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域。（7）在方法论上旧史学不出经史的范围，走文以载道或乾嘉考据的老路。新史学多借重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化论的思想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促成了国人世界观的进化。（8）从旧史学的地位上看，旧史家开始为神的仆役，后来又变成了帝王的侍臣，再变为民族主义的炮手。新史家既不愿替神权或君权服务，也不愿专以发扬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为职志，他们眼中所关心的只有人类。他们所从事的，只是人类的文化和幸福。这是新史家把他们贡献于全人类的宏原，就是与旧史家地位分离的鸿沟。（9）就史学的性质上说，新史学的性质是客观的、大众的、现实的、进步的、科学的，与旧史学恰立于相反的地位。新史学侧重现在的问题，侧重在普遍的理法，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也就是说新史学不仅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并且注意普通的一般现象。（10）在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从前滥用史料，而现在知道严厉检查了；从前好用主观，偏重文采，而现在知道利用分工的方法了；从前只限于沿革的记录，而现在知道要于史实间探出理法了。
总之，旧史家之动机多源于恨，新史家之动机多起与爱，其教授方法，旧史家以教师为主注入的；新史学以学生为主，自动的，旧史学重记忆，新史学重推理，旧史家重保守，新史家重进取。①
（二）新史学的历史地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家的心目中，新史学有很高的地位，他们认为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方法、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从时间到空间、从价值论到史家地位，还是从史学性质到历史编纂学等各方面，都是全新的面貌。新史学不仅提出了要进行史界革命、史学革新、建设新史学，而且还对旧史学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主张不限于史学，更成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确立了进化史观的地位；尝试编写出一批新的中国通史，把新史学变成一种切实的实践，梁启超用文白参半的“新文体”，既宣传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主张，又在社会各界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前驱的作用。这些都奠定了新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首先，新史学成为国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作为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的新史学思潮，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所起到的这种振聋发聩的作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学派的史家介绍弱小民族的亡国史以警示国人。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出版此论著超过50种以上。这些此类论著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手段，或记录亡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其目的都是令国人自警，总结教训，奋发图强，挽狂澜于既倒。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催人惊醒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对旧史学的批判，到重新认识以往旧史学主张的提出，不论其具体态度如何，应该说是自觉的史学意识进一步加强的表现，是以前所没有的。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批判，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两病”“三恶果”，此外，他还以“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弄等专题，对旧史学的重要范畴进行了重新的认识。正统之弊，主要是君统观念在作祟，梁启超对正统观念的破除，对封建、道统的有力批判，对新史学的观念和普及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论书法中，对所谓的春秋笔法进行了批评，认为“春秋之笔法，非所以褒贬也。”梁启超以国民之前途命运为中心，对历史评价的标准进行了初步的界定。这些都说明梁启超等新史家均试图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确立了近代进化史观。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近代进化论不仅使整个社会振聋发聩，更在学术思想领域奠定了其不可移易的地位。新史
学对于近代进化论虽无首创之功却有普及宣扬之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梁启超认为史学本身就与进化现象分不开。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各派之间政治上分歧的扩大，人们对历史进化的方式、原因也做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历史进化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无论何种进化论，在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这一基本认识上是一致的，此后谁也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更不认为是退化的，而是向前发展的。这种历史观的变革是历史认识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第四，新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对历史的理论的重要范畴进行了初步探讨，使历史学在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历史及其运动变化状况，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新史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前在历史学家眼中历史人物多是一个个个体，好像不受一切外物所左右，史学家本人多半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下功夫，社会科学处处从环境入手,认为其生理、心理，日常生活和特别行为，都与前后左右的社会有联系，使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较前大为开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考查也更近于科学。新史学在中国史学思想从旧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开心布局的作用，大大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学科化建设。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也为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历史编纂学上，新史学尝试了新的编纂体例，并有一批新体中国通史问世。正因为有了进化史观的理论指导，有了对社会历史的新认识，才可能有新体的中国通史问世。章节体一个最大的功能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脉络，之所以分章分节，均以大量实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和道理。
（三）新史学的局限性
新史学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历史观上看，梁氏说“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砧书”。事实如何呢？对于历史进程到底如何看呢？是不是几千年的历史只是无穷无尽的斗争，一点变化都没有呢？显然不是。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礼记*礼运》篇对社会历史“大同”“小康”的划分，把这种意识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大同”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前的状况；“小康”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的状况；这是私有制产生前后的两个阶段，这种朦胧的认识，含有真理的成分。还有中国历史上对“理”“势“的认识，都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朴素进化思想。这种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显然有不断进步的一面。
其次，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梁说：“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有认为几千年来之史所记无非邻猫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那么事实如何呢？史料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料的范围扩大了，对史料的处理方法也日益精审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辑佚书、辨伪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器物学、年代学、严格地理、史料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或者直接属于史料学范围，或者跟史料学有密切关系，足以说明史料的范围大大扩宽了。在史料学的处理上，从搜集、校订到考辨，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成就不仅可以说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文献学之发达，恐怕在世界上也罕有其匹。
复次，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梁氏所说旧史学详古略尽，知故不知今，陆沉国民之罪，实乃史家的罪过。列传本纪等，实际上是无数墓志铭的合成。事实如何呢？传统史学不但不详古略今，相反，详今略古倒是一个传统。孔子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②但他又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③这说明他还是注意现实的。司马迁作《史记》，从上古写到汉武帝，也有所谓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之分，而且叙述原则则是越远越略，越近越详，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近现代的学术思想史。中国史书体裁的丰富多彩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最古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书，一种书就代表一种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纲目、学案等门类齐全。《隋书*经籍志》史部分为十三类，《四库全书》史部分为十五类，足以表明中国传统史学体裁的丰富。
（四）新史学的基本内容
梁启超以民史观念对传统史学作了深入全面的批判。梁启超首先提出要确定中国史的地位，反对欧洲中心论。一是中国史不得列为世界史之外，在世界史中应占有一强有力位置；二是不再像以往那样笼统称为“史”，更不能以朝代命史应与“英国史”、“美国史”等相并列。中国是一个以平等身份与西方结合的整体这样其结果既不是纯粹的东方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文明，真正是“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盛世，“世界史”概念的引入使中国史的主线变成一步步走向更大空间并最终参与推动世界历史的过程。总结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从总体上说，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开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国民者”。
④造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传统史学存在着“四弊”“二病”。
四弊是：一是“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说：“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固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得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所有鼎革前后之笔法。”
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梁启超认为，史学的价值体现在“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而传统史学家只知为朝廷作本纪列传，不知记述人群进化之事，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
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梁启超认为，史学的作用在于“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而传统史学由于忌讳当朝统治者之事，“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因而史学变成“为若干之陈死人”而作的“纪念碑”。中国古代缺少民史，其原因“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梁启超提出了历史应该“为国民而作”的重要观点。
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梁启超说：史学贵在“勘破”“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的“原理”，“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以开启民智。而传统史书根本不能说明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使人读了白费脑力，因此非但不能成为“益民智之具”，反成了“耗民智之具”。
“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指出，中国的传统史籍浩瀚若烟海，其中塞满了“邻猫生子”之类无用的史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造成“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中国古代史家人数虽不少，但除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6人“稍有创作之才”外，其余的史家都缺少创新。梁启超肯定司马迁的《史记》
“常有国民思想”，将项羽列入本纪，孔子、陈胜列入世家，作儒林、游侠、刺客、货殖等列传，“皆有深意存焉”；认为杜佑的《通典开创了制度史的体裁，而“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⑤梁启超对传统史学“四弊”、“二病”的评析，无论是从历史观上着眼，还是从史学方法论上着眼，都包含着对传统史学为封建帝王服务、缺乏国民思想、不能反映全体国民的历史活动、不能起到有益民智的作用等方面的批判，始终贯穿着“民史”的观念。
其次，梁启超以近代“民史”观念批判了传统史学的“正统”论。梁启超对“正统”论做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指出了它完全是君主制度下的产物。因此，所谓“正统”实际上就是“君统”，是封建君主以“君权神授”到谬论欺骗、愚弄人民的工具。“正统”论的实质，“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动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梁启超指出，，“正统”对中国传统史学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中国史学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在“正统”论思想引到下写的史书。“不过一家之谱牒”，只会荼毒国民的心灵。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要谈正统，也应当以民统代替君统，即使有君主也应当向英国、德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那样。
再次，梁启超以民史概念批判了传统史学的书法，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学主要记载“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其书法，是看其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当时的君主，有利于君主则谓之功，谓之善；凡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的评价并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同样的叛逆行为成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败则夷三族。这是惟权力是视，根本没有正义可言。他还强调，他并不反对史学有“书法”，但是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有新的标准。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处处可见“民史”思想的踪迹，透露出强烈的民主主义的气息，表明他已经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有政治领域引入史学领域，并自觉地用以指导历史研究。这种批判是前时期“民史”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是其他时期不能比的。这不仅为“民史”思潮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也为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奠定了资产阶级史学的性质。
（四）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和特点
梁启超自幼受着传统的封建教育。十五岁以前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和段、王训诂之学，尤其是进入学海棠后，更系统地接受“旧学”训练，在治学方法上受乾嘉朴学影响，他的史学理论中不少治学方法，就是吸取了乾嘉考据学。1890年，梁启超应试不第，回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并见到一些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由此稍知世界之事。是年秋，改从康有为问学，开始走上一条以经世为目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与典章制度，同时涉猎“译本西籍”，兼吸西学的治学道路。这种以传统经史之义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思想，成为梁启超治史的重要特色。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阅读大量西藉，许多“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思想为之一变”。⑥同时他表示要与封建“旧学”决裂，走近代资产阶级学术道路。反映在他的史学思想，以吸收“西学”为主，确立了他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并积极用于史学研究。
综上所述，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学术渊源，是以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为主，并改造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二建立起来的。
他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多元论和多变性。“中西杂糅”是其多元论的主要思想根源。多元论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一方面，他受当时西方社会学中有机论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企图从制约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特别是从心物两者力量的限度中，去找历史的因果联系和发展趋势。梁启超史学理论多元论的特点，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
史学理论的软弱性，但梁启超的思想较之某些一味以精神思想去解释历史的唯心论者，其眼光毕竟要开阔些，这也是治史能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多变性是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另一特点。追溯一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的发展，至少经历三次大变化。20世纪初，他一心向慕西学，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创立“新史学”，所论英雄业绩和国家民族兴亡的历史，都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解释。辛亥革命后，他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一变而求中西结合，既寻求历史的因果联系，亦肯定“据事直书，其义自现”的旧“正规”。五四以后，专一发扬光大新老传统，赋旧史学以新意为主题，明显表现史学思想的倒退。从表面上看，这种多变性，与其史学理论的多元论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却是他处的时代、社会和阶级在史学理论上打下的深刻烙印。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多变性，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共同特点所规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文化残余；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时，因整个过程十分短促，往往囫囵吞枣，缺乏认真的消化和选择，以致形成一种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不协调体系。
从近代以来许多史家一直追求史学的社会功能，西方史地学、边疆史地学甚至包括元史研究，无一不是与这一史学致用宗旨紧密相连的。维新派宣传社会进化论也是与变法图强与实现其政治经济要求分不开的。新的史学观点从酝酿时期就反映出浓厚的现实性，而梁启超史学观点则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特点。⑦他非常强调历史应为现实服务，起到“广民智，振民气”⑧的作用，他主张历史应以今为主。所谓为现实服务，一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目的服务，一是发扬爱国主义。他所提出的新史学体系紧紧围绕以上两个现实目的而展开。史学的民族性是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史学也是探索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必然会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揭示中华民族沦落与振奋的经验教训。这种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功能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资鉴特点，又以新的时代任务与民族主义思想加以糅合、升华，成为近代史学一个重要特点。
结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理论，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但他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评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史学尤其近代史学的演进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古代史学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结束和转折。从此中国史学走向了近代化的大门。显示了中国有识之士期望通过史学思想的转变来挽救中国贫苦落后的局面。从梁启超的维新变法的政治救国到文化救国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层次渐进救国道路。没有任何一种史学思想能取代它在中国史学冲破旧史学的坚冰式的束缚和开启现代史学的航道作用。对中国20世纪的史学走向起了引领和导向作用。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彪炳史册的深远意义。
备注：我很钦佩马老师您的人品和治学思想，在校园里您总是和我主动打招呼，让我受宠若惊，这样平易近人让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多方打探才得已加入您的qq和朋友网。本论文是我经过长达数周的搜集史料和筛选才酝酿成的。是我大学写论文投入精力和时间最多的一篇，这样才能对得起您的辛劳。
参考文献：
①李泽纲《史学通论》第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八侑》
④《饮冰室合集*文集》9，第2页。
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5页。
⑥梁启超：《三十年自述》，《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8页。
⑦马金科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第1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⑧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
中国史学思想史课程论文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年级：2010级
专业：历史学（02班）
姓名：于会刚
学号：1011114082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梁先生的《新史学》只有薄薄的十来页纸，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却十分深刻，虽然在本人来看其早期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书中开篇就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指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并提出了对正统论的批判。中后篇则提及以进化论等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史学进行从书写范例乃至思想内容的大改造。他还在书中极力推崇环境决定论以及西式的英雄史观，文化史观。 我个人对中国的旧史学并没有太多的阅读积累，所以梁先生对旧史学的批判于我而言是一种老前辈的经验之谈，但对比于我所读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评述而言，《新史学》中的批判更加的决绝，而这种对旧史学痛恨的态度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新文化运动。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新文化运动，除了宣传中的“沉重打击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礼教”外，更多的指责它过于偏颇以至于割裂了现代人以及中国古典文化的联系，尔后顺水推舟的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多麽的成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和魂洋才”。 我个人并不认同以明治维新的成功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对今时今日古典文化传承有所缺失的恶果。民国时代并不是没有传统文化的大师，奉行中庸之道的大师们不会看不到事情发展的两面性。而且说到割裂传承，文革犹有甚之。在我看来在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中日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封建专制在根基势力的差别。论时间长久，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诞生于秦朝，而这套制度直至公元五世纪才传入日本。论影响范围，从秦至清帝国的范围有多大，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就有多大。论思想的深度，中国民众从小接受的忠君教育，足以使忠君观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但日本幕府民众忠于幕府将军吗，各地大名忠于大将军吗，各为其主的武士忠于幕府将军吗。所以新文化运动与明治维新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思想上宛如一盘散沙的日本知识阶层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但在中国封建主义深厚的土壤上，若非从根子上铲除这种封建思想文化，那么在中国西方思想中优秀的部分的传播只会举步维艰。 所以我很理解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若不是决绝的批判，中国史学断不会迈出新的一步。 书中梁先生对西方环境决定论的推崇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决定文化呢？我们从小的教育是经济政治决定文化。但是在原始社会，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改造自然的时候，他们赖以生存的采集经济，渔猎经济不是有环境决定的吗？ 直至到了现代，我们所谓的经济，无论是虚拟的资本金融游戏还是实体经济，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一定量的物资，而这些物资都是由原材料--原始的农产品或矿产所加工而成，而这些原材料大部分的储量与产出难道不是由自然界所决定的吗。换句话来说，我们现今的经济难道不也是有环境决定的吗。假如某一国度的粮食由于气候而全面歉收，国家的经济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难道不是环境决定论吗？ 以上只是个人有感而发，读此书学到了不少但思维发散的很远。可能关注点不同，所思所想竟与史学联系不大。
杨浦区2017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中等级考模拟质量调研 高 三历史试卷 本试卷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 2018年3月 考生注意： 1．考试满分100分，考试时间60分钟。 2．本考试分设试卷和答题纸。试卷包括试题与答题要求。 3．答题前，务必用黑色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正面清楚地填写姓名、准考证号， 并将核对后的条形码贴在指定位置上。 4．作答必须涂（选择题）或写（非选择题）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一律不得分。第一 部分的作答必须涂在答题卡上相应的区域，第二部分的作答必须写在答题纸上与试卷题号对应的位置。 一、选择题（共40分，每小题2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铁器使用、地主与自耕农、列国变法……以及百家争鸣、礼崩乐坏这些新现象，反映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 A ．君主开明 B ．政治统一 C ．思想繁荣 D ．社会转型 2．右图所示政令出自 A ．秦始皇 B ．汉武帝 C ．唐太宗 D ．宋太祖 3．7—9世纪，日本先后派遣13批遣唐使，当时接待这些使节的机构是 A ．政事堂 B ．门下省 C ．礼部 D ．市舶司 4．下列历史现象发生在宋代的是 A ．各国先接受朝廷册封才获准与华贸易 B ．江南地区大量种植玉米等高产作物 C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的儒学传播到欧洲 D ．广东农家子弟赴东京参加科举考试 王国 封地 “父业子承”
5．明末，广东巡抚林富奏疏：“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机夷，突入东莞县界。”“佛郎机夷”当指 A．葡萄牙人B．英国人C．法国人D．德国人 6．清史学家章学诚强调治史最要紧的是 A．史才B．史学C．史德D．史识 7．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其中“最大胆学说”的提出者是 A．洛克B．伏尔泰C．孟德斯鸠D．狄德罗 8．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未与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这是因为它正忙于A．民族解放战争B．应对国家分裂 C．解决经济危机D．反击德国纳粹 9．在吸收佛、道思想成果基础上对儒学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 A．孔孟之道B．汉代经学 C．阴阳学说D．宋代理学 10．下图两种交通工具的动力来源分别是 A．煤炭/石油B．电力/煤炭 C．内燃机/蒸汽机D．蒸汽机/内燃机 11．2018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170周年，这本著作最早翻译成中文是在A．洋务运动时期B．辛亥革命时期 C．新文化运动时期D．解放战争时期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对梁启超的印象与看法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读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晚清中国，好像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朝气蓬勃可谓是经历丰富，充满传奇。 晚清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剧变的中国，梁启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好说他生不逢时，亦不好说他生逢其时。我认为的少年正向我走来…… 在中国近代社会，梁启超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从广东新会一直走到北京，从公车上书到护国运动，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从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到晚年讲学著书，梁启超的一生梁启超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恰恰是由于这个时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物出现，历史从来都是残酷的，它不容你有任何选择，便裹挟着滚滚的洪流匆匆而过。无论是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历史人物从来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他们摇旗呐鼓，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历史的进程就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发生改变。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青年时代协助其老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谁能想到这次考生的聚会，竟引发了后来的百日维新，从此维新派从幕后走到台前，登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这很难说得清楚。历史上，陈胜吴广起义，就是缘于一次偶然的小事：陈胜、吴广等数百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只好发动兵变。但细细思量，在这起事件的背后，其实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秦国的残暴统治必然导致人民的不满，这次起义迅速得到各地的响应，反秦起义如星火燎原。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事件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戊戌运动、勤王之役、辛亥革命、倒袁运动、护国运动……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纯发生的，而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历史的洪流中，梁启超无法置身事外，他积极投身于历史潮流之中。梁启超学贯中西，他想用自己的方法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富强、民主、自由之路，他不遗余力的做着启发民智的工作，并在文学界引发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一系列的行为对于改变当时的文学风气大有裨益。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在政治上总体上是失败的，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也可能因为他被人诟病的“善变”；学问上，他的著述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作出的贡献是极大的。
梁启超的“新史学” 1、建立的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 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 ?“四弊”指：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可以有很多，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代替他们行使权力的一个机构。 “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记载历史不记载我们国民的历史，就激发不了学子的爱国、爱民族之心。记载某个帝王的朝廷的历史，培养的只是屈服在封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的提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另外，在梁启超到了El本以后．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程美宝: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走出梁启超的 新史学片想 群体之历史：谁的历史？ 这次会议以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出发点，鼓动与会者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这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在史学门槛上尚未站稳的学徒，在不断练习这门技艺的过程中，我不一定有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如此宏旨的胸怀，只是经常会碰到“我自己希望用什么方法回答什么问题”的疑惑。虽然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总是不时会出现一些先行者，为我们释疑解惑，但新的疑惑总会不断地从已有的成论中产生出来。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具前瞻性的史学宣言。正如是次会议组织者所言，中国二十世纪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梁文中找到端倪。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再三阅读《新史学》一文，看看有什么牙慧可拾，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以下谈到中国传统史学四大弊病之一的这段话：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1] 梁启超这番史学主张背后几个主要的政治概念——“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的形成与衍化，王汎森已经有相当细致的论述。[2]梁启超对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的责备，久为大家熟悉，到今天已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史学观点。20世纪上半期以来，具有“新史学”意识的史学家、以中国为实验场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甚至是政治家、革命家如毛泽东者，都曾经身体力行地调查研究基层民众的生活和历史。解放后，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史学界特别关注被标签为“起义”或“反抗”的历史事件，并以农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为主线，去写所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这类历史叙述虽然实际上未出“舍英雄几无历史”的套路，但在某些课题(如三元里、义和团)的研究所进行的访问调查中，毕竟记录和保存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不管其背后政治议程如何，这些调查报告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多得的。进入80年代，中国史学界积极介绍西方6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潮流，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促使了有关“民间文化”和“边缘群体”(如乞丐、流氓)的研究大量出现。可以说，梁启超在1902年开风气之先的大声疾呼，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已得到不同背景和学术关怀的史家的积极回应和实践。 在几乎毫不犹疑地认同这种史观的前提下，我读着梁启超“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句话，马上想到的是，我们今天所做的“群体的历史”，往往会陷入“知有群体而不知有个人”的陷井。我这里说的“个人”，当然是在偷换概念，梁所讲的“个人”是“帝王将相”，我关心的“个人”，是组成所谓“群体”的一个个人。换句话说，我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研究和论述的过程中，一方面有一个整全的、社会学的眼界，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搅和成无名无姓的群体甚至一堆堆电脑数据。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故其效果, 亦一如其所期, 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随即他又指出所谓旧史学有二病、四弊，认为这是中国旧史学最突出的问题。第一，即“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反对封建王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建立国民的历史，应将过去“‘皇帝的教科书’变为‘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即‘质言之, 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界的巨著，可是内容和体系安排上也是分周记、秦记、汉记，并没有对传统的封建王朝史的编纂体例有所突破，此外历史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在考量其对封建王朝利害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所谓的正统无一不是君统。过去的年号纪年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过去皇帝为了彰显权利所用年号无数，说年号不能明示距今有多少年。他认为在中国最为科学的纪年应该用与西方耶稣纪年相似的孔子生年纪年。第二，中国应该建立大众史，而非单一的个人史，中国过去写的都是个人的历史，这就难免会一叶障目，难以看清历史的全貌。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黄敏兰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 “现代史林泰斗”。① 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 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 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统史学的终结。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堪称是一项开天辟地的创举。 梁启超的“新史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早期的梁启超主要是政治家,其学术活动多以政治为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此时梁启超对传统史学主要是进行政治批判而缺乏学术分析,对新史学也未做实质性的学术建设。在《新史学》中,梁启超着重阐述的是政治理论,分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落后的国民性,探讨西方民族强盛及中国落后的原因。当时梁启超是要以新史学动员民众与专制势力作斗争。所以他提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国不可救”这样严重的问题。直到梁启超退出政坛,成为纯粹的学者后,他才全身心地致力于新史学的学术建设,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也趋于客观。 《新史学》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宣扬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政治理论,另一部分是主张用新史学这一新学术来教育民众的史学理论。不过,这两部分是融为一体的,很难截然分开。例如他论证的“正统”问题,既是指史学上的正统之辨,也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宣扬民主政治理论,也是他提倡用新史学、新学术来启蒙和教育民众的实践。所以,“史界革命”既是学术革命,也是政治革命的一部分。 《新史学》主要内容如下: 11批判旧史和旧政治。 《新史学》的一多半文字都是用来批判旧史。除第一节《中国之旧史》外,还有后三节《论《论书法》和《论纪年》。在全书的六节中有如此大的比重用于批判,可见激烈的批判正统》、
历史研究-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历史事实史料客观研究法个性特征普遍规律论文摘要：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实质上就是以历史客观李实为墓石，以真实史料为中介，在认识上反复深化，从而揭示出历史事实的个性特征与普遍规律，并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的方法。 梁启超说：“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合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进化的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提供出历史研究必须客观，要使用“客观研究法”。客观研究法是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也最明快、最有说服力地体现了他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虽然梁启超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早已成为历史，但其方法的精华却早已融人后来的历史研究之中。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重温他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求真方法，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不仅是重新认识作为历史人物的梁启超的需要，而且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也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一、历史事实之客观性与整体性 历史的客观性表现在它的事实性、整体性。历史的真实一方面是事实之真，另一方面则是本质的真实。事实之真是从单个事实本身来说的，而本质之真则是从历史事实之间联系的角度和整体角度来说的。自然界不用说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客观的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客观的，是过去、现在发生过的事实。历史不是简单的各民族、人群或各个人的孤立活动史，或其活动的叠加史，而是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的民族、人群或个人通过其文明的创造活动创造出来的、其间存在着相互的差异、联系和影响，并由于差异而相互补充，由于联系而相互作用，由于作用而相互影响，进而共同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人类社会历史整体。 历史的整体性以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和影响为纽带而表现出来。历史的整体性与梁启超关于全民进化的历史观点相互说明而关联。梁启超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各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人类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不独各国的历史是“整个的”，而且全人类的历史也是“整个的”，世界历史则是各国人民在创造文化、文明过程的总和。历史事件如果离开了人类历史的整体，就不成其为历史事件。“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必于其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 不独历史事件不能分割看，就是人类在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志等也不能分割看，而应当当作一个整体看，不仅把思想意志当作一整体看，而且要把历史客观事实与历史思想意志当作一个整体看： “史绩有以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绩每度之发生，恒在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之一贯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真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枝枝节节求也。 梁启超说，数百年或数千年的史实是一个整体，其间各时代发生的史实是
《新史学》 百科名片 梁启超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 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 志。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 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梁启超个人经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编辑本段] 《新史学》 《新史学》分节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其关于《中国史叙论》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