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法律起源的主要特点
从中华文明起源看，无论是习惯，文字，艺术还是科学，都是上各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共同创造的结果。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独树一帜，其中，法治文明的发展也是自成体系，别具一格。
与同时代的古希腊、罗马等西方文明古国比，更是有其独特的一面。然而关于中国法律的起源，对于法学家和史学家都是一道难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法律起源有既承认“王权神授”，又强调“天人合一”；既赋予“礼义”予法律效力，又强调以刑为主，“法”即是刑的特点。前人的研究为后学者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指明了方向。
根据现有的史料和法学理论我们可大致勾画出中华法律文明起源的轮廓，概括出中华法律文明起源的一般理论，即中国法律产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1、幅员辽阔，相对封闭的内陆自然环境
2、人力耕织，自给自足的小农方式
3、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
4、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5、圣贤治国、礼法结合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产生经历了氏族-- 部落（部落联盟）--国家这样一个过程，法律的产生相应地经过了氏族习惯--习惯法--成文法这样三个阶段。在晚出的历史中有许多关于氏族和部落习惯的记载，如《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反映的是母系氏族时期内婚制局限性或弊端。甚至到了民族这里，黎族的“放寮”、侗族的“行歌坐月”、壮族的“歌圩”、傣族的“泼水节”、仫佬族的“走坡”、布依族的“赶表”等等，都保存了远古社会群婚制和外婚制的习惯，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法律的起源上，一般认为，法律是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国家一道产生的。其实，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的产并非在短期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同时，它的产生并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必要。早在国家产生之前，已有中华法律文明的发轫，并呈现出多元性特点。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这一点已是定论。然而在夏之前的远古社会，确实出现了法律的萌芽，而且，它是由古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事实上，法律文明的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古代各民族基于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周边民族力量对比以及关系和历史文化而创造了诸多法律制度。这些带有民族特点的法律制度从历史的进程看促进了中华法律文明的发育，而它们本身也在开启中华法律文明的同时而成为其固有的一部分。
例如：鲜卑族的代表人物北魏孝文帝在“法为治要”的基础上创制了存留养亲的法律，其中规定：“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之后又对流犯返乡作了规定：“诸北城（徙）人，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
新律。事当从坐者听一身还乡，又令一子抚养。终命之后，乃遣归边；自余之处，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听还。”这种全新的法律制度，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民族法律文明的，但它毕竟是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予以颁行，是其后有关“存留养亲”法律制度的源头。
国家制定法与国家具有孪生关系。从其起源看，夏、商、周时代是我国上国家制定法的肇始。夏商周三个古民族从制定法的角度对中华法律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夏、商、周民族的刑法
结合当时夏族与苗民的战争情况，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夏族刑法中的刑罚继承和发展了苗民的“五虐之刑”。这说明，从国家制定法的最早起源考察，创制法律的民族主体是多元的。
商族灭夏以后，一方面继承了夏族的文明，另一方面创造了本民族的法律文明。据《左传》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根据典籍记载，商族创制的刑罚吸收了夏五刑。“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损益”。只不过汤五刑又发展为：墨、劓、刖、宫、大辟。这与禹刑相比，改“髌”、“剕”、为“刖”和改“辟”为“大辟”基本上与禹刑毫无二致，只是刑名上稍有不同。
周民族刑法的主要渊源是周初的《九刑》和系统反映周朝法制状况的《吕刑》,其中《九刑》经过多次修订基本形成了一个刑罚体系，即由墨、劓、宫、刖、辟、流、赎、鞭、扑等九种刑罚组成，《吕刑》系统反映了周代的法律思想，是我国奴隶制法制的集大成者和成熟形态，在中华法律文明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2、夏、商、周民族的礼制
我们认为，夏礼的功能有二，其一是政治功能，其二是社会功能，王权与宗法权力相互支撑建构了夏族的国家大厦。
夏族礼制、商族礼制和周族礼制之间一脉相承的联系。由于礼与天命、神鬼崇拜等密不可分，所以商族统治者经常用活人来祭祀神鬼。商的礼制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规范，它已成为调整王权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工具，同时也是商民族宗教信仰的价值所在。由于商代的刑罚已经相当完备，对礼和宗法关系的破坏也必然会招致刑法的处罚，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民族所继承和开创的礼，就是礼法之治，这一制度在西周社会最终成为体系。
周公制礼是周族统治者周公旦在辅政成王时，以周族的原始习惯法为基础，并吸收了夏商以来的礼文化传统，经过系统化的加工整理，厘订成一系列礼仪和典章制度。实际上，在周民族那里，礼与刑相结合，相当于后世的“法”，它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规范。
史关于朝代的述论排列，事实上是史学家们追求“正统”和“大一统”的主观意志。从民族学的角度看，客观地讲，上存在许许多多的古代民族，它们为了各自的生存而与他族进行竞争与合作，而许多朝代只是这种民族竞争与合作的产物和标志。
成文法的制定总是伴随着国家政权。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后，结束了西藏地区400余年的混乱状态。但是，如何统治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为了加强对藏民族地区的控制，元王朝设立宣政院，负责管理西藏地区的事务，并派宣慰使一人进驻西藏，负责征收赋税，收纳贡物，调查户口，管理驿站等。在对藏区的经济立法方面，主要制定了籍户法、置驿法和茶马互市法。这些法律都比以往具有开创性。同时，以少临众的蒙古族统治者第一次根据民族标准将全国人分为四个民族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可以说，元朝首次公开地以成文的民族法形式开创了民族不平等的先河。
虽然历史上中国各少数民族朝代对中国封建的法制建设倾注心力，但或因年代久远，或因统治的时间短暂而致使其法制史料缺乏完整性，只有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朝法制，从关外一隅，发展到整个中国，史料详备，脉络清晰，是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圭臬。清代以降，伴随着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和中华各民族反抗外族侵略，悠久的中华法律文明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各民族都为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无论是建立了自己政权的民族，还是没有建立自己政权的民族，无论是建立了局部政权的民族，还是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政权的民族，他们的法律文明都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具体的历史过程看，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使得皇权统治延绵不绝，也使得包括中华法律文明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得以维系和传承。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族体上相互吸纳”，使得各民族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象。所以，任何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法律文明都可以说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智慧的产物。
因此，得出结论——中国法律起源与西方的差别
1、与西方相似，中国法律也是在古代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的过渡时期形成的
2、与古罗马法律是对氏族习惯的根本变革不同，中国法律是氏族习惯的直接延续和发展
3、与古希腊、罗马法律的产生未受暴力干涉不同，中国法律是通过部落武力征服和用暴力维持宗法秩序而形成的
4、与古希腊法律在家族制解体的基础上产生不同，中国法律形成的社会基础是父系家族宗法关系，礼是法律的基本内容
另外，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法律起源还有既承认“王权神授”，又强调“天人合一”；既赋予“礼义”予法律效力，又强调以刑为主，“法”即是刑的特点。
对中华法系的再认识
从《法经》到《大清律》，中国封建法典具有明晰的因革关系，长期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很少受外来影响，并自唐朝起对东亚发生重大影响，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
中华法系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逐步形成的，是我国古代各民族智慧和文化融合的结晶，儒法等诸子百家、道教和释教文化，以及包括少数民族思想家在内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为筑构中华法系做出了贡献。在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如南北朝、五
代时期的有关王朝及辽、西夏、金、元、清等朝的法律制度，也是中华法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王朝的社会矛盾是比较复杂的，除阶级矛盾外，民族矛盾也特别突出。少数民族所建立王朝的法制，大多经历了本民族习惯法与汉法的融合过程。有些著作把这些王朝的社会矛盾一律简化为阶级矛盾，对其法制形成的过程及特色也缺乏应有的阐述。
要比较科学地界定中华法系的特征，至少应考虑到两点。
一是这一特征应是中华法系较之世界其它法系（如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等）所独有的，是可以作为中华法系标志性的显著特点独树一帜，并曾对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过重要影响。二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应全面符合中华法系的本来面貌，对于中华法律体系的法律形式、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基本精神诸方面都是适用的，而不能把法系的部分内容的特点说成是整个法律体系的特征。
中国古代存在着多种法律形式，各代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
从先秦至明清，就法律形式而言，秦为律、命、令、制、诏、程、式、课、法律答问、廷行事等；汉为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隋唐为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外，重视编敕，并有断例和指挥；元代重视条格和断例；明清于律之外，注重编例，并有谕旨、诰、榜文、地方法规、乡规民约等。
对中华法系特征的表述，既要注意它应是与世界其它法系相比较具有独异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它应反映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概括中华法系的特点，而应当全面地反映中华法系的精华和本来面貌，特别是能够代表中华法系特质的哪些方面。基本涵盖：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
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
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废止任何法律，。作为国家的象征，统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的人身和权威皆受法律的严密保护，不论有意无意，稍有触犯，即是重罪，。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虽言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很少有见刑法皇帝的。而法律一直是皇帝治理臣民的工具。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皆须皇帝裁决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响，而强调遵循礼教，强调维护纲纪伦常。礼原是氏族社会末期祭祀祖先神灵的习惯，后来逐渐演化为阶级社会确定人们血缘关系亲疏尊卑和社会等级的行为规范。经过汉儒改造，礼融进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为"礼教"，成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
其要旨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下，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七弃三不去”，“八议”以及丧服制度等，相继入律，并为后世法典很沿用。
同样的行为不一定同罪，同样的罪名不一定同样处刑。行为人的的等级身份和血缘关系
成为定罪量刑的必要前提。在民事案件中，直接以礼教原则处断，更屡见不鲜，“三纲”强调维护君，父，夫的特权，而君权高于一切，皇帝之下，尽人皆臣妾，根本无所谓法律权利。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思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为主
《说文》：“刑也。平之如水，所以触之不直者去之，从去。”夏，商，周文献中的“刑”即是法。春秋时一些著名的成文法还称《刑鼎》，《刑书》，《竹刑》。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法”才具有法律的涵义，而"律"也作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现，并逐渐被普遍采用，承传下来，则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
古人刑，法，律三字往往通用。历代正史记述立法，司法活动的“志”，称《刑法志》（《魏书》称《刑罚志》），律条繁简，刑罚轻重，往往与德礼隆替相对，作为关系王朝盛衰存亡的大事，大书待书。法官司通称刑官，。自隋至清末改制前，中央主管司法行政，审判的官署通称刑部。
总之，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通称刑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犯罪，处以刑罚。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四，司法从属于行政
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已如前述。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无一般无权过问行政。
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宋元明清对地方路，省一级虽专设司法机构，但仍处于地方行政长官控制之下。狱讼是否得平，自汉以来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项目之一。历来中央地及地方的循吏，清官，除廉洁勤政之外，不少以执法公正，不阿权贵，善于审断疑案，敢于一反冤假错案而著称。正因其作为“民之父母”官，而掌握了司法权。
正确地认识中华法系及其特征，是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鉴于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缺陷多是与如何认识中华法系有关，也鉴于有关中华法系的特征等一些重要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论，而这些争论又直接影响着法史研究能否朝着科学的方向开拓。为此，就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进行探讨甚有必要。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在历史上适用于包括中国本土、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广大地区，又称中国法文化圈。中国法律的发展，最基本为律与令。律令制至唐代臻于成熟，而此时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的国家建设，大量摄取唐朝律令制度，整体而言，七、八世纪的东亚，以汉字文化的普遍性存在为其特征、以律令制度的适用为普遍要素而自成一历史世界。此后尽管中国和周边国家迭有王朝更替和政治变迁，皆不影响律令制度的摄取。
因此可以说，中华法系在七、八世纪随着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已在东亚地区形成，并一
直持续至近代。
中华法系已知最早的法典公认为公元前五世纪李悝编订的《法经》，共分为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以后历代相继承袭和不断发展。公元七世纪的唐律集中国封建法律的大成，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中国在宋、元、明、清各代法律都承袭唐律体系。上述的唐律为代表的法律和仿照这种法律制订的各国法律构成了中华法系。由于中华法文化在曾长期居于世界的先列，并且影响着东南亚诸国法制文明的发展，以致中华法系被公认为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世界古代五大法系之一。
中华法系的发展史是与中国文明发展史交融在一起前进的。对于中华法系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此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于中华法系的起源、发展阶段和断限这方面的见解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的泛称，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外貌来说，依然存在。中国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陈朝壁、陈鹏生等便持后一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的问题。从社会形态的视角审视，中华法系当是死法系，但若从法文化的价值观念及表现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讲，法系可以超越社会形态，中华法系又不是死法系。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中华法系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华法系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陈顾远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华法系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李钟声则认为，从“结绳记事”的上古到尧、舜时期，是中华法系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
此外，还有多种关于中华法系发展阶段的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也有的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
传统的观点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未能用确凿的理据予以证明。从现已发现的大量少数民族的法律文献看，远在氏族部落时期，带有强制性的、成文的行为规范就已出现。持法律是国家和阶级的产物观点的学者，大都引用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这句话，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但忽视了恩格斯这里所指的是易洛魁人那种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并不包括已出现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末期。
恩格斯在叙述古代雅典奴隶制国家形成前的提修斯改革时，认为“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
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指明了法律是先于国家产生。我认为，对于“法是先于国家而产生，中国古代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应继续进行探讨。在研究中华法系和法律的起源时，依据的应当是可信的资料，而不必囿于前人的结论。
在西方法律史论著中，“法”、“法律”的概念在古希腊被创造出来，在古罗马被发扬光大，走过中世纪，近代以来流布全世界。而西方法以外的法律类型如印度法、非洲法、中国法虽然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但对于西方“法”本身的发展来说，基本没有意义。而在中国的法律史论著中，法往往被认为就是“刑”，在近代遭遇西法后就解体了，被西法取而代之，这使得今天谈论中华法系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异常困难。
原因有二：一是百余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律学人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彻底地藐视甚至毁弃传统，损毁、藐视的实际是民族传统的自信与尊严，切断了法学青年与民族文化命脉、民族精神源头的牵连，使青年不能思接千载，无法进入传统；二是今天认识、估价中国法律传统的尺度都源于西方标准，主要是启蒙时代提供的自然权利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观。用这个尺度估价传统，只能是削足适履，流于浮泛臆测；而且这种尺度被奉为今天法学青年的意识形态或信条，与中国传统势同水火，怎么可能用它来正确估价中国法律传统？
法律思想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许多法律思想通史类著述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政治人物的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思想与法律思想也没有予以明确的区分。而且每一个政治法律人物的法律思想都毫无例外地套用“人物的阶级属性+政治法律思想+阶级局限性”的结构式予以表述，多种法律人物的法律思想千篇一律。这种研究的方法和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亨利.梅因提出的“社会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理论只适用特写的某些社会，如英国，因为英国的封建身份地位关系和长子继承权逐渐让位于基于契约的关系。但在当代社会，身份地位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是一般认可的身份地位的重要性降低了，而契约的重要性提高了。普通法和民法的契约是逐渐从民事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中发展起来，可是事实上，在中国法律和以色列法律中契约从历史上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变得十分重要。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犹太圣经。犹太法的平等观念逐渐影响到西方普通法和民法国家中的法律，而传统中国法律的发展部分是礼治和法治影响的结果。
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秦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生观念以及契约权利（非契约自由）的观念已经开始萌芽。中国的国家法自先秦发展到清末，虽经多次变更，但法家和儒家的对立一直存在于封建中国的法制历史中。法家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支持“契约自由”，而深信礼法、重视身份地位、重视德的儒家则轻视法律。
但是，儒家学者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却逐渐开辟出一片越来越广的“契约自由”的领域。从唐到清，尽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使大多数百姓要求获得与其他特权阶层相同的权利，但至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和契约自由观念仍然得以发展。传统中国法律的这一方面显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有指导作用。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法律的特征是历代统治阶级过多地关注民众的法律义务，而对于民众的法律权利却往往忽略不谈，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失衡状态造成了自古以来民众和政府的对抗。然而在某些特定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当民众的权利没有威胁到统治阶级自身安全的进修，民众的某些权利也会得到法律的承认，中国古代民众的结社权就是在专制体制下艰难存在的一项权利。
从中国古代民众结社的情况看，中国古代民众有自己的精神信仰，渴望追求彼社会平等的法律意识，有重视权利的法律意识，有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有诚实守信的品格，还有了解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意识。综观中国古代社会，在夹缝中生存的古代民间结社虽然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没有产生重要影响，但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只有真正建立一个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社会，才能达到社会的完美和谐，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促进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正是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法史学者多谓行政兼理司法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征，国外学者于此也多有置评。而事实上，就中央系统而言，直至唐朝以前，司法、监察、行政各不统属，司法系统设官置吏尤为发达，并俨然独立。
唐朝以前，尽管偶有监察官侵越司法官之事，但旋即得以纠正，体现出“司法独立之宗旨”。但唐代以后，这一体制被破坏，司法渐失独立。就地方系统而言，唐以降郡县两级行政体制被打破后，地方设置了专理司法的官职，明代都、布、按三司并置，清代因之，督抚虽为事实上之长吏，然仍属中央系统官，并不得侵越前者之权。因此，概而要之的论述并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尤其是司法的实际。对于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司法权与行政的彼此消长的关系，还应细考详察。
对中华法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封建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在民事法律方面，地方法规、乡规民约、家族法以及民事契约之发达，令人惊叹。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期的辽、西夏、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习惯法，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的发展。
纵观数千年来的中国法律发展史，可知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
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论证中华法系不断完善的历程，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
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儒家的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
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辩疑》，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
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所以，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进一步挖掘中华法系所包含的思想精华。
现今，中华法系在规则模式上的所谓“死去”并不意味着数千年的遗产就完全走出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相反，固有的法律观念还十分顽强地统治着我们的日常行为选择和法律理解路向，因此，关注古典中国法律解释的经验，就不止是关注古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模式，或者关注一种已经逝去了的法律文化传统，从而“发思古之幽情”，在实质上，对它的关注，仍然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现实和法统精神的关注。
古代法律之起源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学号：13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律师制度的历史沿革 外国： 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共和国时期，就产生了律师的雏形——辩护士或保护人。根据雅典的法律规定，只有雅典的男性公民享有起诉权，而妇女，奴隶以及异邦人没有起诉权。异邦人的诉讼，只有通过其“保护人”才能提起和进行。在案件的审理中，允许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并且允许当事人委托他人进行辩论。这是的辩护士或保护人当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但由于雅典法律制度的滥觞地位，无疑对罗马律师制度的诞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一世纪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演变的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罗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和规定。与此相适应，社会上出现了学习、研究法律的法学家阶层，这些人与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时常就如何执法等问题向司法、行政官员提供意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著述有些被统治者认可为法律。在社会上，他们向平民百姓解答法律问题，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代理当事人参加诉讼。由于这些人的活动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皇帝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大教侣”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同时，还允许委托他人代理诉讼行为，于是，“职业律师”正式出现了。公元三世纪，即罗马帝国后期，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律师的管理，将律师分为从业律师和或候补律师。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新兴地主阶级代替了奴隶主阶级，欧洲大陆进入封建社会，这是社会一大进步。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政治割据和自给自足的农奴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法律关系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意义。加上纠问式诉讼代替辩论时诉讼后，审理案件实行有罪推定原则，法庭无论对被告或原告，甚至对证人都可以刑讯逼供，并把口供誉为“证据之王”，诉讼当事人毫无诉讼权利，这就是律师制度几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条件。因此，在封建社会前期的欧洲大陆，律师制度陷入衰落和停滞状态。 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罗马法研究的恢复，律师制度有所发展。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封建时代的英国的律师制度较为发达些。12-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职业律师。从一开始，英国就存在着法律辩护人（narratores）和法律代理人（attorneys）两种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所谓法律辩护人，是指协助当事人进行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法律职业者。对于辩护人在法庭上的所言所行，当事人可以承认代表自己，也可加以纠正或补充，甚至予以否认。所谓法律代理人，是代表当事人完成整个诉讼过程的全权法律“代表”，代理人在法庭上所说所做的一切，均代表着当事人的意志，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由于代理人一旦在诉讼中出现失误往往导致败诉，而辩护人出现失误时当事人还有补救的机会，所以辩护人受到当事人的普遍欢迎，由此推动辩护人职业更早、更快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他们与代理人职业间的距离也一步步拉大。
中国法制史 论文 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及特点
摘要：在人类历史上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把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中国法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法系之一，曾经焕发着活跃的生命力，为世界所赞美。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气象博大、学派众多，其中，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中，儒、道、墨、法、兵、释、阴阳、纵横等众多文化均参与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互动。多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和渗入，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独具特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华法系”。要理解中华法系的博大精深，必须了解她的起源和特征。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特征 正文：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伴随着国家文明的昌盛而开始了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辉煌历程。经过此后几千年的积累与回旋，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从相对粗略和幼稚的简单法条，发展成了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风格特异、义理精神的庞大的法律体系。那么，中国古代法律是怎么起源的，又有什么特征呢？ 马克思关于法的起源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是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律产生的共同规律之一。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指出了法律产生的原因，那么中国法律的产生就必然有一个渊源。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这其中包括中国法律起源的方式、时间。对此问题，古今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看法，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在学术界比较受推崇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由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习惯法。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反映。原始习惯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是由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 2．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
宪法的起源和司法审查 我们以美国宪法的起源为开端，然后思考我们为什么在宪法性法律的研究中如此重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这项任务的第一个专题是由美国国家档案和文件管理局推出的“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它提供了会议的一个简短说明，在这个会议上，制定宪法以及确保国家是赞成还是反对宪法进行的深入辩论。它也能解释为什么一经它的批准十修正案（权利法案）被迅速地加进宪法。 约翰马歇尔担任1801——183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主法官。在这个美国早期的关键阶段他对美国宪法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他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的观点是“司法审查”思想的划时代的先例学说，这个思想是法院有权废除违法宪法的立法或政府行动。马歇尔这样判定法院有这个权力的观点？他的观点有说服力吗？ 这个任务的最后一项是一个来自理查德波斯纳法官所写的法律评论文章的一个简短摘要，他是美国上诉法院第七巡回法庭的法官，也是一个作品非常丰富和受人推崇的写作家和思想家。他论述了我们将在这学期讨论的诸多问题中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对”或“错”。 一个更加完善的联邦：美国宪法的制定 1787年5月25日。新鲜蔓延的尘埃覆盖了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前的鹅卵石路上，保护着来自过往马车和牛车里的声音中的人们。警卫站在入口处确保那些好奇的人保持一段距离。宾夕法尼亚州的金融革命家罗伯特莫里斯打开了在乔治华盛顿将军任期内制宪会议提名的程序。投票是一致通过的。因为礼仪谦逊的特点，将军表达了对如此威严的机构缺少资格的歉疚和他可能在审议中出现的错误表示道歉。 对许多人聚集，特别是许多小的，孩子气的外表的人，36岁来自维吉尼亚
州的代表詹姆斯麦迪逊，这位将军很少出现在会议上，因为杰出的华盛顿给了这次集会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但是他是否参加这个会议曾今是个痛苦的决定。这个国家的创始人几乎都在家中。还有风湿病，失去兄弟的痛苦，被忙特弗农收养，还有怀疑这个会议是否能够很好的开完或者哪些高人将参加，华盛顿因此延迟了参加的邀请好几个月。挣扎在借贷名誉的危险到集会注定会失败和公众讲不愿意看到他参加的批评眼光的可能性之间，将军最终统一这次旅行。詹姆斯麦迪逊很高兴。 联合会条款 下定决心的麦迪逊这么多年来不厌其烦地研究历史和政治理论去寻找困扰美国政治和经济困境的解决办法。维吉尼亚的劳动者确信他是个独立国家联合体是无用的和软弱的人。美国自己的章程在联合会的条款下也必须更换。1781年生效，制定作为一个“友谊联盟”和13个革命后统治和独立州的宪法，这个条乱似乎少得可怜。因为州仍然保持这相当大的权力，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力去规范商业。它不能收取税收和对制定商业政策一般也无能为力。它不能有效地支持战争努力。它对各州之间的争端也无力解决。由于这么软弱政府的悲哀，各州都处在经济灾难的边缘。国会试图对空虚的国库发挥作用；纸币在这国家泛滥，造成了通货膨胀，在一些地方一斤茶的购买要整整100美元；这种低迷的商业状况对许多农场主都造成了损失，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债务被关入监狱，众多的农场被没收和卖掉缴纳税款。 在1786年，一些农民奋起反击。由前大陆军队长丹尼尔谢领导，一群武装人员，在他们的帽子上写着常绿树枝，去阻止坐落在北安普顿和马萨诸塞州的巡回法院和被威胁去取得在普林菲尔德的兵器库的步枪。尽管州的部队压制了这次暴动，这事件证实了许多富人对在各个角落出现混乱的恐惧。在这次压力的作用下，暴动使得上层美国人不寒而栗，因为他们可以想象成群的不法之徒对无辜的市民下手。 麦迪逊认为他已经有了答案。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去提供秩序和稳定。坚决的维吉尼亚州寻求宪法委员会去按这种模型去创造一个新的政府。
佛经中的人类起源与未来 1、人类的起源 《起世经》最后一品是《最胜品》，又称《天地成品》，精彩的描述了人类的由来。 佛教认为，人类最初是从光音天来的。因他们一念贪心起，品尝了地球上的“地肥”[1]，身体中地大的成分增加，因贪吃过甚，结果身体沉重得无法飞翔，只好在地球上居住下来，即成为人类的祖先，这就是佛教中关于人类的起源。 在《世纪经》中，佛陀首先说明光音天上的生命状况： “诸比丘，世间转已，如是成时，诸众生等，多得生于光音天上，是诸众生，生彼天时，身心欢愉，喜悦为食，自然光明，又有神通，乘空而行，得最胜色，年寿长远，安乐而往。” 接着说明地球形成之后，空无一物，光音天人开始下凡到地球的状况： “诸比丘，尔时世间转坏已成，空无有物，诸梵宫中，未有众生。光音天上，福业尽者，乃复下生梵宫殿中，不从胎生，忽然化出，此初梵天名娑诃波帝。” 娑诃波帝即为“世界主”，意为地球第一人，他不是从母胎降生，而是因缘聚合，变化而降生。尔后下凡到地球的光音天人更多了：“尔时，复有诸余众生，福寿尽者，从光音天，舍身命已，安于此生，身形端正，喜悦住持，以为饮食，自然光明，有神通力，腾空而行，身色最胜，即于其间，长久住持，彼诸众生于是住时。无有男
女。无有良贱。唯有此名。名曰众生众生也。” 这些降生地球的天人，身材高大，相貌端正，身体焕发出自然夺目的光明，不须吃食即能维持生命，其生命的能源来自自生的喜悦。因有神通力，他们不需要宇宙飞船就能自在飞行，并且寿命长久。这些从天而降的人，没有男女性别的差异，也没有种族、贵贱、贫富之分，人人平等，名为众生。当时的社会，犹如后世所寻求、企盼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 不过，好景不长。不久，地球上长出“地肥”，从此改变了早期地球人的一切： “此大地上出生地肥，周遍凝住，譬如有人熟煎乳汁，其上便有薄膜停住，亦如水膜，停住水上，如是如是。复于后时，此大地上所生地肥，凝然停住，渐如钻酪，成就生酥，有如是等形色相貌，其味甘美，犹如上蜜。” “尔时众生其中忽有性贪嗜者，作如是念：我今亦可以指取此，试复尝之，令我得知，此是何物？” “时彼众生作是念已，即以其指深齐一节，沾取地味，吮而尝之，尝已意喜。如是一沾一吮，乃至再三，即生贪者，次以手抄，渐渐手掬，后遂多掬，恣意食之。” “时彼众生，如是抄掬，恣意食时，复有无量其余诸人，见彼众生如是食噉，亦即相学，竞取而食。” “诸比丘，彼诸众生，取此地味，食之不已，其身自然渐渐涩恶，皮肤变厚，颜色暗浊，形貌致异，无复光明，亦更不能飞腾虚空，以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
浅析新加坡法律的起源与发展 内容摘要： 新加坡早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前新加坡的法律受到英国法律的影响和牵制。但在独立后，也不断吸收东方的法律思想。新加坡根据本国的实际，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具体部分，并加以适度融合。在宪政法制的发展过程中便充分体现出这一思想。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新加坡法律宪政 新加坡早在海峡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制宪活动，其后经过自治宪法、州宪法直至共和国宪法的发展，体现出新加坡从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走向最终独立的历程。更重要的是，从其发展的经历中，反映出新加坡对西方先进宪政制度的借鉴过程。 在海峡殖民地宪法法律时期。从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块殖民地合并成立海峡殖民地，隶属于孟加拉总督管辖。1867年，海峡殖民地移归英国殖民部直接管理，成为直属殖民地。同时，通过英王敇令的形式颁布了《海峡殖民地宪章》，在海峡殖民地建立起完整的政府组织体系。根据该宪章，海峡殖民地效仿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制，按照英国的法律思想与传统实行法治管理。这一统治措施与制度对该地区的早期发展确实产生过积极作用，通过先进的法律制度发展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但是，殖民者采取的各种措施归根结底，其根本目的认识维持他们的殖民统
治和经济利益。因此英国殖民者始终都影响着新加坡殖民地法律的发展。 在新加坡自治宪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于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统治。日本对新加坡实行的法西斯统治使新加坡的经济停顿，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通过此事件后，新加坡人民极力要求独立。加之二战后，英国在战争中耗尽国力，元气大伤，实力已大不如前，面对新加坡人民多次要求独立的压力，几经改变统治策略。通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宪法的声明》，《选举法》，《伦德尔制宪报告书》，一直到1958年5月28日双方达成关于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的协议。12月，英国女王颁布敇令公布《新加坡自治宪法》。1958年5月，新加坡根据新的《自治宪法》举行立法会议选举，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同年5月，李光耀就任自治邦总理，并成立了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 在新加坡宪法的产生后，1963年7月，新加坡经过全民公决，同意新、马合并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正式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个州。为了适应政治地位的变化，重新颁布了《新加坡州宪法》。新马合并后，由于各种一系列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使政局动荡、新加坡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加之二战后激化的种族矛盾没有缓和。所以新加坡再次独立的呼吁声日渐强烈。于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亲王拉赫曼发表新、马分离的宣言，同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全国人民发表独立宣言，新、马正式分离。
第一章中国法律的起源和夏商法律制度 早期五刑：墨、劓、膑、宫、大辟。 刑起于兵，兵刑同制。 夏商的神权法思想是法律的思想基础。 王命包括誓（约束）、诰（告诫）、命（君主的命令）等多种形式。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可能是夏朝法律规范的总称）、五刑是其主要内容。 汤刑一般指商朝法律的总称。 夏商五刑：墨、劓、髌、宫、大辟。 大辟即死刑，宫刑即男子去其势、女子幽闭的刑罚，髌是断足或者砍去膝盖骨，劓即割掉鼻子，墨刑在面部或额上刺刻特殊标注之后，再染以墨的刑罚。 刑罚原则：刑不株连、疑罪从轻、不杀无辜、过失从轻 中央司法官，商称司寇。 神判和天罚是夏商司法审判的特点。 夏朝监狱为圜土、夏朝末年称之为夏台、商朝监狱有羑里。 简述原始氏族战争对我国法律起源造成的影响：阶级分化，原来的氏族社会行为规范，后来便成为了法律。氏族首领的职权演变为统治者，建立了权力机关和法律机构。原始社会末期也确立了不少刑罚罪名及处置方法。有法官和审判的存在。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早就了法律。部落军事首领掌握着军事权利，这就必然对原有的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制造成破坏。 简述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①刑起于兵，兵刑同制。中国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同族之间以及同外族的战争。②原始风俗转变为法律。③血缘纽带关系影响之深。④维护部落首领的政治权利的集中和强化。 简述夏商立法思想以及立法活动的情况：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拳发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立法活动：①王命（誓、诰、命）②禹刑③汤刑④官刑 简述夏商法律制度的基本情况：法律内容出于秘密法状态。已经出现比较完备的刑事法律体系。产生了我国早期的经济法规，反应国家管理和调节社会生产各方面的程度。军权至上，神权法思想渗透至深。 第二章西周法律制度 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天罚思想、明德慎罚（缓和阶级矛盾，对周初的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有益的环境）、礼治思想（维护等级猪肚、预防犯罪、防民） 《吕刑》西周中期的重要刑书，主要内容是规定刑罚的种类及适用刑罚的原则。适用刑罚的总原则为明德慎罚。赎刑是其核心内容，可以用钱财代替或抵消其刑罚。 西周礼制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 西周刑罚区分故意过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眚、非眚，非终、惟终） 西周刑罚遵循世轻世重的原则。用刑灵活，因时而异。 我国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礼与刑的关系：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两种手段：①出礼入刑，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礼的本质特征） 西周契约制度：大宗买卖用长劵，称为质；小宗买卖用断券，称为剂。“傅别”也是一种书面契约，在借贷活动中使用。
读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包万超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真正的思想家，都是一面奔跑一面哭泣的人，他们要诠释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1993年3月，当哈耶克逝世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新闻节目和报刊上传出后，整个热闹的思想界瞬间为之愕然，接着对这位“缔造了自由世界经纬”的大师爆发出如潮的哀思和敬意。这一情境再次证明了，人类对自己思想精英的理解、尊敬和珍视总是来得太晚。虽然哈耶克早在1974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但这位思想巨匠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却充斥着社会大众和同行学者对他的误解和敌视。 最近十年，我国学者已陆续译出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等著作，去年又翻译出版了《法律、立法与自由》，这是迟来的幸事。 《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经历17年的思考而分别于1973年、1976年和1979年发表的最后一部系统性的学术巨著。本书围绕标题所关涉的相应主题划分为三卷：第一卷为“规则与秩序”，第二卷为“社会正义的幻象”，第三卷为“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哈耶克在知识论上为本书提出了一个关涉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 我们应当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方式(置其于权威当局的指导下)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我们能够通过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
哈耶克的这一最终结论，我认为在法律与立法领域可以转换为一个关于知识与自由的命题：承认人类的无知，尊重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类真正达致自由的前提条件。 哈耶克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一种允许所有的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且只受普遍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的约束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为人们实现各自的目的提供最佳的条件，因此，“自由不只是许多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条件。”这一命题还认为，只有当权威当局，包括人民依多数原则组成的权威当局，在行使强制性权力的方面受社会共同体所信奉的一般原则的限制的时候，自由才得以实现和维续，而奉行权宜之策则会摧毁自由。因此这种自由的标志是存在一个得到保障的私人领域。显然，哈耶克所承继的，正是由佛格森、休谟与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创立的，后来被柏林称作“消极的自由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区别于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浪漫主义的“积极的自由主义”，或“伪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 哈耶克认为，承认人类的无知，即承认我们的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是达致这种自由的前提。每一个人都只能拥有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从而每个人对于大多数决定着各个社会成员的行动的特定事实(更不用说自然的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都处于一种必然的和无法弥补的无知状态。正是这种无知，人类要对一个变动不居的大社会或开放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完全的预见或准确的预测显然是不可能的。哈耶克指出，承认人类的无知使个人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而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并赋予了社会以进步的能力。 哈耶克强调，威胁着人类自由的几乎永不枯竭的那个思想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人类事实上已经把自身假定为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和裁判者，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更不用说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了)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的未来”或重构社会的危险。这是一条终究会扼杀个人自由和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确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一些科学上的分歧，而且也包括一些最重要的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源自两种思想学派在哲学观念上的基本分歧。”一种是“演进的理性主义”，另一种是“建构的理性主义”，或波普尔所称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和幼稚的理性主义之分。哈耶克认为：“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无论
浅议中西方法律起源差异 由于我国与西方在人文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不同，中西方法律在起源与发展道路上也呈现差异性，而这种差异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在法起源上的差异起源上的差异 法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中国和以希腊(雅典)、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人文思想等诸方面各有其特点，所以中西方法律在起源上必然存在一定差异。中国古代法起源于部族之间的战争。根据我国法制史研究证明，我国古代法主要是刑，例如，禹刑、汤刑、吕刑等。当时所谓的刑比现在的刑，含义更狭窄，专指肉刑、死刑，是杀害人生命戕贼人肢体的一种暴力手段。而与此不同，古希腊、罗马法则起源于氏族中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古代希腊的雅典是氏族内部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并且随着平民斗争的胜利，加速了氏族组织的崩溃和希腊国家的产生。与国家产生的这种形式相适应，法产生的第一种形式就是梭伦的立法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废除贵族所享有的特权，以财产的多寡划分公民的等级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而在罗马，则是氏族外平民反对罗马氏族贵族，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加速了罗马氏族组织的崩溃和罗马国家的产生，以及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的公布，确认了平民的权利义务。所以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我们祖先不同，他们所解决的不是氏族、种族之间你死我活的征战，而是社会集团之间利益的调整和重要分配。这样，它们就有可能找到某种中间道路，以妥协方式解决一些基本的社会矛盾……使大家共同遵守其条款，和平共处”。 二、在法律观念上的差异 在中国古代，法、刑、律同义。法在词源上带有公平、正直的含义。法在夏、商、周三代被称作刑，它的职能不外是对外证诛、对内镇压两个方面。春秋战国时李悝著《法经》，以“法”取代了“刑”，后商鞅变法，改“法”为“律”至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成文法典《宋刑统》除外)一律都称作律，律是由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带有一体遵行的效力。但无论名称如何，在古代中国人眼里，法即是刑，是镇压手段，是暴力工具，它注定只能是工具，而永远不能成为目的本身。而在欧洲历史上，法产生伊始就被看成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是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法具有广泛的职能，既有政治的，如在古希腊;也有民事的，如在古罗马，同时也有刑事的。也就是说中国代的法，其固有观念中根本不能容纳“私法”的概念，根本不需要用法来保护公民权利一类的东西，因为在中国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以也就谈不上用法来分配权利和保障权利。 这种传统法观念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今人对法的看法仍未完全摆脱刑的纠缠，法仍然被看成是禁条，是违背不得的。人们提起法首先想到的是法律禁止我做什么、要求我做什么，而很少想到我的权利是什么，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最根本的是要从思维模式上、从法观念上来一个根本转变，法不仅具有镇压的职能，它还是一种权利保障的手段，它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更重要的它还是社会利益的调整手段。 三、对法认识上的差异 “无讼是求，调处息讼”是中国古代法的特征之一。在中国古代，一直重狱轻讼，所谓狱，即狱讼，指刑事诉讼;讼，争也，指民事诉讼。在儒家的“和为贵”思想的熏陶下，加上礼的实际调整作用，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上打上了“厌讼”“息讼”的烙印，人和人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纠纷，不是借助法律手段，而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这与好讼的西方不同，西方人主张法是权利的保障，这也是其民事法律规范发达的原因之一。因
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王田田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基本的特点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古礼产生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西周时周公制礼使礼系统化、规范化。而古代的法律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经历春秋战国至秦朝时，礼和法各自发展、演变。汉初是引礼入法的一个起点，为礼和法的融合开辟多种渠道。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礼法的结合不断深化和完善。至唐朝，礼法结合已臻于成熟和定型。自此，“引礼入法、礼法合一”的传统彻底贯穿于整个传统法律文化，并成为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礼的产生法的产生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中国）之一，以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起步的标志的话，中国古代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王朝。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传统法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传统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与实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系列富于浓郁东方农耕社会特色的道德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塑造出一种富有特色的“伦理法”。“伦理法”的最本质核心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所谓“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指在中华传统法律中，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一致。1这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许多多的体现。那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中，礼和法是怎么产生的？礼和法又是怎么结合的？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有着重要意义。 一、礼的产生 礼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西周前的礼称为古礼。礼不仅起源早，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所谓“礼也，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2“礼”字的初文，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即作“豊”；战国以后加上加上了“示”旁，作“禮”；后来简化称为“礼”。“礼”字的初文从双玉、从鼓之形。3古代中国人最初“行礼以玉”，祭祀时往往以鼓作乐；古籍中又说“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4这表明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祀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玉和鼓则是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活动的代表物。 《礼记·礼运篇》对于礼产生于祭祀有以下描述：“夫礼之初，起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饮，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种充满宗教性的原始习俗，就是礼的起源。 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生老病死都充满了神秘感和敬畏感，因此古礼与天地鬼神相通是很自然的。由于礼具有迫使人人遵守的普遍强制性和约束力，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礼被统治者改造成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夏商朝的主要法律思想为“恭行天 1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许慎：《说文解字》。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第十二章法的演进 本章学习目的：了解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了解法的演进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和未来演进趋势；熟悉法律产生的原因、过程和标志，以及法的历史类型；掌握法的继承与移植，以及法律传统与现代化。 第一节法的起源 一、原始社会的规范 （一）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难以为法律的存在提供经济基础。在这个时期，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因此，考察法的起源，不能脱离社会生产方式，当然也就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集中反映在生产工具上。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就是因为那时的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就不可能产生私有制，也就没有国家和法。总之，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难以提供一种法律产生的经济土壤。 其次，原始社会没有给法律的存在提供权力基础。 关于原始社会的权力形态问题，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框架中，主要形成了两种比较成熟的理论解
释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摩尔根以人类学立场在1877年《古代社会》中所提出的氏族—部落联盟模式。第二种模式，是20世纪中后期才形成的酋邦模式。可以说，氏族—部落联盟模式下的权力主要由一个原始的代议机构掌握，它体现为一种集体分权性质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形态由于西方后来的代议民主制遥相呼应；而酋邦模式下的权力带有较强的个人集权性质，它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其特征是一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的专制的统治。 （二）原始社会的行为规范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人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模式、规定界限，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确定社会生产和生活所必要的秩序。行为规范是社会调整的主要依据。原始社会尽管没有国家和法，但仍然是有秩序的，只是那时人们还不可能自觉地制定出某种行为规则。在原始社会的这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下，与原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不仅存在自己的社会组织，而且还有自己的社会规范——原始习惯。原始人在长期共同生产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世代相传的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则，统称为原始习惯。原始习惯对全体氏族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氏族成员的冲突和纠纷大都通过原始习惯予以解决。原始习惯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在血缘关系方面、在组织习惯方面等。总的来说，原始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必然存在的一个历史时
古代法律之起源 集团公司文件内部编码：（TTT-UUTT-MMYB-URTTY-ITTLTY-
姓名：蔡怿非 班级：文法学院法学一班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颇具伦理人情意味。由于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存在，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法律、刑罚
中国法制史论文 中 国 法 律 的 起 源 及 特 点 系别：人文社会科学系 班级：1132法律事务 姓名：王阿珍 学号：201121603204
摘要：第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一）刑起于兵 （二）法源于礼 第二：中国法律的特点 1.引礼入法，法礼结合 2.家庭本文，伦理法制 3.法为治世之具，缘法断罪 4.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5.法典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不分”。 关键词：定罪量刑、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典体例
【正文】：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一）刑起于兵（二）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黄帝“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型用刀锯，其次用钻，薄刑用鞭折”（《国语·鲁语》）苗民“五刑”：蚩尤时代，“苗民弗用灵，惟作无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尚书·吕刑》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尚书·吕刑》） 皋陶象刑：所谓象刑，一种观点认为；象是象征之义，象刑是让人穿着不同色质的衣巾服饰，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示耻辱与惩戒。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象是画像之义，象刑就是绘制受刑人身着不同衣巾服饰的画像，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公之于众引为鉴戒。饰的画像，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公之于众引为鉴戒。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
时礼成为确是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 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 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 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 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的特点 1.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礼法结合的具体表现是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由正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法律道德化，出礼而入于刑。礼与法的结合，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制文明。 2、家庭本文，伦理法制。 3、法为治世之具，缘法断罪。 4、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5、法典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不分”。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2021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一、单项选择题 1.9岁的山村女孩小欣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家门前就是公路，出于安全的考虑，爷爷奶奶只能将 她反锁在家，不让她去上学。现在，小欣得到了中国教育扶贫基金会的资助，爷爷奶奶再也不用为了生活奔波，小欣也找到了童年的快乐。关于小欣的经历，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①爷爷奶奶的做法未尽到家庭保护的责任 ②中国教育扶贫基金会的资助体现了对小欣的社会保护 ③不让小欣去上学侵犯了她受教育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 ④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 A. ①②④ B. ①②③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2.“河流虽急，沿着河槽走；人虽众多，守着法律走。”这句谚语的寓意有（） ①公民应该自觉地遵守法律和法规②应该自觉遵守法律，增强法治意识 ③遇到问题应该通过法治方式解决④自己遵守法律，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3.某校在深化法治校园创建活动中，要求学生树立法治观念，维护法律权威。下列行为符合这一要求的 有（） ①按照交通标志骑行自行车②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③打听同学秘密并到处传播④破坏街上路灯等公共设施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4.观察漫画《到此一游》，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 ①学会代代传承 ②提高道德修养 ③增强守法意识 ④自觉履行义务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5.为更好地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江西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未获具体开学时间通 知前，不得提前开学，所有学生不得提前返校。这说明（） A.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是我省当前工作中心 B. 保护未成年人仅是国家机关、学校的责任 C.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成所有人的共识 D. 国家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关爱和保护 6.据统计，近年来各类未成年人伤害事件呈上升趋势。每年我国有近2万14岁以下儿童非正常死亡，40--50 万儿重受到车祸、中毒、他杀、自杀等意外伤害，未成年人已成为危险环境的受害者。未成年人易受到伤害的原因有（） ①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 ②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事关人类的未来 ③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较弱 ④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不强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7.下面漫画启示我们（） ①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 ②通过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 ③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约束 ④要增强尊法守法的自觉性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8.当别人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时，你应当（） A. 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B. 找人帮忙，私下解决 C. 依法办事，依法维权 D. 打击报复，以牙还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