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第一卷：感觉·图像·叙事
简介：
自梁任公先生发蒙近代“新史学”旨趣以来，历时百年，史观从“循环”而“进化”，议题由“帝王将相”而“国家族群”，历史学家的眼光从重大事件移至波澜不惊的社会心理、结构变迁，史学叙述的中心业已转移。2002年，九个不同学科的学者际会北京香山，以纪念任公先生《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名，共同回顾20世纪史学演变历程，交相扣问当代史学发展趋向。会后结集出版的《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展示了多学科视野下不同历史叙述与研究进路的可能性。
为使这种尝试得以推进，杨念群等学者共同创办《新史学（第一卷）：感觉?图像?叙事》。本卷的文章即力求体现“感觉”在历史材料的选择和解读中的导向作用。各篇文章的立意均非新奇，但由于对史料读解的进路更加贴近对“感觉世界”的细致梳理和把握，所以每每能出人意料地辟出新境。清初“文字狱”的成狱经过，摆在江南士人与帝王对官吏嗅觉训练的交织互动背景下解读，就比仅仅从“事件史”的逻辑线索中品味感觉自然不同；民国初年的“新女性”一旦被放置在“新”“旧”冲突相对化的处境中，就成功解构了以往性别研究的诸多成论陈言。“她”字的出现本来在思想史的研究框架里没有位置，可在《“她”字的故事》中却从边缘变成了主题；一个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结论凿凿的“历史事实”，却在来源于中国官方、日本军方、民间口述三重语境的史料解读中被敏锐的感觉所瓦解。图像与感觉的生成一向密不可分，却又屡屡被史学界所忽略，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画面的视觉解读重新感受历史的多样与复杂，本卷《病态的身体》一文中一幅幅扭曲的中国人形象，使得我们对“东亚病夫”这污辱性表述的渊源又多了个影像层面的认知视角；对某个画报生产机制的图像式分析也使得我们对战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构成有所感悟。此外，上海近代繁华来自于西方势力塑造的假说，经过另一种解读被转换成了一个中国自身传统内部再生的景象；一桩40年代的诱拐案件则被作者从尘封多年的案卷中爬梳出来，由法律程序拼贴出当时的道德框架。
目录：
创刊缘起与旨趣
引言：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
感觉?叙事?想象
杨念群：文字何以成狱？——清初士人的逃隐风格与“江南”话题
海青：伤逝：对民国初年新女性形象的一种解读
语言?事件?表述
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
孙江：没有暴动的事件——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先天道事件的表述问题
图像?史观
韩依薇：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
行龙：图像历史：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视觉解读
城市?故事
孟悦：繁华作为历史：狂欢与急进的上海1830—1910
马钊：诱拐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北京的男女交际、传统礼教和法律原则
在一个历史学家越来越急于成为专家的时代，在这个“规范”横行，且谈“规范”时髦到渐成职业的年代，提倡“感觉”无疑是非常凶险的，若再将其冠以“主义”，就简直有点荒诞不经的意味了。早有圈内的朋友非常善意地提醒我们，英语中的“感觉”（sense）无法与“以斯姆”（ism）的词缀相联。在当代学术语境下，一个概念无法被译成英文至少是科学性不足的表现，势必难以大行其道。同时，学术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一种理论的提出，应该使其具有相对精准的外延，并且能够在可操作的层面进行持续不断的意义生产，这种理论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背后的逻辑是“知识”的生产和可重复性操作是一切人文研究能够拥有合法性的共有尺度，历史研究也不应例外，把“感觉”当作一种主张来谈，甚至标榜什么“感觉主义”，显然有对此大唱
反调之嫌。然而我们认为，在当下的现实和学术环境中，为什么以及在什么层面上提倡“感觉”是个远比什么是“感觉”之确定含义更加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放弃将其界定为一种确定的概念和方法论的时候，我们或许才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感觉”。
我们不断地在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比、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这就像一个面色红润的丰满人体被敲剥掉血肉后只剩下一副白骨嶙峋的骨架。所以我们要提倡“感觉”，首先就要反对不加限定地盲目张扬“问题”的重要，更要警觉用“问题”堆积起一种刻意指向终极目标的专业化“历史意识丛”。“问题意识”如果没有丰富的感觉素材做支撑，同样就像是一架支离破碎的白骨，而非血肉丰满的人体。
用“感觉”去架构我们的“问题意识”，当然并不意味着两者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毋宁说是对建构“问题意识”的一种丰富手段。这也是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经验中悟得的。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很难用常理来加以把握和理解，而必须放在一种特定的语境之下，针对不同的状况和人群区别加以对待。……如果不从“感觉”的角度去深究历史生活的复杂面相，往往会使我们对一些历史场景所表现出的真实性做出完全相反的错误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永远无法逃脱主观意识和解释对历史的裁割，这几乎是每个历史学家难以解脱的宿命，也是后现代史学向主流史学张扬发难之后颇具魅力之所在。但后现代史学叫板主流史学多年，却也始终无法成功地把“史学”终极判决为只能等同于“文学”的表达而成其附庸。原因即在于史料无法如文学般地完全虚构。这并不等于说史料就一定都是真实的，不妨说也许一个历史学家对那些无法判定真假的史料的解读和投入，正是他为之毕生献身的动力所在！尽管他得出的历史图像也许永远是模糊不清的，可这恰是史学和纯文学的虚构想象相区别的地方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历史学家悟性的高低之分，恰在于其对史料细微之处进行敏感把握时具有层次之分，这种区分和一位历史学家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异性处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我们以往过于重视在解释能力的提高上如何建立所谓的“问题意识”，而没有充分给史料解读中“感觉意识”的培养以足够的地位。
我们这里强调“感觉世界”与“思想世界”、“社会世界”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感觉”可以脱离“问题意识”而独立存在，也不意味着“感觉”仅仅被夸张为对历史细节弥散无羁的无度嗜求。“感觉”优劣的评判恰恰应对“问题意识”的丰满和对历史细节选择的精致起到导引作用。这里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交融互动的参照。
本卷的文章即力求体现“感觉”在历史材料的选择和解读中的导向作用。各篇文章的立意均非新奇，但由于对史料读解的进路更加贴近对“感觉世界”的细致梳理和把握，所以每每能出人意料地辟出新境。
清初“文字狱”的成狱经过，摆在江南士人与帝王对官吏嗅觉训练的交织互动背景下解读，就比仅仅从“事件史”的逻辑线索中品味感觉自然不同；民国初年的“新女性”一旦被放置在“新”“旧”冲突相对化的处境中，就成功解构了以往性别研究的诸多成论陈言。“她”字的出现本来在思想史的研究框架里没有位置，可在《“她”字的故事》中却从边缘变成了主题；一个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结论凿凿的“历史事实”，却在来源于中国官方、日本军方、民间口述三重语境的史料解读中被敏锐的感觉所瓦解。图像与感觉的生成一向密不可分，却又屡屡被史学界所忽略，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画面的视觉解读重新感受历史的多样与复杂，本卷《病态的身体》一文中一幅幅扭曲的中国人形象，使得我们对“东亚病夫”这污辱性表述的渊源又多了个影像层面的认知视角；对某个画报生产机制的图像式分析也使得我们对战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构成有所感悟。此外，上海近代繁华来自于西方势力塑造的假说，经过另一种解读被转换成了一个中国自身传统内部再生的景象；一桩40年代的诱拐案件则被作者从尘封多年的案卷中爬梳出来，由法律程序拼贴出当时的道德框架。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文章都忠实体现了“感觉主义”的研史宗旨，而只是想表达在“问题意识”越来越专门化的状况下，我们应如何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以更逼近历史形形色色的诸多面相，同时为问题意识本身的拓展创造出一些基本的条件。(节选自《引言：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梁先生的《新史学》只有薄薄的十来页纸，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却十分深刻，虽然在本人来看其早期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书中开篇就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指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并提出了对正统论的批判。中后篇则提及以进化论等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史学进行从书写范例乃至思想内容的大改造。他还在书中极力推崇环境决定论以及西式的英雄史观，文化史观。 我个人对中国的旧史学并没有太多的阅读积累，所以梁先生对旧史学的批判于我而言是一种老前辈的经验之谈，但对比于我所读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评述而言，《新史学》中的批判更加的决绝，而这种对旧史学痛恨的态度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新文化运动。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新文化运动，除了宣传中的“沉重打击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礼教”外，更多的指责它过于偏颇以至于割裂了现代人以及中国古典文化的联系，尔后顺水推舟的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多麽的成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和魂洋才”。 我个人并不认同以明治维新的成功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对今时今日古典文化传承有所缺失的恶果。民国时代并不是没有传统文化的大师，奉行中庸之道的大师们不会看不到事情发展的两面性。而且说到割裂传承，文革犹有甚之。在我看来在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中日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封建专制在根基势力的差别。论时间长久，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诞生于秦朝，而这套制度直至公元五世纪才传入日本。论影响范围，从秦至清帝国的范围有多大，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就有多大。论思想的深度，中国民众从小接受的忠君教育，足以使忠君观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但日本幕府民众忠于幕府将军吗，各地大名忠于大将军吗，各为其主的武士忠于幕府将军吗。所以新文化运动与明治维新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思想上宛如一盘散沙的日本知识阶层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但在中国封建主义深厚的土壤上，若非从根子上铲除这种封建思想文化，那么在中国西方思想中优秀的部分的传播只会举步维艰。 所以我很理解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若不是决绝的批判，中国史学断不会迈出新的一步。 书中梁先生对西方环境决定论的推崇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决定文化呢？我们从小的教育是经济政治决定文化。但是在原始社会，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改造自然的时候，他们赖以生存的采集经济，渔猎经济不是有环境决定的吗？ 直至到了现代，我们所谓的经济，无论是虚拟的资本金融游戏还是实体经济，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一定量的物资，而这些物资都是由原材料--原始的农产品或矿产所加工而成，而这些原材料大部分的储量与产出难道不是由自然界所决定的吗。换句话来说，我们现今的经济难道不也是有环境决定的吗。假如某一国度的粮食由于气候而全面歉收，国家的经济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难道不是环境决定论吗？ 以上只是个人有感而发，读此书学到了不少但思维发散的很远。可能关注点不同，所思所想竟与史学联系不大。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梁启超的“新史学” 1、建立的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 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 ?“四弊”指：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可以有很多，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代替他们行使权力的一个机构。 “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记载历史不记载我们国民的历史，就激发不了学子的爱国、爱民族之心。记载某个帝王的朝廷的历史，培养的只是屈服在封
陈寅恪与钱穆史学思想之分歧 作者：项念东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1890－1969）与钱穆（1895－1990）虽同以史家名世，且曾共事于北大、西南联大，亦可称不乏交往的朋友，但从钱穆多次对陈寅恪学术若隐若现的评论中依稀可见二者在学术思想、治学路数方面似存有较大分歧。对此，我在《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博览群书》20 08年第3 期）中已略作交代。那么，这种分歧究竟何在？钱穆1960年5月21日致时在美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的信中对陈寅恪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冗沓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227－2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前者实对陈寅恪文多考据而有所不满，后者则涉及二人讲史重专深还是重博通的不同。 重建信史、史料考据与陈寅恪的文化关怀 钱穆由传统文章学观点，突出“可诵”以批评陈寅恪文多考据原也自然，时至今日也仍不失鉴戒意义。但以此论陈寅恪的文章，似有所忽略陈寅恪“讲宋学，做汉学”（此系汪荣祖转述钱钟书对陈寅恪治学方法的评价。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七章“注32”，1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的学术路数背后所蕴涵的现代学术观念及其深层的文化关怀。 今人论陈寅恪大多注意到他本人论著中对宋人史著长编考异之法以及六朝“合本子注之义”的服膺和提倡，而清人“毋惮旁搜，庶成信史”（徐乾学《修史条议》）的治史信条对其确也深有影响。不过，陈寅恪的“旁搜”史料，并不陷于清儒“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4 7、46、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的繁复举证、表层归纳，更着意于对史料本身的考辨纠谬、对勘互证。他一再提醒学生证定史料的“有”和“无”——特别是后者——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这些在陈寅恪的著述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元白诗笺证稿》辨“七月七日长生殿”玄宗与玉环相会之地点“长生殿”，先引《旧唐书》、《唐会要》证“长生殿”前身为祀神之“集灵殿”，接以《唐诗纪事》论白居易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继而再引《通鉴》胡注指出，“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由此得出结论，乐天之失并不在不知旧俗，而在于“未入翰林”、“不谙国家典故”遂致失言（《元白诗笺
新史学的绝唱 ——张荫麟《中国史纲》读书报告 曾福泉 清末民初几十年间，乃学问盛世，大师辈出。自梁任公、陈寅恪二先生以降，窃谓可称大史学家者有三：一曰钱宾四（穆），一曰吕诚之（思勉），一曰张荫麟。 三者皆著有中国通史传世。钱著《国史大纲》，至今广受各阶层欢迎，时有人置于案头翻阅；吕著《中国通史》，尤为专业研究人员推重，亦颇有口碑；张荫麟君于国难之时草撰《中国史纲》，书未竟而身先去，留下薄薄一册石印本，竟渐渐远离了后人的视野。 如今翻开这部几乎早为世人淡忘的中国史著作，只需细看几页，必先惊叹于其文笔的流畅粹美，深可玩味，阅之不倦；复讶异于作者对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天才的把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这里谈一二心得，请师长指正。 《中国史纲》乃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为高等中学所撰的国史教科书。张君为此遍咨通人，商订体例，“析四千年事为数十目”。其友人王焕镳曾谓：“自任公没，二十年来，无此作也。” 张荫麟君间属号“素痴”，可见其个性。张君治学扎实，成名之作皆为考据的力作。但其治史不以考据为底止，更注重推出义理。因而《中国史纲》一书，殊无繁冗的考证，多有隽永的断语。试摘数例： 例一：?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期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第2章第1节） 例二：?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好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第5章第1节） 例三：?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辽阔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空前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答。?（第7章第3节）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
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与对历史学的影响与西方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不同，中国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取代传统史学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在传统史学内部长期蕴育发展，即通过对传统历史观、史学方法与规范等进行不断革新与完善来实现的，而是在外界因素，主要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背景激发下，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观念、方法和规范，确立起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挽救灾难深重的国家，保持民族自立与自强成为近代中国人关注的最紧要课题，近代史学也不得不围绕这一课题并服务于这一课题。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近代史家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近代史学渗入了深刻的社会内容。深重的危机意识和强烈的经世情怀，是中国近代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近代史学思维方式的显著区别。 近代学者齐思和概括晚清学术时这样说道，晚清之际，“一批新兴青年学者，忧时势之急迫，感汉学之迂阔，对于极盛一时之考证学，遂失其信仰，转而提倡经世之学焉。”他们“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近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在“忧患”与“经世”风气影响下，人们读书务求实用，以“有用”与否来判断中西学术，以是否“实用”作为标准来取舍学术。 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其有“用”。从最初的史地知识介绍，到后来西方史著的编译和中国史家编写西方史书等，不管形式如何不同，其社会致用性一直是首要目标。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学以社会现实为导向，在对西方史学传播时，其主要价值判断不在于学术性，而是在于社会性，把是否服务于社会，尤其是否服务于社会变革，是否有助于救亡图存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 《泰西新史揽要》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此书被翻译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并不是一部优秀史书，甚到可以认为是“一部观点狭隘、受着文化局限而又沉闷的三流作品”。译者在书中还露骨地为侵略辩护，称是“不得不借兵力以定商情”，诬指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恃其权势”“弃好寻仇”，而中国的失败是由于“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既然如此，这部书为什么能当时中国大受欢迎并迅速传播呢？原因在于，它是最早被翻译至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之一，对中国了解西方历史很有帮助。梁启超在1897年所作的《史学书目提要》中评论《泰西新史揽要》，认为“此书近事颇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经历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性剧变。西学，尤其西方及日本近代史学的输入，对于中国史学冲破封建旧藩篱、创立近代新史学体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浅谈傅斯年史学思想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在学术界，傅斯年以倡导“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而知名，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对待材料要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反对作“疏通”的事业。但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作出了大量的疏通与推论，掺有不少个人的主观分析，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对此，傅斯年的好友俞大维和丁文江都有所认识，说傅是一个“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 矛盾的结合体)”。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傅斯年学术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一矛盾，但是就傅氏这一思想体系作出深入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故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作较为系统的发掘，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史料革命”与科学史学的形塑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三千余年的发展，至清代已蔚为大观。然检视其发展历程，亦不无流弊，这首先表现在经学长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历代
学者无不重视对其注疏与研究，以至一部经典被转相训诂、不断释论，而所使用的方法则是以文献证文献，很少脱离纸上考证的窠臼，“间有实物的研究，也是为了佐证或厘清文献里的记载”，这种“方法及材料是内循环式的”研究工作，使学术的发展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致使学者缺乏问题意识，思维囿于经典文献之中。傅斯年对学术演进中存在的这一积弊有着深刻的洞察，认为以经典为本体而不知扩充其他实物史料的研究，实为“书院学究的研究”，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他批评“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大量春秋笔法的运用更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相背离;后世学者不能借用新工具、扩充新材料而修的《元史》、《清史》已成了“官样文章”;现代学者如不能增益新材料，即使“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也只能是“化石的史学”[1]。由此傅斯年强调，史书纂修不能扩充新材料而仅是在形式上因袭前代，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历史编纂的穷途末路，必须进行革新。学术演进的内在法则，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去探寻学术发展的新道路，以冲破旧学术的罗网，开辟一片新天地。作为深晓西方近代学术理论与方法的现代知识分子，傅斯年勇于承担时代的重任，倡导革除传统学术的弊
“新史学”思想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主要内容 1.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这就是，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 2.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在《饮冰室合集》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所谓“公理公例”，即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
雅克·勒高夫及其《新史学》 雅克·勒高夫（1924——）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随即通过会考而获得历史教师资格证书。曾先后在巴黎大学、布拉格大学、牛津大学和罗马大学进修、学习。1954-1959年任里尔人文科学学院助教，1959-1960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助教，随后从1962年起担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讲师、研究主人。这一学院是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重要基地，而勒高夫通过其著作及活动也被认为是第三代年间学派的核心人物。他长期担任《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杂志的编辑、主编。勒高夫的重要著作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文明》、《为了另一个中世纪》、《“炼狱”观念的产生》、《中世纪的想象》、《交易所与生活》。他与诺拉联合主编的《研究历史》，与夏蒂埃、勒韦尔联合主编的《新史学》。勒高夫的专长是中世纪领域，他的研究注重于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心态史研究，并逐步向历史人类学的方向靠拢。他的研究取向较集中地代表了年鉴学派新发展的潮流。 《新史学》这本书主要介绍了新史学的产生，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及新史学的研究任务。本书的亮点在于详细的介绍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史学研究方法。 一、关于新史学的几个问题 年鉴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历了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过渡。1968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是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把它交给了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和马克·费罗，年鉴学派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1975年成立的科学社会高等研究院成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基地，继续出版《年鉴》杂志，并打出新史学的旗帜，从此他们被称为
《新史学》 百科名片 梁启超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 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 志。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 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梁启超个人经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编辑本段] 《新史学》 《新史学》分节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其关于《中国史叙论》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本文对20世纪中西方史学史上比较典型的两种“新史学”范型的普遍共性、不同特点及优劣得失进行一番认真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和全面总结。梁启超和鲁滨逊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 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学革命”，1902年梁氏名篇《新史学》发表。梁启超的《新史学》，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明确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中国史学开始脱离二千余年的传统，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把它与1912年问世的美国现代新史学派的奠基者詹姆斯·鲁滨逊的《新史学》作对照，二者史学思想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在现代美国史坛，鲁滨逊的《新史学》发表后，其门生称此书在美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称此书为“新史学派”的宣言书。二者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就此试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世界史学史上，首先提出“新史学”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发表了《新史学》，基本内容为大家所熟知。《新史学》全书由6篇文章组成，即第一篇《中国之旧史》，他以整节的篇幅来激烈地批评中国的旧史。他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几近全盘否定。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维护专制统治，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是“霸者的奴隶”。批判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他介绍了“新史学”的具体含义，并进一步提出要以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第三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他叙述了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史，把西方强大的民族称为“世界史之正统”、“世界史的人种”，指出只有世界史的人种才能称雄世界，使全世界受他们的影响，并助其发达进步。他高度赞扬西方民族的强盛和发达，详细叙述欧美民族从古至今如何扩张、如何进取、如何以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武力征服世界，结果成为世界史上的“主人翁”。第四篇《论正统》，他彻底否定了史家正统之辨的意义。借批判旧史学的”正统论“来彻底否定专制专权的合法性，反对君统，拥护民统，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同时主张今后的史学彻底摆脱正统论的束缚。第五篇《论书法》。书法，也就是“史笔”，即古代史家在撰写史书过程中，评价史实、褒贬人物的原则及写作方法。他主张史学应叙述民族的进化，而不是仅仅记述个人的事迹，或褒贬个人的行为。他提出新史学的书法应当像吉朋的《罗马史》那样，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的优劣，分析民族强盛或衰亡的原因，使后起之民族读后不无借鉴。第六篇《论纪年》。他反对用帝王纪年法，而大力提倡用孔子的生日纪年。总括起来看，《新史学》的主要史学思想如下：第一，批判旧史和旧政治；第二，赋予史学强大的政治功能；第三，规定史学对象为民族发展史，而且主张新史学为国民而作，今后的新史书要写国民的事迹；第四，主张历史学应广泛吸取多学科的先进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1912年，鲁滨逊将其历年发表的演说和论文结集出版，题为《新史学》，这部书奠定了他在欧美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由8篇文章构成，各篇虽然自成体系，但“史学革命”的精神贯穿著作始终。第一篇是说明“新史学”的宗旨和意义。他认为，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
一、填空题 1、后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充分肯定了《三国志》在史学上的地位。《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典志，这个缺憾只有留待后人弥补了(P99) 2、《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五代史志》是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P117) 3、《通典》在内容上和体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制度分门立目。《通典》以分门囊括制度，以会通贯穿古今，以论议指陈得失，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宏伟基础。(P135) 4、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贡献较大的，要推郑樵和朱熹。《通志》中的《艺文略》、《校雠略》、《金石略》、《图谱略》，四略集中反映出郑樵历史文献学的成就。《通志》把《志》改称为《略》，一共是20《略》。《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是郑樵学术的总汇。(P177 P196) 5、钱大昕考证法，主要是三点:一是取证，二是比较，三是专题考索。(P275) 6、1902年，梁启超撰成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鲜明地贯彻了进化观和因果论的理论指导，体现出与以往学者全然不同的研究风格。堪称是“新史学”理论在研究实践中的第一个硕果。 7.魏源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古微堂集》、《诗古微》《书古微》、《老子本义》、《古微堂诗集》。 8，在《新史学》发表稍后，夏曾佑撰成《中国古代史》，它的产生是“新史学”思潮在通史撰著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9、陈寅恪提出史料学的“通识”，是近代新考证学史料学观点的重要特点。“民族文化之史”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提出来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是他两部著名的史论。 10、龚自珍针对乾隆以来“号为治经则道尊，治史则道拙”的观点。提出“尊史”说。 11、《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的史学著作，其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记载了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242年历史。 12、《汉纪》是东汉的荀悦，根据《汉书》编纂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共有30卷。 13、《左传》记事的下限鲁哀公二十七年，是编年体的史书。 14、《通典》200卷，分九门，记载了历代典章制度，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有的记载至德宗贞元年间。 15、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共为24部“正史”的内容做考证。 16、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所考证的史事自《史记》下至《五代史》，其中包含《旧唐书》、《旧五代史》十九史之所记。 陈寿——《三国志》；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 李延寿——《南史》、《北史》；沈约——《宋书》；常璩——《华阳国志》；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顾炎武——《日知录》；崔述——《考信录》；王夫之——《宋论》；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陈垣——《史讳举例》；姚莹——《康輶纪行》 王韬——《法国志略》；徐继畲——《瀛环志略》；魏源——《道光洋艘寇海记》； 二、名词解释
梁启超与“新史学” 一、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就学于广州学海堂,1889年(光绪十五年),广东乡试中举人第八名。次年,结识康有为,执业为弟子,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思想日趋保守。他对于西学有广泛的涉猎,宣传阐释,不遗余力,是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史学是其所长,影响亦最大。 二、梁启超的史学著作也与中国的大事息息相关： 1898年，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主持“戊戌变法”，随后失败。——随后撰写《戊戌政变记》；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梁启超撰写《李鸿章》传，又撰写《南海康先生传》，并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同年撰写《欧洲战役史论》； 在一战以后，中国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又发表一些史学著作： 1921，《清代学术概论》 1921—1922年《历史研究法》 1923，《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几个问题》 1927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三、时代背景 1、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不言而喻，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遭到外族入侵，国家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2、自1898年严复发表《天演论》以来，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及其 他史学思想的传入，构成了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一些内容。
四、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 梁启超认为近代以民众的“国家思想”之所以薄弱，是因为中国传统史籍未能发挥其作用，因而首先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传统史籍的四个弊端： 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他认为，二十四史虽然名为史，其实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一部史书是为了国民而作。 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中国传统史籍都是以纪传为主的，这是以单个的人物作为主体，这些作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而不知道把这些人物放到整个时代背景之中，使他们“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为时代之代表”。更不用说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了。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中国古代不重视当代史的研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资治通鉴》也不过是“亦起战国而终五代”；中国古代基本是下一个朝代来撰写上一朝代之史书。 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古代史家不知道“史”也有“精神”，“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更不知道寻求其因果相生之例。 作者进而认为，这四个弊端又产生“二病”： 1、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这是从书的内容上来说，他认为“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 2、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这是从述作体例上来说的，作者认为，除了司马迁等人有所创新之外，其他人都是沿用其体例，以政治史为主，其它类型的史书就很少了。 这六个弊端，最终使传统史学产生了“三恶果”： 1、难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