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事立法模式之选择 ——兼论《商事通则》的制定 任尔昕 摘要：在我国，由于智识、经验和立法技术的欠缺，法律调控的社会领域不断扩展以及对英美法律的不断继受，制定完全意义上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已经没有可能；而效法欧洲大陆国家分别制定独立的民法典和商法典或者效法美国制定一部美国式的商法典的模式，亦是一种不识时宜的想法；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商事立法模式；商法典；商事通则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之选择 ——兼论《商事通则》的制定 任尔昕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在我国，由于智识、经验和立法技术的欠缺，法律调控的社会领域不断扩展以及对英美法律的不断继受，制定完全意义上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已经没有可能；而效法欧洲大陆国家分别制定独立的民法典和商法典或者效法美国制定一部美国式的商法典的模式，亦是一种不识时宜的想法；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商事立法模式；商法典；商事通则 在民法典制定之际，有的学者提出，应同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或《商法通则》），依照当初《民法通则》的模式，将商事活动的原则、商事权利、商事主体及商事企业的基本形式、商事账簿、商事行为、商业代理加以规定，以有效规范经营活动。[1]更有学者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研究并论证《商事
通则》的制定，尽快改变商事法律群龙无首的局面，为统一商事法制奠定基础。 [2]那么在我国当前，商事立法的模式到底应当如何确定？是否有可能制定《商事通则》？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将上述问题阐述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影响我国民商事立法格局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商事立法可供选择的模式 在民商法学界就我国应当实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的争吵声中，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进入实质阶段，2002年12月，民法典的草案业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民法典的制定，使得我国的民商事立法体例面临重大抉择：规范商事主体和商事活动的基本法律规定到底应该在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中反映呢，还是另行制定一部商法典，抑或采取其他方法。虽然在我国，有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学术“门派”之争的嫌疑，缺少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分析结论的验证，但在民法典制定之际，民商事法律的体系构建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因此，确有必要对我国民商事基本法律的立法体例和模式进行研究和论证，特别是从实证的角度作出考察。 目前，共有四种商事立法模式可供我们选择：第一种是制定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在其中将有关商事基本法律制度的内容加以规定，对属于传统和现代的具体商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以另行制定单行法的方式加以规定；第二种是实行完全意义（形式意义）上的民商分立，除了制定民法典以外，再制定一部独立的商法典，以规范属于传统和现代的商法领域的各种法律关系；第三种是制定一部民法典，规定传统民法领域的内容，不另制定商法典，对属于传统和现代商事法律的内容，以另行制定单行法的方式加以规定；第四种是制定一部民法典，规定传统民法领域的内容，同时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基本法律即《商事通则》，对基本的商事法律制度和关系加以规定，对于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和关系，则以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规范。 在有关商事法律的立法体例的四种模式中，哪一种模式和我国的现状相适应呢？笔者拟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
诉讼时效制度三论(一) 诉讼时效制度长期以来都是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新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学界以往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但围绕诉讼时效制度，仍有不少有待探讨的内容。本文拟就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诉讼时效制度功能的实践价值以及诉讼时效期间与其他类型期间，尤其是与或有期间之间的关系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大方。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 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其实就是诉讼时效制度何以得对特定类型请求权进行限制的正当性依据。它事关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价值，包含着诉讼时效制度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价值判断结论。讨论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是讨论所有其他诉讼时效制度中价值判断问题的出发点。换言之，围绕诉讼时效制度的设计以及适用产生的所有价值判断问题，最终都必须从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出发来寻找答案。不能妥当把握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就无法妥当确定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也无法妥当确定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的事由，当然也谈不上妥当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以及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考虑到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无论是采胜诉权消灭说、诉权消灭说、实体权利消灭说还是抗辩权发生说，1]都说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会带来民事权利功效减损的法律效果，同时也说明诉讼时效制度属于民法上限制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制度。而民事权利的内容，为法律上的自由；权利的外形，为法律上之力；权利的目标，是服务于权利人特定利益的实现或维持。因而，民事权利就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特定利益的实现或维持，由法律上之力保证实现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诉讼时效制度就是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制度。依据讨论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唯有公共利益，才可以成为民法中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2]因此，探究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在探究诉讼时效制度究竟是维护或推动了何种类型的公共利益。在以往的民法学著述中，不乏对诉讼时效制度（或消灭时效制度）功能的论述。第一，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若权利人能行使权利而长期不行使，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将导致当事人间社会关系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长期不一致，不利于当事人建立新的、确定化的社会关系，不利于财产的有效利用和正常流转。3]第二，避免义务人的举证困难。就诉讼时效制度的此项功能，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论证角度。其一是强调义务人主动或应权利人请求进行义务履行后，应获得义务履行的凭证。一旦权利人再次主张其权利或要求义务人承担义务不履行的民事责任，义务人得出示凭证进行抗辩。但要求义务人长期妥善保管凭证，以防万一，对义务人过于苛刻。认可诉讼时效制度，可以发挥证据替代的功能：一旦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即使义务人已进行义务履行的凭证灭失，也可通过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的主张进行抗辩。4]其二是强调“消灭时效之作用，乃在谋社会交易之安全，盖久未行使之请求权，则权利之相对人往往因日久而忘却辩护举证之方；因此权利人亦不免有故意暂不行使权利以待相对人忘却防御方法之后，始行起诉者；此于社会之交易安全，自属不妥。”5]第三，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时效期间届满的案件往往因年深日久，证据难以查找，而权利人虽确有权利，亦往往难以举证，以致案件的真假是非难以判断，故实行时效制度，又有利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6]第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权利人长期不行使权利，会导致呈现一种权利不存在的状态，并使不特定的第三人对这种事实状态基于合理的信赖，产：生相应的预期，形成当事人间相应的稳定关系。如果允许权利人无论何时均得主张其权利，势必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法律力图实现的目标相悖。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限制了权利人得以主张权利的时机，保护了不特定第三人对当事人间呈现的权利不存在状态的信赖，从而通过保护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保护了交易安全，有助于维持既定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7]笔者认为，以上有关诉讼时效制度功能的论述都有一定道理。但正如前文所言，在民法的范围内唯有包含国家
商法理念的内涵及价值研究 商法理念的内涵及价值研究 随着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的发展日益成熟，总纲性民商法律规范的颁发获得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以从商法的层面来看，商法学界对于制定《商法通则》一事的意见基本达成统一，不过《商法通则》立法的相关依据还有待考究[1]。在此背景下，学界目前的探讨课题还停留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一事上，因此，对《商法通则》立法展开深入探究意义重大。 一、强化私法自治 （一）商人自治 在过去，商人自治是商法中私法自治的重要表现。从生产时间、生产方式以及具备的内涵，商人自治与私法自治存在明显的差异[2]。私法自治具备特殊性与独立性，而商人自治则是在中世纪商人阶层漫长的进化中演变出来的产物。针对这一情况，德国著名商法学家卡纳里斯教授层提到："历史相关资料显示，商法为合同自由奠定了良好的基石"。随着西欧科经济、政治、时代背景的不断发展，商人阶层获得了快速的成长，结构体系日益成熟。由于商人阶级的成员因相互存在合作关系，因此拥有共同的利益[3]。为获得更好的发展，突破传统法律的限制，类似商人基尔特一类的商人团体相继涌现。商人团体日益壮大，部分商人依靠经济实力，获得了自治权与审判权。普通法律规范并不适用于商人阶级，为更好地推动商业经济的发展，在市场需求与商人团体的与理据争中，传统法律模式经调整，商人自治就此
诞生。在商人习惯法逐渐发展成为各民族国家的国内法与制定法后，商事法律关系成为国家权力干预的对象。不过，根据各国商法内容来看，商人自治原则并未给予详细的界定。至此，商人自治已脱离原有轨道，而成为国家统一立法框架下的理念与原则，并成为私法自治原则在商法中的表现形式[4]。也就是说，即便商人自治能力受到约束，但商法典依旧会逐渐延伸私法自治的领域。举例来讲，在商界行为制度里，各国制度的内容与形式正朝着自由化的趋势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民事诉讼法》，它给予了商人特殊的自由权，商人可以不再受到相关管辖法院部分条例的约束。 （二）私法自治之强化 由于不同国家的商法内容不一样，对商人的定义也存在差异。不过就当前商法内容来看，商行为已逐步成为了主体，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也就是说，私法自治不再被定论为商人自治。在商业交易活动日益复杂化，商法司法属性逐渐提升，私法自治俨然已成为当代商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我国2005年《公司法》的修改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与发展趋势。因为我国商法当前形式尚未确立，还处于摸索调整阶段，所以只能借鉴相关商事部门法和民法的常见规范。也正因如此，我国私法自治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实现司法理论的实际价值，强化司法自治理念是促进我国商法体系逐步完善的必经之路。 （三）商法中私法自治的限制 需要说明的是，私法自治并不意味本文由毕业论文网收集整理着能够拥有不被限制的自由，甚至可以说，私法自治自确立以来，当事
《商事通则》：中国商事立法的基本形式 摘要：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是我国法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该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有利于我国形成系统化、科学化的立法格局。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学术界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不同观点，认为《商事通则》与单行商事法律相结合是我国商事立法的理想模式，而《商事通则》则是我国商事立法的基本形式，并就《商事通则》的有关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商事立法路径选择商事通则原则与框架 在国家立法机关着手制定《民法典》的背景下，摆在商法学者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进一步研究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探讨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对于丰富和繁荣我国的商事法学，正确认识商法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定位问题，促进我国商事立法沿着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商事法律制度，进一步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学术界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不同观点，进一步论证了《商事通则》与单行商事法律相结合是我国商事立法的理想模式，而《商事通则》则是我国商事立法的基本形式，并就《商事通则》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我国学者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几种学术观点 (一)《民法典》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法典》制定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民法学者在关于民商法的立法模式方面，主张民商合一论，明确提出要制定民商
合一的《民法典》。需要说明的是，民商合一论就其主张而言，则有法典上的合一论与观念上的合一论之分，二者的共性是反对在民法之外另订商法，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主张将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使商法民法化，用民法取代商法，并认为商法独立于民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而观念上的民商合一论则并不强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对传统的民法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对传统的商法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对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表现出务实的理性，只是主张在观念上应将一切单行的商事法都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并不刻意追求民法对商法内容的包容。[1] 有学者认为，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集中制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2]有的学者则进一步主张，采用民商合一体例，首先意味着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单独制定《商法典》，确切地讲，是不制定单独的商法总则。公司、证券、票据、保险、海商、破产等单行商事法律均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而存在。持此观点的学者还认为，我国在制定合同法时就使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3]还有学者认为，坚持民商合一的精神实质，以《民法典》为基本法，以一系列单行商事法律为特别法，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4] (二)《民商法典》模式 有学者认为，民法并非市民法，民商本为一体，传统民商合一具有局限性，传统的民商合一并未真正合一。“民离商缺其生命、商离民少其
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立法模式。 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 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统一。 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 6.商品经济关系的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
取得时效制度概述(1) 一、各国关于取得时效制度的立法概况 所谓取得时效，亦称时效取得，是指无权占有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和继续占有他人的物达到一定期间，而取得所占有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制度。[1]其源自古罗马法，十二铜表法中就早已有关于取得时效的规定。由于取得时 效制度有如下之功能：①确定财产归属， 定纷止争的功能。②促进物尽其用，充分发挥财产的利用效率。 ③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的安全。④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和判断，并 及时解决纠纷。[3]因此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确 立了取得时效制度，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亦有相对应的“不利占有”制度的设置，但是各国在立法体例上却有所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都在其民法典中对取得时效制度作出了规定，但在是否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一并规定的问题上又存在着两种主张：①统一立法主义。即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统一规定。法国民法承袭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共同本质的理念，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统一规定在了《法国民法典》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的第二十章时效中。但是在其具体内容上，法国民法典却未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进行区分规定，而只是进行了笼统的规定。而统一主义的另一个代表国家日本则在《日本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六章时效中对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进行了区分规定，其第一编第六
章共分三节：第一节为时效通则，第二节为取得时效，第三节为消灭时效。并且其在取得时效一章中将取得时效又区分为所有权取得时效和其他财产权取得时效来加以规定。②个别主义。《德国民法典》即为个别主义的代表。其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并不统一加以规定，而是在第一编总则中设第五章规定消灭时效，而在第三编物权法第三章所有权中对取得时效加以规定。同时其又将所有权取得时效区分为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不动产取得时效和动产取得时效。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即采用这种立法模式。而《泰国民商法典》虽也米取了个别立法主义，将取得时效规定在第四编第三章中，但其未区分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和不动产取得时效，而只是对不动产取得时效进行了笼统的规定。 而英美法系则采取了单行立法的方式对取得时效加以 了规定，如英国的《1980时限法案》和《1832时效法案》. 《1980时限法案》的核心是反向占有制度，而《1832时效 法案》则确立了时效占有制度，两者共同构建了英国法上的取得 时效制度。而于美国各州之内亦有关于取得时效的相关规定。 我国在清朝时期即有关于取得时效的零星规定，如《清律典 卖添宅条例规定》：“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 产，如在三十年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 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者，但未注 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找赎。”[4]而近代意义上之 取得时效制度首先见于1909年的《大清民律草案》。而1929 年
本书的第1版重点介绍了敏捷流程架构的几个主要项目阶段。然而，在过去5年中，敏捷方法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于较大型的项目和组织中，因此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的敏捷企业架构显得尤为必要。例如，在大型跨国组织中，其项目并非都是敏捷项目，即使都是，某些地区可能使用不同于其他项目的敏捷方法。一个机构地区用Scrum，一个用极限编程(Extreme Programming，XP)，而另一个使用功能驱动开发(Feature Drivern Development，FDD)，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稀奇。并且，应该鼓励使用这种多样性的方法！因为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在中国的项目可以得到Scrum的良好支持(如培训、辅导等)，而澳大利亚的项目得到FDD支持会更好些。 敏捷开发的信条之一是适应不同情况。《相互依赖宣言》的6个原则之一是：通过使用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策略、流程和做法来提高效率和可靠性。因此，很难在一个跨国组织中，只使用单一的标准化敏捷方法。然而，使用一个共同的架构，而且能在其中选择各自不同的敏捷方法，对于较大型组织来讲，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5章敏捷项目管理模式5.1 敏捷企业架构 敏捷企业总体架构如图5-1所示。投资组合治理层提供一些常见的检查点；项目管理层对各种项目的管理提供指导。项目管理层和迭代管理层不同，其差异可以洞察运行项目、制定发布计划和日常短期迭代管理的不同。最后，区分迭代管理层和技术做法层，有助于把核心技术做法融合到几个项目或者迭代管理方法中去。 投资组合治理 项目管理 迭代代理 技术实践 图5-1 敏捷企业架构 这个结构有利于组织采取混合的敏捷方法，即每层使用不同的敏捷方法，以满足组织的特定需要。该架构倡导底层(技术实践层)具有较大灵活性，上层(项目管理层)灵活性较小。这种结构认同没有哪一种敏捷方法适合所有层次。事实上，组织中使用的所有敏捷方法都是混合型的。例如，一个组织的项目管理层可能采用APM(和部分PMBOK 的组合)，迭代管理层用Scrum, 而在技术层选用XP做法。通过汲取几种敏捷方法的优点，公司可以构建高效的混合方法，或者可以为组织的不同部分构建几种不同的组合方法。 5.1.1 投资组合治理层 大公司拥有数以百计(如果不是数以千计)的项目。其中，有的敏捷，有的传统；有的使用这种敏捷方法，有的使用另外一种；有的使用敏捷和传统的混合方法。即使一个组织已经决心向敏捷组织转变，在维期几年的转变期间，将会混合使用各种方法。主管们需要的就是一个通用的架构，可以用来评估所有项目。这个架构涉及主管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投资和风险。主管们想知道项目的价值(及投资回报率)和获取该价值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他们不会真的关心需求文档是否完成了。他们想了解项目进程、投资 57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 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是民法典制定及其法律规定运用的最高原理，是对民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理性认知和建构，是民法典制定中必须解决的基础性课题。在拟订民法典草案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确立中国民法典的五个基本理念。 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 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严格实行任
意主义，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其次，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确认私力救济制度，完善公力救济制度，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再次，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最后，确认法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是指民法范畴内，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 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自主地
商事立法模式之选择——论我国《商事通则》的制 定 [摘要] 在我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民商法典或单独的商法典，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 商事立法模式，商事通则，商法典 一、从商法的历史演进看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一）商法的内涵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在狭义上，商法仅仅指商法典及其附属法规，如商法典及其施行法等等。在广义上，商法包括全部商事法律部门，它不仅包括商法典，即商人身份法和商行为法等内容，而且包括与商事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法律，如公司、票据、银行、保险、运输、代理、信托、消费者保护、工商权利保护等法律。 与此相对应，由于各国商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学者在理论上将商法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是指奉行民商分立立法原则的国家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的以“商法”命名的法典，其内容主要涉及商主体、商行为之界定、创设等商法的一般规则以及商事公司、票据、保险、破产、海商等基本制度。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概念理论着眼点为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它以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即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是指一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概念的理论着眼点为商事法律规范的性质、规范的作用、规范的构成、规范实施的方式等等在理念上的有机统一。它不以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商法的形式包括各种有关商事的专门法规；商法规范不仅仅存在与商法典之中，而且还大量地存在于民法、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判例之中。从实质意义上看，无论属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论奉行民商分立还是奉行民商合一地国家，都存在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 （二）商法的历史演进——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商法最初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方的商路，促进了地中海沿岸一些新兴城市的贸易繁荣。但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营利性的商业被明令禁止。在这种冲突下，意大利较早出现了商人行会——商人基而特。该组织不仅联合保护商人的
论民法中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 刖言 诉讼时效制度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我们更应重视它，并且不断地修改完善它，使之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服务，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价值与秩序。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制度。因此，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同样适用于商事法律关系。商事活动用时长，交易更加复杂，尤其 是跨国跨地区的商事法律关系，更多地讲求诚实信用原则，若是 诉讼时效期间过短必然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 从而损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结合我国国情来看, 还原立法原意，是由于我们新中国成立较晚, 法制建设必然滞后 于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因此，立法者多有“拿来主义”的意味, 主要是更多地借鉴其他国家既有的法律规定。时至今日，我国的普通公民尚未达到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的公民同样的法律与权利意识，对本国法律亦未达到熟悉的程度。当然，这里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政治、教育、宣传等等，法制与法治并非朝一夕之功。所以，我国《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应 该更加合理。在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与法制建 设的蓬勃发展，当人们的法律与权利意识逐步加强后，再修改如今的规定就会比较适宜。有了一个发展缓冲的阶段后，更利于法律的健全。
、诉讼时效的概念和意义 在法学界，时效的概念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是指一定的 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间，就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制度。时效是 种重要的诉讼时效类型，诉讼时效也被称之为消灭时效，通说是指请求权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就减损其效力的制度。我国民 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时效，就属于诉讼时效制度[1] 。 我们为何要强调诉讼时效，以及为什么要研究它？因为，民 法上确立诉讼时效制度有诸多的意义。首先，它能够厘清和确认 悬而未决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从而维护社会上的各种秩序。 其次，诉讼时效可以减轻民事诉讼中被告的举证难度，从而在法 律公平上保护了债务人。再次，诉讼时效还可以“惩罚”那些 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敦促权利人尽快行使自身的权利。 后，诉讼时效制度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困难，使法院 不必承担过于复杂疑难案件的诉讼负担[2] 。 正因为诉讼时效制度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所以我们才重视它，不断的修改完善它，使之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服务，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价值与秩序。也正因此，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强制性规定，而不是任意性规定，从而可以达到当事人双方不能通过约定排除其适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2 条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可见，
摘要：商法是民事法律或私法中的重要板块，它调整的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极为重要的商事贸易关系。我国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历经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直至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大基本经济制度。高度的计划经济时期，真正的商事贸易极度匮乏，因此，我国商法中的单行法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颁布实施或完善的。在现阶段，我国商法的发展现状存在关于民商合一的争议、商法“泛公法”化以及“商法典”的颁布争议。民法与商法在我国现阶段基本上属于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与“重要补充”的关系；而商法在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又使得其呈现出“泛公法”化的重要特征；商法典是否颁布也在我国目前模糊的商法界限中争议颇多。由于商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商法典的颁布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就显得异常重要，我国商法正在向着法典化、独立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商法的未来发展，并不取决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问题。我国商法现存的法典化形式足以确保我国商法的独立发展。我国商法的未来发展应当关注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即商法观念的独立化问题和商法制度的整合问题。毋庸置疑，商法在未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商法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完善、成熟。商法在世界法制史上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法律体系，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16、17世纪，随着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欧洲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普遍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颁布的《商事条例》（1673）和《海事条例》（1681）就是世界上近代最早的两部商事法令。在我国，至今没有颁布民法典，因此也就更谈不上商法典。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实行了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以此为基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不仅没有适用商法的需要，而且连商法的观念都被社会遗忘了。如今我们所能够感觉到和谈论的“商法”，则是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现象，它只是涉及规范商事活动的诸多商业活动法的综合体，而我国实际上并不存在名为“商法”的法律。在现阶段，我国商法中呈现“民商合一”、商法的“泛公法”化、商法各单行法的“法典化”、“修正式进步”等发展现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完善的需要，中国商法体系的发展呈现独立化、内部整合的趋势，相信商法典的颁布也将变为现实。一、我国商法发展现状（一）我国法律制度中的民商合一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活动中商业行为的急剧增多、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促使我国的“商法”步入快速发展进程。由于涉及“商法”的法制建设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从理论和实务上讲，在我国，法学界常说的“商法”只能在“民商合一”的体制范围内进行思考。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我国民商法制度采取的是民商分立的模式，无论是立法形式上还是运行机制上，均采民商分立。实际上，笔者认为，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是关于民法典与商法典的关系问题的论点；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的模式，民商合一是指就民商事关系仅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典，对于不能合并到民法典中的有关商事的规定，另行制定单行法规。大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制度。因为在我国的立法史上，立法者一般不分商事和民事，通过颁布法律建立保护民事权利和维护私权利秩序的统一的私法制度，民商法构成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上，民法是规范社会生活、经济秩序的基本法，而商法则是对民法的有效补充。在逐步完善民法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不仅颁布有民法通则、继承法和合同法，而且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维护交易安全特点的单行法，这是我国民商法获得发展的重要事实，它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没有民法典，我国的民法和商法均是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则和基本制度则已经渗透到我国的社会生
商事立法模式之选择——论我国《商事通则》的制定 [摘要] 在我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民商法典或单独的商法典，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 商事立法模式商事通则商法典 一、从商法的历史演进看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一）商法的内涵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在狭义上，商法仅仅指商法典及其附属法规，如商法典及其施行法等等。在广义上，商法包括全部商事法律部门，它不仅包括商法典，即商人身份法和商行为法等内容，而且包括与商事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法律，如公司、票据、银行、保险、运输、代理、信托、消费者保护、工商权利保护等法律。 与此相对应，由于各国商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学者在理论上将商法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是指奉行民商分立立法原则的国家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的以“商法”命名的法典，其内容主要涉及商主体、商行为之界定、创设等商法的一般规则以及商事公司、票据、保险、破产、海商等基本制度。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概念理论着眼点为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它以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即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是指一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概念的理论着眼点为商事法律规范的性质、规范的作用、规范的构成、规范实施的方式等等在理念上的有机统一。它不以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商法的形式包括各种有关商事的专门法规；商法规范不仅仅存在与商法典之中，而且还大量地存在于民法、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判例之中。从实质意义上看，无论属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论奉行民商分立还是奉行民商合一地国家，都存在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 （二）商法的历史演进——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商法最初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方的商路，促进了地中海沿岸一些新兴城市的贸易繁荣。但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营利性的商业被明令禁止。在这种冲突下，意大利较早出现了商人行会——商人基而特。该组织不仅联合保护商人的自身利益，也逐渐负担起编纂商业行规或习惯的职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人习惯法。15世纪后，伴随着中世纪后期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贸易的发达迫切需要在一国之内实现商法的统一。这一时期，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内陆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都先后制定了成文法。其中，在立法上对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法国和德国。[1](p22)
取得时效制度概述 一、各国关于取得时效制度的立法概况 所谓取得时效，亦称时效取得，是指无权占有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和继续占有他人的物达到一定期间，而取得所占有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制度。[1]其源自古罗马法，十二铜表法中就早已有关于取得时效的规定。由于取得时效制度有如下之功能：①确定财产归属，定纷止争的功能。②促进物尽其用，充分发挥财产的利用效率。③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的安全。④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和判断，并及时解决纠纷。[3]因此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确立了取得时效制度，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亦有相对应的“不利占有（adverse possession）”制度的设置，但是各国在立法体例上却有所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都在其民法典中对取得时效制度作出了规定，但在是否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一并规定的问题上又存在着两种主张：①统一立法主义。即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统一规定。法国民法承袭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共同本质的理念，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统一规定在了《法国民法典》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的第二十章时效中。但是在其具体内容上，法国民法典却未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进行区分规定，而只是进行了笼统的规定。（我们亦可将法国这种立法体例称为简单式统一主义。）而统一主义的另一个代表国家日本则在《日本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六章时效中对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进行了区分规定，其第一编第六章共分三节：第一节为时效通则，第二节为取得时效，第三节为消灭时效。并且其在取得时效一章中将取得
时效又区分为所有权取得时效和其他财产权取得时效来加以规定。（我们亦可将日本这种立法体例称为复杂式统一主义。）②个别主义。《德国民法典》即为个别主义的代表。其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并不统一加以规定，而是在第一编总则中设第五章规定消灭时效，而在第三编物权法第三章所有权中对取得时效加以规定。同时其又将所有权取得时效区分为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不动产取得时效和动产取得时效。（我们亦可将德国这种立法体例称为复杂式个别主义。）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即采用这种立法模式。而《泰国民商法典》虽也采取了个别立法主义，将取得时效规定在第四编第三章（占有）中，但其未区分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和不动产取得时效，而只是对不动产取得时效进行了笼统的规定。（我们亦可将泰国这种立法体例称为简单式个别主义。） 而英美法系则采取了单行立法的方式对取得时效加以了规定，如英国的《1980时限法案》（《The Limitation Act 1980》）和《1832时效法案》(《Prescription Act 1832》). 《1980时限法案》的核心是反向占有制度，而《1832时效法案》则确立了时效占有制度，两者共同构建了英国法上的取得时效制度。而于美国各州之内亦有关于取得时效的相关规定。 我国在清朝时期即有关于取得时效的零星规定，如《清律典卖添宅条例规定》：“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如在三十年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者，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找赎。” [4]而近
关键词: 商法体系法律技术商法通则单行法内容提要: 当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的内部规范逐渐解体，商事单行法却生机勃勃，已经成为商事立法发展的世界性潮流。无论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体例的国家，其商法体系发展的现状，均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模板。因此，在商法体系的建构技术上，我国必须超越外国传统模式，制定《商法通则》上承《民法典》下统商事单行法。我国商事单行只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商法通则》所确认的价值理念，才能形成一个形散而神不散，健全的商法体系。为此，必须制定立法和修改规划，消除体系中的矛盾、冲突和不和谐因素，做好商事单行法的汇编工作，使实质意义上的商法体系同样具备可综览性。我国虽然没有制定形式意义上的商法，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陆续颁布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同法》、《拍卖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破产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一系列商事单行法。商事立法成为这一时期最活跃的立法亮点，这无疑对促进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功不可没，同时也使我国实质意义上的商法体系的建立初具规模。然而，我国这一系列单行法的颁布实施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经济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实际需要，填补因经济迅速高涨出现法律调整空白的结果；而不是出于整体的商法理念，按照营造商法体系的思路，精心设计和构筑的产物。因而，从法律技术的层面将我国现行商事单行法作为一个集合体来审视，不可避免地存在结构体系上的缺陷，亟待从系统工程的观念，以法律技术为切入点加以完善。一、商法体系构建模式的技术分析商法体系这一用语的核心是指对商法规范秩序的思维。它是按照统一的观点或原则将商事法律概念构成一个整体 [①]。商事立法及体系营造技术是表达各种法律规定、明晰法律规范或法律文本之间相互关系，以实现法律协作和整合功效最大化的方法和技巧。然而，同样是对商法的体系化思考，不同国家的商法体系及表现形式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综观世界范围各国的商法体系及表现形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模式：（1）民商分立体例下制定商法典；（2）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统一的民法典或民法典统领单行法；（3）商事单行法。 （一）民商分立体例下的商法体系民商分立体例表现为，在民法典之外制定商法典，形成两法典并存的私法二元化格局。在这一体例下，商事法律规范在商法典中体系化。商法典内部规范体系的构建依据立足点不同又可区分为：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主义体例。法国商法典属于客观主义,它首先确立商行为的概念,将商法界定为“调整商行为的法律,即商法是在民法之外,专门规范大多数生产、销售与服务活动的一个私法分支。” [1]1然后,从商行为的概念出发延伸、发展、形成商法典的规范体系。法国1807年制定的商法典使民商分立的私法二元体制，最终从形式上完成，首开民商分立的先河。这部法典的编排体例共有四编：第一编，商事总则；第二编，海商；第三编，破产；第四编，商事法院，共648条。主观主义体例的典型代表当属于德国商法典。它从商人的概念出发，首先界定商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认为商法是商人之法；然后，以此为基点演绎出整个商法的制度体系。主观主义把商法作为商人之法，并不是赋予商人某些特权 [②]，而是强调商人的能力，加重其义务和责任。因为早在1791年就取消了一切专业上的特权，每个公民在获得许可证并缴费后，均可自由从事其所愿意的任何专业或职业。 [2]239商法的特殊性并不仅仅基于当事人的身份，商人同样也是普通人，对他们给予过多的普通法上的特权，既无必要，也不恰当，因为这样有悖于平等的民主原则。折衷主义，日本商法典是采用这一体例的代表。《日本商法典》第4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人，指以自己的名义，以实施商行为为业者。公司或依店铺或其他类似设施，以出卖物品为业者，或经营矿业者，也视为商人。该法于“商行为”编规定了4种绝对商行为和12种营业商行为。多数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商法典的起草者都试图把主观主义标准与客观主义标准融为一体。即把商人和商行为结合起来以限定商法的适用范围。实事上绝对、纯粹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采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立法的国家，从来都不曾把二者对立起来，使之绝对化。“实际上有商法典的国家，在规定商法的适用范围时