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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窃的司法实践分析与规范含义界定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或人群中使用身体接触等方式并不合法地从他人身上拿走财物的行为。
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给受害人带来了不良的经济和心理损失。
因此，对于扒窃者的司法追究和惩罚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将探讨扒窃的司法实践分析和规范含义界定的问题，并从而探讨如何加强对扒窃者的惩治和打击。
首先，对于扒窃的司法实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扒窃罪并不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
虽然扒窃者的行为很危险，但他们通常会被市民及时发现并捉拿，因此破案率较高。
但反观对于扒窃者的惩罚却并不严厉，一些扒窃者即使被抓获，也只是受到了轻微的惩罚，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
在一些失控地区，扒窃甚至发展为一种传统的黑色产业链，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其次，规范含义的界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界定对于扒窃者的处罚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扒窃罪的定义为“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工具上以接触方式非法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
在这里，规范含义的界定十分明确，即以接触方式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均为扒窃罪。
但是，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人们可能会将与扒窃类似的犯罪行为归为扒窃罪，令其受到同样重的惩罚，这就会引发司法公正性的质疑。
最后，为加强对扒窃者的惩治和打击，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首先，加强扒窃罪的预防，这包括加强对于失控地区的管理，加强警力的巡逻力度和安全监控力度以及加强对于市民的宣传教育。
其次，健全法规制度，明确扒窃罪的界定和刑法处罚。
最后，加强司法实践，严格惩治扒窃者，通过加强对于扒窃罪的打击，形成对扒窃行为的惩治震慑，从而进一步预防和减少扒窃犯罪的发生。
综上所述，扒窃罪作为一种损害他人财产利益的行为，其向的惩治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要在司法实践中严惩扒窃行为，同时也要加强对于扒窃罪的规范含义界定和预防措施，以此彻底防止和减少扒窃犯罪。
浅析扒窃行为
扒窃行为是指在没有受到授权的情况下，从他人身上获取财物的行为。
这是一种非常
卑劣的行为，不仅会侵犯他人的财物权，还会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影响社会安宁。
本文将
从其定义、影响、预防等方面进行展开。
扒窃行为从法律角度来看，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在我国刑法中，将扒窃罪列为盗窃
罪的一种，既侵犯财产，又侵犯人身安全，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定为抢劫罪。
因此，从法
律上来讲，扒窃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扒窃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扒窃行为会导致被扒者的财产丢失，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
其次，扒窃行为会对被害人身心造成伤害，可能导致被害人产生
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惧。
最后，扒窃行为还会拉低社会公共秩序，为社会带来混乱，给社会
治安带来威胁。
为了预防扒窃行为的发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要提高警惕，增强
防范意识，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应该时刻保持警觉，注意自身财物安全。
其次，
在公共场所应该留意身边的陌生人，不要随意相信陌生人的言语，更不要随意跟陌生人合影。
最后，对于拥有贵重物品的人来说，最好不要单独行动，最好和朋友一起行动，提高
安全系数。
总之，扒窃行为是一种非常卑劣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极大。
我们作为公民应该提高
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在生活中警醒自己，时刻保护自身财物安全，建立和谐、安全的社
会环境。
关于“扒窃”问题的理论与实务分析“扒窃”正式入刑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扒窃”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比较激烈。
在理论界，张明楷教授认为“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就是扒窃；陈兴良教授认为“采用割包、掏包的方式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是扒窃；车浩教授认为“侵入他人贴身范围、盗窃他人贴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应界定为扒窃。
在实务界，一些司法机关认为，扒窃不需要数额，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可构成盗窃罪；而有的则采用传统的“数额”犯盗窃罪模式，认为扒窃也应达到区别于普通盗窃罪的“数额”，没有达到该数额，不可构成盗窃罪。
这些关于“扒窃”的分歧不仅使得理论界激烈讨论，也困扰着广大一线司法干警们。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这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扒窃”的认定，为司法实务界提供了一定的标准。
然而这种标准仍是粗略的，仍无法具体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随身携带的范围是多大”、“扒窃是否需要数额”等。
笔者认为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
随身携带的范围包括他人带在身上或置于身边可控制的财物。
扒窃构成盗窃罪不需要“数额”的要求。
扒窃构成盗窃罪也有既遂、未遂之分。
扒窃不应一律入罪，应受但书条款的限制，着重考量情节要素。
一、当前“扒窃”概念争议焦点盗窃罪作为刑法侵犯财产类的犯罪，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而社会中盗窃的行为方式又是各有不同的，其中，扒窃的这种盗窃行为方式一直受到实践部门的关注。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扒窃作为盗窃的一种方式，必须要达到在一年之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才能通过认定为“多次盗窃”的方式认定为构成盗窃罪，即扒窃必须要具备时间、场所和次数上的要求才有可能构成盗窃罪，单独的一次扒窃行为并未纳入刑法的评判之中，而是由相关的行政法规予以处罚。
《论扒窃的认定》篇一一、引言扒窃作为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给社会治安和人民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扒窃行为也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和隐蔽化的趋势。
因此，对扒窃的认定成为了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将从扒窃的定义、认定标准、认定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案例分析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扒窃的定义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扒窃行为具有隐蔽性、突然性和快速性等特点，往往给被害人带来财产损失和心理压力。
三、扒窃的认定标准1. 主观方面：扒窃的认定首先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即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在认定过程中，需根据行为人的言辞、行为表现、作案手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2. 客观方面：在客观方面，需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这包括对作案现场的勘察、物证、视频监控等证据的收集和分析。
同时，还需考虑被害人的财物是否确实被行为人所得手。
3. 证据要求：在认定扒窃过程中，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证据包括物证、视频监控、证人证言等。
证据之间应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
四、认定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1. 重视现场勘查：现场勘查是认定扒窃行为的关键环节。
在勘查过程中，需仔细收集物证、痕迹等证据，并拍摄现场照片、制作勘查笔录等，以便为后续的认定提供依据。
2. 重视视频监控：视频监控是认定扒窃行为的重要证据之一。
在认定过程中，需对视频监控进行仔细分析，找出关键画面和关键时间节点，以便为认定提供有力支持。
3. 考虑作案手段和作案环境：不同的扒窃行为往往具有不同的作案手段和作案环境。
在认定过程中，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考虑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突然性和快速性等因素，以及作案环境是否有利于扒窃行为的实施。
五、案例分析以一起典型的扒窃案件为例，通过分析案件的作案手段、证据收集和认定过程等方面，探讨扒窃的认定方法和注意事项。
在本案中，通过现场勘查和视频监控等证据的收集和分析，最终认定了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并依法对其进行了惩处。
刑法体系解释下“扒窃”行为之认定作者：黄妍妍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第08期摘要《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盗窃罪的罪状，将“扒窃”这一行为类型单独入刑，这表明了我国立法者打击“扒窃”犯罪的决心和意志。
但修八对于“扒窃”的规定相当简单，两高也尚未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
虽然，近来两高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其仅对“扒窃”予以了定义，对其如何具体适用仍未规定。
究竟“扒窃”行为是否一律入罪问题给实务界带来了巨大困扰。
各地入罪标准不统一，司法实务部门选择性执法的现象频频发生。
如何合理地适用“扒窃”行为入刑之规定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文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对“扒窃”行为的认定进行探究。
关键词扒窃盗窃罪体系解释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刑法修正案（八）》（以下也简称“修八”）第39条将“扒窃”行为作为盗窃罪中单独的一种行为类型予以规定。
但其仅简单地规定了“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其并未对单独入刑的“扒窃”行为予以限制，那么是否意味着“扒窃”行为就一律入刑呢？针对该问题，各方学者理解不一，各地的司法实务部门处理标准也存在很大不同。
虽然两高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其仅定义了“扒窃”行为，如何具体适用仍未规定。
为了确保刑法规范既能有效地打击“扒窃”犯罪，又能防止其过度扩张侵入行政法的调整领域，如何合理地认定并适用“扒窃”行为之规定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当前不乏关于认定“扒窃”行为的研究，但系统地采用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的甚少。
众所周知，刑法体系解释在刑法实际运用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合理地认定和适用刑法条文与刑法体系解释密不可分。
基于此，在两高尚未出台相关适用准则的情况下，本文将从修八实施以来各地司法实务部门针对“扒窃”犯罪的不同处理方式入手，结合当前学者对“扒窃”行为的认识，运用刑法体系解释，对修八单独纳入盗窃罪的“扒窃”行为进行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司法实践认定本文案例启示：扒窃行为不但侵害公民财产权，也危害公众的安全感，并且取证难、不易查处，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将其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没有情节和数额限制。
是否构成扒窃往往涉及罪与非罪问题。
在公共场所和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是扒窃的两个基本要件：公共场所应做实质理解。
他人随身携带财物包括放置于身边、观念上可以控制的财物。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予以单列。
和一般盗窃不同，扒窃的入罪没有情节、数额要求，因此只要构成扒窃行为即构成盗窃罪。
另外。
相同数额情况下，扒窃行为的量刑也重于一般盗窃。
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某盗窃行为是否属于扒窃往往涉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争议，值得关注。
一、扒窃的社会危害除了与一般盗窃相同的侵害公民财产权之外，扒窃行为还表现出以下社会危害性：其一，扒窃行为对公民公共安全感的侵害。
扒手在人群密集、流动性大的公共场所行窃，涉及面广，且行为隐秘性强、手段日益精细、时间快，使人提心吊胆，防不胜防，人人自危，因而严重降低公民的社会安全感。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扒手在公共场所对某一个体进行扒窃时，公众在对被扒者怜悯同时也会顾影自怜，当这一情绪反射于大脑，公众就会降低对公共场所安全的信任度。
因而这并非是简单个体之间的私人恩怨或财产损害，而是对社会管理秩序的扰乱和破坏。
另外，扒窃行为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近距离实施窃取。
更容易转化或升级为其他严重犯罪，威胁不特定人群的安全。
所以，扒窃危害的人群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对公众安全感的破坏是其他盗窃行为所不能比拟的。
其二，扒窃行为专业性、团队性彰显其严重的主观恶性。
近年来为了逃避打击。
大多数扒窃人员以血缘、地缘关系组成犯罪团伙，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共同实施扒窃犯罪。
且内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从扒窃手段的训练、扒窃行为实施。
到互相掩护作案以及转移赃物、销售赃物等环节均有组织分工，形成严密完整的犯罪链条。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予以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随意编辑修改！ ==扒窃的单独成罪分析一、引言犯罪是自古就存在的历代统治阶级总是把一切反抗与破坏统治秩序的行为视为犯罪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对此进行最严厉的惩罚，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管子治国》就曾经有关于犯罪的产生原因的论述民富则安乡重家皮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管子认为犯罪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民贫，为生存不得以而为之。
古希腊学柏拉图在《国家论》中也提出人们为了金钱常常是许多犯罪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犯罪的罪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罪恶本性他认为犯罪有三种情况:一是由于缺乏衣食而犯罪;二是由于人们在温饱之余，情欲驱使，寻欢作乐而犯罪;三是由于人们最求无穷的权威和肆意纵乐而犯罪岁。
马克思的因果关系论指出，当强制管理不严格的时候犯罪人利用了这个条件就会导致一些原本不应出现的犯罪成为事实。
不良的社会环境刺激着犯罪的产生不良文化刺激驱动那些意志薄弱者的低级需求，使其感官的、肉体的欲望无限制的发展是个体的不合理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一定的条件下将会冲破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走向犯罪的道路。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刺激和推动扒窃、盗窃犯罪作为发生率最高的常见犯罪从古至今的一直存在、屡禁不止。
二、什么是扒窃扒窃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
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扒窃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
从定义可以看出，具有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的场所特征也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特征。
但扒窃是否仅仅就是只有这两个特征?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结合实际生活中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扒窃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技术特性，即通过一定的技术性手段来盗窃被害人的贴身财物这种技术性手段不是一般人短时间内能够掌握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够达到窃取被害人财物而不被发现的程度，实现其秘密性。
网法院为样本的分析[J].中国法律评论,2018(2).[5]互联网法院带来公平正义“加速度”[N].重庆日报,2017-06-30.[6]吴逸,裴崇毅.我国民事诉讼电子送达的法律问题研究——以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规程汇编为例[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7]周斯拉.电子诉讼中当事人权益保障——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例[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2).作者简介：张一博（1999—），男，汉族，河南民权人，单位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上扒窃构成要件的法教义学理解张 曦摘要：对扒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以刑法客观主义为根本立场，充分挖掘扒窃行为的法益侵害内涵，由此限缩行为人刑法的解释空间。
扒窃入罪以“发生在公共场所”与“盗窃他人贴身财物”为必要。
前者造成了社会公共安全感的降低以及社会防卫成本的升高，进而侵害了作为法益的社会秩序，后者侵害的法益并非“贴身禁忌”，而是“被害人的高强度占有”。
对于扒窃构成要件的解释可以在客观主义内部得到解决，没有必要重蹈主观主义刑法的覆辙。
关键词：刑法客观主义；扒窃；公共场所；随身携带；被害人教义学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６１－０４《刑法修正案（八）》将盗窃罪的基本罪状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
至此，扒窃入罪成为既定的事实，“扒窃”成为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行为类型，学界观点的碰撞也从立法论上的争论转向解释学上的聚讼。
然而，理论观点百家争鸣的反面，是通说观点的付之阙如，司法实践的严重困惑。
至今，学界对扒窃构成要件的解释仍然难以得到统一。
司法机关在处理扒窃类犯罪时仍存在将“扒窃20元”的轻微行为认定为盗窃既遂的极端情形。
·经济刑法·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９期作者简介：肖中华，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利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扒窃”犯罪成立要素的合理界定———侧重于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肖中华孙利国（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北京100872；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北京100025）摘要：扒窃直接入罪后，关于扒窃犯罪的成立要素合理界定问题，一直争议颇大。
要想准确界定扒窃犯罪成立要素的范围，应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盗窃罪的修正背后体现的刑法基本价值倾向的变化出发，即从扒窃入罪体现的刑法重视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出发，才能合理界定扒窃罪成立要素。
具体来说，扒窃罪的成立原则上不应有数额限定；扒窃的成立不必一定发生在公共场所；扒窃对象应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方式应具有非暴力性和相对秘密性；扒窃既遂的成立时间应适当提前。
关键词：盗窃；扒窃；行为无价值中图分类号：D F6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12）09-0044-08《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正，将扒窃直接入罪，没有数额和情节限制。
对于扒窃入罪化的观点，主要是从惩治必要性角度展开论证的，其认为扒窃技术含量较高，行为人通常具有常习性，具有较高的犯罪技巧和犯罪技能，反侦查能力强，往往为多人共同犯罪，存在进一步伤害被害人的可能性，该类犯罪目前比较嚣张，危害性大，以数额论具有偶然性。
１以北京市检察机关受理的相关扒窃案件为例，一份《三年来北京市公交系统扒窃案件实证分析》显示，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公交扒窃案件４３３件５３０人，涉案嫌疑人都为惯犯、职业犯、常习犯，其中因盗窃受到过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有３４８人，约占总数的７０％，构成累犯的有１５６人，约占总数的３０％，没有前科劣迹的仅占３０％。
扒窃入罪半年多来，围绕应如何合理界定扒窃的成立要素，诸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理解，争议颇大。
笔者认为，只有从修八关于盗窃罪的修正背后体现的刑法基本价值倾向的变化出发，才能合理界定扒窃的成立要素。
总的来说，修八体现的整体立法价值倾向是，在坚持重视结果无价值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日益重视行为无价值。
在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关于违法性本质的问题存４４在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争论。
争论的要点是：对违法本质的判断，是判断结果，还是判断行为；是在行为当时判断，还是在结果发生时判断。
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现实发生的法益侵害或者威胁是违法性的根据，违法性的判断内容只限于客观因素，不包括行为人的认识、故意、目的、倾向等主观因素，违法性的评价对象是结果，违法性的评价时间是结果发生时。
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本质是对社会伦理秩序的违反，违法性的内容不仅包括客观因素，而且包括主观因素，违法性的评价对象是行为，违法性的评价时间是行为发生时。
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早已发展成精致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审判或者刑法学主流学说选择何种理论，取决于一个国家刑事政策立场的价值选择，即取决于一个国家刑事政策关于公正的诉求与定位。
但一般而言，行为无价值论的处罚范围要大于结果无价值论的处罚范围。
２总的来说，我国刑法强调结果无价值，偏重客观，主要表现是将犯罪的结果、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
如盗窃、诈骗等经济类犯罪一般都有明确的最低入罪数额标准，其他各类犯罪的入罪一般也都有相应的量化结果或情节限定。
修八在改变这种一贯的片面强调结果无价值的立法价值倾向方面有重大突破，如修八新增的危险驾驶罪，其中的“醉驾”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醉驾”行为，即可入罪，不要求任何的情节或结果。
修八还对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环境污染犯罪等进行了修正，将犯罪标准前移，将具体的危险犯改为抽象的危险犯、将实害犯修改为具体的危险犯。
这是我国刑事立法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选择，到目前为止，修八是最能体现刑事立法应对风险社会旨趣的立法。
３修八关于盗窃罪的修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扒窃的入罪体现了立法者重视从行为无价值的角度认定盗窃罪的成立，这要求我们在界定扒窃成立要素时，要充分考虑扒窃行为本身体现出的行为人的性格危险性，在认定扒窃的成立时间上应更加重视扒窃行为本身发生的时间。
具体来说，对扒窃成立要素进行解释、界定时，一定要从扒窃入罪的背景和理由出发，即从重视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出发，最大限度的把扒窃的打击范围限定在惯偷、“神偷”等人身危险性大的行为人身上。
同时，对扒窃等犯罪的成立要素进行界定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坚持重视结果无价值的基本基调，在重视行为无价值因素的方向上不应走得过远，要在有所侧重的基础上协调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扒窃犯罪的成立要素。
一、扒窃的成立原则上不应有数额限定关于我国刑法中扒窃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有数额限定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应当有一定的起点数额限定。
如有学者认为，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特殊类型，不应有数额的限制，但其同时又认为如果扒窃行为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引用刑法第１３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４还有学者在赞成前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应像普通盗窃罪一样，对扒窃规定明确的入罪起点。
５如果将扒窃行为一律入罪，不仅过度挤压了行政处罚的空间，不适当地扩大了犯罪圈，而且与刑法第１３条“但书”精神相悖，是极不可取的。
６盗窃罪属于取得罪，取得罪系指行为人出于取得意图而违犯的财产罪，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主要在于取得他人之物，而非在于获利，故行为人取得之物纵然毫无经济利益而言，亦足以构成取得罪。
７然而我国刑法对一般的盗窃罪规定了明确的入罪起点数额，即４５盗窃罪虽为取得罪，但在刑法规定有明确的入罪起点数额的情况下，未窃得法定数额的盗窃行为，在我国一般不认为是犯罪。
但基于上文分析，从强调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出发，扒窃属于行为犯，所谓行为犯，是指不以发生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８所以扒窃的成立不应有数额限制，从理论上说，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就成立盗窃罪。
主张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扒窃入罪数额的观点以及主张运用刑法第１３条将部分扒窃数额不大的扒窃行为出罪的观点，既背离了刑法从重视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将扒窃行为入罪的初衷，也违背了行为犯的认定标准，并不可取。
有学者提出，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没有数额限制，但并不妨碍司法解释对其设置低于数额较大的最低数额限制。
９笔者认为，刑法有关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规定，不能释放出任何数量信息，司法解释强行限定最低限额，是用司法解释架空刑法的不良表现，其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值得怀疑，不能用一个涉嫌违法的司法解释对下一个涉嫌违法的司法解释进行合理性的辩护。
我国刑法分则对构成要件的规定以总则第１３条关于犯罪的一般规定为指导，故应认为，分则所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都是为了使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
因此，解释者对分则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必须做出实质的解释。
１０“但书”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指导立法者将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入罪，并抽象地指导刑事司法，但书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有多大的技术价值，而在于其背后的价值偏好和政策选择。
１１对于扒窃来说，由于其强调的是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方式，从刑法关于扒窃的立法表述本身不能释放出量的要素，如司法机关不能说扒窃的数额达到５００元就构成盗窃，少于５００元就不成立盗窃，因为实践中，扒窃成功后，扒窃所得数额的大小往往具有偶然性，用偶然性的结果因素来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入罪明显不合理，也有违立法将扒窃直接入罪的初衷。
但刑法第１３条对司法实践中适用扒窃条款时仍有抽象的指导作用，即扒窃这一规范性要素虽不能释放出数额要素，但能够释放出能否将某一行为人的行为限定为“扒窃”的行为限定因素，完全可以在不考虑扒窃数额限定的情况下，通过对扒窃相关行为要素的限定，把扒窃的成立范围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深入探讨下去，可能又涉及对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的反思问题，对于一些情节比较轻微，情况比较特殊的扒窃行为，应当通过违法性阻却事由或责任阻却事由使其出罪，单一的规定扒窃的入罪数额无法合理地解决问题。
司法人员就扒窃的成立是否应有最低数额限定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扒窃入罪之初，司法人员仍保有处理普通盗窃犯罪的认识惯性，认为扒窃财物数额较小的行为，不宜认定成立盗窃罪。
以下案例就是如此：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１８时许，嫌疑人咯某在朝阳区某天桥附近的路上看到一名女子单独行走时兜里露出一个ＭＰ４，就跟在这女子身后走，趁其不注意将其兜内的ＭＰ４偷走。
后警察抓住咯某，并从其身上起获了被盗的ＭＰ４，经作价被盗ＭＰ４价值５０元人民币。
本案在司法机关讨论时争议很大，部分人认为，扒窃入罪是突出手段的恶劣性，按照立法原意，应是不计数额、次数一律入罪；部分人认为，对这类案件在批捕阶段应以无逮捕必要为由不予批捕，在起诉阶段应以情节轻微为由相对不起诉；还有人认为，本类案件应引用刑法总则第１３条的规定，以情节显著轻微为由不予入罪。
但司法机关在讨论和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日渐达成了一些共识：对于没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曾因扒窃被处以行政、刑事处罚的，如果属于共同犯罪或在作案时使用剪刀、刀片等危险性较大的作案工具的，一般应认定为犯罪；对于有证据证明嫌４６疑人曾因扒窃被处以行政、刑事处罚的，一般应当认定为犯罪；对于未成年人或者受胁迫参与扒窃的人，以及确因生活所迫而扒窃的初犯，要区别对待，分析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
这一处理思路，跳出了纠缠于盗窃数额的桎梏，从分析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入手，较合理地限定了扒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可取的。
二、扒窃的成立不以发生在公共场所为必要有学者认为，扒窃是采用割包、掏包的方式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１２对扒窃是否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未予特别强调。
但多数学者认为，扒窃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认为唯有在公共场所发生的扒窃行为才可能属于扒窃行为。
１３但关于扒窃的成立，是否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争论，主要是理论上的，因为据笔者了解，实务中尚未见到发生在非公共场所的扒窃案件。
认为扒窃发生的场所必须是公共场所，不是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扒窃行为，不成立刑法上的扒窃的观点，从实务情况看，基本可以成立。
以笔者了解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在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受理的５０余起扒窃案件及北京市检察机关受理的北京市公交系统近三年发生的４３３起扒窃案件为例，其全都发生在公共场所，具体来说，扒窃地点主要集中在过街天桥、商场、街道、公共汽车站台、公共汽车、地铁等人群密集、流动性比较大的公共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