉笔直书，遵从客观事实，“仗气直书，不畏强御”，从而给后人一个真正的历史记载。
对于曲笔，或是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是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是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舞词弄札，饰非文过”。
然后，史书不实，史德不存，徒留下千古遗憾。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直书和曲笔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一对存在。
无论是直书其事，还是采用曲笔手法，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和理论思想渊源。
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下的史学，既有秉笔直书的记载，又有曲笔回护的内容。
关于直书的记载，其一有《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
宣子日：“不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乎！越竟乃免。
”其二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君以说于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闻既书矣，乃还。
秉笔直书,历来是中国古代史官(秘书)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中国人历来讲究道德(或叫德行),强调敦品立德,并强调不同行业本身特有的职业道德。
纵观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历代的许多秘书(史官)大都能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职业道德和史学人格,拟文记事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一、秘书史上载入史册的直书典范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
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一。
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扞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齐太史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
”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
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兄长遗志,前仆后继,仍然秉笔直书,也遭到杀害。
接着,太史的小弟又大义凛然,直书如故。
崔杼慑于太史秘书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
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对历史和后代负责,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义,视死如归,成为秘书史上秉笔直书的着名范例!“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赵简子)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
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多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
赵盾只得逃亡,不过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弑杀了晋灵公。
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
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
《直书》原文和译文原文: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
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
以兹避祸，幸而获全。
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
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
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
历代厚诬，一朝如雪。
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
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
刚亦不吐，其斯人欤？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翻译：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又称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士人有各种行为，有的邪，有的正，有的曲，有的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