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归宿
2007年07月09日星期一 15:58
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大会，听取并讨论学校支部局的报告，由于分歧很大，会议最后只好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毛齐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回忆，“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提法是中大学生余笃三（曾任红四军政委，1933年被张国焘杀害）为了挖苦这些人而叫出来的。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后来流行的29人名单中的有些人（比如王明）并未参加那次大会。不过，王明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个名单里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29个人都走完了各自的人生之路，其归宿各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四类，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类开国元勋
杨尚昆： 28个半中的很多人虽然曾经一度辉煌过，但后来的结局都不大美妙，只有杨尚昆是个异数。除了文革期间一段外，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直至最后成为国家主席。究其原因，大概是杨的性格比较平和之故。他回国没多久就担任中宣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高级职务，其时正是王明路线猖獗之际，但他并没象其他人那样满口教条、满脑宗派、骄横跋扈。任三军团政委时甘当彭德怀配角。抗战时当北方局书记，后来当军委秘书长、中办主任，仍旧不事张扬，踏踏实实干自己的事。大概就是这种性格得到了毛邓的赏识而得以重用。至于晚年形成杨家将势力并最终受挫，主要是乃弟的关系。
张闻天（洛甫）：洛甫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极高。不过，早期的他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学理论有些食古不化，思想观念充斥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毛泽东符合实际的政治军事路线缺乏了解，他批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态度非常激烈，用词也非常尖刻。遵义会议后，虽然与博古分道扬镳，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观念仍未从思想上真正得到认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对四方面军的态度就是新形势下的新表现。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张国焘应负主要责任，但洛甫博古等人会师之初的简单粗暴态度也有相当责任。后来要把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也证明了他的不成熟。不过，从此以后，洛甫基本上是有功无过了。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更是达到了让人钦敬的高度，明知毛泽东对他心有芥蒂，明知支持彭德怀可能会身败名裂，但为了捍卫真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毅然站出来表明态度，可歌可泣。
王稼祥：王稼祥是个典型的书生。终其一生，书生本色不变。他到中央苏区最早，曾以“摇鹅毛扇子”（陈伯钧语）的身份，参与任弼时顾作霖对毛泽东的围剿，但一旦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就第一个从王明宗派阵营中杀出来，毅然站到毛的一边。这时，任弼时、顾作霖、邓发、项英、刘伯承正在宁都会议上对毛大加挞伐，博古的临时中央也是在一年后才来到苏区。这就是书生本色，只认理不认人。后来，王在遵义会议上把毛推上了领导岗位，又在1938年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击败了王明的挑战，对毛来说，可谓功莫大焉。毛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因此一直重用王，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王在七大落选中委后毛专门为他说情，十大时又安排他进中委。王稼祥的性格内向，善思考不善交际，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多年，除军团级的领导认识外，对军师级的干部竟然都不认识，不免给人一种孤傲的印象，七大中委落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了解他的性格，在延安曾安排他担任中央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他对这件工作没兴趣，也不认真抓。毛那句名言“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就是批评他的。
陈昌浩：陈昌浩这个人在28个半中比较另类。首先，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指挥军队的统帅；其次，他的功大过也大。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他功不可没，西路军的毁灭他也罪责难逃。他精明强干、英勇善战，对敌斗争坚决，他冒着风险坐飞机向黄
安城里敌人扔手榴弹的故事很一直为四方面军的人津津乐道；但张国焘为了清除异己，残杀红军将领，他又是重要帮凶。28个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宗派思想严重，但表现形式前后不同。早期是从中央到各根据地当钦差大臣夺权，打击当地老干部；后期则是在各自独立的根据地形成新的宗派。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一点特别明显，洛甫、博古、凯丰等（甚至包括李德）为了维护中央派的利益，对四方面军大加打击；陈昌浩则站在新宗派一边，对中大的一帮老同学充满敌意，关键时刻不顾大局，追随张国焘南下。在这方面，洛也好、陈也好，眼光显然都比毛泽东短浅，不知道大敌当前，联合御侮是第一位的，可惜当时毛泽东还不能完全控制局势，结果酿成了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悲剧。西路军受挫后，陈昌浩性格变化极大，晚年胆小怕事，豪气全无，文革时更是选择了自杀之路。这一点和李立三很相似，李立三也是早年大权在握时狂得没了边，饱受挫折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文革初以自杀了断。
张琴秋（女）：战争是残酷的，对男人如此，对女人尤甚，敢于直颜面对这种残酷的女性都是伟大的，张琴秋就是位伟大的女性。张琴秋不是那种花瓶似的女性，她曾经担任过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还亲自指挥打过仗，这种经历在中共女革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后来没有离开军界，她很可能会成为55将军中唯一的女中将。张琴秋长得漂亮、能歌善舞，但经历坎坷，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张琴秋身为师政治部主任，不得不离开她的丈夫沈泽民，而且这一离开就是永诀。到川陕后，她和曾中生等人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做斗争，遭到了张国焘的打击报复。和陈昌浩结婚后不到一年，又赶上西路军失败，孩子在戈壁滩一出生就死了，然后又被马家军俘获，吃尽千辛万苦，颠沛流离，直到抗战爆发才被周恩来营救出来。好不容易回到延安，又受张国焘牵连被粗暴批判一通。不久，陈昌浩赴苏联，第二次婚姻再告结束。后来与老战友、原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婚，1964年，身为卫生部副部长的苏井观又因病去世。不久，文革爆发，张琴秋因不堪凌辱，跳楼身亡，以死抗争。回顾这位奇女子一生，真如古人所言，红颜命薄呀。
何克全（凯丰）：凯丰这个人很有意思，尽管他曾经贵为政治局委员，但知道他的人并不多，前段时间中央台演《延安颂》，很多人看完后，向我咨询，这个政治局开会时频频露面的凯丰是干什么的？呵呵。凯丰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只读过《孙子兵法》”（其实当时毛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当时，博古下台已定，凯丰依然坚定的支持博古，是很讲义气的行为，不过，这种义气此时并无积极意义，实质是顽固的宗派主义观念，对党和红军是有害的。党的七大上，凯丰本是中委候选人，但伍修权发言揭发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并反对他做候选人，结果凯丰被撸了下来，这也说明他并不是多么有代表性的人物。凯丰对敌斗争还是很坚决的，曾被敌人逮捕坐牢，坚贞不屈。长江局时期，凯丰对王明的做法是不满意的。还有，著名的《抗大校歌》就是他写的，他还主持过延安文艺座谈会。 1955年凯丰在中宣部副部长任上病故。
徐以新： 16岁时就追随周恩来参加过南昌起义。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皖苏区的外交委员会主任，年仅20岁。到川陕苏区后负责与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与杨签定互不侵犯协议，派武志平建立秘密交通线。后因反张国焘被关押，直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才被释放。延安时期先后任鲁艺政治部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1994年逝世后钱其琛曾撰文悼念。
王盛荣：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往团中央工作，后到中央苏区，任团中央少先队总队长。当时同在团中央工作的陆定一、张爱萍晚年回顾往事时对王当时的左倾宗派行为都颇有微词。王盛荣曾于1931年当选为中革军委15位成员之一，按说他跟军队没什么关系，这点让人不解。抗战时期从团中央调中组部工作，1945年底任齐齐哈尔工委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局长。
第二类革命烈士
秦邦宪（博古）：博古和王明是挚友，两人的思想观点、作风都很接近，都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所以王明逃跑时把中共中央放心的交给了只有24岁的博古。两人的区别在于王明更自负，对党、祖国更缺乏责任感。而博古因为到了中央苏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严酷性，自己不懂军事，知道只靠背马列教条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因而缺乏自信，于是先把希望寄托在李德身上，后发现李德不行，压力沉重，湘江失败后曾想自杀，最后虽不大情愿，但还是把总书记的位置交了出去，说明他还是有一定责任感的。不过，遵义会议后，虽然他的宗派主义思想大大弱化（并未消除，长江局时代又有所表现），但教条主义思想仍根深蒂固。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时，办报方针仍然充斥着党八股。所以毛泽东针对这些教条主义者搞延安整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有些人想否定延安整风，是不对的，整风后期康生搞抢救运动、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抹杀前期思想整风的重大意义。总体而言，博古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低于洛甫王稼祥，而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则甚大。
沈泽民：资格很老，中共还未成立时他就是党员了，是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文学创作，虽然天资聪颖，革命热情很高，但他这类人小资情调比较严重，理想主义色彩较浓郁，而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患有严重的左派幼稚病。一旦掌权，必然好心办坏事。他到鄂豫皖后是张国焘排斥异己、打击老干部的重要帮手。张国焘率四方面军西征后，他率25军坚守根据地打游击。刚打个胜仗，形势略有好转，就又忘乎所以，再次左倾盲动，结果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无法在当地生存，只好北上长征。他也于1933年11 月病逝于红安。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但对革命事业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由于他的表现，中央对他的评价一直没有明确，直到1963年他的遗骨重新安葬，名字后头才加上了“同志”二字。
夏曦：早年参加新民学会， 1921年入党，后到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大革命时期在湖南与郭亮齐名，当过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也算个老革命了，其阅历和王明这帮书生完全不同，真搞不懂他怎么会和他们搅到一起。按理说，把夏曦放到革命烈士一类里实在是太抬举他了，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造成的破坏比国民党几十万人的围剿都厉害。要是当初不是把他派到湘鄂西，而是派到中央苏区，有毛泽东这位老大哥镇着他，可能他不至于变得那么疯狂。我怀疑夏曦后来杀人杀得都心理变态了，后来溺水而死算他运气。夏曦的罪恶表现让我们看到，不受监督的权力实在是可怕。
陈原道：回国后先后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1933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其妻刘亚雄也是苏联留学生，曾任顺直省委秘书长，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刘亚雄之父刘少白更是传奇人物，他曾是山西的大地主、省议员，后受女、婿感召，追求进步，遣散家财，参加中共，解放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宋盘民（宋盘铭）：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曾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红叁军九师政委。地位和鄂豫皖的陈昌浩相同，但命运却大相径庭。他因不满肃反扩大化，被同为28个半的夏曦作为改组派抓了起来，后贺关趁夏曦不在把宋释放，夏回来后，又把宋抓了起来并于1933年12月公审枪毙。
殷鉴： 1931年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被捕后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著名的草岚子监狱），为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成员，在薄一波等人被营救前病逝于狱中。
第三类可耻叛徒
王明（陈绍禹）： 30年代初依助外力爬上中共最高位，从此完全唯苏联人马首是瞻。毛泽东曾评价他是：对别人（苏联）的事考虑得太多，对自己（中国）的事考虑得太少。属于老一代的香蕉。为人专横跋扈，心胸狭窄，又严重缺乏自知之明。写的歪诗不过是顺口溜的水平，却自视甚高，还出版诗集。1956年赴苏治病，中苏关系
破裂后，站在苏联一边与中共为敌，1974年病死于莫斯科。
孟庆树（女）：王明夫人。一个非常霸道的女人，王明也让她三分。1983年病死于莫斯科。
李竹声：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六届四中全会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4年6月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时被中统逮捕，特务向他劝降时辩不过他，后派高级理论特务劝降成功，遂叛变，并供出盛忠亮地址，使其随后被捕。后任中统科长，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
袁家镛：又名袁孟超、宋三。1933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任全总党团书记。1934年6月与李竹声等16人被中统逮捕，后叛变，当了中统特务，改名严英。
盛忠亮：又名盛岳。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李竹声被捕后接任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被捕叛变，后当了中统特务。盛忠亮后来曾写过一本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现在最流行的28个半的名单就是出自他的这本书。
王云程：曾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2年任团中央书记，后兼任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中统逮捕，遂叛变，并使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
孙际明：又名孙济民，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与王云程同时被捕叛变。
朱阿根：又名朱志远，曾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至1933年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汪盛荻：又名王胜弟，1932年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第四类下落不明
何子述：曾与王明博古王稼祥一起反对立三路线，受到李立三处分。六届四中全会上，因米夫的压力，何子述等四人的处分被撤消。
王保礼：苏州工人，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花瓶性质）。
杜作祥（女）：曾任上海局妇女部长，后被捕。
朱自舜（女）：又名朱子纯。
李元杰：
萧特甫：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3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党的名称相应于1925年改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直到1952年，鉴于孟什维克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九大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并取消双重名称，简称苏共。中共历史上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一个团队合称，他们的领袖就是王明。中大第一期的300多名学生中，
王明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在中大崭露头角。原由很简单，就是他紧紧跟随中大校长米夫，取得了米夫的信任。王明既有米夫的支持，又逐步获得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信任。他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将一批学生拉拢在自己周围。 1929年夏，中山大学照例召开了一次学期总结。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山大学党支部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在当时，路线问题无疑是一个决定生死的问题。大会争议异常激烈，迟迟难以下决断，一直开了10天，史称“十天大会”。在无法找出更圆满的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大会只好决定，用举手表决的方法，看谁拥护中大支部局的报告。表决结果出来了，投反对票占压倒多数，赞成支部局报告的只有29个人，而其中一个“年纪最小、个子最小、观点又很动摇”，所以只能算半个（也是一个团员，不是党员）。从此，人们便把他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并没有出席那次大会。早在1929年4月，王明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因此，“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会议”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名词，来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
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萧特甫、殷鉴、袁家镛。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陈昌浩、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等。
这29个人进入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张琴秋、陈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沈泽民虽然是1926年才插班进来的，但他也属于第一期学生之列。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夏曦比较特殊，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里的一名学员。这个班的学员有不少都是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董必武、徐特立等。
“二十八个半”中有4个女性，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其他人基本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
1930年底，米夫来华。米夫此次的任务就是把王明等人扶上前台，控制中共中央的权力，以保证“百分之百”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实现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
在米夫来华之前，“二十八个半”中的成员自1929年4月王明回国后，也陆续回到国内。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这一天，无疑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天。其斗争之激烈、矛盾之激化、争吵之剧烈，恐怕是其他会议上少有的。而四中全会决定补选的中央委员和改组的政治局名单一公布，更是引起轩然大波。
这份名单中，王明、沈泽民、夏曦等9人被确定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米夫强调这是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提出的名单，称其为“国
际名单”。按照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
表决结果以20票赞成、2票反对和2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米夫所拟的政治局委员和补选委员名单。这次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既成为中央委员，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会后，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机构组成人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书记为王明；中央宣传部长为沈泽民，后由张闻天继任；中央农民部长为张闻天；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为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博古。
当时，虽然名义上向忠发仍担任总书记职务，但实际上掌握中央领导大权的是王明。他采取宗派主义组织路线，来贯彻他的“政治路线”。
为了对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外的地方党组织加强“中央成份”，王明将他的“二十八个半”纷纷派往各苏区，并赋予极大的权力。
王稼祥是最早被派往中央苏区的“钦差大臣”。他是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到中央苏区全权解决富田事变问题的。在1933年1月以博古为负责人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前，王稼祥已经被公认为红军“四大领袖”之一，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声望并重。
博古在王明秘密赴苏就任共产国际代表后，成为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据说他是在一家小酒馆被王明“任命”为接班人的。张闻天进入苏区后，被安排从事政府方面的工作。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对推行“左”倾主张开始发生动摇……
杨尚昆1933年初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进入中央苏区不久，杨尚昆思想就发生了变化。早在批“罗明路线”时，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个青年干部跳起来说要把罗明枪毙，他表示了不同意见。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和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起，指挥所部赢得许多胜利；10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了长征。
凯丰（何克全）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从莫斯科回国的，他随之进入中央苏区，接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的书记。他一直站在博古一边，坚定地支持着博古，甚至在博古即将走下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仍如此…… “二十八个半”一度控制了中央，同时也控制了各根据地的“权柄”。派往鄂豫皖苏区的“钦差大臣”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于1931年4月初分别从武汉和合肥进入苏区。
1931年9月初，在张国焘的主持下，红四军政委曾中生被免职，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
陈昌浩接任的第二天，便开始坚决地执行张国焘的“肃反”密令。打下商城后，红四军移驻白雀园地区，红四军中的“肃反”运动大规模展开。沈泽民则作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中央分局副书记给予了张国焘极大的支持。可以说沈泽民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了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 1932年10月，张国焘决定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沈泽民由于身体病弱，加上自己坚持，便被留在根据地。他的妻子张琴秋由于新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而必须随军行动，两人从此分手。夏曦是最早派去湘鄂根据地充实领导的。夏曦一到湘鄂西，就组成了以自己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便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了数次“大肃反”。在
中央、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到处都有“二十八个半”的影子和由其带来的“左”的路线。 1933年年初，博古指定李竹声为中央驻上海代表，成立了“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为书记，盛忠亮为妇女部部长（后接替李竹声为中央局书记）。而这时团中央书记是王云程，团中央组织部长是孙济民（际明）。1933年5月，江苏省委和工会都遭到破坏，中央局指定袁家镛为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为组织部长。此外，“二十八个半”中的陈原道被派往顺直任临时省委书记，殷鉴后被中央分配到顺直省委唐山地委任书记。
“二十八个半”的人生结局：
一、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
王稼祥（1906—1974）安徽人，29人中最早觉醒者，保护肃反的干部，遵义会议时拥护毛泽东，49年任驻苏大使，74年1月26逝世。一直受毛的重用，王稼祥的性格内向，善思考不善交际，典型的书生。长征前夕，王稼祥宁都会议上，他坚决反对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将处境异常艰难的邓小平要到总政治部工作。当博古要将湘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处以极刑时，他坚决不同意，后萧劲光被判了5年徒刑，判决书送到总政治部，他坚决不签字，使萧劲光案件不了了之。
王明（1899—1974）中国共产党人里能出现王明这样的人物简直是一种悲哀！他几乎葬送了中共！中共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殆尽，根据地也在他的错误政策下相继沦陷，被迫长征，后来他不思悔改！“七大”召开时，王明患病没有出席，只是在大会开幕式的时候，他被抬进了会场，历时15分钟。大会还是在毛泽东的说服下（毛泽东够气量），仍将王明选为
中央委员。 1956年2月王明到莫斯科看病。不久，中苏关系恶化。王明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写完《中共五十年》的第四天，即病死于莫斯科，享年七十岁。他的死在国内没有引起一点动静。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无锡人，1925年入党，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执行肃反政策，要处决萧劲光（萧后来是大将也）。他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对失败要负全责。遵义会议后掉下权利顶峰，但他勇于承认错误。1946年和叶挺一起遇空难身亡，算是在名声最好时死去，若不死，决逃不过文革一劫。
张闻天（1900—1976）上海人，五四时期以文著名，25年入中山大学，31年回国，任中宣部长、农民部长。遵义会议时，和王稼祥支持毛泽东。杨尚昆（1907—1998）四川人。26年赴苏，1933年6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随红三军团长征，1988年任国家主席，98年9月14逝世。虽是28个半成员，但是没有什么过失。
凯丰，原名何克全。回国任少共书记，支持博古，后来博古失权，也支持博古。
夏曦，王明的支持者，执行肃反整肃，大杀红军干部。后来有所醒悟，1936年2月，夏曦在找寻干部时淹死于河水之中。
陈昌浩（1906—1967）1935年10月，张国焘公然打出了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旗帜。陈昌浩表态支持。于是他成了伪“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常务委员，到达了他个人历史上权力的“顶峰”，时年28岁。
二、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沈泽民（1900—1933）作家茅盾之弟。曾是鄂豫皖区“肃反”的灵魂人物，但他坚持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留在大别山坚持战斗。他组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攻打七里坪失败后，沈泽民内心感到万分难过，本来就有病的身体支持不住了。沈泽民的病日益加重，但他坚持点着油灯给中央写报告，报告自己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走后重建红二十五军的经过，检讨七里坪战役的错误，检讨发动“肃反”的错误。报告写完，他再也支撑不住了。1933年11月20日清晨，沈泽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1岁。
陈原道于1934年1月在天津被捕牺牲。
殷鉴于1934年被捕，后因病而保释就医，不久病故。
何子述同王明一起受处分后，到天津工作，不久被捕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三、可耻的叛徒：
1932年2月，上海的斗争极其严峻，共青团中央局机关被破坏，团中央书记王云程和组织部部长孙济民（际明）被捕后公开叛党。
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重大破坏，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16人被捕。李竹声很快向敌人供出了苏区存在上海的窖藏黄金并叛变投敌。之后，盛忠亮代理上海中央局书记。袁家镛任江苏省委书记，后被捕叛变。他曾与李竹声关在一起，李竹声叛变后，他亦叛变。1934年10月，盛忠亮被捕叛变，出卖了5名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在这之前，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朱阿根亦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妇女部长
杜作祥被捕，其后下落不明。
四、其他人物：
张琴秋：沈泽民前妻，后嫁给陈昌浩。1936年11月，西路军成立，张琴秋任组织部长。1937年3月下旬，，张琴秋在甘州的一个村子被反共自卫团所俘获。被俘后，她几经周折，终于在1937年8月经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当局点名交涉被释放。同年10月，她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张琴秋去世，遗体很快被送往八宝山火葬场火化，任何仪式都没有举行。后来，张琴秋唯一的亲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1979年4月，她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徐以新，就是那“半个”，这时也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1937年徐以新和王树声率领的西路军干部团被敌人打散，徐以新孤身一人逃脱敌人的追捕，躲在一个靠放羊赶牲口为生的人家里，并在他的帮助下，于1937年年底回到了延安。
新中国成立不久，徐以新接替伍修权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54年8月后，徐以新先后任过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挪威大使、叙利亚大使。1965年底回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因徐以新对“文革”态度不鲜明而被中央文革小组记录在案，随后“发配”干校改造。1974年2月，从干校回来的徐以新莫名其妙地被拒收党费，从此以后被停止党籍4年多。1978年夏天，他又被通知开始过党的组织生活。1994年12月30日徐以新逝世。
王盛荣：1937年，王盛荣来到延安，经过一段学习后，受命赴河南省委
工作，任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后一直做地方工作，“文革”中，他历尽磨难。1978年平反后，仍在总工会工作，1986年逝世。
王保礼：苏州工人，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花瓶性质）。下落不明。杜作祥（女）：曾任上海局妇女部长，后被捕。下落不明。
朱自舜（女）：又名朱子纯。下落不明。
李元杰：下落不明。
萧特甫：下落不明。
1.王明（陈绍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1931年在前莫斯科
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出任中共领袖，1931年到1937年在苏联，后回中国，与毛泽东再次展开争论，再次失败。1956年赴苏
联，中苏决裂之后批判中共，1974年在苏联病逝。
2.孟庆树（孟庆绪）（女）：王明的妻子，1984年死于莫斯科。
3.博古（秦邦宪）：王明的挚友，王明去苏联之后的中共领袖，遵义会议中
失势，但仍是党的领导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解散。延安整风时被批判。1946年在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失事中死亡。
4.张闻天（洛甫）：一度支持张国焘，在遵义会议上出任中共名义上的领袖，
曾把中共总书记的职位让给张国焘，后一直担任中共名义领袖直到194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庐山会议中支持彭德怀，被打倒。
5.王稼祥：很早就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军事负责人之一，担
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多年。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革中的1974年去世。
6.杨尚昆：遵义会议后投向毛泽东，1980年代成了中共、国家和军队的最
高领导之一，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7.陈昌浩：支持张国焘，在张失势后被派去领导西路军，失败后留在中共进
行党史研究，文革中自杀。
8.张琴秋（女）：沈泽民的妻子，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
沈去世后嫁给陈昌浩，陈去苏联后张和原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
婚。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文革中因不堪凌辱，跳楼身亡。
9.王盛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最长寿的人。回国后在中央苏区任团中央
少先队总队长。1945年底任齐齐哈尔工委书记。1949年后曾任中南有色
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局长。2006年在武昌去世，终年99岁[1]。
10.徐以新（徐一新）：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外交部任大使。1990年代去世。
11.凯丰（何克全）：反对王明，在遵义会议中坚持支持博古，后来改变路线。
曾被国民党逮捕坐牢，坚贞不屈。《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者。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和中宣部副部长，1954年去世。
12.何子述：在中共华北局工作，在1929年被国民党逮捕处决。
13.沈泽民：茅盾的弟弟，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部下。在领导游击战争中1933
年11月病逝于红安。
14.宋潘民（宋盘民）：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部下，因反对夏曦的清肃而在
1933年被处死。
15.陈原道（陈源道）：回国后曾任中共河南、江苏的负责人，后来被国民党
逮捕在南京处决。
16.殷鉴：在华北唐山煤矿进行工运时和薄一波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营
救之前死于狱中。
17.李竹声：回国后曾任中共上海的负责人，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出卖了不少从前的同志。1949年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
18.盛忠亮（盛岳）：中共上海领导人之一，被李竹声出卖后为国民政府情报
机关中统工作。之后移居美国，撰写了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
19.袁家镛（袁孟超、宋叁）：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和李竹声一起被
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叛变，在特务机关中统工作，改名严英。
20.王云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3年被国民党绑架之后叛变和李竹声合
作。并使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
21.孙济民（孙际明）：和王云程一起被捕、叛变。
22.夏曦：（1901年—1936年）由于他在1933年到1935年间在湘鄂西苏区
三次“肃反”的过程中造成了红二方面军4万人以上死亡（包括洪湖红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在长征中落水无人救助而死。因为他是在长征中死的而得以成为“烈士”。
23.朱阿根：回国后曾任中共领导，但退党。一说叛变。
24.汪盛荻：回国后曾任中共领导，但退党。
25.李元杰：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26.王保礼（王宝礼）：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27.朱自舜（朱子纯）（女）：孟庆树的好友，回国后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28.杜作祥（女）：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29.肖特甫：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