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政府经济学原理和相关知识分析案例
案例：“白色恐怖”依旧，绿色餐具赔钱
“我们的环保产品从一开始就注定卖不出去，巨额的亏损压负下，我们不得不另找出路。
”望着办公室外3万多个平方的厂房，佛山绿洲纸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棉森沉重地对记者说。
现在，他以整个“佛山绿洲”入股了被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广东绿洲纸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自1995年国家宣战“白色污染”，以纸质用品取代发泡塑料餐具以来，先后有100多家企业投入人力和资金转向环保餐具的研究与开发。
专业从事一次性纸浆模塑制品的生产、销售的佛山绿洲公司成立于1998年，第一期总投资达5000万元，年生产能力1.28亿只，现日产量为40万只。
但几年来，发泡餐具仍然大行其道，在白色的“汪洋大海”中，环保餐具的第一批淘金者们不是仆然倒地就是只剩下苦苦挣扎的份儿。
比较而言，“佛山绿洲”还是其中支撑较久的。
在生产成本上，环保餐具竞争劣势相当明显。
一吨塑料和一吨纸浆板材的价格分别是1.2万元和1.3万元，但制成产品后，价格却相差5倍左右。
其原因在于材料的利用率上，后者的成本要高几倍。
在生产工艺上，前者技术已经成熟，后者则要经过打浆、成型、消毒和包装等6道程序，成本便居高不下。
“环保餐具产业是一项微利产业，规模经济将是我们采用的杀手锏。
”广东“绿洲”将在原“佛山绿洲”的基础上新建生产线，第一步目标是形成每年3亿标件的生产能力，年销售收入7300万元。
我国市场的一次性餐具需求量在每年100亿只以上。
韶能集团的另一负责人透露了他的隐忧，“发泡餐具一日不从生产源头上禁止，环保替代品的生产发展就一日不成规模。
”
发泡餐具公司不理解
“我的产品不降解，它也不降解，为什么它能用，我的就不能用？”深圳德丰盛有限公司日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200万只，投资总额是3500万元，去年销售额是4400万元。
可是，慑于禁白令的威力，与德丰盛合作了5年的零售商“沃尔玛”日前转用了其他产品，仅此一项“德丰盛”每月将损失几十万元。
其总经理姚佩佩女士注意到，替代他们的产品是CT产品（聚炳烯与滑石粉的复合环保产品）。
目前CT产品还没有列入我国一次性可降解餐盒餐具能用技术条件的检验目录中。
德丰盛和另外13家发泡餐具生产企业甚至联名斥责，数次发布大幅广告表达对禁白令的不解。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11月发布了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目前已有不少企业的产品已达标，可是，市场上尚未找到不含化工材料而性能、卫生指标又较高的环保餐具；不少产品不过是往聚丙乙烯里混合了改性淀粉等，不可能完全降解。
此外替代品普遍成本过高，生产数量有限，能否满足市场需求、市场是否接受都是未知数。
“真正的环保是要鼓励少用、重复使用，而不是替代使用。
”姚女士举上海为例，上海的管理原则是：“源头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
工厂每月按照生产量或者销售量交纳回收处置费购买“回收标识”，这个标识贴在发泡餐具上犹如有了“准生证”。
政府则将收费用于回收、运输、清洗、再利用等善后工作上。
目前深圳市面上一次性发泡胶餐具销售量每天有336万只，以此计算，深圳每天大约需要10万元回收费用，姚女士认为这个数目用于回收应该够了，企业也愿意承担这项费用，但是却不得其门。
离不开政策和消费者
后来，在京城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却将姚女士们的“反弹”升级。
一个发泡餐具污染治理研讨会在京召开。
但会议似乎一开始就走了调，整个会议的主题变成了“发泡餐具究竟有无毒性”的辩论，部分塑料专家和北京市消协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夏青一语道破这场有毒无毒之争的玄机。
他说，恰恰是因为国家经贸委关于2000年底禁止发泡塑料餐具的6号令迟迟没有落实，才使很多单位和企业认为政策有可能松动，或对某些地区网开一面。
他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作出战略决策。
国家经贸委一位负责人则称，有关部门正在制订落实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餐具的方案。
但该负责人强调，表面上看，6号令的进一步严格执行对新型环保餐具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新型环保餐具由于自身技术支持没跟上，成本高，现在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好。
所以新型环保餐具的生产厂家不能过分依赖政府政策，因为如果这些新型企业不能从质量、价格等各方面符合消费者的要求，国家也很难有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案例分析
一、
1、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方面是有利的，但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当存在污染这种负的外部效应和有利环保这种正的外部效应时，市场是失灵的。
上文案例中，取代发泡塑料餐具的纸质环保产品从一开始就注定卖不出去。
2、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当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政府政策有时可以潜在地改善市场配置，甚至可以发挥最好的作用（外部性的私人解决无效时）。
3、由于外部边际成本的存在，负的外部性使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成本，表现为市场产量大于社会希望的量；由于外部边际效益的存在，正的外部性使私人边际效益小于社会边际效益，表现为市场产量小于社会希望的量。
4、为了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就要对外部性进行内在化。
上文案例中，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管制。
政府可以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问题。
例如，国家经贸委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有关部门正在制定落实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
泡餐具的方案”，就是一种管制方式。
二是庇古税（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收税，以税收形式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将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和补贴。
政府对外部性的反应也可不采取管制行为，而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
上文案例中，可以对生产发泡餐具的生产厂家收取较高的庇古税，而对生产纸质环保餐具的厂家予以财政补贴或免税。
应该说，第二种方式优于第一种方式。
二、
1、上文案例主要反映的是外部效应问题。
发泡塑料餐具生产由于给社会带来污染，个体的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具有明显的负的外部效应；环保餐具的生产，个体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成本，具有正的外部效应。
而具有负的外部效应的行为常常是供给过度的，正的外部效应行为则供给不足。
2、有用行政产出的短缺。
行政机构存在的理由是社会领域存在着对该机构所提供的产出的需求。
行政部门经常不能有效满足社会或社区对行政产出或服务的需要。
在上文案例中，国家经贸委的“禁白令”未能及时出台使发泡塑料等白色餐具有较大的生存空间，使环保餐具受到强烈的挑战，反映了有用行政产出不足的问题。
3、绿色环保餐具的市场需求面临的价格弹性问题。
由于有明确的可替代产品（白色餐具），所以绿色餐具具有价格弹性，价格对其市场有最突出的影响，在白色餐具存在的情况下绿色餐具的生存之道是降低生产成本，以低的价格竞争。
4、市民环保意识的培育问题。
培育市民的环保意识，有利于减少白色餐具的使用而增加环保餐具的使用。
培育市民的环保意识也应成为政府解决外部效应的一项措施。
在对白色餐具企业征收庇古税或给绿色餐具企业补贴的同时，加强环保意识教育。
三、
这一事件与发生在陕西西安的政府“三禁”事件性质一致。
西安市政府以政府令形式明令禁止放鞭炮、禁止使用一次性木筷、禁止摩托车上路，其政策制定目的是维护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但政策的执行却始终无法到位,警察面对蜂拥的摩托车只能以“法不责众”来敷衍。
好法律、好政策并不只是正确的出发点，它应造就一种环境,它需要广泛宣传发动；更需要执行的保证,使守法者感到自由，使违法者受到处罚。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应是一个系统(各执法部门分工太细,相互掣肘也是一个原因),应综合考虑,才能确实取得应有的作用,保持政府的信用。
四、
1、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不能无视绿色环保产品在市场竞争处于劣势以至消亡，政府应发挥积极的政府导向作用，将外部性内在化。
同时，作为绿色餐具的生产厂家也不能过份依赖政府政策，要尽快抓紧技术攻关，扩大生产规模（可以进一步开展企业联合或合并），降低产品成本，早日占领市场。
2、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加大执法力度。
3、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速度。
技术转让费太高，厂家不愿意投资；转让费太低，专利权人又不干———以至于有女也愁嫁。
如果政府力度加大，不再允许使用无法降解的产品，那么可降解的新产品就会有销路，哪怕成本高点，厂家也愿意投产，专利权人也愿意转让，使知识形成生产力。
2011秋行政管理本科
邢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